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全球经济目前急剧降温，主要央行集体大“放水”，中国央行日前的突然降息似乎并不意外—尽管这是其在不足一月两次祭出利率工具，令市场人士普遍对中国下半年的经济形势难言乐观。 7月5日晚7时，在临近国家统计局发布经济数据的前夕，央行宣布从次日起下调存贷款利率。“尽管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大家普遍认为可疑，但中央应该是意识到了中国经济当前的严峻现实。降息也在情理之中。”7月10日，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宋敏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现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中国可谓是内忧外患，结构性的问题并非短期内可以解决。不过在目前的转型时期，确实需要宽松的货币环境。 距离2008年时的全球金融海啸，已经过去五年。“现在的情况比当时好多了，没有当年严重。2008年是系统风险，面临的是次贷这样的新问题，全球都束手无策。”宋敏毫不讳言当年的“黑天鹅事件”影响巨大，目前尽管经济仍然困难重重，但相比当时的“不确定性”，现在的风险起码可测可控。 宋敏说：“降息这样的短期货币政策只能解决一时口渴的问题，长远的结构性改革，必须尽快稳步推行，控制好资产泡沫。”他的观点在遥远的美国亦有呼应。在中国、欧元区以及英国三大经济体日前宣布降息和放松货币政策之后，美国的货币政策动向备受关注，美联储推出QE3渐行渐近。研究美联储的著名经济学家、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艾伦?梅尔策7月10日说，当前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受到市场波动和短期经济数据的过度影响，这有损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美国当前的经济难题并非货币政策能够解决。宋敏同样认为，中国此前最大的问题和担心是通胀，目前情况已经好多了。“如果能在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加快减税等一系列结构性改革，中国或许能把握好这个转型期的改革良机。” 单靠短期货币政策不够 时代周报：中国央行的降息速度出乎意料，可见政府确实比较担心经济增长下滑，而通胀下降比预期快一些，为降息提供了空间。市场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在诸多忧虑之外，仍感颇不明朗。对此你怎么判断？ 宋敏：目前全球的经济形势都不好，欧洲的很多问题没有解决，面临着诸多政治整合和风险，美国的经济数据同样不景气，全球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都在“放水”。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期，面临内忧外患，要积极思考如何应对。在经济数据下滑的当下，该降息还是要降息的。中国的问题和美国很接近，都是结构性的经济问题。 经济转型需要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而宽松货币环境的最大担心是通货膨胀，目前情况已经有所好转。目前通胀数据是2.2%，已经不是最大的问题，起码不是主要问题，不像之前那么担心。目前经济下滑很厉害，前段过度投资造成产能过剩，这个要尤其注意。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资产泡沫，当下股市的资产泡沫已经挤得差不多，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还比较严重，不仅仅是利息的宏观面问题，还有2008年的刺激投资通过一些渠道进入房地产市场，存量问题就是大量的空置房还没解决。房地产泡沫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要通过一些税收和土地改革等政策去逐渐解决，而非单纯地依靠利率。 系统减税好于单纯降息 时代周报：宏观经济软着陆，企业盈利硬着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对于经济如何探底，市场存在很大分歧。市场开始质疑，中国经济还能不能像以前那样收放自如，经济增速回落是否会超出可承受的范围，稳增长措施力度是否需要加大？ 宋敏：我也听到了一些类似的情况，包括前段有关钢铁企业的挤压问题。之前降存款准备金率，并非真正的宽松，而是对冲外汇储备。现在外币流入减少，对投资的需求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下降，不过对目前来说还有下降的空间，给银行提供更多的宽松环境，但这还不够，除了给银行提供更多的资金贷出去之外，还有资金成本和需求的问题。因此单纯降存款准备金率是不够的，还必须降息，但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下降自然，二是不一定会带来贷款需求。 