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济增长模式亟需转变 企业为什么要一心一意的创新，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持续60年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我们面临的各种微观和宏观的经济问题，它的症结、根源在于我们这60年来所用的增长模式，它带给我们的一大堆问题已经积累起来，使我们要往前走一步都很困难。 经济增长模式，最早是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核心内容就是依靠投资来驱动增长，来支持增长。我们在建国初期从（前）苏联引进了这种增长模式，它支持了中国的工业化，可也带来了很多负面的东西。我们在1960年代开始就想实现这种模式的转变，但一直没能成功。198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讲到了我们今后的经济发展方针，核心就是要转变依靠投资来实现的增长，要转到一个依靠效率提高的轨道上去。但因为体制上的原因，这个转变非常缓慢。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用另一个办法来弥补它的缺陷，这个办法就是用出口的需求来弥补这种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内需不足、消费需求不足。这种办法在一段时间里面取得了效果，特别是在1994年的外汇改革以后，用出口导向政策弥补由投资来拉动增长和造成的需求不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到了本世纪初期，这个起弥补作用的出口导向政策所造成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它正面作用在消退，而负面作用在积累，近年来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了，所积累的问题变成了我们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强大阻力，比如资源的耗尽，生态环境的破坏，一直到投资率不断上升。它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外汇存底越来越多了，它在宏观经济上造成的影响就是货币超发。现在我们有3.2万亿的国家外汇储备，这是用了25万亿的中央银行货币买来的。而中央银行货币是一种高能货币，在中国中央银行的货币乘数大概是4左右，这就意味着为了3.5万亿的外汇储备创造的货币购买力大概是100万亿左右。这个100万亿开始的时期表现为我们资金充裕，可经过一段时间的滞后期后，它就表现为资产价格、房地产价格飞涨，（再）持续一段时间就表现为通货膨胀显现。所以所有这些问题都使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资源耗尽促使转向提高效率 大家都在说转变，到底是从哪里转到哪里呢？要转什么呢？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不是来自投资，而是来自效率的提高，这是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 在改革以前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所以就会出现大跃进以后的局面，改革开放以后确实有了新的变化，一个新的变化是还靠投资，靠劳动力。它是由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的资源投入，我们有一个增长因素是原来的城乡隔绝的方式实现工业化，所以大量的土地资源、劳动资源是闲置或低效率利用的。政府手中这些年有大量资源可以投入，比如土地资源在城市化过程中可以投入。另外，因为我们在市场化过程中货币的需求量大量增加，发行大量货币不会引起通胀，政府就可以发行大量货币。过去30年，政府手里拥有的资源大大的增加了。但是现在几乎是到了尽头，像深圳这个地方土地就紧张得不得了，去年国际创新特等奖的获得者师昌绪院士说在深圳有一个很好的企业，需要20几亩地都拿不出来，可见这个“浮财”已经挖尽了。 钱、资金也是这样，2009年政府手里的钱好像是无限的，4万亿投资、10万亿的贷款，高铁建设就砸进去了3万多亿，现在行不行呢？不行了，不能再（依赖）“浮财”了。所以（企业）必须耐得住寂寞，一心一意的要提高效率，提高竞争力。不能靠“浮财”了，到政府去拿一块地，拿几千万、上亿的补贴。 今后要靠原创性的创新 不是说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完全是靠资源的投入，改革开放以来跟改革开放以前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增长里效率提高的贡献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这个效率提高是怎么来的呢？不是靠原创性的创新，是靠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对于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了，还有开放使得我们的技术水平迅速靠引进设备、引进别人现成的技术，很快把我们很落后的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提高到一个发达国家的平均（或基本）水平上，这个技术水平的差距是几百年积累起来的，我们在30年的改革里面靠开放政策很快就接近了。 但是，效率的提高，一个是因为结构，一个是因为引进。结构的提高，一个（原因）是农村低效的劳动力变成了城市工商业、非农产业效率比较高的劳动力，另外是（由于）土地由原来的闲置或低效利用变成了城市的土地利用。这两个因素，资源利用的结构性的变化、引进。这种因素造成的效率提高也走到了尽头。比如技术引进，当我们的技术水平接近于发达国家普通的技术水平的时候，这时候靠引进就不太行了，要靠创新。所以今后要靠原创性的创新，原创性的创新并不是说所有的都要我们从基点、零点开始进行创新。但你总是要有所发明，否则你很难在技术上能得到由于技术进步所造成的效率提高。 我们要强调创新，今后我们不能说是领跑世界的技术进步，但我们已经变成第一梯队的一员了，如果不能有原创性的改进，那么很难在世界市场上有竞争力，因为人家的技术是在不断进步的。 