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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感会传染,肺炎会传染,你可曾想到,肥胖、幸福、吸烟的习惯乃至心脏病都可能从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传染给你?

  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医生克里斯塔基斯和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政治学副教授福勒的新书《关联》(Connected)通过大量的数据研究和社会科学实验,描绘了一个12067人社群的相互关系,并绘制了这些人之间5万种不同的关系。他们的数据验证了现实社会中人与人的“六度连接”,同时发现人和人是“三度影响”(Three Degrees of Influence)的,即我们所说所做可能影响我们的朋友(一度)、朋友的朋友(两度)、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三度),但个人影响很难再传达到四度以上的级别。

  但是,这三度影响却不仅仅局限于本身具备传染性的流感,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还有可能通过语言、行为方式、状态等各种维度影响到你。

  一个人如果有一位幸福感很强的亲密朋友(一度朋友),他/她感到快乐的几率增加15%,如果有一位朋友的朋友(二度朋友)幸福感很强,那他感到幸福的几率增加10%,如果是一位三度好友,则他感到幸福的几率会增加6%,当然一位不开心的朋友会让你感觉幸福几率下降7%。每增加一位朋友,将减少你2天/年的孤独时间。相比而言,一年增加1万美元的薪水,只会让你感到幸福的几率增加2%而已。

  这两位科学家最初被全世界关注是因为他们对美国密西西比Framingham小镇心脏病传播的研究。这个小镇,自1948年至今一直被作为心血管疾病研究的样本区域。两位作者通过对小镇居民家庭、朋友圈的调研,找出他们的饮食、生活方式和健康观念的资料,最终发现,行为、心态有着和病毒一样的传播模式,最终导致心脏病也和流感一样会传染。

  现实社交网络如此,在虚拟的社交网络盛行的今天,现实的社交网络和线上虚拟的社交网络中又将如何相互影响?组织和新新人类们又该如何利用这种网络传播的特征来改进自己的状况?

  现实人际社会

  克里斯塔基斯2009年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福勒毕业后因为相同的兴趣和克里斯塔基斯一起合作,并一起出版了这部《关联》。这部充满魅力、被科学家、创业者乃至政界人士争相追逐的书其实相当枯燥,大量的数据、实验和推演可能会让普通读者望而生畏,但两位作者思维的光芒隐藏在字里行间。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会有日常生活的人际网络(social network),它是如何形成的,它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生活的,而当我们准备从心理和生理角度分别解析人类社会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如何选择单位个体……” 克里斯塔基斯在很早的时候就表达了对研究人类社会形成,人际网络出现以及它和我们日常生活关系的兴趣。这或许是千百年来很多人都思考过的问题,现在,各种计量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手段的发达为科学地深入研究这一经典课题提供了便利。

  根据作者研究,人类进化早期,有社交关系网络的群居人类可能更容易生存,因为他们分享食物和捕食者信息,最后导致生存下来的人类都更具有社交基因。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也称人类大脑进化到现在的尺寸,就是让他们保有一个150人大小的人际网络。所以,作者推测,那些最能操控人际社交网络,并让自己受益于网络的人群可能带有先天的社交基因。

  作者的一系列研究不乏有意思的结论,例如,基因在孩子受欢迎程度中占有46%的重要性。一个人长期的幸福感50%取决于他们的基因,10%取决于生活质量等周围环境,还有40%取决于自己的态度。

  社交网络不只是一张网,它还有特殊的形状。假设有100人在排队进电影院看电影,这只是一个群落,并不构成网络。但如果你将这100人线性排列一起传水救火,就等于在这100人中加入了99个关联点,这是社交网的一种形状。而这张社交网就能够做一些光是一个群落的人不能做的事情,因而也具有更大能量。当然,这张网络也可以有其他形状,比如一棵“电话树”,即群落中的一人选择群落中的任意两人打电话,然后你就会得到和前一张完全不同的网络图。

  当然人和人的关系图谱还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形式,就像碳原子,以某种方式排列,就成为石墨,以另外一种方式排列,就成为钻石,两者结构不同,影响力和价值也差别巨大。

