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五口贩婴 三省联手斩断家族贩婴链



    人生刚刚起了一个头,她们就成为一件贩婴产业链上的商品,被亲生父母低价出售,在辗转于形形色色的中介、批发商、供货商、转运商之手后,最终,成为与家乡相隔千山万水的异乡人的女儿。

  等待她们的,是未知的人生。

  2012年4月18日至5月13日,在公安部的部署下,云南、河北、山东三地警方开始统一抓捕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76名,解救女婴31名。

  但这并非结局。

  比贩婴产业链更令人感到悲哀与心痛的是,并非每一个被贩卖的婴儿身后,都有着一个望眼欲穿的家庭。在云南文山,那些被从贩婴者手中解救出来的婴儿,最后往往成为福利院里新来的孤儿。父母和那个她们曾经短暂居住过的家,躲在她们也许永远无法找到的地方。

  贩婴之家

  2011年5月17日,昆明火车站候车室。昭通籍妇女陈荣抱着一个女婴,茫然地站在车次电子信息屏幕前。她很紧张,紧张得顾不上怀中的婴儿在哭。

  女婴刚满4个月,是陈荣以8000元的价格从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一名男子手中买来的。如果她顺利地把女婴带到河北邢台,交给另一个人,那么,她不单能收回成本,还能挣上2万元。而这笔钱,相当于一名普通云南农民几年的收入。

  然而,这一次,她挣不到这2万元钱了。执勤民警过来询问时,她顿时慌乱无措,当场露出马脚,就被抓了。

  在其后的审讯中,陈荣供出卖给她婴儿的那个砚山男子名叫陆祥。

  陆祥是砚山县蚌蛾乡人,49岁。但他和家人并不住蚌蛾乡。多年来,他带着妻子刘美,儿子陆明,儿媳陆丽,以及两个孙女,一家人分分合合地住在砚山郊区一所租来的民房里。陆明与陆丽是5年前在浙江打工认识的,他们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刚满4岁,在砚山县城里上幼儿园,每月开支200元,小的一岁多,已经会走路。

  陆祥被抓后,他的家人搬了一次家,还是在砚山城郊。

  此后半年,昆明铁路公安在站线上又先后抓获4名贩卖婴儿的昭通籍妇女。

  昆明铁路公安局案审大队队长刘磊对时代周报记者说:“2011年是公安部指定的打拐年,所以,铁路干警特别注意带着婴儿的乘客。在识别是否拐卖婴儿上,我们已经有了很成熟的专业技巧。例如,一般带着未满月婴儿出门的,随身带着奶粉瓶的,母婴年龄看起来不相符的,我们都会进行盘查。这5个昭通籍嫌疑人都是在站线上被我们识破的,在对4名嫌疑人进行审问后,她们都提到了一名叫“刘姐”的女人。”

  但“刘姐”具体名字是什么,住在哪,她们都说不清楚。

  直到这年11月7日。夜晚,在一辆昆明发往北京的列车上,当列车行驶到曲靖时,昭通籍妇女吴均琪被抓。其时,她正带着一名从“刘姐”手上买来的女婴。

  吴均琪供述:刘姐名叫刘美。而刘美,正是几个月前落网的陆祥的妻子。

  “在陆祥被抓后,刘美搬了一次家,不知道搬去了哪里。但是从吴均琪的供述中,他们是在砚山交易的,估计他们一家并没有离开砚山。我们在砚山郊区一带进行查访,有人指出在城北一带曾看到过刘美,我们怕打草惊蛇,就没有对所有民房进行查访,那边有一条菜街,我想,人总是要生活的,而生活总是要买菜的,于是,我们根据照片,在菜街上埋伏,最后终于找到了刘美。”

  贩婴产业链

  但办案组并未立即抓捕刘美,因为在对几名昭通籍嫌犯的审讯中,他们发现:除陆祥刘美一家外,在砚山还有另外四个家族式贩婴犯罪团伙。

  侦查过程中,昆铁警方发现了一个从“供、转、运、销”的跨省贩婴链条。

  “在这条链条上,各层别的团伙相互勾结,手法老练,只需三天就可以完成一笔跨省交易。”

  处在一级的批发商是一伙苗族拐卖婴儿团伙,他们提供最初的婴儿来源;砚山当地的5个家族,则是二级供货商,他们把从批发商手中收购来的婴儿,交给下一级昭通籍“中间运转商”。而昭通籍妇女则利用火车、汽车将婴儿运往河北、山东等地,交到当地的田某、朱某等人手上;然后,田某、朱某等人则通过一些中间介绍人,将婴儿卖到河北、山东等地的收养人手上。

