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郜若素坚定地支持这一观点：中国正在自动地恢复平衡。他将2006年以来的中国定性为处于“转折期”的国家，在这样一个时期，劳动力日益稀缺，导致实际工资、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以及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增加，同时减少了中国的国际收支盈余。他提到了上一个10年中期开始的中国东南沿海出口加工企业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的有趣事例。2009年春，在中国东南部的一些外资工厂掀起了劳工运动，使工资上涨了至少30%，于是郜若素的观点更加广为传播。 其他人指出，很多省份显著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是平均工资一定会比过去更加快速增长的证据。各地有自己的最低工资标准，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2010年30个内地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最低工资的平均增长率为22.8%。 有一种假设认为，工资上涨已经或者即将使中国经济增长各因素自动恢复平衡，在评估这一假设时，我们至少必须考虑五个方面。第一，尽管过去10年平均实际工资快速增长，但仍然出现重大的经济失衡现象。工资上涨和非农部门就业增长速度应当快于过去，以便推动经济重回平衡轨道。第二，中国自1993年以来就实施了最低工资计划，这也没有阻止大规模经济失衡的出现。第三，就恢复外部平衡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实际工资增长率，而是单位劳动力成本。中国实际工资也许增长很快，可是如果与生产出口产品或进口替代产品的工厂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相抵，那么工资涨幅将无法传导至此类产品的价格，因而不会削弱中国的全球竞争地位。第四，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仅需要进行绝对值评估，而且要和贸易伙伴的单位劳动力成本进行比较。即使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在上升，要促进外部平衡，这个升幅还必须超过贸易伙伴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增幅。第五，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具有与工资无关的重要的全球竞争优势来源。下面立即对这五个方面依次进行分析。 中国城镇地区正规行业的实际工资的上涨贯穿整个改革时期。到2010年，正规行业员工年均名义工资达到36 540元，几乎是1995年的7倍。同一时期，城镇消费者物价指数仅增长34%。因此，占中国城镇劳动力2/5的正规行业员工的实际工资涨了5倍，意味着年均涨幅为11.5%。 正规行业员工不包括农民工（虽然他们具备雇员身份）、私企员工和个体经营者。据报道，农民工有大约1.7亿人，约占城镇正规行业员工的4/5。尽管中国统计机构不发布农民工工资数据，但中国学者的定期专题调研显示，2001~2008年农民工名义工资上涨80%，同期物价涨幅约为20%。几乎可以肯定，即便在2009年经济放缓时农民工工资也仅仅是保持不变，而到了2010年，有报道称农民工实际工资强劲增长19%。这些数据意味着，他们年均实际工资涨幅低于正规行业员工，但也达到可观的8%。
2008年是中国统计机构提供私营企业平均工资数据的第一年。2010年私营企业平均年工资为20 760元，略微超过正规行业平均工资的一半。2009~2010年私营企业平均实际工资涨幅为9.1%，与同期正规行业实际工资涨幅相比，大约少2个百分点。 虽然不容易获得非农个体经营者的收入数据，不过似乎很有可能的是，他们的收入及增长速度至少应当与农民工持平，否则如何解释这些个体经营者必须从数百甚至数千公里之外招聘农民工来填补岗位空缺。在中国城镇地区，企业雇员和个体经营者总计为1亿人。 2001~2010年，经过加权计算的包括正规行业员工、农民工、私营企业员工和个体经营者在内的城镇劳动力平均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率接近10%。这个数据证明了第一点，即上一个10年中国实际工资一直快速增长，同时经济不平衡状况出现并加剧。 考虑到刚才分析的工资数据方面的问题，即官方发布数据时间太晚、没有农民工和个体经营者的任何工资数据、私营企业员工工资只有3年的数据，我们难以判断实际工资近期是否加速增长。2010年农民工和私营企业员工工资增长率创下新高，但这种高速增长部分（也许是全部）是由于2009年经济滑坡时这两个群体大幅下降的工资涨幅导致的。正规行业员工人数占城镇劳动力2/5以上，并且他们的数据是最全面的，这个群体2009~2010年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实际上还略微低于1995~2010年的长期增长率。我们暂时可以得出结论，不存在大量系统性证据证明目前实际工资增长率开始超过实际工资长期增长趋势。 在评估工资上涨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来源自动恢复平衡这一假设时，需要考虑的第二个方面是：最低工资计划不是新鲜事物，而是近20年前，也就是1993年，由劳动部首先推行的。