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ADDING价值计分卡不仅适用于商品贸易，也适用于其他类型的跨国界流动。服务就是一个最为显著的延伸：服务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近2/3，但是其在全球贸易中的比例仅为1/5，且服务贸易进行的密集度仅是商品贸易的1/8。有一些服务具有固有的不可贸易性，如理发服务的市场，服务的贸易密集度的整体水平与其应有的水平相比要低得多。而在运输和专业服务领域，还存在着一些特别的政策限制。
服务的自由化需要有一个复杂的规则系统保障，而这些规则的影响是十分难以量化的。有少数几个研究试着利用CGE模型确定这些规则的影响，它们得到的结论表明：减少一定百分比的服务贸易壁垒所带来的收益，要比减少同等比例的商品贸易壁垒所带来的收益多。此外，这些研究，比如说上一部分讨论过的研究，只是研究了ADDING价值计分卡所确认出来的经济收益的一小部分。因此，这些研究可能在经济总收益的估测方面显得比较保守。最后，由于信息技术使跨国服务贸易更为便利，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服务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潜在收益是在不断增加的，而在本章开头，商品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收益是在减少的。 在产品和服务贸易之外，还有资本、人员和知识的跨国流动，我们先讨论资本流动。现在就讨论资本流动带来的利益显得有些奇怪，但是对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动加以区分是十分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外国公司在一个国家的购买、创立或商业投资）是长期承诺的代表，尽管对外直接投资的比率每年都会不同。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知识、信息、资本的转移，也有助于一些功能，如贸易，作为产品市场一体化的渠道的转变。 其他的跨国资本流动也能带来一系列的收益，但是这些收益的范围较窄。这些资本流动主要集中于对资本的成本和边际生产力，以及多元的风险加以利用。然而，这些资本流动也会增加不稳定性，因为它们不止是简单地每年都出现变化：它们能够也经常出现逆转。这些资本流动的确需要对之进行管理，尽管很少能理想般地将它们完全消除。有关这方面的内容会在第七章和第八章中进一步讨论，现在我想给出我对此的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它们可能会带来传染性的风险，但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跨国资本流动性是有重要意义的；如果管理得当，这些资本流动会增加而不是减少由全球化带来的收益。第二，尽管存在着阻止这些资本流动及相关的投机活动的行动，但是这却不能消除由危机引起的在国家之间更好地协调金融市场的需要。这种协调代表了与金融相关的进一步的全球化，尽管这种全球化属于另外一个类别。 下面我们来讨论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前期的研究表明，其带来的收益是不可估量的。就消除跨国劳动力流动的所有限制能带来的收益而言，CGE模型对此的预测为大体等同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倍或更多，而不是仅仅为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如果我们时刻记着富裕国家的生产力是贫穷国家的数十倍这样一个事实的话，我们对这一点就不会感到很惊奇了。贫穷国家的移民搬到富裕国家时，就使这一差距得到了很大的弥合。而且这些移民到了富裕国家之后，能够利用富裕国家优越的资本、技术和体系，还能增加这些国家的劳动力供应、充实某些技术和职业种类、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以及企业活动的水平。 当然，有些读者会提出反对意见，因为他们认为完全的自由化似乎不会发生。然而，我实际想要表达的重点是，哪怕当前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只有适度的放松，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就将大大高于目前为止所讨论过的其他方面的开放所带来的收益。对更为合理（即有所限制）的跨国劳动力流动自由化的估测认为，这样所带来的收益会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几个百分点之多。 也就是说，我们赞成完全的劳动力自由化的意愿，并不能成为壁垒的存在具有持续的重要性这一观点的佐证。这些壁垒需要对其加以管理，但是管理的方式应该是强调一体化—利用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减少文化障碍的机制来管理，而不是强调禁止劳动力的流动。换句话说，管理并不总是缓和的唯一准则。一些发达国家似乎除了自由化之外就已经别无选择。因此，欧盟正在受着50∶50∶50的预测的困扰，即其人口的50%到2050年时将达到50岁或以上的年龄。日本的人口状况则更加不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移民迁入的话，美国的生活水平将会下降10%，欧盟将会下降18%，日本则会下降23%。这些可都不是小数目！有关平衡劳动力的供求所面临的挑战，我在第八章中将会进行详细的讨论。 最后，我们再来看知识的跨国流动。我们之前所讨论过的各种流动都能够使知识从一个国家流动到另一个国家（不论是通过嵌入贸易产品中、经由对外直接投资转移，还是由人员带入），但是除了通过这些流动转移之外，知识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实现跨国流动（例如通过特许、咨询或剽窃）。同样，我们还要注意到，知识的流动还会使规模收益强势增长：与其他商品不同，在一个地方使用知识并不会降低在另外一个地方使用它的能力。（这是正外部效应的一个例子；有关负外部效应的问题在第六章中有所讨论，主要是集中在全球变暖的问题上。） 一方面，跨国知识流动已变得十分重要：据估计，大多数国家90%甚至更高的生产率的增长都依赖于国外的技术资源。对那些小国和贫穷国家来说，这一百分比则接近100%。根据研发费用的支出情况来看，只有一个国家，即美国，似乎能够更多地依靠国内的而不是国外的技术发展来提高生产率。 另一方面，知识依然呈现出高度的本地化。因此，不同国家中的投资者引用各自专利的数量只是处于同一个国家的投资者引用各自专利的数量的50%~75%。据七国集团的一项研究估计，引入另一个国家的研发的成本为1美元的话，相距为2 000千米以下的国家（北美或欧洲以内的国家）在国内研发只需74美分，相距为2 000~7 500千米的国家（在北美和欧洲之间的国家）在国内研发只需37美分，而距离更远的国家（日本与所谓“三人组”的另外两个地区，即北美和欧洲的其他部分之间的国家）在国内研发只需5美分。 人们试着解除这种距离效应。七国集团的研究认为，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语言技能都是国际技术外溢的渠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研究强调，在一个国家经商的便利，以及这个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质量，都能提高这个国家的生产率，并促进这个国家自己的研发和国际研发的外溢。企业，甚至同一个国家内的企业，都众所周知地容易患上“非本地发明”综合征，由于缺乏了解，再加上我们讨论过的一些文化障碍，这一综合征可能在国际的层面上更加恶化。但是重点在于，所有这些知识跨国流动的决定因素都容易受到政策的影响。 要理解潜在收益的重要性，我们要先考虑一种程式化的计算方法。这种计算忽视了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与距离有关的效应，并将研发概括为“国内”和“国外”两类。跨国研发外溢增长10%的话，这将夺去其他国家为研发而付出的努力的光彩，当然，这些国家并不包括美国、日本和中国。对美国这个研发支出占全球研发支出超过1/3的国家来说，其在研发费用支出方面的增长将占到国内支出的近20%。当然，对于那些落后国家或是小国来说，研发的外溢则显得更为重要。 总之，跨国劳动力流动自由化带来的潜在经济收益很大，而促进服务贸易和知识流动带来的经济收益也非常可观。如果再加上商品自由化带来的收益的话，这些收益一起可能会使由开放带来的收益超过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5%。而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所要讨论的文化和政治利益则将使收益进一步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