如何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树立新的资源观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既面临着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也面临着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严峻挑战。作为资源能源消费大国,中国既有的粗放式增长已经难以为继,如何让“放错地方的资源”变废为宝,让资源得到最有效地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中国已将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写入了“十二五”规划。这个产业能否缓解资源环境瓶颈约束?能否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面临哪些困难?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北京工业大学循环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会强研究员。

  概念模糊 底数不清

  《新经济导刊》:日前公布的《“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和《“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中专门提到了资源循环利用产业,请您对此进行解读?

  程会强:这是首次在国家规划中正式、规范地提出。既然国家规划明确地提出来了,就应该以这个提法作为规范的名称,列入产业指导目录,围绕这个产业建立翔实、科学的统计体系,明确研究对象和工作对象,摸清底数,这是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的根基。

  原来与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相似的名称比较多,有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再生资源产业、环境保护节约与资源综合利用产业等。这些概念大同小异,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见诸于相关的国家文件和规划。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从前端的回收到后端的利用,从生产到生活,覆盖的范围比较大,这就需要对它涵盖的领域进行清晰的界定。要明确达到什么样的规模和标准才能叫产业,否则什么都能称之为产业。为什么循环经济搞了这么多年,许多人还是一头雾水,新概念和相似概念太多了。

  此外,相关的协会也很多,为了将这些协会统一起来,深入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现在正在筹备中国循环经济促进会,争取明年建立起来。截至目前,全国没有统一的循环经济组织和领导机构,每个部委在管一段,正在酝酿成立全国循环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便加强国家层面的协调和管理。

  《新经济导刊》:规划提出,到2015年,建成我国重要资源循环利用技术体系,再制造产业初具规模,资源再生加工利用能力达每年2500万吨,煤矸石等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能力达每年4亿吨。您对此怎么看?

  程会强:我参与研讨、论证了工信部颁布的《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十二五”规划》。这个规划统计了尾矿、煤矸石、粉煤灰、冶炼渣、工业副产石膏、赤泥的相关数据,这六种工业废弃物的综合利用量在2010年就达到了110220万吨,远远超过了规划中提出的目标。如果把尾矿减去,那其它四种工业废气物的综合利用量也有9亿多吨。这些数据没有包括生活方面的废弃物,若加上商务部统计的废旧金属、废塑料、废橡胶,那综合利用量就更庞大了。科技部也有统计数据,《废物资源化科技工程“十二五”专项规划》中显示,2010年,我国回收废旧金属、废塑料、废旧电子电器等八类社会消费品废物,总量达到了1.49亿吨,如果加上前面工业废弃物的综合利用量,一共是12.51亿吨。

  为什么规划数据会出现这么大的误差?主要是概念不清晰,统计口径不一样。当然也与这个产业不成熟有关。一个学校和一个小区,用了多少电和水,能精确地统计出来,可产生了多少污水和废纸就不好统计了,只能推算。我国废旧商品的统计,也是根据年产量和生命周期倒推的。实际上,发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是一种逆向的物流和科研,我们要树立新的资源观,从单纯的依赖一次资源,转向依靠二次资源;从单纯的开发地下资源,转向开发再生资源;从单纯的倚重国内市场,转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前景美好 现状堪忧

  《新经济导刊》:许多人对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认识还停留在“收废品的”层面上,而且给人的印象是脏、乱、差,您对这个产业怎么看?

  程会强:我国资源循环利用产业还处于初级阶段,有待于通过国家政策和规划加以提升,但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发展前景很好,潜力很大。这个产业的年产值已经达到了1万亿,吸纳就业人口2000万,预计2015年产值达1.5万亿,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长点。

  实际上,就业人口2000万属于保守统计,很多收废品的从业者是游击队,并没有统计在内。每年产生多少废旧资源量,究竟需要多少人去回收,需要多少企业、多大的生产能力去处理,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技术是最高效的?这些都需要科学统计和匹配。

  目前商务部正在对回收体系设立标准。下一步,北京市将对再生资源行业进行规范,通过连锁经营,让流动从业者加盟进来,挂靠在连锁网点,并采取统一的标识,如服装、车辆、计量工具等。就像麦当劳和肯德基一样,实行全球连锁模式,它是分散的,又是标准的,这种模式适合中国的资源循环利用产业。

  从回收角度看,我国的垃圾分类实际是统一运到垃圾场,再实质进行二次分类,但废旧聚酯塑料瓶的分类做得比较好。需要注意的是,废旧聚酯塑料瓶的回收利用主要是瓶体,人们丢弃废旧饮料瓶是应该把标签和瓶盖取下,瓶盖和瓶体的塑料材质不一样,如果不分开,到了回收处理企业需用粉碎浮选法分离。虽然对每个人是举手之劳,但这将会大大降低企业的处理成本。北京盈创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专门去掉标签的成本是300元/吨。所以,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发展有赖于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支持。我主张的垃圾分类不是从垃圾箱开始,而是从公民的头脑中开始。公民的配合参与,才可以使这个产业发展壮大。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现状是:从负面来看是分散的、无序的、混乱的,从正面来看又是朝阳产业,有潜力的战略新兴产业。培育发展这一产业,在初期阶段必须通过政府来推动和保障,通过严格的法律法规和足够的扶持力度,将其推入市场机制的轨道,促进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新经济导刊》:众所周知,废旧物资回收行业,正规企业竞争不过小商小贩,请您分析其中的原因?

