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电影《纸与铁》　第2章　战争的命脉　战争政治与和平政治-爱华网

物质上的匮乏和物资短缺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德国最终在西线战役上失利的原因。但是，也有国家在比1918 年的德国艰难得多的环境下继续战斗，比如苏联在经历了致命军事打击和1941~1942 年的经济崩溃后，仍然能继续战斗。此外，物资供给因素也无法解释德意志帝国为什么负隅顽抗，直到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全面溃败。1917 年，处境好于德国的国家都在试图进行和平谈判，不愿承担最终战败的风险。德国却既没有发起全面战争所需的内部凝聚力，也缺乏站在相对有力的立场上进行协商的外交智慧。因此，德国的溃败既有政治因素，也有物质因素。它反映的不是供给危机，而是缺少合理性。

德国总参谋部认为发动战争的必要性在于，要抢在德国的战略地位恶化之前采取行动，并计划发动闪电战，主要目标是阻止俄国完成军备项目。然而，由于英国加以干预，小毛奇的施利芬计划失败以及奥匈帝国在东线受到压制，导致战事陷入胶着状态，直到1916 年的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会战把战争推向高潮。由于三国协约具有明显的经济优势，德国政府的合理做法应该是协商和解，或者至少在力量平衡上作一些外交调整，从而增加战胜的机会。然而，战争拖延的时间越长，损失也就越大，对最终的回报就有更高的期待。制定战争目标起初是通过协商来进行，但很快就升级为涉及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国内政治和大战略的公共辩论。德国人不仅对他们的战争目标各持己见，而且在获胜的概率上也有分歧，甚至在通过什么政治途径达到战争或和平这种关键问题上也是如此。

贝特曼· 霍尔韦格在9 月份提出了一个计划，即把法国和比利时的富矿区连接起来，形成中欧关税同盟（Central European Customs Union），从此经济利益成了有关战争目标的争辩焦点之一。1915 年5 月，6 个主要的经济协会就战争目标递交了请愿书，但汉萨同盟的退出暴露了这个联合阵营内部的分歧。的确，比起商业集团和工人的和解协议，商业利益集团内部更容易瓦解。汉堡有一些人士赞成合并整个或部分比利时的领土，例如鲁道夫· 克拉泽曼和理查德· 克罗格曼；但绝大多数汉堡商人都和巴林的观点一样，认为“不合并”才是正道，因为“英国不可能把比利时让给我们”。收获最多是“经济和军事上的互相依赖……尤其是对于港口”，这里的港口主要就是指安特卫普，其市政府由几位汉堡参议员代为管理。同样，由巴林和沃伯格掌舵的商会大声反对汉堡在中欧问题上的立场，强调与中欧的贸易对德国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对汉堡来说，更有吸引力的前景则是争取殖民地，并且商会内部花费了大量精力讨论，列出了一旦获胜后可能从法国或英国那里得到的殖民地清单。然而，即使是这方面的意见也不统一，一些大商行对德国在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的相对优势也存在纷争。

在某种程度上，商业界对战争目标的激烈分歧反映出经济利益相关方的冲突。巴林和沃伯格对于合并反应冷淡，他们倾向于支持议和，显然，他们关注的是越洋贸易持续中断对其业务造成的影响。相比之下，赫尔曼· 布洛姆到1917 年开始坚定支持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最高统治，并坚决战斗到底，他也许关注的是统帅关于打造大型德国潜艇舰队的承诺。然而从整体来看，在决定辩论立场的问题上，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也许比经济利益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泛日耳曼同盟谴责商会反对与比利时的合并时，它谴责汉堡在反对关税同盟问题上一再犯独立主义的错误：“这不是汉堡第一次在大日耳曼前进路上充当绊脚石了。”马克斯· 沃伯格也在1916 年表示支持德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拉脱维亚和库尔兰建立“殖民地”：

拉脱维亚人很容易就能被迁走。在俄国，重新定居本身并不残酷。人们已经习以为常……那些正在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德国裔外邦人（即非俄国人）可以获准进入这一区域并寻找殖民地。这些地区不需要被划入德国版图，但至少必须从属于德国—尽管要使用某种联结手段，使它们不会回归俄国。