时代周报：也有学者提出降息不如减税，相比降息这样的短期货币政策，减税等措施才能彻底解决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问题。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效率，而并不是自身的放缓。不对公共部门进行改革，经济在未来几年就可能会遭遇滞胀。那么，为何现在中国不采取这样的政策呢？ 宋敏：为什么不减税？这确实是个问题。我分析可能一是增加政府支出，担心老百姓消费上不来，还不如修路修桥这样的短期投资来得快。之前我也和其他学者讨论过，为何不投入服务业？我们分析目前中国服务业的体制还没理顺。比如医疗是机制问题，教育改革还没理顺，金融改革的问题更大，面临放开和准入的难题。对于之前的经济刺激计划，当时批评很多，现在也可以理解了。当时经济刺激计划避免经济剧烈下滑，可能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但在目前，还是要以减税为主，比如提高个税的起征点，包括政府的各种税收，加在一起非常高，为什么不学香港政府简化税制深化改革呢？ 时代周报：现在不少业内人士也有一个共识，尽管经济放缓速度超出市场预期，不少企业经营困难，但是相比2008年来说，还是有很明显的差别。判断宏观经济的四个标准：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和国际收支平衡等，问题都不大，好于2008年。对此你怎么看？ 宋敏：现在的情况确实没有2008年严重，当年的危机是新事情，次贷这样的黑天鹅事件，全球都没有心理准备，束手无策。当年的经济下滑很厉害的，经济增长从2%到-2%。当时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是非常“不确定性”的，而目前的风险起码可测可控。虽说对当时刺激投资意见很大，不过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不小作用，起码是稳定人心。但在现在，反应不会那么大，中央政府对此也应该很清楚。目前最关键的还是进行系统性改革，减税，监管要充分放松，给大家更多的空间。
同时，从次贷危机中我们得到的教训之一，就是监管需要适当，因为监管层实际上不可能随时随刻紧跟着市场走。监管是坐在办公室的，怎么去监管前线操作的人员是很困难的，信息上有很多不对称的地方，所以监管是有他的责任，但不是主要的责任。主要的责任可能还是在银行本身，当然我们的货币政策是过于宽松，这是大的问题。 政府可以考虑海外发债 时代周报：部分人士对经济走向悲观预期的原因之一是，能够带动上下游产业投资和消费，并支撑地方政府收入、放大地方政府投资杠杆率的房地产行业，依然在调控之下，难以再像2009年担当经济复苏主力，房地产难当引擎，土地财政和地方债的问题如何解决？ 宋敏：这个观点我是赞成的。房地产的核心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并非投资问题。两年多来，以限购、限贷为核心的“最严厉”房地产调控，对地方政府收入的影响显而易见。投资起来的逻辑前提是松绑房地产，还是老路子，这种机制已经损害了长期资本回报率。 土地财政和地方债的问题同样严峻。中央政府对此加强监管，但也不能一下坡就踩刹车，转型时期的政策要有延续性，不能刹车太快，目前在建的项目还是需要延续。不过需要拓展不同的融资渠道。我对中央叫停发行地方债不太理解，可能中央想整体控制吧。此前有段时间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发债，对上海和广东的支持力度更大一些。其实可以尝试在海外发债，香港的债券市场完全可以利用啊，让外国人购买，他们也会掌控风险，从而利用市场加强对政府的约束。而且，目前很有可操性。不少大企业已经在香港发债了，财政部和不少大银行也在发，可以一开始有总量限制，先从好的省份来，否则可能因为国内金融体系没改革好，万一出了风险，还是要政府买单。 时代周报：适度的保增长不能寄希望于启动新一轮的信贷膨胀。面对4月经济增速超预期下滑，稳增长措施是中国已经熟稔运用的加快项目审批和财政支出进度、降息，目前问题是，项目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银行的表现将是怎样，信贷大规模投放会重现吗？ 宋敏：信贷确实不能走老路，曾经的贷款需求大户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行业，目前仍然亟需资金，但已经不再是银行的投放重点。中国的贷款需求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银行必须加快金融创新，目前消费金融也做得比较差，有些股份制银行表现还是不错，比如民生银行，赚了不少钱。广发银行成立小企业贷款中心，也是不错的路子。大型企业从商业银行的贷款实际利率近于零，导致过度投资、投机，资产泡沫，实体经济空心化。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资源，民营资本、外资资本很难进入金融体系。中小企业在正规银行渠道借不到钱，就别无选择地高成本到民间融资，导致高风险。目前也是中国银行业走出来的好时机，但是要抄底的话也不容易，但确实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至少应该是有相当低的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