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为什么“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原因可能有二：一个原因是不少人以为中国改革从来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案的设计，一直停留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水平上，而不了解中国改革在上个世纪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现在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另外一个原因是本世纪初出现了另一种“顶层设计”，需要来比较哪一种“顶层设计”更加符合中国实际，更加正确和更加有可能成功。 明确未来改革方向 在我看来，说我们直到现在还在“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误解。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做法，“走一步看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决策层到经济学家和社会大众，都认识到改革总是摸下去是不行的，所以，就提出了一个“顶层设计”的问题。不过当时不叫“顶层设计”，而叫做“目标模式”。 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中国市场经济初步框架，还存在很大缺陷。这一方面表现为它还保留着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若干重要因素，其中集中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国有经济对市场的控制。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现代市场经济所必须的法治没有建立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改革不断受到来自支持旧体制和旧路线人们的质疑和反对。随着腐败猖獗和贫富分化加剧，一些支持旧路线和旧体制的人们提出的“药方”或者叫做另一种“顶层设计”，就是动用国家机器来制止腐败和贫富分化；同时运用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靠海量投资来营造炫人耳目的政绩。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政府的控制越是加强，寻租的制度基础就越大，腐败也就更加严重；而腐败越是严重，在某种错误的舆论导向下，也越有理由要求加强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控制力。 后一种“顶层设计”的初始形态叫“北京共识”，后来则被称为“中国模式”。其主要内容是依靠强政府、大国企，用海量投资来支持高速增长。这种政府主导的发展道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从西方各国政府短期政策中得到鼓舞。其“优越性”似乎也得到了某些短期业绩的支持。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些“样板工程”，例如被“中国模式”的支持者所盛称的“高铁奇迹”，还有某些地方依靠政府的强力动员和大量注入资源实现的超高速发展等等。 于是就出现了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还是国家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顶层设计”之间的选择问题。在我看来，“十二五”重新提出“顶层设计”的问题，其实质是明确未来改革的正确方向。 争取形成新的共识 近几年事态的发展表明，出现了总结不同“顶层设计”之争，形成新的“改革共识”的可能性。 首先，近些年来，通过理论和历史经验的分析和讨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其次，近来，那些采取“强政府、大国企”模式发展经济的部门和地方这种模式所造成的种种严重后果正在显露出来。因此，近来朝野上下推进全面改革的呼声开始提高，甚至出现了形成新的“改革共识”的可能。 这一新的改革共识不是脱离过去的基础重起炉灶，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小平“南方讲话”以后形成的新的改革高潮存在着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1992年以后就不再像过去那样，把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并提。事实上，中国改革进程中落后的方面，包括政府职能明确界定和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调整，都涉及到政治改革。正如小平在1986年讲过多次的，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 “十二五”规划要求“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所说的“改革”，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因此，我们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也应当不是某个单项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而是全面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目前，各界人士正在对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进行热烈的讨论。对于经济改革总体规划的讨论，大体上涉及三个领域：一个是私用品领域，即“竞争性领域”，包括市场开放、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农地改革、金融改革等项目；一个是公共领域，包括财税改革、民间组织发展等；还有一个是市场监管，包括从实质性审批到合规性监管、反垄断执法等。 对于政治改革的讨论，也大体上涉及三个领域：一个是法治，一个是民主，一个是宪政。至于三者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它们应当有重点地进行，还是协同推进，这些问题，都还有待深入地讨论。 和基层创新相结合 社会经济体制作为一个巨型的系统，为了保证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和互动，必须要有从上到下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但是，进行顶层设计一定要倾听民众诉求，与从下到上的创新相结合，从地方政府主动探索获得启发和经验。 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地方的改革试验。比如上海从前几年起就要求国有资本退出几十个竞争性行业，而且每年都要检查落实情况。增值税扩围试点，也是上海市最先提出的，这项对发展我国的服务业很有意义的改革，很快就得到了一些大城市和国家财税部门的积极响应，有望加快增值税最终向消费型转型的步伐。 还有广东省的一些体制创新也很值得注意。一个是从2010年开始，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朱小丹(现任广东省省长)提出应该用“非禁即入”取代“准入”制度。现在他们已经获准进行宽松商务登记制度的试点。再比如深圳试水创新的民间组织无主管设立，现在已经在广东全省实施，实施效果很好，包括国家民政部的一些官员们也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有益无害的。再有就是村民自治的选举制度。这本来是我国现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制度，但是事实上绝大部分地方都没有很好地执行，现在广东乌坎树立了一个好的范例，也有可能减少今后推广的阻力。 许多基层的制度创新，往往都能为整体改革提供重要的方向提示和实施经验，甚至本身就具有全局意义。我们应当热情支持，使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更好地结合起来，协力推进改革。这样，中国就必定能克服眼前的困难，在新的、更高的水平上重显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