这与理查德· 克罗格曼的观点非常接近。如果德俄边境地区能够永远被改写，将会赢得汉堡工商界的广泛支持。

沃伯格对1916 年的预测最终在布列斯特– 利托夫斯克得以实现，他和克罗格曼之间已经产生了很深的裂隙。克罗格曼支持鲁登道夫在巴尔干、波兰和乌克兰建立傀儡国，并且“为这些人处在顶端而感到欣喜”，而沃伯格谴责1918 年的条约是“半遮半掩的合并”，民族自决权揭开了它的真面目。二人的分歧首先反映出他们对德国的谈判地位有不同判断。沃伯格和巴林一样，对德国战胜三国协约的前景持悲观态度，要打败美国更是希望渺茫。正因如此，他们认为需要进行一些外交调整来提高获胜的概率，于是他们在1915 年积极为德国争取同盟（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典），并提倡分别与俄国（巴林赞成的策略）或英国（沃伯格赞成的策略）维持和平关系。尤其是在汉堡，沃伯格最反对解除对潜艇战的限制，因为无论会对英国的食品供给产生多大影响，此举可能会引发美国的敌对态度，产生严重后果。“如果切断德国与美国的联系，”沃伯格在1916 年2 月说道，“这意味着德国战争的资金来源将减少50%，而英国和法国的资金来源则会增加100%……我们应该竭尽全力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如果（不加制约的潜艇战争）持续下去，我们就会输掉战争，财务上的原因是我们无法借到贷款，经济上则是因为我们现在从国外拿到的大量原材料将会被切断供应，让我们难以为继。”在沃伯格看来，对于威尔逊在1917 年1 月22 日提出的“没有胜利者的和平”，德国的反应非常激烈：

对于主导舆论的种种危险观点，我们不能信以为真。Basser- andStressmänner 远没有我们和美国的关系重要。如果最终和美国交战，那将来等待我们的只会是一个在道义、资金和经济上都十分强大的对手，我对此深信不疑。

沃伯格的意见没有得到重视：对潜艇的限制再次被取消，之后仅仅两个多月内，美国就对德国宣战。然而1917 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不仅无法证明沃伯格的观点，反而让仍在与马丁· 霍博姆和瓦尔特· 许金等和平主义作家交往的沃伯格显得威信受损。俄国的溃败和东线的军事胜利让那些反对谈判的人有了新的动力。沃伯格（在首相赫特林的指示下）计划与美国大使就比利时问题在荷兰展开非正式谈话，可1918 年3 月出台的《布列斯特– 利托夫斯克条约》使该计划彻底破产。①

很显然，有关战争目标的争论与德国立宪筹备中的论战密不可分。早在战前，贝特曼就承认战争会加强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力，也可能“颠覆许多王权统治”；为维持经济上的休战状态，作出一些妥协是必要的，如正式承认工会权力，正式筹备成立工人苏维埃，这些举措都有明显的政治寓意。对战争目标的争论更凸显了政治权力分配状况问题的紧迫性。有人认为外交机会被浪费了，他们不但质疑外交部的能力，而且对德意志帝国首相受军方牵制的程度也表示疑虑。相反，还有一些人认为贝特曼是“叛徒”和“祖国的罪人”，希望扩张军队将领的势力。无论是领土合并和中欧问题，还是维持原状，或是基于自主权和工人阶级的同心协力进行和平革命，这些战争目标都与国内目标休戚相关，例如独裁、一定程度的议会化或者是革命。1917 年2 月到9 月之间发生的事件让其他选项逐渐浮出水面。在俄国爆发二月革命后，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哥达①成立，为“以民主缔和平”提供了机构上的支持，也推动了多数社会民主党转向相同的方向。在帝国议会上，社会民主党与中心党和改革派联合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没有“强迫割让”的和平。虽然贝特曼已经说服德皇接受普鲁士选举权的民主化，但他却被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革职，由一无所长的米夏埃利斯取而代之，这一变更也得到了沃尔夫冈· 卡普的新祖国党的公开支持。

在汉堡，高喊各种政治、经济口号的和平主义游行诞生于1916 年8 月，在1917 年末达到高峰。当局最初逮捕了一些极端分子，但与此同时，受全国运动的启发，参议院和市议会中的自由派也不得不考虑对汉堡的选举权进行改革，从而“安抚收入较低的那部分人口，支持他们温和的领导人发挥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联合自由党和右翼人士（实际上是汉堡市议会中的国家自由党人士）都拒绝彻底的民主化，其理由则是在像汉堡这样高度城市化的联邦州，保持社团主义在文化和资产上的某种特权是必要的：两者都希望维持贵族阶层的特殊代表权，在必要时可以牺牲地产所有者的特权。但即使这样，仍然有人不能接受。克罗格曼和马克斯· 冯· 申克尔对于是否支持卡普于1917 年夏向他们提出的祖国党事宜一直犹豫不决；然而，随着选举权问题的开放迫使保守党不得不采取行动了。7 月汉堡保守联盟成立；10月，祖国党的汉堡分支成立，到1918 年已吸纳10 000 名党员。