  程会强: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首先是前端的回收问题,原料不能保证导致企业开工不足,这样新技术就不能大规模地应用。这也是回收处理“正规军”竞争不过“游击队”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社会回收体系不健全,再生资源企业没有力量去挨家挨户回收废品,而是通过大小商贩、回收站、分拣中心、集散市场等多个环节进行回收,这样无疑使回收成本大幅提高。

  我国的废品回收中间环节太多,而且每一个回收站点都要占用土地,达不到规模化经营,所以大多是散兵游勇,城市的回收体系建立不起来。另外,管理者的思维比较僵化,陷入了规范的窠臼中,要求必须五步走:从回收站点—分拣中心—集散市场—回收企业—运输企业—处理企业。表面看很规范,但效率低、成本高。

  中国的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是微利,政府对企业的补贴力度远远不够。“大棒不够硬,胡萝卜不够甜”。惩治力度和支持力度都不够,造成这个产业半死不活。回收处理者好比是饭店的大厨,其优势是炒菜,如果让大厨既买菜、摘菜又洗菜,最后还端菜上桌,那大厨就不堪重负了。中国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现在缺少良好的外部环境,企业已经干了许多超出企业范围的事情。处理企业的优势是处理废品,外部环境要由政府和社会来保证。企业现在最头疼的是回收,原料远远不能保证,所以很难做大做强。之所以形成恶性循环,主要是正规大企业的利益不能得到保障,相反,低处理成本的小作坊以高价抢夺原料。

  政策瓶颈 亟需突破

  《新经济导刊》:日前,国家四部委联合公布了第一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企业名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也正式实行。这对废旧电器电子产品资源化利用有何意义?

 如何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树立新的资源观
  程会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只适用了两个延伸制,或者严格说是一个半延伸制。基金征收的对象只限于生产者和进口代销商,这无疑加大了生产者的生产成本,让企业感觉生产的不是产品,好像是电子电器废弃物。我认为应该采用多个利益相关方责任延伸制比较合理。

  日本对此也有相关立法。日本采用三个延伸制:生产者责任延伸制、销售者责任延伸制、使用者责任延伸制。生产者不仅有生产的义务,而且有责任把生产的产品回收利用,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由于实现了社会责任和经济效益双赢,企业回收利用的积极性就很高。

  如果钢铁企业回收废旧钢铁,不仅可以减少环境污染和铁矿石的消耗,而且能节约资源,降低成本,利国利民利己。出台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目的应该做到多赢,不管是循环经济,还是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归根到底首先是经济,经济要通过市场机制运行。政府只是一种推动作用,就像火箭的助推器,把卫星推到预定的轨道,卫星才能自己运转,否则就会失败。政府就是要发挥火箭助推器的作用,把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全力启动起来,之后的产业运行主要靠市场。

  第二个征收对象仅是进口代销商,这也是不完整的。作为销售者责任延伸制,销售者具有回收所销售产品的义务。大型家电产品,消费者基本都是从商场(销售商)购买的,很少有从生产厂家直接购买。如果法律规定销售者具有回收责任,就像这几年开展的家电“以旧换新”活动,效果非常明显。一旦将“以旧换新”作为常态,把商场作为回收渠道,而不要交给小商贩,商场销售多少新产品、回收多少旧产品都是可以量化统计的,消费者可以“以旧换新”,也可以不换新,商场把旧家电集中起来,让生产者或处理企业把旧家电拉走,这样家电回收体系就建立起来了。

  现在仅靠这一基金扶持这个产业远远不够,关键是通过基金“抛砖引玉”,让大家有观念上的转变。此外,基金征收的力度和政府补贴的力度太小,回收处理企业想获得基金补贴,难度非常大,而且回收处理企业数量太多,不可能像撒胡椒面的方式,人人有份。

  关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的征收,将来应该进一步延伸。一是销售者的范围要扩大,不仅是进口商,还有国内的销售商,让商场成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的主渠道。二是采取使用者责任延伸制,逐步推行使用者预付制。每个人在购买电器电子产品的时候,要预付一定的费用,即使交一块钱作为回收处理基金也行,目的是培养这种使用者预付处理费的责任意识。

  《新经济导刊》:请您谈谈资源税费改革对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将起到什么作用?目前推行的难点在哪里?

