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日前，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称将研究推动将客货运车辆严重超速、超员、超限超载等行为列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为，追究驾驶人刑事责任。 据说，根据交管部门的统计，全国70%的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是由于车辆超限、超载引发的，50%的群死群伤性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与超限、超载有直接关系。此外，车辆超限、超载还严重威胁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安全。因为超载、超限车辆最大的隐患是，一旦前方有事故或即将发生事故，即使司机预见到了，但车辆超载、超限后加长了制动距离，不易及时停下，容易酿成更大的事故。 如此看来，超限、超载确实“十恶不赦”，比醉驾的危害不知强多少倍，既然醉驾入刑，超载焉有不入刑之理！这也是很多人赞成超载入刑的原因。 不过，我认为法律在这件事上应该慎重。诚然，超载可能是引发交通事故的诱因，但超载和醉驾之间还是有一个本质区别，即超载并不影响司机在行驶时的技术和判断，超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后果上。换言之，超载造成的事故并不能仅仅归咎于超载，很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比如，司机的疲劳驾驶等；但醉驾造成的事故肯定是醉驾本身。 从这一点来看，醉驾的事故几率无疑要高于超载。但从上述统计来看，似乎超载表现得严重，这里有两个因素：一是虽然喝酒驾驶的人很多，但真正喝醉开车的人不多，况且，一般醉驾的距离不远，不像超载，动辄行驶几百上千公里；二是很多归咎于超载的事故，可能并不主要是由超载造成的，但因为他超载了，所以就把原因算在超载上。尽管如此，出于防范事故的考虑，在社会的呼吁下，法律还是把醉驾入刑。毕竟在一个酒文化深厚和讲礼数的国家，喝酒在人们的社交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如果没有一个相对严厉的惩罚，因醉驾造成的交通事故就无法遏制。 然而，超载的原因却不像喝酒这样涉及到人情世故而难于根治。现实中很多超载行为的发生——主要是货车的超载，交通事故也主要与此有关——虽然不乏主观因素，但更多的是司机或企业为减少过高的物流成本而作出的无奈选择。中国的过路过桥费堪称世界之最，它们占了运输成本的很大一块，还时常遭遇道路罚款。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理性的自然人或法人的决策，肯定是超载，因为与其再跑一趟，耗费各种费用，不如交点罚款划得来。因此，要治理超载的话，根本措施是减少运输成本，而不是就超载后果立法。虽然在法律的严厉威慑下，可以预计，它会像治理酒驾一样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无疑会进一步加重企业的运输负担。而企业运输成本的提高，会引起利润、税收、就业乃至物价等一连串反应。 更严重的也许是，将超载入刑，会造成法律工具主义的滥用，以为法律无所不能，从而今天觉得超载是个问题，将超载入刑，明天觉得闯红灯是个问题，将闯红灯入刑。总之，只要什么问题社会反响大，民意压力重，就将造成该问题的行为纳入刑法来对待。这样，法律的威严固然体现出来了，但并不表示人们尊重法律，恰恰相反，是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来对待法律。
中国目前不缺法律的不足，缺的是把法律作为一种信仰去尊重，去执行。而这正是中国人对法律采取一种工具主义的态度造成的。法律诚然是政府治理社会的一种手段，但前提是，政府和老百姓都要站在法律之下，平等地接受法律的管辖。如果法律只管百姓，而政府却不受法律约束，那么法律也就偏离了它应有的正义价值。在法治社会，是不可放弃和背叛法律的，执行法律是不允许讨价还价的。但是今天，社会上相当多的人都对法律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法律对我有利，我就服从它；对我不利，我就绕过它，甚至践踏它。这就是把法律作为工具使用的观念而带来的恶果。 因而，如果说醉驾背后涉及的是一种文化，而文化的顽固性需要法律来打破，那么，超载背后涉及的则是利益，而利益可以通过利益的手段来解决，无须动用法律。 要治理超载的话，根本措施是减少运输成本，而不是就超载后果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