由于马克斯· 沃伯格支持议和，也赞成一定程度的宪法改革，这让他不可避免地成了右翼的攻击目标，这种敌对的表现形式就是反犹主义。1917年12 月，沃伯格在参议院选举中胜出；但令他备感惊讶和失望的是，在市议会选举中他落败了，媒体将其解读为反犹主义。这种屈辱无疑是在嘲弄满腔爱国情怀的沃伯格。由于沃伯格在经济上功勋卓著，1916 年8 月，他被授予铁十字勋章。在军队服役的2 900 名汉堡犹太人中，就有他的儿子埃里克和搭档卡尔· 梅尔希奥。1917 年4 月之后，他被迫中断和他在美国的所有兄弟的联系。但一些观点坚持认为，他重视自己的国际关系网—经济、家庭和种族上的联系，胜过对国家的忠诚。沃伯格家族的经历清楚地展示了战争给那些都会精英们带来的压力，这些人会发现，在1914 年之前，要寻找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之间的平衡点会相对容易些。保罗· 沃伯格也因为他的“国外关系”在美国遭遇过类似的对抗情绪。尽管保罗在1910 年成为了美国公民，为美国的货币改革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协助成立了“自由贷款”组织（Liberty Loan），但公众抗议，理由不外乎他是在德国出生的美籍公民，有一些在德国公众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近亲，所以不应该在美国事务上被给予极大的信任，担任要职。虽然保罗认为威尔逊总统背叛了自己；但不可否认，他无法全心全意忠诚于某个对象。保罗反对美国参战，为德国的潜艇战辩护，坚称德国在1917 年8 月已经“摆脱封建制度”，“实现了民主化”，还尝试着阻挠儿子加入美国海军航空队。同样，战争也迫使沃伯格家族重新审视他们对犹太教的态度。“一战”期间，犹太人被大规模地从东欧驱逐到德国，这促使马克斯· 沃伯格和费利克斯· 沃伯格去调查并改善犹太人在波兰的境遇；正如《贝尔福宣言》中的巴勒斯坦问题使马克斯· 沃伯格调整了他对锡安主义的反对态度。

虽然沃伯格意识到“重工业和泛日耳曼人”是导致战火不断的“主要煽动者”，但他也知道，这些人的驱动力并非“可以立即实现的物质动机”，相反，他们“用渴望征服的理由说服自己”。沃伯格在商会的同事—商人弗朗茨· 维特赫夫特还指责了帝国议会中的国家自由党：“他们沉醉于自己在议会上发表的那些浮夸言论，迫不及待地投身民族主义运动浪潮，却不奉行现实政治的原则。”然而，明确阐明在政治上采取正当的中间立场绝非易事，沃伯格等人于1916 年9 月拟定的“汉堡市民权利”草案就证明了这一点。与之前的版本相比，新版本抛弃了“与社会民主斗争”的字眼，因为“这在当前形势下是不可能的”；也抛开了少数派对于“推行一边倒的立场，保护某个阶级的利益”惯有的谴责。新草案的提法是把“促进汉堡的贸易和航运业”作为“特殊目标”：

有人强调，我们少数派应该立足于健全的汉堡保守主义。但是，为了防止人们误以为少数派与两个德意志保守党持相同观点，草案中没有出现“保守”一词。经过激烈论战，委员会决定在起草时完全不提及“自由”或“保守”等词。然而，这份提案丝毫不会让人怀疑少数派的一贯立场，那就是对于这两派合理的核心观点都给予支持。

这种没有政治色彩的措辞一直是战前资产阶级政治的一个特点；但战争却导致汉堡市民阶层中出现了裂隙，需要重新进行修补。现实是沃伯格想通过和谈结束战争，但他也必须承认，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改革德国内部的某些方面，至少加强德意志帝国首相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削弱重工业游说集团的势力。这些观点使他在1917 年7 月加入了支持麦克斯亲王成为首相的阵营；但是，当多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弗雷德里希· 艾伯特于1918 年6 月访问汉堡时，持上述观点的沃伯格很快就与其达成共识。于是，中间派不可避免地开始向左派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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