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随着马恩河会战宣告施利芬计划的破产，以及奥地利人在俄军的炮火下节节败退，德国陆军总参谋部所承担的巨大风险也趋于明朗：一旦在欧陆军事失败，德国就要面对大英帝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即使只把不列颠群岛算在内，协约三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比德同盟国高出60%。英国可以支配的资源非常多，除了人力、粮食供给，还有雄厚的海外资本来资助战争，这极大地拉开了双方的经济差距。因此，德国能否有效地调动那些相对匮乏的资源成了决定性因素。和英国相比，德国的商人和政客也许在意识形态上更容易接受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大规模干预：一边是阿斯奎斯政府偏爱的“半官方”的口号—“照常营业”；一边是提倡彻底放弃资本主义体制，推行瓦尔特· 拉特瑙和维夏德· 冯· 默伦多夫构想的“战时社会主义”，这形成了有趣的对比。然而，尽管围绕德国战争期间的经济统筹问题有很多理论，但在实践上，德国的战时经济要落后于走务实道路的英国。究其原因，其中之一是因为英国对德国发动的经济战比德国对英国的经济打击更有威力。以汉堡为例，敌人的行动造成了多方面的打击，首当其冲的就是英国海军的行动严重破坏了德国的海上贸易。8 月1 日的汉堡航运期刊《汉萨》指出，如果英国参战，德国的“经济生活会受到史无前例的重创”。之前提到，汉堡和大英帝国的贸易占该城市1913 年海运进口总值的近1/3，出口总值的1/4，比整个德国的平均比例高得多。但由于英国的海上霸权，以及英国成功地向“中间派”施加了压力，汉堡贸易受到的影响比最悲观的预测还要严重得多。德国海军的实力还无法抗衡英国在北海的霸权，这意味着战争爆发时，除了斯堪的纳维亚，港口内的德国商船无法到达任何其他的国外市场。如此一来，德国的进口到1915 年降至战前水平的55%，而汉堡则暴跌至2.4%，直到1918 年才稍有回升（为4.3%，见图2.1）。汉堡码头陷入停滞状态，绝大多数海外的商业机构也被停闭。约翰内斯· 阿姆辛克把这个局面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形势进行了一番比较：“我们的商业完全停滞了。”巴林则怒斥英国使出“商贩的那些肮脏邪恶的伎俩”，“唯一目的就是把我们排挤出世界市场”。而且，随着长时间大规模的冲突造成了世界经济结构彻底转变，事态逐渐明朗，也就是说，这种排挤并非仅限于双方敌对的时期。由于欧洲工业生产向战时工业转移，欧洲以外的工业产量在世界市场上的比重显著上升，其中尤以美国为最，日本、印度和南美洲也有小幅上升。这对汉堡的出口商来说是个打击，但最为严重的是它对其他经济领域的影响，尤其是造船业。这里我们有必要为猎敌行为和政府行为划清界限；最主要的是德国无限制的潜艇战战略促使美国“一战”期间新船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飙升，由8%升至56%。在德国造船商看来，美国新的造船能力使美国成了他们在战后经济萧条时期最头疼的竞争者。 英国大打经济战，一方面封锁敌人，一方面利用政策武器没收德国的海外资产，于1914 年10 月颁布了第一部《敌产（没收）条例》。1914 年，德国持有海外资产200 亿~280 亿马克。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先后通过立法没收了其中的161 亿马克，其中大多数被大英帝国所控制。德国的短期投资和短期贷款则往往可以得到清偿：从战争爆发到1915 年3 月，沃伯格把近2.41 亿马克的资金转移回本国；1917 年，国外欠汉堡债权人的资金缩减为7 070 万马克。然而，许多汉堡境外资产的清理却并不容易。