  在这条产业链上,那些被贩卖的婴儿,被称为“大货”(男婴)“小货”(女婴),其身价,从最初的进价3000元至5000元,到最后的出货价3万元。

  由于案件牵涉跨省,昆明铁路公安将案情层层上报,最后由公安部将案件列为全国“打拐”专项行动第298号督办案件,并在云南、河北、山东等地成立了专案组。

  经过几个月的侦查,2012年4月18日至5月13日,公安部下令收网,三地警方开始统一抓捕行动。最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76名(其中已判决3人、逮捕18人、取保候审11人),解救女婴31名。

  42岁的刘美,是在4月22日凌晨被抓的。

  那晚,干警进入她的房间时,她没有开灯,背着孙女径自往客厅走,一边说:“有话出去说。”她似乎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仅仅三个月前,2012年1月,她的丈夫陆祥被昆铁法院判刑7年6个月,而那时,她旁听了整个庭审。

  昆明铁路公安局民警刘磊全程参与此案。当时,他心生疑惑,这个女人为什么那么急着要离开房间?他借着手电筒找到电灯开关,开灯后,只见屋内有两张床,其中一张床上面盖着一床厚厚的被子,掀开被子,床上正躺着一名女婴。后来,刘美交待,那个女婴刚出生7天,是她当天才从山里买来的。

  刘美被抓后不久,她的女儿陆道花、儿子陆明、儿媳妇陆丽,相继落网。因为两个年幼的女儿需要人照顾,陆明只关了一天,就取保候审。陆道花怀有身孕,不久后也取保候审。陆丽则是在被羁押34天后,被准许回家。

  参与办理此案的砚山县公安局副局长李田民,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很多孩子都是刚出生十来天就与父母隔离,被带上漫漫长路,一路上,为了不让孩子哭闹,他们在劣质奶粉中掺入大量头痛粉,这样,婴儿很快就迷糊了。“抓获运孩子的妇女后,我们从她们包里都搜出成包的头痛粉。”李田民说,甚至有婴儿死于漫长而艰难的运输途中。

  昆明铁路公安局宣传科一民警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被抓的人中,有18人来自文山州。多年前,昭通是贩婴重灾区,被打击后,逐渐转移到文山。一些昭通人带动文山砚山、广南等地的贩婴犯罪。”

  福利院无人认领的女婴

  这次专项打拐行动中被解救出来的31名女婴,有19名被送往昆明市儿童福利院。云南当地媒体刊登“女婴待认养”消息后,无一人被父母认领,

  在昆铁警方的调查中,那些女婴最初来自被抓获的5位苗族人。“那些苗人审讯起来非常困难,他们的回答从来不超过三个字,‘不知道’,‘听不懂’”,他们装作听不懂汉语,所以几个月过去了,根本找不出婴儿是从哪里来的。同时,因为超过90%的女婴是亲子亲卖,根本无人报案,追查起来就更难了。而在以前,还出现过这样的案例:警方已经找到了婴儿的亲生父母了,而他们却不承认这是自己的孩子。”

  刘磊说:“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些女婴,只好把她们放在儿童福利院里。其中6个,我们已经移交了监护权。我想,如果一直无人认领,这些女婴或者被人领养,或者只能在福利院长大。”

  砚山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队长秦绍年说:“警方对被解救的小孩都提取了DNA,放在数据库里,如果有小孩是被盗拐的,父母来报案后,通过DNA在数据库里进行碰撞,是能够通过对比而找出的。我们也希望丢失孩子的父母,能找回自己的孩子。”

  昆明市福利院办公室主任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把小孩送来这边其实是不符合规定的,这些女婴应该是被送去救助站。但因为救助站那边条件不够,所以暂时让这边照顾。至于孩子的监护权,我们决定不了任何东西,我们无权将小孩送养,这个得由民政厅决定。”

  而31名幼儿中的另12名则在河南、山东等地,也许,他们的人生会更幸运,即便他们是被贩卖的婴儿。

  而仍留在河北、山东另外12名儿童,她们大部分都还在养父母手里,最大的已经4岁多了。她们与养父母之间也有了感情,是该从养父母手里抱走,还是带回来放进福利院里?这种情况让公安部非常头疼,现在,公安部已经默许那些小孩由养父母带着,只是让他们到当地的民政局去补办一个领养手续。

  但在这起案例中,那些养父母因为参与买卖婴儿涉嫌犯罪。

  他们不认为自己在犯罪

  昆明铁路公安局一干警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文山是买卖婴儿的高发地区。以前昭通、红河是买卖婴儿高发地,经过公安部门的打击后,近年转到文山州的砚山、广南地区了。一些昭通人,带动文山当地的人进行买卖婴儿的违法活动。就我国的买卖婴儿来说,输出地主要是云南、广西等地,而输入地则是河北、山东、广东。”