  同时,网络中流通的信息不同,流通的方式也会有所区别。显然,病毒流通的方式和观点流通的方式不同,观点流通的方式和现金流通的方式又不同,现金的流通和情绪的流通当然也完全不同。只是,无论是病毒、观点、现金、情绪,还是体重,他们最终都会因为一些很特殊的个人信息最终流传到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及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那里。

  而人际关系的复杂在于,除了上述所有因素之外,你在这张网络中所处的位置也影响着信息的流通。比如你同时是《真爱至上》和《低俗小说》的粉丝,但在推荐这两部风格完全不同的电影的时候,你的传播力度和速度和影响的人都完全不同,因为如果你是前者的信息中心,就必然是后者的信息末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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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一个群落中,你不可能简单地找一个中心点,而是要更详细地了解这个系统,知道他们是怎么连接的,哪种信息在如何传播。了解这一切之后,才能有所作为。而所有事物,无论好的还是坏的,一旦被放到社交网络中,都将被放大,但总的来说,好处被放大的倍数比坏处被放大的倍数大,这也是人类社交关系网和社会最终形成的意义所在。

  克里斯塔基斯和福勒的研究之所以被政界人士关注也是基于此。理论上讲,只要我们仔细研究每一个网络,找出最有影响力的中心点所在,那么无论是用来传播新理念或者阻止自杀、吸烟等坏习惯都将事半功倍。所以,作者鼓励政府研究各种社交网络,并研究这些网络是如何影响人的举止行为和态度的,以保证政策的快速有效实行。

  从现实到虚拟

  谈到当今盛行的互联网和虚拟社交网络,克里斯塔基斯和福勒认为虚拟社交网络的确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社交方式,但几千年来基因进化的结果也不容忽视。事实上,人类的基本社交关系还延续了线下的实际方式。

  比如,罗马军团的一个基本单位就是百人军团,是由10个10人小组组成,每10人一个领队,10位领队向一位百夫长汇报。而当今美国部队仍然按照这个模式组建,只是人数略长,在120或者150之间。而当你问到身边的每个人,她/他有多少好朋友的时候,一般的回答都是个位数,并没有比他们祖母或者曾祖母时代更多。

  新技术只是加强了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并未改变其方式。因为,现代社会有了电话、电报、雷达、收音机、互联网,但人脑对社交网络的容量只有这么大。所有这些现代技术虽然很炫目,但人脑的物理大小才是最终决定社交网络大小的关键。

  “所以,我们并不称Facebook、Twitter等为‘社交网络’(online networking),而是称其为‘选择性广播’(selective broadcasting)。如果沿着这个方向思考,我们一定会得到更有意思的结论。”克里斯塔基斯在一次采访中表示。

  同样,互联网和虚拟社交网络也无法改变人们的爱情观、暴力倾向等,因为这些都是人的基本属性。事实上,我们看到身边不少人是从Match和eHarmony网站上找到伴侣的,在网络上寻找伴侣也的确是很有效率的方式之一,但这一方式迄今只占所有婚恋比例的3%,绝大部分人还是在自己身边的三度关系内寻找终身伴侣。

  网络不曾真正改变世界,同样,人际社交网络也不见得适用于所有社会问题。而且人们都有保护私隐的本能,不乐意被过分地和某些事物联系在一起,也不乐意被某些事物完全疏远,即使它们不见得特别相关——社交网络存在甜蜜点。

  西北大学的布莱恩·伍兹曾经研究过这个甜蜜点的课题。他研究了百老汇350家音乐公司的总监、制作人、演员、服装设计师等等人员,描绘出他们间的关系。他画了一个坐标,Y轴表示百老汇音乐剧的商业成功度,X轴表示工作人员关系的密切程度。他最后发现,所有人都相互认识,彼此关系密切的公司制作的音乐剧,结果往往差强人意,甚至最后以失败告终;那些之前没有人合作过,彼此间极少联系的公司制作的音乐剧,也同样会失败;成功的音乐剧团队的成员的特征是,有些人有过合作,同时有些人彼此生疏。

  这颇有些中国传统的《中庸》的味道,但对组织管理而言,显然还是有一些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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