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华东台商子女学校 昆山,台商二十年



    当你走在昆山市中心的黄河北路上,各式台湾风味的小吃店、料理店、咖啡店、茶楼、酒吧鳞次栉比。

  不仅内外装饰颇具台湾特色,店名也很“宝岛”:胖妈刨冰、如意阁、古早人等,有些干脆就叫彰化肉团、台湾功夫茶……即便是到了晚上11点多钟,大街上车水马龙,茶楼、酒吧里亦是人影绰约,甚至到了凌晨一两点,也热闹如常。

  有“小台北”之称的昆山市果然名不虚传。

  如今的昆山就如镶嵌在上海与苏州之间的一颗璀璨明珠,不仅有“人类口述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昆曲和“中国第一水乡”周庄为代表的水乡古镇文化,更是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百强县(市)排名中,曾多年蝉联第一。

  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昔日这里仅仅是一个以阳澄湖大闸蟹而闻名的农业小县,一度还因为经济发展排在苏州所辖县市的最后一位,被称作苏州“小八子”、“小六子”呢。

  “昆山崛起台商功不可没。”江苏省昆山市第10届台资企业协会会长、大震锅炉公司董事长李宽信表示。

  据其介绍,从1990年第一家台资企业落户昆山始,短短十几年间,这个苏南农业小县,迅速成为中国大陆台资企业最密集的地区之一。“目前有4000多家台资企业,注册资本231亿美元,总投资将近500亿美元。”

  多年来,“1/9的大陆台资,10万台胞”令昆山成为与广东东莞市齐名的台商积聚区。在台资企业的纷至沓来中,昆山成长为了中国百强县市翘楚。

  然而,受困于国际经济情势不佳,特别是欧美状况低迷,加上土地、价格、人才优势经过近十年的蒸发,当年的利好已然成为制约台商在昆山发展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和大陆许多沿海城市一样,昆山这几年也面临土地与劳动成本上涨,以及环保标准不断提高的问题。”李宽信说,成本增加对于台商的影响的确不小。

  实际上,随着近年来富士康迁资重庆继而带动上游配套加工企业的内迁,昆山的许多台商已经开始蠢蠢欲动。

  辉煌“台商造”

  提到江苏昆山,你会否想到昆曲、周庄,还有阳澄湖的大闸蟹和昆山三贤之一的顾炎武?

  这个位于上海和苏州之间的县级市,户籍人口仅71.13万(2011年数据),更因为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而闻名天下。

  2011年昆山全市完成GDP达2530亿元,财政收入600亿元,一般预算收入200亿元,工业总产值8000亿。超过国内近一半的省会城市全市GDP,是中国第一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4000美元的县级城市—按户籍总人口计算,2011年人均GDP相当于56000美元。

  可就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昆山是苏州地区最差的县。一开始是“小八子”,江阴、无锡从苏州分离之后,因为一直是苏州地区倒数第一名,昆山人就用“小六子”这个带有浓郁吴侬味道的称号自嘲。

  记者查到的数据显示,1983年当时昆山全县财政收入只有5568万元,刚好够发工资和公务费用支出。

  台商是昆山这个小城市“蝶变”的催化剂。这始自1990年的10月,昆山首家台资企业顺昌纺织有限公司投产,正式开启台商投资昆山序幕。

  作为在第一批落户昆山的台商中的一位,杨登辉就曾回忆他1989年第一次来昆山时的情景。“这里到处是稻田。县城只有几条小街,到了晚上7时,昆山一片漆黑。电话机要用手摇才能打到上海。

  提及当年建厂初期的艰苦生活,年过甲子的沪士电子有限公司总裁吴礼淦也深有感触。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吴礼淦带着3000万美元到昆山设厂,“很多人都觉得我疯了。”那时,昆山市没有任何出租车,只有三辆从越战俘虏的美军吉普车,吴礼淦只好跟市长借了一台黑色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每天骑着笨重的自行车往返于政府机关与工地之间。

