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尽管中央决心在本届政府最后一年的任期内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然而国家相关部委最近组织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讨论中，各方的代表分歧多多，其中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的情况被认为最复杂，似乎“提低”必然会加大失业率。然而美国非营利机构公平劳工协会（FLA）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富士康违反劳工权利，富士康的“矫正”行为需要额外聘用数万名工人的事实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富士康的“矫正”机理 其实，担心“提低”会加大失业率的人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用工荒或曰民工荒的存在。民工荒并非因为农村没有剩余劳动力，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发达地区流动时，那里的企业薪酬失去了吸引力。作为一家台资企业，富士康的工厂为员工提供的工资、生活等各方面的权益保障还不算最差的。既然富士康的“矫正”行为需要增加用工，那么要求比富士康更“血汗”的企业为工人增长工资，怎么会加大失业率呢？ 反观富士康的“矫正”逻辑，不难看出增长工资与保障就业并不冲突。在FLA提供的13页的审计报告中，工资与工作时间是一个重要部分。该报告称，在富士康过去的12个月里，受审计工厂的工人工作时间都超出了中国法律的限制和FLA规定的每周60小时标准；加班时间一个月则达到了80小时。富士康的“矫正”承诺，是将工人工作时间降到中国法律规定的每周40小时上限之内，同时保证加班时间不超过每月36小时的上限，需要把加班时间削减一半以上。也就是说，正常工作原来由两个人干的活现在要三个人干；加班用工要增加一倍。于是在改善劳动条件的情况下，富士康提供的劳动岗位不减反增。当然，富士康扩招数万名工人的前提，是要给现有的工人长工资。 即使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虽然没有直接增加工人的工资，但是由于减少了劳动强度，也就相对的提高了工人的福利，并且使劳动者队伍的整体状况得到了改善。如果说这是一种帮助低收入人群提高收入水平的外延式途径；那么随着物价的上涨提高劳动者的名义工资，可以称之为内含式的“提低”路径，那同样不会必然导致失业率的上升。因为所谓名义最低工资，是以维持劳动者最基本的生活水平所必须的货币数额。这种“提低”虽然会增长货币数额，但是维持劳动者最基本生活水平的性质仍然没有变。富士康老板郭台铭日前表示，鉴于台湾油、电双涨，将从7月起大幅调整台湾员工的待遇。显然，这种工资增长最终要“让他反映成本”，一般不会以裁员为代价，否则会遭到社会的强烈反弹。 目前人们所关注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的“提低”，还没有涉及到低收入群体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即未必能保证低收入群体实际收入的增长高于GDP的增长幅度、高于通膨的幅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提低”只是要抑制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是对历史的欠账的有限清偿。一方面，那是对廉价劳力时代扭曲利益格局的校正。有资料表明，工资占GDP中的比重连续二十多年下降。如果说长期形成的历史欠账很难一下子还请，那么从现在开始不再形成新的欠账并不过分。另一方面，那只是在努力消除物价上涨给低收入群体带来的不利影响。2010年部分省市最低工资的幅度虽然提高20%左右，但提高后的最低工资的绝对水平仍然很低。 多一点担当意识 当参与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讨论的有关部门、学界难以形成共识时，善于把挑战当作机会的老板或许正在偷着乐。因为这不是一个理论课题，而是谁能扛的住的博弈。尽管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面临的压力大，承担的就业责任更重，然而民工荒的存在比政策的压力更为现实。务实的老板当然明白，提供就业岗位毕竟是企业经营的派生产物，维持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熟练员工同样是最具价值的可靠资产；只要多一点担当意识，就有利于双赢。 把工资的正常增长当作员工潜在价值的支付，避免在转型升级浪潮中被淘汰。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诚如外媒所感叹的那样：中国廉价劳力时代结束。像苹果、戴尔、惠普等国际巨头在中国市场上都准备“出血”以便立足，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国内中小企业更应当摆脱依赖人口红利的惯性，尽快转变经营思想，否则就很容易失去与新兴产业合作的资格，罔论向高端发展。毋庸讳言，在过去同质化、低价格的竞争中，企业的利润多来自于对员工应得加班费、社会保险费、劳保等福利费的挤占；同时企业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员工不仅毫无创新热忱，反而会成为潜在的竞争者。与其听任员工离心而去，企业不如使员工的工资能够正常增长，对他们技术熟练的潜在价值进行“赎买”，凝聚人气，以便开拓新的利润来源。 