在英国领地开设分公司的商业机构即刻被没收：由于德国在新加坡和槟榔屿的资产被没收，贝恩迈尔公司的损失达数百万马克；威廉· 奥斯瓦尔德公司在东非损失近4 000 万马克，而G·L· 盖泽在西非的损失达1 000 万马克。德国航运公司的损失尤为惨重。轮船或沉没或被没收，损失船舶多达639 艘，总吨位达230 万载重吨，为战前商船队总吨位的44%。汉堡有记载的战时船舶损失则相对较轻，为战前总吨位的28%。汉堡– 美洲公司在开战时有12 艘船被扣留在协约国的港口，另外还有15 艘在交战的前9 个月沉没，不仅如此，位于中立国港口的83 艘船因不敢冒险起航回国而流落异乡，而由于德国国内的80 艘轮船中大多数是远洋轮，不适宜用于波罗的海和近海贸易。敌国行动对航运公司的影响再次说明德国政府的政策加剧了形势的恶化。如果德国至少把一部分船只出售或包租给中立国的船运公司，尤其是停靠在美国港口的那109 艘船，航运公司的损失就不会如此惨重，但是，德国政府担心这样一来成了为协约国供应物资，于是最终只有45 艘总吨位为170 000 吨的小轮船被售出。汉堡– 美洲公司那些被困在国外海港的船只有9 艘船被巴林卖了出去，而最终美国一国就控制了其价值近1 亿美元的资产，包括37 艘船舶。难怪许多在战前属于亲英派的汉堡商人在他们的公司被英国人夺走后，希望德国一旦获胜就能使英国的殖民地转让给德国。但随着战事的推进，汉萨同盟的矛头却逐渐从伦敦转向了柏林。巴林在写给内务部长的一封信中愤怒地表示：“我们公司的船舶……已经所剩无几。而造成这些损失的主要原因不是敌军的炮火，而是政府采取的措施。” 德国政府的战略部署在很多方面激起了汉堡商界的敌对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它反映了期望落空后的失望。当时绝大多数商人都认为德国军事机构是高效的典范。在1914 年8 月，巴林“为总参谋部严明的纪律和辉煌的成就而感到欣喜”，总参谋部是巴林认为“无可挑剔”的两个机构之一（既然汉堡– 美洲公司已经被毁，另一个则是天主教会）。可事实上，军事机构和民政机构都没有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在柏林，实业家们在战前曾向内政部施压，要求成立“经济总参谋部”来调配资源，但内政部对此无动于衷。在汉堡，巴林在1912 年曾被军事机构要求制订战时食品供给计划，但得到执行的计划却少之又少。战争爆发了，德国的粮食供应几乎处于失控状态。8 月6 日，巴林和沃伯格被迫赶赴柏林与内政部、财政部、外交部和德意志帝国银行的官员探讨食品进口问题。途中状况频出（屡次被武装的市民以搜查间谍为由拦下），混乱的局面堪比这次会议，而会议最终也宣告破产，因为外交部代表误以为德国能够利用美国的商船。 当时的人们和后来的历史学家试图把德国的战时经济描绘成一种全新的经济：“计划经济”、“国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工会资本主义”。但这些说法夸大了概念上的一致性，而且它们在现实层面也并不统一。通过与私营公司签订合同来满足武装部队急剧膨胀的需求，并且以获得利润为目标（而非旨在扩充军事部门的力量）—这一基本宗旨在战争期间没有丝毫改变。因此，战争经济对汉堡最根本的影响在于国家工业部门获得的军事合同的数量。例如，纺织和食品加工企业可以为前线提供制服和军队给养：截至1915 年12 月，汉堡向军队供应了600 万马克的纺织品，满足了近1/3 的需求，在随后的3 个月中又继续供应了1 100 万马克的纺织品。但军火合同的数量则少得多。在1916 年末，共有34 家企业生产导火线，58 家生产榴弹；但雇员超过100 人的只有15 家，此外还有48 家适合制造军火的企业，但它们却没有订单。到1918 年，汉堡的军火合同月均达460 万马克；汉堡不断抱怨自己受到了“集权化的”柏林当局的歧视。正是战争时期这些困扰帝国联邦的问题使得这些抱怨带有一些排他主义的色彩；事实上，也正是为了平衡各联邦州的利益，德国战争部采用了一种极其荒谬的做法—根据各联邦州人口比例来分配合同。 这些抱怨似乎忽视了汉堡造船和工程企业在军舰尤其是潜艇制造上的重要角色。