  但是,当时的昆山市领导敢作敢为。1984年,昆山自费建设了一个工业新区,尤其是上海浦东开发后,昆山开始大规模地招商引资。

  当时负责政府每天派遣一组人员在上海虹桥机场接机大厅“守株待兔”向海内外客商吆喝“昆山”,据说许多台商就是这样被一下飞机被“忽悠”到了昆山。

  而为了打动前来投资的商人,昆山推出了外商投资审批一条龙服务、项目建设全方位服务、企业开工后经常性服务等“三大服务体系”;大力倡导“不说不能办,只说怎么办”、“不对投资者说不”、“院内的事企业负责,院外的事政府负责”等理念;各级干部挂钩联系企业,及时分析产业发展和产业生产经营的最新变化,在招工、通关、物流、外汇结算等方面,实施“一企一策”、“一事一议”帮扶;市委、市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管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逐步把优质服务转化成了竞争优势。

  改革的大潮下,凭借四通八达的交通—离上海市中心55公里,到虹桥机场40分钟和相对低廉的土地价格,背靠大上海的昆山成为了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交会之地。

  除此之外,台商的大量入驻还在于“以台引台”战略的实施。有个故事:昆山的干部把一台笔记本电脑拆开,看看还有哪些零部件生产企业未在昆山设厂,然后有针对性招商,结果收到奇效。

  原来,台商喜集聚、重人脉。最初捷安特、富士康、沪士电子、统一企业等知名台企的进驻,成为昆山“以台引台”的招商名片,而且这些企业也“欢喜逗相报”(闽南话,意为“有好事互相告知”),主动为昆山招商引资。如此一来,一些知名企业来昆山后,大量上、下游配套协作企业相继追随,形成“葡萄串效应”大量台商慕名而来。

  据悉,目前在昆山6500多家外资企业中,其中台商企业4200多家,平均每平方公里有台企4.5家,吸引台资占大陆台资经济的1/9,是大陆台资最密集的县市。

  在昆山投资设厂的台企基本涵盖了台湾各个领域,很多企业则是台湾行业中的“领军”企业。如计算机硬件周边领域的鸿海富士康集团;车辆行业领域的捷安特自行车、六和机械;食品制造领域的统一集团等。根据台湾《远见》杂志发布的企业排名进行统计,台湾排名前100大制造业企业已先后有60多家来昆山投资兴办了近100家企业。

  而如此密集的台资企业对昆山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颇为显著。2007年起,昆山台资企业完成工业产值就已占全市的70%以上;进出口值占全市80%以上;2008年台企还分别占据了该市十大出口大户的九席和十大纳税大户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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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外来人口也就没有昆山的今天,昆山经济总量的70%是台资企业创造的。”中共昆山市委书记管爱国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指出。“可以说,没有台商就没有昆山今天的辉煌。”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入驻的台资企业还直接将昆山打造成了“IT业高地”。以2008年为例,这一年昆山的工业产出是5000亿元,其中IT产业就达到了3200多亿元。

  “台北”式生活

  昆山市现在还有五个全国第一:全国第一个办在县级市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国第一家出口加工区,大陆第一家台资银行,全国第一家县级市的台商协会,全国第一个进出口额超400亿美元的县级市。

  显然,这些都和台商密切相关。

  正是大量台商的到来,台湾的文化也慢慢扎根于昆山。

  在昆山人民路闹区,随时都可以听到店里放着最新的台湾流行歌曲,甚至于许多出租车司机都会哼上几句台语歌。昆山人的饮食习惯也逐渐被台湾影响,纯正的台湾小吃,在昆山都吃得到。水果店卖的台湾莲雾更是被当地人购买一空。

  “连昆山的城市风格,也与台商的聚集有关,比如小吃文化、咖啡文化,还有‘月光经济’,就是各种酒吧、歌舞厅等等,比苏州、南京还热闹,在沪宁线上肯定不多见。”一位楚姓出租车司机侃侃而谈。

  据统计,目前聚居在昆山的台商及其家眷有10万多人。在他们眼里,昆山是最像台湾的地方。昆山有大陆的“小台北”之称。这里可以吃到地道的台湾料理。黄河路上,到处都是台湾人开的店,各种台式小吃店排成一溜;夜晚,台商们常常出现在四五十家台湾风味的咖啡屋、茶艺馆和卡拉OK厅里。

  譬如“台湾人古早人小吃店”这块斗大的门面招牌就坐落在黄河路35号,让所有在昆山的台湾人一看就知道是家乡的品牌,是台湾人开的店。“我们(台湾人)只要经过黄河北路,就会不自觉地进去品尝一下家乡的味道。”一位林姓台湾商人说。