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保持一致，避免被专家们的炒作忽悠。如果仅仅把员工工资的增长当作成本的增加，按照有关专家的策划，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状态中似乎不难找到替代办法。然而，进行这方面策划的专家也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们的炒作未必符合特定企业的实际。企业一旦为了规避劳动力成本而进行新的投机，极有可能被旁门左道所误。比如雇用印度等国落后地区的外籍工，似乎可以支付较少的成本；然而外籍工的薪酬要求虽然不高，但是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企业无疑需要增加培训、管理成本，实际上并不合算。与其如此，不如放弃旁门左道，像富士康那样顺应形势善待员工，“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确保他们拥有安全、满意和健康的工作环境”。不仅这么说，而且这么做。 在履行社会责任中营造双赢的利益格局，避免在不合理的预期中形成内耗。由于竞争的存在，满足员工工资增长的诉求尽管有诸多困难，但是作为老板，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也不能不尽力提高员工的福利待遇。问题在于，仅靠一次涨一两百元工资的手法，把熟练工人长期留下来的作用越来越小。民工荒的阴影尚没有完全消除，短工化的现象又为企业提出了新的课题。因此必须考虑工资增长的正常机制，给员工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否则，每为员工长一次工资就进行一次博弈，劳资双方都会感到困扰。相对强势一些的老板，应当放弃自己的侥幸心理，把工资协商的有效经验及早转化为长期制度，对政府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持一种合作的态度，切实担负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确保有尊严的就业 应当指出，像富士康那样为改善员工福利而增加工人的做法，仅仅凭着企业家的良心发现是靠不住的。假如没有外力推动，很难想象富士康一举额外聘用数万名工人，仅仅是为了洗刷“血汗工厂”的恶名。人们有理由质疑：发生在中国境内的数十项严重违反劳工权利的行为，为什么非得被国外非营利机构调查后才能被企业承认？反过来说，只有当有关部门积极发挥自己的职能作用，才能在“提低”的同时促进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首先，“提低”必须真正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说话，绝不能把它当作一种施舍。既然“收入分配改革不宜再拖”，政府有关部门就不宜为了一方的GDP数据，为了自己任期内的政绩，在“提低”的问题上畏首畏尾。如果说“提低”会加大失业率的担心真正是在为劳动者着想，就不要忘了农民工已经对工资过低的劳动岗位失去了兴趣。2008年年底，当《劳动合同法》即将生效时，香港的一位学者就在惊呼新的《劳动合同法》会导致企业、工厂倒闭潮的出现。要求政府放弃或减弱对劳动成本、劳资关系的行政干涉和法律强制手段，取消新劳动合同法，取消最低工资的有关规定。三年多过去了，在新的《劳动合同法》没有取消的情况下，天也没有塌下来。既然如此，“提低”同样不会让资本的逐利本性就此收敛。 其次，如果考虑到中小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可以通过减税、提供融资便利等方式进行扶持。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一般利润较薄，经营中的困难确与承担了较重的税费有关；适当减免它们的税费负担，有望增加给劳动者提薪的余力。在中小企业的转型努力中，及时提供融资方面的便利也是非常必要的。不过对于不良企业来说，减税等扶持政策的优惠未必一定会带来低收入劳动者工资的增长。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在落实减税等扶持政策时，一定要与其增加低收入劳动者工资的状况切实结合起来。就像苹果公司将订单交给富士康，现在的前提条件是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和工作条件，提高工人的薪酬那样；而不是在税收、融资中搞暗箱操作，甚至进行权钱交易。 再次，加大劳动监察的力度，确保劳动者有尊严的就业。让财税、金融部门直接监管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难度似乎更大；因而发挥工会、劳动部门的劳动监察职能显得尤为重要。在条件成熟时，也可以考虑由独立第三方客观反映企业员工的收入状况，以此作为有关合作是否展开的依据。考虑到企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惯性存在，实施劳动监察或者独立调查时，重在倾听员工的声音，了解劳动者在工作中是否有尊严的真实感受，而不是单凭企业提供的报表之类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同时规范劳务派遣，识别隐蔽用工，防止双重用工标准；避免商家在工资发放中以责任底薪、计件工资等方式逃避责任；除了要责成商家对违规行为进行自我“矫正”，执法机关可以对其实施必要的处罚，以避免厂商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