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做一个经济学家并不容易。因为不能足够精确地计算成本和收益，他们受到企业高管的责备。利他主义者又指责他们对成本和利润过于计较。对政客而言，经济学家是让他们扫兴的人，因为经济学家不允许他们在毫不牺牲的情况下承诺一个繁荣昌盛的前景。一些才华横溢的作家也抽出时间来羞辱经济学家，这些人包括乔治·萧伯纳和托马斯·卡莱尔。的确，自从卡莱尔把经济学称做“沉闷的学科”之后，对经济学家的公开批评就一直不断。然而，经济学家感到他们受到了错误的指责，因为他们通常不是造成坏消息的原因，他们只不过是信使而已。他们要传达的信息很简单：人类必须作出艰难的抉择。我们不再生活在伊甸园，这个世界也并不是到处流淌着牛奶和蜂蜜。我们不得不在清洁的空气和速度更快的汽车、面积更大的住房和面积更大的公园，以及更多的工作和更多的玩乐之间作出选择。经济学家并没有告诉我们它们中哪些是不好的，他们只是告诉我们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即不能同时得到相反的两方面。经济学是研究选择的学问，它没有告诉我们选择什么，它只是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所作决定的后果。当然，伟大的经济学家并不满足于只是做一个信使。尽管他们备受人们的嘲弄，甚至人们还给他们取了一些无礼的绰号，如亚当·斯密是做事心不在焉的“笨蛋”，约翰·穆勒是聪明脑袋不长毛的“书呆子”，凯恩斯是讲究生活享受的“锦衣玉食者”等，但经济学家的动机却不应该被诋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凯恩斯指出的那样，在当今世界，经济学家受到了那么多恶毒的批评，因为大多数有名的实践者是从空想的社会改良者开始的，他们要寻求改善世界的道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尤其把经济学视做精明的科学和热爱人民相结合的一种职业。中世纪时期，人们认定3个职业是最重要的：以身体健康为目标的医术，以政治健康为目标的法律和以心灵健康为目标的神学，马歇尔希望能把经济学当做第4个受人尊敬的职业，因为经济学是以更好的物质健康为目标的，它是为所有人服务的，而不只是为了富人。马歇尔勇敢地尝试着在强有力的却又不无遗憾的两个支脉之间进行调和：一个是朝着数理经济学的方向发展，但没有实际的应用；另一个是向纯情绪化的激进主义发展，却不进行仔细的理论思考。他在剑桥大学争取设立的课程聚集了最具有科学头脑的人和最易动感情的人。当然，凯恩斯便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将经济学和现实世界最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始终是政治。确实如此，20世纪之前，经济学还被称为“政治经济学”。几乎所有优秀的经济学家都在政府的某个层级上担任过职务。其中大卫·李嘉图和约翰·穆勒两人还赢得了英国议会的选举。在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身上，我们持续看到的不仅是科学兴趣闪出的火花，而且还有热忱的涌动。在大量的计算符号和统计之间，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发出的大胆而又惊人的观点。纵览经济思想史，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和经济学家之间时而冲突、时而合作的关系。当亚当·斯密痛斥欧洲的君主和商人之间的“近亲联姻”时，现代经济学也就获得了初始的推力。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和托尔斯坦·凡勃伦之间少有的几个共识之一，就是他们领悟到商人喜欢利用政治为他们自己寻求庇护。在一次著名的讲话中，亚当·斯密告诫人们：要不是策划针对消费者的阴谋，商人几乎从不碰头。在今天，你也能确认这一点，地方商会会议上鼓吹自由市场的演讲者会急忙抓住机会，获得一个垄断权、一份政府的独家合同或者一个确保自身利润的法规。谢天谢地，政治家并不总是那么好说话。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工党领导人承诺通过走工会和国有化的道路就可以繁荣昌盛，从而接近天堂，但相反的是，英国经济变得越来越糟。温斯顿·丘吉尔的传记作者之一讲述了丘吉尔在下议院外面的男厕所里碰到工党领袖的故事。工党领袖先进入男厕所，并且采取立姿小便。出于同样的需要，丘吉尔稍晚也走了进来，但自始至终站在同一排便池的另一端，他只是看着他的反对者。“今天感觉我们有些疏远，是不是，温斯顿？”工党领袖问道。“没错，”丘吉尔厉声回答，“原因是每次你看到大家伙就想把它国有化！”多数美国总统已经暴露出他们对经济学知识领会得太少。肯尼迪曾经承认，他能记住美联储推行的是货币政策而不是财政政策的唯一方式就是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的名字是以字母“M”开头的（货币政策的英文monetary policy也是以M开头的）。显然，肯尼迪不会任命叫Volcker（沃尔克）或Greenspan（格林斯潘）的人担任这个职位。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总统大选是一段难挨的日子。每当一位政治家向他或她的选民承诺会有更多的人造黄油和更多的武器弹药时，经济学家必定要对其灾难性的后果发出警告。经济学家为提高经济素养所取得的任何进步立刻就会被候选人天马行空般的信口雌黄彻底毁掉。正如电视的黄金时段一样，大选之年的演讲就是政治的黄金时段。每当总统候选人出现在电视上，他不能允许自己比《贝弗利山庄的乡巴佬》里的杰德·克莱皮特还要老于世故。当然，对于某些政客来说，这算不上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难看出为什么政治家会误解他们的经济顾问。与向大众所讲的话相比，经济学家彼此之间所讲的话是一种不同的语言，他们说的是“模型语言”。因为每一个经济现象都会受到成千上万个事件的影响，在试图解释一个复杂的世界时，他们必须先要在任一给定的时间点上精简出几个最重要的因素。例如，美国消费者的支出水平可能会取决于下述几个因素：天气、音乐品位、体重、收入、通货膨胀、政治运动和美国奥林匹克代表队的成绩。为了分离并且排列出哪个因素是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必须设计模型，并且要去掉一部分不确定数量的可能原因。最顶尖的经济学家是那些能设计出最持久耐用模型的人。
当然，所有的科学家都必须要建构模型。物理学建立在牛顿万有引力模型的基础之上，天文学家仍然在使用哥白尼的理论框架，托马斯·库恩那本经典却有争议的书《科学革命的结构》追溯了这些模型的发展。那么，为什么经济学要比那些“难懂的”科学更难呢？在此举例帮助说明问题，设想有一台肾脏的外科手术。在对X线诊断报告进行检查之后，外科大夫了解到病人的右肾位于其结肠之下大概两三厘米处。然而，假设当外科大夫切口之后，却发现肾脏改变了位置。依此类推，当一位经济学家分析原因且估计它们的影响时，其影响程度早已改变了。随着人际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改变，我们进行科学探究的学科也在改变。经济学可能不是一门“难懂的”科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门容易的科学。因为经济学太容易变化了，因此它就难以固定，更不用说加以研究了。毫不奇怪，凯恩斯勋爵坚持认为，经济学大师要满足一组特质的要求，这要比当骑士甚至是圣徒所需要的特质还要非同寻常：他必须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哲学家……他一定要理解经济现象的象征意义，并且用文字加以表述。他必须根据一般性来深入思考特殊性，并在思绪奔放的同时触及抽象与具体。他必须为了未来的目标而根据过去的事实研究当今的现象。人类的本性及其习俗必须全部在其考虑的范围之内。他必须目的明确，而又淡然无私，他要像艺术家一般超然物外，且不可以被利诱，然而有时又要跟政客一样近乎世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