  台籍人士主动融入地方生活,还积极参与昆山的慈善等社会事业建设等方面。

  在台商协会的大事记上有这样的记载,“2000年3月27日,协会二届一次理监事会议在长江浮法玻璃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协会名誉会长昆山市市委书记张卫国、市长季建业等亲临会场,会上理监事就提升昆山投资环境问题进行探讨,共提出6个方面29条意见,张书记、季市长表示在一个月内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据了解,绝大部分的台商都在昆山买了房,很多都已举家居住在昆山。荣邦机械(昆山)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裕盛就告诉记者,“我在昆山的朋友甚至比台湾还多,爱人和孩子也在昆山,有时春节都在昆山过,昆山已经成为了第二故乡。”

  越来越多的台商在昆山实现了安居乐业。台商、台商太太、台商子女,都已习惯在昆山工作、生活、学习,已融入了这座城市。一位台商太太就说,昆山浓郁的“台湾味”,让他们从中找到了“家”的感觉。

  事实上,昆山也处处为台商营造“家”的感觉。

  在昆山开发区,“桃园路”、“新竹路”等路牌非常醒目。周庄镇里:台湾老街,一派原汁原味的旧时台湾风情—“台北小故宫”、“台湾大戏院”、“宝岛民俗玩乐大街”、“台湾民俗馆”,参观台湾布袋戏、度小月面馆、杂货店、台铁货运站等。

  而对于子女在大陆如何受教育是台商最担心的,昆山市教育局也专门开设台商子女就读的“绿色通道”,只要台湾学生家长提出自己的需求,就可就近、优先进入学校读书,一解台商们的后顾之忧。

  2001年,昆山还成立了华东台商子女学校。这是除广东东莞之外,台商在大陆开办的第二所子女学校。

  在大陆的医疗问题也曾令台商十分焦虑,他们通常是“小病自己看,大病回台湾,万不得已才去看大夫”。

  为改变这一状况,昆山市中医院于1998年率先成立了“对外联络科”,建立“健康服务中心”,与全市百余家台企和外企建立特约业务关系,专门负责这些企业的医疗服务,并在10余家大型企业中建立了医疗网点,为台商、外商发放了方便就医的“绿卡”,以诚信服务在台企和外企中树立了良好形象。

  昆山不仅解决台商们的实际困难,还尽一切力量对他们进行多方资助。

  2009年“莫拉克”台风席卷台湾南部时,昆山市红十字会从“捐赠账户”中划出首笔200万元爱心捐款汇往台湾红十字会组织,这是祖国大陆红十字会系统捐给台湾同胞的第一笔爱心款,让台商们深切感受到了那份浓浓的手足情。

  游牧式撤离

  “很多台商在投资之外,也把家人带过来,让子女接受本地的教育,尽快、尽早地适应大陆的生活。从这个角度看,台商已经深耕在大陆,融入大陆的生活和工作。”李宽信说。

  今年年初,重新当选为台资企业协会会长的李董事长明确指出,“台商在昆山不是暂时落脚,而是要长远扎根。”

  然而,对于部分企业来说,选择离开昆山却是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这其中就包括此前经营着一家电子公司的朱世明。

  11年前,朱世明伴随着台湾岛内流行的加工风潮来到了江苏昆山,却不得不于2011年关掉了自己在昆山的公司,转战到重庆的凤凰镇。

  “地价、工人成本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可以说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利润了。”朱世明说。

  按照朱世明的计算,从2008年全球经济形势变坏开始和2010年富士康事件后,他的企业在在人力成本上的支出扩大不少。“原来,一个普工的工资就在1800元左右,现在基本上涨到了2500-3000元。”

  更要命的是原材料价格的上涨。“铜价从每吨三万人民币涨到八万人民币。ABS、PS、PP/PC等塑胶原料价格也是上涨明显。可客户那边的价格却纹丝不动”。

  朱世明指出,十年下来,昆山和东部其他地区,因为土地、价格、人才优势的上涨,当年的利好已然成为今天制约台商在大陆发展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尤其是我们(台商)主要集聚的电子加工行业,已经被称为‘毛三到四’的微利行业。”

  昆山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140元,而重庆则只有860元,仅人力成本就可以节约近25%。而且,“昆山的人力成本较高。人员流动性大,公司每月都有10%的人力流失。”这让朱世明选择了“西进”。