如图2.2 所示，军舰订单的增加显然并不能弥补因商船需求下降而减少的产量：在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半里，造船业产量下降了44%，到1917则降至战前产量的1/5 左右。然而从财务上看，战争似乎又让造船厂收益颇丰。在战争期间，博隆福斯船厂潜艇订购量有97 艘，期间该船厂的净利润从1914~1915 年的137 万马克（11.4%）， 一路上升至1917~1918 年的270万马克（13.5%），甚至高于钢铁工业的平均利润。它收购了一家较小的船厂—新增了一个船坞和机器厂，生产能力扩大至每年近60 万吨，净资本从1 200 万马克升至2 000 万马克，而其劳动力由10 250 人升至12 555 人。博隆福斯船厂绝非特例：1914~1920 年，德国13 家大造船厂的生产能力都增长了120%。整个工程业在战争期间的就业率增长了6.6%，但造船厂的就业率却上升了52%。德国政府确信“造船业在战争期间的业绩超过了战前的和平年代”，并谴责造船厂“通过折旧减税或各种转让”隐藏真实的利润水平。这种说法夸大了战时合同带来的益处，实际上，造船厂之所以扩充劳动力，主要是因为盲目征兵导致现有工人素质的降低。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博隆福斯船厂的利润只不过从1914 年的波谷中稍有回升；而船厂的扩张在很多方面都像是一场赌博—相信战后对船舶的需求会激增。另一方面，政府在支付战争合同的时候也的确过于慷慨：1913~1916 年，伏尔铿造船厂的人均生产率上升了69%，而每个工资单位所消耗的生产资料却下降了20%，这可能也是船厂对于海军部的监管十分敌视的原因。 战争经济在供给方面的主要创新就是打破了集中管制，把原材料配给权委托给由使用原材料的工业企业组成的托拉斯，即所谓的“战争企业”，并由另一个官方机构—战争物资部进行监管。另一个创新就是委托各工业垄断集团完成工业生产目标。战争物资部和战争企业在其成立之初就受到汉堡商界的大力抨击：马克斯· 沃伯格反对创建金属公司，主张在1914 年建立一套“官僚色彩”较轻的体系；商会则谴责这一体系会“排斥企业的独特性”。这从某个角度折射出汉堡商业界坚持“自由行动”的意识形态。然而，汉萨同盟反对的主要是工业界对集中配给的控制，而不是集中配给制本身。它担心战争公司会进一步加剧目前德国经济纵向统一的趋势，使进出口越来越受到工业的控制，危害到独立的商业利益。这些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事实证明，巴林和沃伯格于1914 年8 月在汉堡成立的旨在协调进口的皇家（之后更名为中央）采购公司无法摆脱被搬到柏林的命运。尽管汉堡的银行（尤其是沃伯格银行）在资助从瑞典、罗马尼亚和荷兰等地的进口方面能作出重要贡献，但由于政府意欲对不满于钢铁卡特尔的种种价格限制的生产商施加出口限制，出口贸易变得处境艰难。1917 年1 月实施的出口审查制，使工业联合会能够对所有的出口交易进行有效的直接管控—这似乎极大地威胁到汉堡出口商未来的独立自主性。柏林的德国工业战时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掌握了经济大权，让汉堡商界为此提心吊胆：巴林在1917 年12 月称柏林是 “吸走一切的大海绵”。 钢铁工业一直被称为“受战争或和平影响最大的产业”。除了船坞，汉堡经济每况愈下。毫无疑问，在战争期间，大型船运公司和小商业银行遭受的直接资本损失比其他任何机构都更为严重：战后汉堡– 美洲公司总资产的实际价值下降了25%，其中实物资产下降了53%。不仅如此，公司收入也大幅下滑：以战后汉堡– 美洲公司的账目来计算，该公司在战争期间的收入仅为4 390 万金马克，年收入减少了84%。对于银行界，沃伯格银行在为战时进口提供资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在战争末期的资产负债表（根据通货膨胀作出相应调整）显示公司资产在1913 年增长了50%（由1.18 亿马克升至1.76 亿马克）。