但是在多数行政区域内，当地政府确定初始最低工资标准后，随着时间推移，其提高速度明显滞后于平均工资增速，因此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比值在下降。以北京为例，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比值从1996年的34%降至2009年的17%。深圳最低工资计划始于1992年，早于全国最低工资计划推行时间，当时地方政府设定的标准是每月245元，刚好是同期月平均工资494元的一半。可是，此后深圳政府提高最低工资的速度非常慢，因此到2004年最低工资只有平均工资的1/5。中国各地最低工资的低增速与很多国家形成对比，后者最低工资通常为平均工资的40%~60%。 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比值下降的结果是，中国大多数行政区域内领取最低工资的劳动力比例呈现持续下降趋势，最终达到非常低的水平。还是以北京为例，2003年仅有1.6%的工薪群体领取最低工资。据推测，随后几年内这个比例还在减小，因为2003年后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比值继续下降。 如果北京完全具有代表性，那么2010年中国30个内地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平均最低工资22.8%的涨幅也许并没有对平均工资和劳动力成本产生重大影响。例如，如果2%的工薪群体领取最低工资，那么2010年最低工资的大幅上涨将会使全国工资增长不超过0.5%。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尽管2009年由于全球经济衰退导致中国发展速度放缓，但地方政府没有提高最低工资，所以2010年最低工资创纪录的上涨使2009~2010年全国工资年均涨幅约为0.25%。虽然最低工资上调也许是政府收入分配和福利政策的重要因素，可显而易见的是，在决定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国商品在全球市场竞争力的因素中，平均工资变动远比最低工资重要。 评估工资上涨对经济恢复平衡的推动作用时，第三个应该考虑的方面是单位产出所消耗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如果每个员工的产出像劳动力成本一样迅速增长，则单位劳动力成本保持不变，工资上涨传导至产品价格的趋势就不会出现。这种关联对中国国内经济再平衡的意义是，即使实际工资增加，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不会提高，所以工资上涨不会导致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而对于中国的外部再平衡而言，其意义在于实际工资的提升不会缩小国际收支盈余。如果不存在工资上涨导致产品价格上涨的趋势，那么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也不会被削弱，因而工资上涨将无助于中国减小大规模国际收支盈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00~2008年中国经济中的可贸易品领域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9.3%。如果劳动生产率的这一提升速度在2009~2010年得到延续，它将足以近乎完全抵消实际工资据估计9.7%的年均增长率，使得可贸易品生产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基本不变。 第四个应该考虑的方面是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工资和生产率的增长趋势。这个因素与恢复外部平衡有关，与内部再平衡无关。在上一个10年期间，世界实际工资增长率比中国低很多。国际劳工组织估计，2001~2007年，全球年均实际工资增长率为1.9%，2008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工资增长率为0.8%，2009年为0.7%。既然这些数字与我们估计的中国实际工资增长率相比非常小，那么为什么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没有快速减弱？答案是2000~2008年中国贸易伙伴的可贸易品领域的年均劳动生产率增长仅为2.3%，只有中国的1/4。结论是，尽管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实际工资增长率较高，但它的生产率增长速度远大于贸易伙伴，因而抵消了实际工资上涨对中国的可贸易品价格的潜在影响。 即使过去10年中国和其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基本不变，现在也还没到中国劳动力减少导致该国国际收支盈余降低的时候。考虑到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急剧减少和已经出现的城市化扩张，这一天终将到来。官方数据显示，2009年农村工作岗位比1991年高峰期时至少减少了9 000万个，致使这一时期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数比例从3/5降至约2/5。调查数据显示，在许多农村地区，青壮年劳动适龄人口大多已经离开家乡。 不过，很有可能的是，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移民的浪潮将持续很多年。