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世界金融五百年(下)》 第二章 美元第一 美国也不是万能的
美国也不是万能的。战后以洛克菲勒财团控制的大通银行与花旗银行为首的美国金融势力逐渐控制了中国的要害部门。就连法币发行准备的黄金储备的很大一部分也一直存储在美国大通银行，甚至法币印刷也主要依靠美国印钞厂。但美国金融势力的渗透与给予蒋介石政府的大量贷款与援助对稳定法币价值却毫无用处。这是因为，除1942年美国贷款给国民党政府5亿美元现金外，其他几乎所有的美国援助与贷款都是美国的过剩产品，尤其是被淘汰的军舰、大炮、坦克和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
到1948年8月，法币发行额竟高达604万亿元之巨，比日本投降时增加了1 085倍，比抗战前夕增加了30多万倍。法币膨胀到印刷的钞票还未出厂，已不及自身纸张和印刷成本的价格了。广东一家造纸厂，竟买进800箱票面100元～2 000元的钞票，当做造纸原料。法币完全丧失了货币职能。法币的极度膨胀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大恐慌。1948年8月20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取消早已不名一文的法币，改弦更张发行金圆券以解军事失利、金融混乱和经济崩溃的燃眉之急。1948年8月，在财政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的策划下，国民政府行政院又公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金圆券每元法定合纯金0.22217厘米，由中央银行发行，面额分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私人不得持有黄金、白银和外汇，限期于9月30日以前收兑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违反规定不于限期内兑换者，一律没收。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以前的水平冻结。通过强制民众兑换金圆券，蒋介石政府搜刮了300多万两黄金及2亿美元外汇，最后都带到了台湾。截至11月9日，金圆券已发行19亿余元，与法定20亿元限额非常接近。俞鸿钧密电蒋介石：军政费增加极巨，请尽快放宽发行限额。11日，行政院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决定取消金圆券发行最高限额。金圆券发行限额放开后，顿成一泻千里之势。到11月底，发行32亿元，12月底达到81亿元。到1949年4月，金圆券发行总额升至5万亿元，5月更增至67万亿元，6月竟达到130万亿元，为1948年8月底的24万多倍。随之而来的是商品抢购风潮，全国有40多个城市出现抢米风潮，参加群众17万人。上海尤其为甚。上海有一苦力从商店货架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店主吃了一惊，问他是否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上海小花园一带的女鞋，连清朝以来几十年最老式的不论大脚小脚穿的各种鞋都被抢购一空。人们见货就抢，甚至连锡箔、棺材也在抢购之列。1948年11月1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宣布放弃价格冻结。于是物价犹如决堤的水，一泻千里。11月中旬，米价已从限价时的每石20.9元上涨到2 000元。这一月物价指数比10月上涨675%。1949年2月以后，金圆券贬值之速是按小时计算的。机关职员领工资拿到金圆券后，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到1949年5月，金圆券已买不到什么东西了，500万元只相当于1948年9月的1元，上海大米买1粒就要130多元。许多地区干脆拒用金圆券。中央银行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康定、宝鸡、吉安、南昌、哈密、兰州等地分行先后电陈总部：“各该地市面及机关行使银元，拒用金圆券。”就连军队也不要金圆券了，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电陈：“5月份发出薪饷金券，各部队以市场拒收，均原封退还。请求财政部改发银元，以免运送金圆券徒增机费负担。”恶性通胀导致整个银行货币体系濒临崩溃，人们在核算成本、利润时纷纷改用米、金、银、外汇等为单位，支付工资采用米、生活指数或者外汇。上海市场大宗交易，如买卖房屋、地产、机器，甚至抵押房子，都以黄金计价，商品交易甚至倒退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
实体经济亦随之一蹶不振。资本和财富都是由很多形态不同的实际资产构成，如房地产、商品存货、在制品和运输途中的商品等。资产的名义所有者，以借入货币的方式来获取资产的所有权。在一定程度上，财富实际所有者的所有权要求并不是体现在实际资产上，而是体现在货币上。资金融通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通过银行系统实现的。银行作为介于存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担保人，一方面吸纳存款人的资金，一方面向借款人发放购买实际资产的贷款资金。于是货币就成为了实际资产与财富所有者之间的中介。在恶性通胀时，商业银行或其存款份额会大幅提高，存款极不稳定，无法给实体经济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变成了单纯的货币结算与出纳的机构。结果，工商业企业几乎不可能正常营业，于是无论是工商业企业还是银行都纷纷转而囤积投机，更加重了通胀的严重程度。正如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总结的：“毫无疑问，官僚、腐败以及不良金融管理，都导致了货币市场的崩溃和恶性通货膨胀的爆发，这些原因也是国民党战败的主要原因……恶性通货膨胀不仅帮助共产党人夺得了政权。在战争过去之后，共产党人还能消除恶性通货膨胀，毫无疑问，这也有助于共产党人巩固其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