小商业银行的状况则不容乐观：只有贝伦贝格银行能够保持较为理想的业绩水平。由于法律对股市的制约，从事工业融资的银行也面临困境：联合银行和北德银行在战争期间签订的合同都按实值计算，而德国商业银行的业务增长则只能依赖向德国其他地区继续拓展业务。战时汉堡经济的相对不景气体现在其合资总资本的收缩上。帝国的实际总股本在战争期间仅下跌了14%，而汉堡却下跌了1/3 以上。 汉堡经济衰退一个最明显的征兆就是“外来”资本对其经济的渗透不断加重；汉堡经济落后于鲁尔地区和柏林，那些外来者的身份就是最好的证明。胡戈· 斯廷内斯在汉堡的几个大型船运公司都持有大量股权，其中包括汉堡– 美洲公司和合并后的韦尔曼航运公司，其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收购被战争削弱的公司，将其合并后纳入自己位于汉堡的企业—胡戈· 斯廷内斯远洋航运贸易股份公司。同样，阿尔弗雷德· 胡根贝格也企图控制越洋公司—一家位于汉堡的越洋电报公司。德国通用电气公司（AEG）和Gutehoffnungshütte 炼铁厂受汉堡带来的影响则更为持久。在拉特瑙为战时的通用电气公司规划的项目中，有几个是他特别倾心的，其中就包括投资航空运输和造船业，他认为在运输业务上巴林是一个颇有胆识的合作伙伴。他们的合作为日后汉莎航空公司的诞生打下了基础。但这种投资属于长期投资，同时二人也达成共识，只有新的造船项目能够在战后立即创造赢利机会。两种单独的想法融合在了一起：一是以柴油机为动力装置的轻型船舶，二是利用标准零部件和流水线进行美式大规模生产的造船厂。保罗· 罗伊施希望在和平时期为Gutehoffnungshütte 炼铁厂生产的钢铁找到稳定的销路，正是这一点有效地推动了德意志造船厂在落后的芬肯沃德半岛的成立。罗伊施在新公司中有控股权，新公司的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到1918 年6 月已经可以签订建造25 艘潜艇的合同。因此，截至1918 年，号称在战争中损失最惨重的龙头企业之一确立了其在汉堡核心工业中的地位，这恰好显示出汉堡商业在战争经济环境下的相对低迷。 于是，德国战争经济的供给日渐由工业企业及其保护组织所垄断：它们不仅控制着基本物资的生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物资的价格、分配和出口。这个体制至少在效率方面值得商榷。显然，由于贸易中断，以及生产要素被转换为战争工具，绝大多数参战国的工业产量都出现下滑；正如战争年代收成欠佳也导致了实际范围内农业产量的下跌。然而，产量萎缩的问题在德国尤为严重。有数据表明，“一战”期间德国的国民生产净值每年约减少4%（见图2.3）。在农业领域，1915 年和1916 年的收成低于平均水平，1917~1918 年则仅有1910~1914 年平均农产量的近60%。该数据还揭示出工业产量也出现了同类型的下跌：每年约减少11%（见图2.4）。这种情况不能完全归咎于封锁导致的进口物资短缺，因为德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和欧陆邻国的贸易赤字高达110 亿~150 亿金马克，同时德国在替代进口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样，我们也不应把责任完全归咎于人力物力向前线的转移，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较为可行的假设是，战时德国经济的特点是原材料及生产要素分配的严重失衡。战争年代电子产品的产量平均比1913年高出1/3；但除有色金属外，所有主要工业指标均出现下降—钢产量下降13.5%，煤产量下降16.5%，金属产品下降20.1%，生铁产量下降33.6%，而纺织品产量下降56.4%。与此同时，消费品生产的几项指标并未出现更严重的收缩；在战争期间，糖产量的下降幅度小于生铁产量，而烟草产量不降反升（见图2.5、图2.6 和图2.7）。