从事农业的人口数量纵然不太可能像过去一样快速减少，但农村就业结构会发生变化，近2亿非农就业者或者是个体经营，或者在仍然存在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上班。随着现代交通工具连接更多农村地区，这一类农村居民似乎将不可避免地被城市的现代机构和生产活动所提供的更高报酬吸引而迁往城市。这股移民风潮可能会持续到城市工资增长率比较适度时，而如果这种持续的移民没有发生，城市工资的增长将会更加迅猛。 中国的全球竞争力地位并非只是由它的实际工资或单位劳动力成本与其他国家的对比水平决定的。印度工资水平过去低于且仍将远远低于中国的工资水平，但是印度还不是世界出口大国，2010年它的产品和服务出口总额是3 300亿美元，不到中国1.75万亿美元出口额的1/5。所以，对于实际工资上涨将推动中国经济自动恢复平衡这一观点，第五个评估点是推动中国崛起为世界头号出口大国的非工资因素。 一个树立中国在世界上的竞争优势的关键非工资因素是，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领域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外资企业不仅将现代生产技术引入中国很多行业，而且还带来了如何规划全球品牌、市场和销售的重要技巧，因此它们在中国出口扩张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早在改革初期，中国就建立了相对自由的外国直接投资制度。1979和1980年，政府颁布了合资企业的相关法律，确定4个经济特区，在那里合资企业享有税收优惠和其他便利，因此，中国向外国直接投资发出了开放信号。同样重要的是，1979年中国制定了出口加工的法律框架，提供各种激励措施，鼓励组装进口零部件制成成品出口。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些激励措施包括免税进口用于制造出口产品的各类原材料和零部件。这意味着，这些产品的中国制造商按照国际价格经营业务，不受中国进口关税造成的价格扭曲影响，当时这种扭曲比较严重。 起初，外国直接投资规模较小，但在90年代出现快速增长。从21世纪早期开始，在多数年份里中国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新兴市场国家。到2010年，外国直接投资累计达1.476万亿美元。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大部分流入制造业，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出口导向型企业。其结果是，超过10年的时间，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中占有很大比例。以2010年为例，外资企业出口产品额为8 630亿美元，占中国总出口的55%。 尽管印度工资水平大大低于中国，但它不是像中国那样具有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部分原因是印度的外国投资政策限制远远多于中国，直到最近才松绑，而且它的基础设施薄弱。所以，外资企业对印度出口的贡献很小。 另一个提升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的非工资因素是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巨大投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物流运送能力远远强于印度和其他工资水平比中国低的国家。世界银行的物流绩效指数评估一组参数，包括仓储、清关、国内配送和支付系统，2010年该指数将中国排在155个国家中的第27位，排名位于美国、德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高收入国家之后，这很正常，但是世界银行给中国的排名大大高于印度（第47位）、墨西哥（第50位）和越南（第53位）这样的新兴市场竞争对手。 最后，人们应当认识到，当分析实际工资上涨削弱中国全球竞争力的可能性时，必须考虑规模因素。即使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上涨速度开始快于其他新兴市场，它强大的全球竞争力地位也不太可能很快削弱。例如，假设越南现在具有成本优势，对某些企业而言，将生产迁至那里将更加有利可图。可是如果是大量外资企业考虑这个决定，那么越南的成本优势将迅速消失。越南2010年的总出口额仅有约700亿美元。举例来说，设想现在在中国营业的外资企业中有1/10决定将业务迁至越南，假设越南出口短期内会因此增长1倍以上，但是远在这个1倍增长出现之前，越南的实际工资将快速增长，该国有限的物流运力很快就会饱和，导致成本急剧上升，从而使越南相对于中国的明显的初始成本优势荡然无存。 总之，尽管在至少10年的时间里，正规行业实际工资大幅上涨，非正规行业实际工资增速略显逊色，但同一时期中国经济有几个方面失衡程度却在加剧。工资增速还没有快到足以使工资占收入的比重上升。提高这个比重，有赖于实际工资变动趋势和现代产业的工作岗位增长速度。正如第五章将要分析的那样，过去10年非农就业机会的增速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有所下降。此外，过去10年的工资增速也没有快到足以抵消人民币汇率偏低的影响，2007~2008年创纪录的贸易和经常账户盈余正是人民币低估导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