  程会强:生活废弃物和再生资源主要涉及到增值税,工业废弃物和矿产资源主要涉及到资源税。再生资源行业在2011年之前一直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增值税政策出现过几次反复,2011年起彻底取消了退税政策。

  再生资源企业收来的废品大多没有发票,这样就无法抵扣增值税。由于前端成本很高,后端税负很重,再生资源企业的利润空间非常狭小,这样对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的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

  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还处于培育期,既然是培育,就要多出台一些培育扶持的政策,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另外,从量征税也不合理,应改为从价计征。税收是一种导向,应引导企业多创造价值,而不是单纯追求数量。

  资源税主要是把生态成本纳入到经济成本当中,绿色GDP虽然不好统计,但资源税可以推进。要加大对原生矿产资源开采的征税力度,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生态资源。因为提高原生矿产资源的税负后,人们就会考虑开采成本,逐步转向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

  《新经济导刊》:我国再生资源产业和企业当前面临哪些困难?如何破解?

  程会强:我曾经在博鳌论坛上提出,再生资源产业面临两个瓶颈:技术瓶颈和政策瓶颈。通过我对国外和国内的再生资源企业进行考察,现在我可以自豪地说,国内的规模化、标准化再生资源企业,后端处理技术并不比国外的企业差,但发达国家前端回收做得好,企业所用的废品原料比我们规范。

  总体来看,该产业面临的最大的瓶颈还是政策瓶颈。除了税负过重等因素,按照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链条来梳理,还可以发现许多问题。

  一、人的意识。99%的中国老百姓不认为废旧家电和电脑是废物,不会当成垃圾白白扔了,谁给钱多就卖给谁。这样就容易分散废旧物品的流向,甚至流向地下工厂。前端意识不转变,就会给后端产业规模化发展形成很大障碍。消费者的意识决定了企业的成败和产业的兴衰,因此政府要对消费者加强宣传和引导。

  二、回收。再生资源企业为什么吃不饱?一是实际回收环节太多,成本水涨船高,企业无法承受;二是企业直接建立自己的一级回收渠道,代价同样太大。解决再生资源企业吃不饱的问题关键是政府。靠法律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争取通过1~2个中间环节(商场、邮局、分拣中心)就到达处理企业。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小商贩和“游击队”可以暂时存在,但要逐步收编规范,必须将收到的废品交给正规处理企业,而非地下工厂,实现“社会化回收,专业化处理”。此外,政府要加大对正规企业的补贴力度,抓大扶强,坚决取缔地下小工厂和小作坊。

  三、运输。我国现在还没有专业的物流体系服务于再生资源回收,再生资源企业多是自建物流团队。如果运输这块不专业化,这个产业将是无序的,企业的成本还是降不下来。所以要充分借助社会化的物流体系,把这个产业盘活。

  四、处理。国外经验证明,最先进的再生资源企业生产线也离不开手工分拣,说明这个产业非常适合中国发展,既能提高规模化,也能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但当前我国的再生资源处理是以手工为主,机械化程度比较低,所以这个产业有很大的技术提升空间,需要提高附加值,实现废物高效利用。

  五、消费。循环经济和资源循环利用产业要“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建议在城市建立再生资源产品超市或专柜。虽然现实中,一些市场也在卖再生产品,但没有标识,也不敢承认,怕引起消费者误会是垃圾产品。实际上,规范、标准的再生资源产品是价格低、质量等同于新品的产品。要加大宣传力度,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

  因地制宜 科学发展

  《新经济导刊》: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倡导发展循环经济和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如何避免其它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的盲目跟风、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缺乏自主创新等弊端?

  程会强:首先要树立正确的观念。发展循环经济和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不是权宜之计,是长期的发展战略。其次要因地制宜,发挥自己的特色。循环经济不是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的专利,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同样可以结合实际发展循环经济。我国西部虽然工业废弃物相对较少,但有大量的农林废弃物,所以我们提出可因地制宜地发展“林下经济”,还有“沟域经济”、“庭院经济”等,都是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第三要实事求是,科学论证,确保技术可行、经济合理,不能一哄而起。

  举一个反面例子,中部某省秸秆很多,若就地烧毁,容易造成空气污染,于是引进了一个电厂,利用秸秆发电。仅开工一个焚烧炉,没几天就把十里八村的秸秆烧完了;开工两个焚烧炉,很快就把方圆一百平方公里的秸秆烧光了;如果再扩大范围回收秸秆,运输成本太高,得不偿失,造成发电企业进退两难。生物质能发电的想法挺好,属于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项目也审批通过了,但效果不佳,归根到底是缺乏前期的科学调研和评估。

  当然还有很多正面例子,如德青源的循环经济模式和北京水泥厂的“北水模式”。

  《新经济导刊》:再制造成为“十二五”重点发展领域,您怎么看待这个新兴行业的机遇与挑战?

  程会强:近十年来,我国已逐步将再制造开拓成循环经济中一个单独的领域,最先启动于军事装备,高强度训练对军事装备损耗很大,更换新的成本太高,于是进行再制造。再制造主要集中于容易磨损的汽车零部件、机床、工程机械等机电产品。再制造的好处体现在价格便宜、性能优良、节约能源。美国的再制造最发达,也是从军队发展起来的。

  如何让老百姓感觉到再制造产品的质量是可靠的,必须有权威的标准认证,担保再制造产品可以达到新品的标准,让老百姓逐渐接受。再制造介于再利用和资源化之间,实际上,生活中的许多产品都可以再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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