虽然铁路当局对机车的投资比战前多了23%，但到1917 年，铁路运输的货物总量却只有战前的59%。 德国战时经济的情况之所以不佳，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需求面。由于没有预料到战争升级，所有参战国政府都不得不挪用空前比例的物资。在战争初期，政府采购机关和消费者之间突然展开了资源争夺战，预计未来会出现资源短缺，人们试图支取存款，买进股票，从而引发了流动性危机。为防止银行崩盘和倒闭，一些国家诉诸延期偿还债务（如法国），另一些则以正式或非正式形式中止了与纸币和黄金兑换相关的法律。长期来看，政府试图把增加税收和增加借贷结合起来为战争融资，并且更强调后者。就向公众发行战争债券的借贷形式而言，其作用仅仅是用消费代替了储蓄。然而，要弥补战争债券认购留下的缺口，政府就要从中央银行借款，或通过发行新的政府票据来融资—这两种措施都会扩大货币量。正是货币扩张和实物短缺的程度决定了战争时期各参战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在这个意义上，德国虽然没有上演俄国的灾难，但其财政和货币状况比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更为严峻，着实令人惊讶。 导致物品配给失败的一部分原因是战备不充足。1907 年，马克斯· 沃伯格向德国银行和银行家协会提交了一篇题为“战争融资准备”的论文，他在文中估计战争的年耗资为220 亿马克。这个数字高于其他评论员的预期，但仍然低于实际数字。实际上，帝国每年的战争开支平均为300 亿马克，每天约为8 400 万马克。1914~1918 年，德意志帝国的总支出增加了5 倍，各联邦州的支出增加了4 倍。如果把社区和社会保险体系包括在内的话，总公共支出在战前为国民生产净值的18.5%，这一数字到1917 年达到了峰值，蹿升至76%。和其他地区一样，这些开支中仅有一部分是靠税收来支付的。尽管从1916 年起开始征收新的消费税（如煤炭消费税和饮料消费税）、营业税，对资本增值征收“战争税款”，并征收超额利润税，但帝国的一般收入（税收收入）仅能负担总支出的13.7%。各联邦州的收入也只能负担开支的1/3（35%）。根据盛行的战争融资理论，要靠借贷来为这笔庞大的支出筹集经费，各参战国都采取了这种方式，但不同于英国、法国和俄国，德国从国外借来的资金数额有限。德国的外债（主要是进口供应商的信贷）总额可能达到近80 亿金马克，而英国从美国那里借来的资金多达170 亿金马克。因此，德国资本市场承担着更大的债务压力。从1914 年9 月开始，帝国每6 个月发行一次战争债券，到战争结束时其债务已累积到了993 亿马克，增长了20 倍。然而，随着公共支出不断地螺旋上升（到1917 年达到有史以来最高值，占帝国和各联邦州国民生产竞争的71%），其借债规模使公众不愿再向政府提供长期贷款。自1916 年9 月，战争债券的数量就一直小于流通的浮动利率债务。截至1918 年11 月，帝国的浮动利率债务达到了512 亿马克，占其总债务的34%。汉堡的债务也从8 420 万马克跃升至17.5 亿马克，其中有近57%都是浮动利率债务。 德国战争融资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公共债务的规模，而在于其引发的货币扩张的程度。1914 年以前，德国货币当局已经投入大量精力解决战争引发流动性危机（如1870 年1 月的危机）的问题。考虑到1907 年和1911 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德意志帝国银行总裁哈芬施泰因采取了增加帝国银行黄金储备的政策，鼓励使用其他形式的货币，如钞票（仅在1909 年才被正式宣布为法定货币）、支票和直接转账付款。到7 月23 日，黄金储备已达到13.6 亿马克；此外还有尤利乌斯塔的战争储备，这些储备在1913 年时增加到了近2 000 万马克。与此同时，为应对战争，各联邦州已经在筹划成立小额贷款处，这些贷款处（银行）有权发行与证券相对的特殊债券；早在1912 年，由于预计到必有一战，德国已经印发了价值5.5 亿马克的此类债券。