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5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的5个分类指数普遍回落，表明制造业企业生产增速明显减缓。而今年前4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进出口增速均较去年同期有了明显下滑。前4个月消费的实际增速也大幅下滑，仅为10.9%。
5月18日至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武汉市就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调研时提出，要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位置。因而，国内外普遍关注中国经济能否实现“稳增长”基调下的“软着陆”。 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以及阶段性“人口红利”均在逐步丧失，制度性缺陷、逆市场化倒退、系统性腐败以及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正在演变为随时可能爆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 在最近短短的一两个月里，国务院研究部署并推出多项措施，力图避免经济大幅度滑坡，并放松银根，安抚民营企业。对民间融资的态度也似乎有了较大转变，希望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更加注重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 国务院要求抓紧落实扩大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实施范围，支持自给式太阳能等新能源产品进入公共设施和家庭，加快普及光纤入户，加大对保障性住房和农村危房改造支持力度。企望通过显性化的民生工程来重获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国家发改委被要求认真梳理在建续建项目，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鼓励民间投资参与铁路、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建设；大力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兴业；稳定和完善出口政策，支持企业积极开拓市场，促进外贸稳定增长；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努力实现农业再获丰收，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稳定和严格实施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 虽然这些表述内容并不新鲜，但在目前条件下较为集中地提出和实施，也算是对过去若干年严重忽略国民福利和收入增长平等程度的一种反思与矫正。
有不少人担忧：经济增速一旦明显放缓，楼市调控必然放松。这种判断在一些地方已应验，如以各种手段变相放松楼市调控，奖励购房人、补助公务员购房、提高公积金支持力度、放松土地政策等。“稳增长”的关键目标在于保证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衰退或明显滑坡，但不能指望用放松银根来恢复房地产的“美妙时光”。 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过去长期依赖于投资驱动，无法避免高能耗、高污染、低福利的副作用。有些网民直言不讳地指出：“稳民心”才是“稳增长”的核心和前提。而要“稳民心”，就无法回避政治变革这一关键命题。 早在10年前的政府文件中，就曾经提出“要把权力无限的政府改造为权力有限的政府，把管理型政府改造为服务型政府”，实际结果却渐行渐远，如今是需要兑现政府承诺的时候了。当务之急是切实推行公共财政与预算民主，严格限制政府征税的权力，切实减轻国民的税收负担，保障国民的实际购买力与人均福利水平伴随经济增长而提高。同时应当对政府支出逐步实施“硬约束”，因为减税的前提是政府支出得到纳税人的有效监督与约束。 农业生产率的低下与国民教育体系的落后，制约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长远发展。比如，目前农田水利欠账太严重，即使每年投入3000亿元，也需要用10年以上时间才能把整个农田水利体系建设起来，从而保障粮食安全与用水安全。 今年前5个月的宏观数据令人无法乐观，5月30日通过的《“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被普遍视作是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实现“稳增长”的引擎。然而，再好的政府规划也无法替代市场的配置功能及其参与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自觉努力。 换句话说，发改委越强势，企业和地方政府对发改委以及国家规划的依赖性越强，市场化功能就越弱，市场参与者的角色和功能就越可能受到威胁。无论是刺激经济的巨额投资之“猛药”，还是振兴若干产业的战略性规划之“仙丹”，也无法替代自发的自由市场竞争秩序（即“看不见的手”）和追逐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理性。无论是“保增长”还是“稳增长”，剥夺国民自由选择与发展空间、背离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的单一增长注定是要终结的。 从长远目标来看，所谓“包容性增长”必须包含国民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应包含个人和企业资本自由度的提高。就政府的规划与政策功能而言，首要任务应当是规范和约束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运行，真正落实没有特殊豁免和歧视的国民待遇，回归市场经济的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