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九二派”，一个充满了时代的诱惑与神奇的词语。它的发明者是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特指在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精神激励下，大批戴着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红帽”主动下海创业的企业家。《九二派：“新士大夫”企业家的商道和理想》一书，详细介绍了“九二派”代表人物的人生经历、创业故事和思想观念，在改革、企业家精神再次成为最强音的今天，给人们带来很多深刻的启发。 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1992年这一年，全国至少有10 万名党政干部“下海”经商。“九二派”为什么要下海？什么是驱动力？有的是追求人性的平等，追求自由与创造，兰世立直言“当看到自己写的发言稿被别人拿去一本正经地念时，我感到很不爽”；有的是处于仕途的边缘，博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毛振华说“哪怕让我去西藏当个县委书记，我也许都不会下海”；有的完全是出于“红帽”的纽带，做“官倒”，赚一把钱就跑的投机。因此，“九二派”的发展也就结局纷异，有的已经销声匿迹，有的已经成为“教父”级的企业家，有的已经身陷囹圄。“成者王，败者寇”，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在今天被作为了“九二派”企业家的代表。 虽然“九二派”企业家都主动回避“红帽”的话题，但他们的身上始终打着“红帽”的烙印。一是他们的触觉有限，所从事的主业多以贸易、金融等服务业为主，夹着房地产、医药等的多元化，原始的发展都离不开“红帽”带来的资源与人脉；二是虽然“九二派”成功企业家都有了自己的理念，如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强调“信任、简单、透明”，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强调“一定要专业”，新东方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强调“努力做好一件事”，等，都还只能称为“成功秘诀”，与完全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家精神还有很大差距。三是“九二派”企业家的机遇意识主要来源于体制内，陈东升依然觉得“北京是红太阳的中心”，“美国今天最火的，就是中国明天将要红火的”，所以他们既缺乏“78派工业英雄”草根的冒险精神，也缺乏“2000派互联网弄潮儿”的创新精神。 人类总是健忘的，但历史将记录这一切。“九二派”企业家在中国的商业舞台上，出场、串场、退场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未必记得住企业家的名字，但未来很长时间里，我们还会拿中期、万通、泰康、华谊兄弟、新东方、汇源果汁、零点咨询等作为商业经典案例来分析；但那些“倒在了体制的怀里”的失意者，发出的“千万不要试图用金钱与政府角力”的惨痛教训，可能更能够让我们反思。《九二派：“新士大夫”企业家的商道和理想》花了很大篇幅讲兰世立的故事，特别是2009年3月13日，兰世立以合作条件不平等回绝了中航集团的收购，甚至对前来斡旋的政府官员说，即使砍了他的手，他也不会签字。这是何等地悲壮。 巫术文化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克里斯玛”，意指神授的能力，是追随者用来形容诸如摩西、耶稣之类具有非凡号召力的天才人物的用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作者马克斯 · 韦伯认为“克里斯玛”人格是历史中富有创造性的革命力量，有着这种人格的人物以传统的名义出现，却是传统大刀阔斧的改造者。任何“克里斯玛”都是有时效的，它所能赋予社会进步的合法性也同样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递减。邓小平毫无疑问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克里斯玛”。但在《九二派：“新士大夫”企业家的商道和理想》一书中，“九二派”企业家最感念的不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而是《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两个文件。改革开放三十年，蛋糕空前地大了，但质疑或阻力也正在重重叠加，人们呼吁进一步深化改革，理性的声音是告别“克里斯玛”，进化到法理型权威，要依靠法律与制度的改善，要依靠每个公民的努力推动，而不是某个领导人的睿智。 企业家精神不仅是投资创业、提高市场活力的首要条件，也是实现创新和联结各种生产要素的一种稀缺无形资源，是企业健康长寿的基因和根本，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唯一真实来源，对企业的成功发展至关重要。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说：“把中国的市场潜力发挥出来，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靠什么？我们现在是靠政府，是靠产业政策，这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要靠企业家，不能靠政府；要靠私营企业，不能靠国有企业。企业家精神必须通过市场来检验，政府干预抑制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九二派”企业家最大的贡献是以自身的实践挑战了“轻商主义”的传统，以自身的故事呼唤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可喜的是，“九二派”企业家对企业家精神已经开始了新的思考，黄怒波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毁灭性创新”，朱新礼认为“企业家精神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让富人变成有责任感的人”…… 《九二派：“新士大夫”企业家的商道和理想》通过“九二派”企业家的群像，发出呼吁：“一些国家之所以不发达，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企业家禀赋，而是因为他们的企业家人才被不当配置于政府或非生产性部门中去。” “重振企业家精神就是要求政府退出经济主战场，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让企业和民众回到舞台的中心；重振企业家精神，就是要求政府放松和解除管制，强化市场功能，弱化官员造租和寻租的能力；重振企业家精神，就是要求民众理解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如此观来，“九二派”企业家谱写了历史，但他们的历史使命还正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