  砚山县公安局副局长李田名则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广南、砚山是文山州贩卖婴儿活动比较多的,近几年,每年都有公安部、政法委牵头的打拐专项运动。在‘2011?11?7’专项行动抓获的嫌疑人中,其中14名属于砚山辖区,4名属于广南辖区。”

  云南省文山州与广西交界,属边远山区,人口众多,在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中,广南县有80万人,砚山县则有49万人,其中绝大多数属农村人口。

  “在广南、砚山农村地区,青壮年都出外打工,早婚、超生现象非常严重。许多家庭在生育第一胎后,还是生女婴,为了逃避罚款,或者为了能继续生小孩,她会选择把小孩送给别人养,之前是送给亲朋,但现在有很多外地人来收购,所以一些人便把自己的婴儿给卖掉了。很便宜,就三五千元。”李田明说。

  “第一层级贩卖婴儿的批发商在农村还有中介人,中介人看到谁家生了女婴,就会去游说,‘你这个女婴是超生的,怕不怕被罚款,不如我帮你给她找个好人家,你还能拿点收养费’,而这些卖力的中介人每次只收二三百元的中介费,然后,在他们的介绍下,人贩子便上门了。”

  “他们中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在犯罪。”

  刘美就不认为自己在犯罪。面对昆明铁路公安的审讯,她说:“我这是在做善事,那些小孩那么可怜,送到我这里来,让我给她找一个出路,我不能拒绝。我只是在做好事的同时,收取一点中介费。”

 一家五口贩婴 三省联手斩断家族贩婴链
  “除了利益的驱动外,她们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

  而这似乎也解释了,为什么刘美在目睹丈夫被捕并判刑后,仍然能够泰然自若地继续从事贩卖婴儿的活动。

  砚山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长秦绍年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贩卖婴儿在我们这里变得非常复杂,因为亲子亲卖,在源头上很难侦查,他们既不报案,甚至当我们找上门时,也根本不承认小孩是自己的;而养父母那方,他们把买来的小孩养了几年,有了感情,小孩也不愿意离开养父母。所以,我们一般只重点打击人贩子。”

  舆论认为,某种程度上,计生高压政策促使超生农民将婴儿非法处理。地方政府习惯于以经济惩罚来遏制超生行为,这让很多妇女怀孕后,到外地生小孩,男孩抱回家,女孩交给别人收养,收取少量收养费,还能躲避征收社会抚养费。

  砚山县计生局副局长王芬拒绝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砚山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官网显示,2011年,砚山县被云南省人口计生委评为“省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全县当年违法多生育数为54人,年底,砚山县人民法院对拒不缴纳社会抚养费的17户违法生育户予以强制执行,执结14件,共执行征收社会抚养费24.9万元。

  “我的女儿不会送给别人”

  2012年6月8日,砚山县城西郊的一段斜坡上。这里散落着许多民房,陆明和陆丽租住着其中一间。那是一座单层的小院落,每年租金2000元。

  这天陆明出去了,只有陆丽和她最小的女儿在。

  当砚山县的干警带着记者到来时,她丢下手头上正在搓洗的衣服,局促地招呼大家。她说:“陆明一大早就出去了,不知道去哪了。”警察让她打电话叫陆明回来,她犹豫着,最后还是打了电话。电话打完后,几位警察离开了,只留下记者。

  这时她的话才多了一点。

  她才20岁,却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而丈夫陆明,也只比他大1岁。

  她说,她在昆铁看守所关了34天,一共被审问三次;她说,“说实在话,现在特讨厌警察,无缘无故抓了我,又无缘无故地放了我,我想他们有他们的理由,反正我也说不过他们当官的”。

  对于今后,她觉得,“现在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坦然面对吧,经得起大起大落,才有好的明天,电视里都这么说的。反正我很后悔那么早结婚,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他”指陆明。她和他是在浙江打工时认识的,那时,她才15岁。

  陆明在电话里答应了回家,但等了很久都不见人。陆丽对记者说:“他应该不会回来了,我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玩。”

  一个多小时后,陆明回来了。他留着一头长碎发,待人和气有礼,讨人喜欢。

  他没有出去玩,而是开着自家一辆长安小汽车,到广南收购野蘑菇去了。而这,也是他如今的营生。

  回到家中,他抱起自己的小女儿,放在腿上,掏出手机让她玩。他微笑地看着她,像是看着这世界最可爱的小公主。她妻子幽幽地说,在那34天里,两个女儿一直是他在带,现在就只跟他亲。

  时代周报记者问:“你已经生了两个女儿了,要是你想要生一个男孩,会不会把女儿送给别人养?”

  “那是不可能的。”

  “这地方很多人都这样。”

  “别人是别人。我?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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