别一提创新就想到技术革命 前年以来，从中央领导到各级党政领导都强调创新，但是出现了一些误解或误导，就是不要一提到创新就想到革命性的高技术发明，或者说用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去取代所有原来的制造业。在制定“十一五”的时候曾经考虑过，提高效率、转变增长模式有几个方面的路径，其中有一些东西被大众所接受，但有一些东西被忽略了，比如当时提出来的和后来一直强调的——要依靠服务业的发展，要提高服务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比例。另外是要发展战略性的新兴产业，但这时候常常忘记了本质在于提高效率，在于依靠“索洛余量A”。而效率的提高不一定表现为革命性的技术发明。 所以在“十一五”和制定“十二五”的时候其实都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产业结构中最大的一块，就是制造业。我们的加工制造业是要被取代还是应该提升？这个创新是不是也要体现在我们原有的制造业里面呢？应该体现，因为只要是能够提高效率，不管是哪一个行业都是实现我们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内容。 只要能赚钱就是好片 现代制造业跟传统的制造业（相比）有什么特点呢？现代制造业的附加值很高，它的附加值来自于哪里？是来自台湾的施正荣讲的“微笑曲线”的两端，前端就是研发RND、设计等一些活动，后端就是在渠道管理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包括消费性的售后服务，也包括金融的售后服务等等，这两端都是服务活动，只不过在统计上所统计的仅仅是独立的服务业企业，在制造业内部的服务性活动的附加值是高的，但是统计不进去，所以如果你以政绩为目标，它就会忽视制造业内部的服务活动造成的效率提高。 像我们这个地区加工制造业是产业份额中最大的一部分，我们怎么能让现在的加工制造业提升它的附加值？也就是提升它的效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关键是按照另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说法，他把“索洛余量A”叫人力资本，也就是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 不但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经营模式创新也是重要的创新。只要能够提高效率，不在多少，不在高低，只要能够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提高盈利率，就是实现我们的增长模式的转变。企业应该把握住这一点。我一再引用里根总统时期的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波什教授的一句话——不管是硅芯片还是土豆片，只要能赚钱就是好片。 政府主要职责是为企业搭好舞台 无疑，政府在改革和发展中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政府手中还是掌握了大量资源。但最近一年多以来，政府加强了自己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取得了一些效果；可是效率太低，成本太高。 一定要按照科技大会所定下来的指导思想，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政府不是主体。我们许多干部也说企业是主体，但政府是企业的主导，这样就会有问题。 我认为，政府主要的职责是为企业搭建一个好的舞台，创造好的经营条件。第一是为创新提供压力，第二是为创新提供动力，第三是为创新提供能力。 过去政府总是把它认定的最好的企业扶着，叫“慈父主义”。其实这是害了企业。 第一是害了这个企业。第二是它对一个企业给予倾斜，其实就打击了其他企业，也许你扶起来一个企业，但你扼杀了成千上百个企业。第三是动力，动力来自何处呢？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斯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精辟，他说，激励的要点就是要让一个个体或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它取得的回报相一致，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企业或个人就会去“傍”政府，因为政府手里有资源，这样就会破坏了激励机制。第四是要让他有能力，他自己负责能取得资源。所有这些基本上要由市场来提供，所有措施要以这个来衡量政府就一定要弄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有一次我听了北大的周其仁教授提了一点意见，这个话说得非常精辟，而且非常通俗。 他说：为什么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原因是我们在探索未知，政府没有能力知道未来会向什么方向发展，绝对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政府要去指定一个产业发展方向，指定一个技术路线，失败的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唯一的办法就是放手让千家万户的企业、让千百万人去探索。 探索中失败的概率是很大的，但因为是千千万万的企业和个人在那儿探索，总有一部分人成功，它的成功就能带动整个产业、整个国家走向成功的道路。 对话 问：我们看未来10年经济转型的时候，会提到另一个概念叫“中等收入陷阱”，您觉得我们在未来10年能避免这个悲剧性的局面吗？ 吴敬琏：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为什么中等收入会陷入陷阱？我认为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生产函数，原来在中等收入阶段支持我们增长的有些因素已经不能起作用了，就要找新的能支持增长的来源。这个来源其实就是效率提高，或者用索洛的话来讲是叫技术进步，用索尔兹的话来说是人力资本的贡献比重增加，就要找到新的支撑力量，如果不能找到这个支撑力量就会掉进这个陷阱。 为什么会有陷阱？因为消费不足。所以要超越这个陷阱，最重要的就是增加消费的比重。消费为什么不足？