  事实上,因为上游的一些大企业的不断内迁,或许才是他们不得不“游牧式”迁移的关键。

  原来,同他们当年随着一些大企业来到昆山一样,如今这些大企业的内迁也导致他们不得不跟随而去。“对于我们这些企业来说,像鸿海、仁宝、广达他们就是水草。他们到哪里,我们就必须到哪里,否则只能是倒闭。”朱世明说。

  记者了解到,随着近年来富士康迁资重庆、郑州继而带动上游配套加工企业的内迁,昆山的许多台商不得不作出调整。

  此外,在昆山一些企业也受制于昆山城市的二次规划和税赋优惠调整。

  “当初投资时,当地政府会划拨一块工业园区招商引资,在土地和税赋上让利很大。但随着近年来城市的发展,工业园区也变闹市区了。这时政府虽然不会勒令搬离,但是会采取‘以地易地’的方式重新划一块土地让我们搬过去,”

  的确,对台商来说,“两免三减半”等税赋优惠一过期,将面临着增值税要付将近19%,事业所得税则达25%的局面,加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年多来累计升幅,他们的日子确实难熬。

  与之相反的是,对于内地的很多地方来说,这些台湾的商人简直是香饽饽。“就如同当年的昆山一样,在土地和财政上给我们很大的空间。”

  在这些地方政府的游说之下,不少台商把厂房搬到了内地。

  与之吻合的是,台商在大陆的投资热点这几年开始出现向中西部倾斜的趋势。譬如,2010年,四川省新增台资企业48家,投资总额12.99亿美元,利用台资8.33亿美元,投资总额1000万美元的企业19家。其中,富士康集团入川,是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中西部地区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

  前程谋变

  “和大陆许多沿海城市一样,昆山这几年也面临土地与劳动成本上涨,以及环保标准不断提高的问题。”李宽信说,成本增加对于台商的影响的确不小。

  更为严重的是,昆山的台商以IT替代加工为主,恰恰这一波经济危机中IT行业受到冲击比较大。这也客观上加剧了部分企业内迁甚至倒闭的可能性。

  例如,前任昆山台商协会会长苏来得,在2010年底就成了“逃跑会长”。据媒体报道,苏的工厂,主要生产笔电用的印刷电路板,客户包括鸿海、仁宝、纬创。一夜之间,全家人间蒸发,留下300多位错愕的员工。

  面对台资“出走”或者倒闭给本地经济发展带来的“空心化”,昆山市政府试图通过振兴民营经济、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

  2011年3月,昆山市政府制定了《关于加快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政策意见》。鼓励民营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发展绿色经济、上市融资和发展服务经济。

  “过去,昆山的经济发展主要靠给台商做配套加工,这几年,昆山也开始思考转型升级,做高附加值的产业,8号文件出台,就是为了留住台企。只有民营经济升级才能使台资生根。”昆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一位官员指出。

  事实上,就在在2011年民营企业年会上,即有台资的配套企业曾提出,要政府重点扶持几个有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这样就可以让下游的电子组装企业对他们形成依赖,而不用迁到内陆。

  “如果老是靠投资驱动也不是办法,我们台商也必须要转型到创新驱动。”李宽信说。

  目前在昆山的很多企业正积极调整经营策略,“很多已经瞄准了高新技术、生物科技等”。李宽信清楚,台商要升级转型并不是那么容易,每个行业、企业的需求都不同,“要往前提升,就必须要累积足够的信息,吸收更充分的知识,才能够着手进行后续的工作。”

  他坚信,20年绝不是台商和昆山的终点,因为“我们会世代扎根”。

  “除了昆山外,苏南另有几只“小虎”—江阴、常熟、张家港,其经济实力与昆山几乎等量齐观。上海人说昆山是小上海,香港人说昆山是小香港,台北人说昆山是小台北。这话相当有概括力。前两句,恐怕也可以形容其他苏南强市,但第三句,只能用于昆山。”朱世明坦言,如果不是经营压力,他一定不会离开昆山。

  这个原来每天都要走过昆山黄河路去上班的台湾新竹人,很清楚多数昆山的台商和他一样,十分迷恋黄河路上的小吃店,还有医院、学校等种种方便。

  面对这个他厮守了十年的每年有台商运动会和“台湾·昆山周”的城市,到了他不得不说分手的时候了,“还真的有点心疼。”

  (文中朱世明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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