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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旨在解读中国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经济政策，分析中国领导人要维持经济增长所面对的挑战。中国决策者对全球金融危机采取了强有力的应对措施，他们公布了重大经济刺激计划，以抵消国际贸易大幅萎缩对中国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尽管和前几年比较，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确有所放缓，但减缓幅度相当小，特别是与全球产出的绝对减少相比尤为明显。但是，本研究的一个中心主题是，引导中国平安度过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组合在未来的岁月里将无法再现辉煌。 第一章提供了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概览，同时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国内外观察家对该计划的批评。最重要的结论之一是，经济刺激计划不是以牺牲私营企业来支持国有企业；更重要的是，中国的长期改革趋势没有改变，在这一趋势下，私营企业逐渐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特别要说明的是，本章证明了，与经常被人们提及的论断相反，2009~2010年的银行贷款大部分没有流入国有企业，而且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获得银行信贷的渠道大为拓宽。 虽然经济刺激计划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成功地维持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该计划并没有试图解决中国的长期结构性问题，早在2007年，温家宝总理就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做了如下概括：“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第二章介绍了2002年之后出现的经济不平衡状况，尤其是以下几点：中国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增长；家庭可支配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低，而且还在下降；再度出现过于庞大的制造业和相对落后的服务业并存现象；全国范围内储蓄—投资不平衡状况明显加剧，这表现为不同寻常的巨额贸易顺差。 第三章分析中国政府可以选择的解决各种不平衡问题的政策，评估每个政策领域目前为止取得的成绩以及前景。这一章将得出若干明确的结论。首先，中国决策者要实现恢复平衡的目标有几种政策可供选择，其中核心是金融体系的深化改革。过去10年间出现了几种迹象，包括家庭储蓄实际存款利率为负、越来越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具有重要意义的非正规信贷市场的兴起、公众持有的政府债券比例大幅降低，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金融体系承受更多压制。实际存款利率为负的情况从2003年开始出现，抑制了家庭收入增长，如果政府2004年后没有放弃利率自由化政策，收入本应达到更高水平。相反，负的实际存款利率导致家庭储蓄率上升，同时引导家庭将越来越多的储蓄分流到房地产市场，在这个领域，长期的实际回报相比银行存款要高很多。重新启动2004年后基本上放弃的渐进的利率自由化政策是维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并恢复平衡的必要手段。 第三章还探讨了负的实际存款利率和2003年后出现的其他金融管制因素与人民币汇率低估政策之间的关系。中国人民银行抑制本国货币升值的手段是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最终购买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为了防止国内货币供给增加导致高通胀，央行采取了大规模持续的紧缩操作。它实现了目标，方法就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使之达到极高的水平，并向商业银行发行大量央行票据。这一章说明了央行为降低这些紧缩操作带来的冲击是如何控制利率的，还解释了为什么更加有弹性的汇率对于利率自由化来说是重要的前提条件。 除了让市场在决定人民币价值、使利率自由化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政府还应该继续建立更加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便家庭降低储蓄率；推进早就承诺过的生产要素价格的根本改革，这些要素不仅包括资本，还包括水、电和燃料。第三章还讨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过去几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实际工资的增长既可以增加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而推动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来源，同时提高中国相对于贸易伙伴的生产成本，从而减少贸易顺差。实际工资很多年来一直在高速增长，同时，可贸易品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也快速增长。这样，与贸易伙伴相比，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增长不明显，因此它还未能通过提高实际工资实现内生的再平衡。 第四章论述中国经济增长恢复平衡对国际社会的意义。上一个10年中，全球经济广泛存在的不平衡现象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和美国是其主要源头。这些伴随着放松金融管制的不平衡因素与很多发达经济体的信贷市场扭曲操作相互作用，连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是20国集团协调进程的关键参与者，该进程促使成员国执行一组“指标性准则”，这组准则的目标在于永久性解决大范围的外部不平衡，以实现全球经济强有力的可持续增长。因而，现在中国公布的国内经济政策目标看起来与其国际政策目标重叠。 恢复经济平衡是当前世界环境中维持经济增长所必需的，为了消除阻碍平衡恢复的根本性扭曲——包括金融管制、汇率低估和生产补贴因素，有必要采取经过协商的连续措施。就中国而言，尽管其国内和国际目标重叠，但它是否将开始这种努力，形势还非常模糊。第五章研究了不平衡增长的受益群体，包括进出口竞争性企业（它们享受到以牺牲服务业企业为代价换来的额外利润）、沿海省份（它们享受到更加强劲的经济增长，牺牲者是内陆地区，后者把握由贸易扩张推动的增长的能力较弱）、房地产和建筑公司（它们从利率政策中受益，这些政策使得房产成为更受欢迎的资产类型）以及中国的商业银行（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导致存贷款利差迅速扩大，商业银行因此赚取了巨额利润）。上述受益群体对经济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时至今日它们已经能够阻止大多数必要的政策改革。2011年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次强调恢复平衡所必需的政策，其中大多数被写入“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该规划在大会闭幕后不久即被公布。此次会议对中国经济恢复平衡政策的再次强调是否足以克服国内存在的阻碍经济改革深入下去的政治因素，还有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