因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者从普通劳动者一直到专业人员，他们占的比例在下降；而国家和企业占的比重在上升，所以最终消费就不足。 问题是怎么能提高消费的比例呢？现在似乎大家比较倾向的（是从）政府到一般的居民，希望政府拿钱，政府去收税然后来补，或者给低收入阶层免税，或者是彩电下乡，政府来补贴。我认为这不是办法。现在已经很明显了。政府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它要多支出就要多收税，我们1994年以来税收的提高速度是GDP提高速度的一倍以上，结果就是蛋糕做小，税重了嘛。 问：中国在未来10年到20年到底消费是最重要的，还是消费和制造业及制造业中的创新是最重要的？您怎么看？ 吴敬琏：我的意见是消费是重要的，消费比例下降的原因是因为国民收入中，劳动者，就是居民的收入占的比重在下降。怎么能够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根本的问题，我觉得马克思有一个说法是对的，就是分配的结构是由生产的结构决定的。你如果不能解决在生产结构中不是靠投资，而是靠普通劳动者的投入加上有技术、有知识的劳动者的比重上升的话，你没办法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比重。
我们看西方的历史就可以看到，19世纪（西方）因为主要靠投资的增长，所以资本家的收入比重在增长，而劳动者的收入比重在下降。到了20世纪发生了变化，就是用“索洛余量A”的说法，人力资本的贡献提高了。在社会现象上表现什么呢？就是出现了新的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 问：从传统产业领域来看，在西方世界的产业链布局当中，我们现在逐渐和德国在制造方面慢慢接近，但在布局中中国始终处于低端的，我们在高的部分还是属于相对低端，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有低附加值的陷阱？因为我们不可能一步跳到美国和德国那样的先进阶段。 吴敬琏：可能提这样的问题就有点问题，什么叫低端的创新？这个（创新）无所谓低端、高端、中端，你增加了技术知识含量，提高了附加值，也可能是在一个很低的东西上加了一点。 就像华为，通讯技术不是从它开始的，它能够超越朗讯，是光通讯，光通讯不是华为从头开始的。大致上在90年代末期，其实它在光通讯技术上已经是世界领先了。你用这一个标准来看，别人有创新，但我完全是引进，不但是引进技术，我们前一个阶段的引进主要是引进设备和附带的技术，在人家的技术基础上我有原创性的进步，这就是创新了。 根据我和陈清泰同志一起做过的很多调查，在全国各个地方，包括二线、三线城市，我们都有很多是在人家的技术上，但是我们是站在前沿的。问题是我们体制上的问题太大，另外，由政府来分配资源，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创新环境很不好，它的产业化步履维艰。 问：按照吴老的说法，这就回到了黑猫、白猫，只要能抓老鼠就一定是好猫，这是一致的。制度环境的创造者，最大的责任是在政府身上，所以政府一定是避不开的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力量。 吴敬琏：总的倾向来说，政府官员们有致命的自负。对于信息知识的取得，政府绝不比个人和企业有优越性。所以它致命的自负，就是产业发展的方向由政府来指定，其实它的原意可能并不是要（政府）来指定。比如新兴产业有7个，政府的作用是提供一个全局性的长远的信息，至于说决定干什么，还是企业自己去决定。但我们因为政府手里的资源太多了，它一说它认为是什么型的，不但是他自己认为他看准了，因为资源在他手里，企业就跟着来了。 问：您觉得致命的自负导致政府在这个事上能不能及格呢？ 吴敬琏：政府的作用非常大，但是看什么作用。一般而论，它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环境搞好，这是政府的责任，把体制搞好。当然，它有些资源要用来提供生产公共品，生产（的）外部性特别大。比如科研因为外部性太大了，所以这是社会的责任，是政府的责任，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还有共用技术，这应该是由社会来提供的。但是竞争后的技术，竞争后的产品，政府去补贴，去资助，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但我们用了很多钱都是资助竞争的产品。你资助了一个企业就等于打击了别的企业，它的效果是负的。 问：我们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作为一个总体，在过去30年，在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科技进步的角度，我们给它打一个分。我们给过去几十年作为的一个总体打分，分值在50分—100分之间。 吴敬琏：在每个阶段是不一样的，在被人追赶的时候，因为人家都走过了，政府只要是认真的学习，回头来，它的方向大体上可以看准。到了创新的时候，周其仁教授说的，不确定性太大了，要由政府来决策恐怕死定了。 问：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在过去几年这个做法非常盛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海外公司把他们的研发中心带到中国，增加研发活动。在中国有很大的从事于创新的劳动力的工作力量，为一些跨国公司工作。你觉得跨国公司带来的研发力量是否属于中国的创新力量？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展这么多的研发活动，对中国的创新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吴敬琏：第一个问题“是”，当然是中国的研发力量。国人有这种顾虑，因为在各个大型公司有一些保密制度，而且有很高的技术不会在中国做，但是我不这么看。因为科学和技术其实是无国界的，你怎么设立门槛、设立保密的制度，其实它的扩散效应、它的工作方式是无法阻拦的。 说一句话，在这个链条中间，有几个角色，官、产、学、研，各自办自己的事。 问：吴老是古典音乐爱好者，能不能给企业家朋友推荐一首最有趣的曲子？我觉得吴老可能要从莫扎特说起。 吴敬琏：我不是一个音乐家，我也不懂音乐理论，我喜欢莫扎特是因为我们生活太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