换言之，哈芬施泰因已经完全意识到一旦发生战争，选择流动性避险策略的公众将会空前庞大。然而，这些准备仍然不够，这主要是因为哈芬施泰因没能成功说服股份制银行也采取类似的谨慎储备政策。1914 年7 月31 日，德意志帝国银行在短短一周之内就损失了1 030 万马克的黄金，于是该银行非法中止了黄金的自由兑换，而这一行为在4 天后就被合法化了。 8 月4 日的立法对帝国银行的储备规则作了4 处简单的改动，为货币无限增长创造了空间。向帝国银行债券发行进行征税的门槛被暂时取消，而联邦贷款银行的债券则与黄金一同被视为帝国银行的一级储备（1/3）, 帝国国库券则与商业汇票的级别相同，被视为二级储备（2/3）。最后，联邦贷款银行票据可以作为战争债券来发行。这意味着不仅短期借贷会增加货币量；从理论上来说，帝国为筹集资金向公众发行的长期债券，也可以作为从联邦贷款银行贷款的担保，而联邦贷款银行的票据又可以为帝国银行的票据贷款提供担保：这个用货币打造的旋转木马可以无止境地旋转下去，永不停息。在实际操作上，金融机构和公众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投资机会。由于主要银行和工业企业逐渐倾向于持有流动性更高的无附息国库券，所以从1917 年中期起，德意志一半以上的短期国债并非由德意志帝国银行持有。截至1918年，大型银行约有近一半的资产是国库券，其准备金率也相应上升。不仅如此，1915 年以后，极少数战争债券持有人将其作为联邦贷款的担保。然而德意志的货币年增长率依然远高于英国（流通中现金的增长率约为14%）；这其中的重要一环显然就是联邦贷款票据。战争临近尾声时，已发行的联邦贷款票据高达156 亿马克（绝大多数都是向地区行政机关发行的），其中有2/3作为现金在流通，其余则最终成为德意志帝国银行的储备资产，占总资产的15%，一级储备的2/3。因此，这部分票据从两方面导致了流通现钞38%的年增长率—远远高于M2 货币和M3 货币（包括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见图2.8。
既然德国的货币政策如此宽松，人们也许会预计其物价涨幅问题比其他地方更为严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恐慌性抢购和供给瓶颈造成开战后的前11 个月内物价首次上涨，但此后，官方的批发物价直到1917 年中期都保持相对稳定（见图2.9）。虽然德国生活成本的上涨速度（32%）是英国的（16%）两倍，但战争期间德国的平均通货膨胀率约为20%（同样按批发物价计算），低于法国（36%）和英国（23%）。为什么德国的物价没有进一步上升呢？除了德国的财团和配给制度操纵着产业价格，另一个原因就是德国通过了一系列条例，打击牟取暴利和囤积倒卖等严重影响零售物价的行为。这些措施反映出一种古老的观念，即通货膨胀问题是一种变相的“匮乏”（物价上涨），其试图抑制批发商和零售商抬高物价的行为。1914 年8 月和10 月德国初步引入了一些措施，授权邦政府打击过高的物价，但收效甚微；直到1915~1916 年，通过对基本食品实行定量配给、为食品和原材料价格设置上限、成立地区物价监管委员会、出台法律禁止倒买倒卖，并规定可依法宣告没收“非正常利润”，对物价的控制才初见成效。除此之外，鉴于暂停黄金自由兑换和递增的贸易赤字对汇率造成了破坏性影响，为使货币免受影响，德国采取了一些新措施：强制规定进口商只能协商以外币信用进行结算，出口商（鼓励其以国内补贴价格出口）则要保证对方以外币付款，之后又实行总汇率和进口管制。然而这些措施不仅抑制了官方物价指数的上行趋势，价格管制还人为地制造了差价，扭曲了市场，滋生了出售紧俏商品的黑市，造成官方市场上的商品更为紧缺，促使生产商靠降低产品质量来维持官方市场上的售价。换句话说，通货膨胀只是被压抑了。受抑制的购买力逐渐“过剩”，并且要付出经济效率上的高昂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