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半月谈》记者近期在一些产粮大县调研时了解到，在土地流转加快、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节节攀升、种粮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种粮大户普遍“钱紧”，一些地区甚至出现种粮大户靠借“高利贷”种地现象，资金短缺成为困扰大户的“紧箍咒”，使他们种粮意愿下降。 一两千年以来，农民遇到急难事，能够选择的往往就是高利贷。在现代金融业已经很发达的今天，农民仍然离不开高利贷。这实在不好理解的事。 皇权时代，农民遇到灾荒，迫于生计，或者在青黄不接，遭遇皇粮国税催逼的时候，借高利贷是最常见的事。历朝历代，对于高利贷都是谴责不断的。在宋朝，王安石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即青苗法，就是要用由官府来经营金融服务，以打击民间高利贷。
在中国历史上，政府实行的常平仓一种相对有效的社会救济制度。平时在粮价低平的时候，政府出资收购粮食，储存于常平仓；粮价上涨的时候，政府又出售一部分，平抑粮价。在遇到严重灾害的时候，政府还将常平仓的储备拿出一些，无息出借给老百姓，使其渡过难关。这种制度在执行较好的时候，能够一定程度上替代高利贷。王安石实行的青苗法的制度设计是，将常平仓变成了高利贷，即将常平仓的粮食，以20%的年利率出贷给农民，让农民在收获粮食之后，连本带利归还。20%的年利率在今天看来是很高了，但在当时来说，比高利贷的利息率还是要低一些。王安石希望通过这种手段，由官府垄断借贷业，打击民间高利贷经营，将放贷利息收归官有，减轻农民负担。他的出发点或许是好的，但执行中出现政策的严重偏离，经营放贷的官员肆意勒索，实际利率比官方规定的高出很多，官府成为比民间高利贷经营者更为凶悍的压迫者，农民并未受益。 王安石企图以官府垄断借贷市场的改革失败了，以后历代王朝也没有强行介入民间借贷事务。农民急难之时仍然不得不求助高利贷，政府对于高利贷最高利率有些限制，但管控并不严格。 农民之所以不得不忍受高利贷的沉重利率，接受高利贷，其根本原因，正如费孝通很早就指出的：“单纯地谴责土地所有者或即使是高利贷者为邪恶的人是不够的。当农村需要外界的钱来供给他们生产资金时，除非有一个较好的信贷系统可供农民借贷，否则地主和高利贷是自然会产生的。如果没有他们，情况可能更坏。”（费孝通：《江村经济》） 就目前来说，中国农村相对百年以前，金融服务有相当的进步，但是，针对“三农”的信贷体系和金融服务仍然是残缺的。一方面，农业经营和其他任何产业一样，都需要现代金融的支持和服务，对于金融服务要很大的需求，但是另一方面，面向农村的金融网点极少，办理信贷的程序极为繁琐，而尤为严重的是，金融机构向农村的抽血现象十分严重。从农民那儿聚集来的大量储蓄资金，都源源不断地被投放到城市其他产业，而不是被用于对农业生产的信贷支持。对于金融机构来说，这是其趋利的本性决定的，本无可厚非，但是，从国家整个产业政策的角度来说，如果放任这种现象持续下去，则农业经营者只有向民间高利贷者借贷，不但提高了农业经营的成本，压低了经营的利润，最终可能使他们放弃农业。这对于整个农业产业是不利的。 今天的农民不得不依赖高利贷，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数十年前的费孝通所没有预料到的。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农民，没有什么财产可以抵押和担保，因此无法向金融机构借贷。向金融机构贷款是必须有抵押，有担保的，但目前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的，宅基地是集体所有的，住房也是没有产权的。无论土地，宅基地还是住房，农民都没有所有权，都不可能拿到金融市场做抵押担保物。无可奈何，他们只有铤而走险，去民间寻求金融支持。民间借贷尽管对于抵押物要求不是那么的严格，但是作为替代，他们必然要求更高的利率。 这就是说，与古代农民相比，今天农民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实际上更小了。这也说明，目前中国农村集体所有权的土地和住房制度，已经严重地制约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权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