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丁瑜是电视节目《临刑会见》的制片人兼主持人。《临刑会见》是全国唯一一档以与死囚犯对话为主题的节目，截至目前，已经有226名与丁瑜面对面的死刑犯以及他们的故事，展示在《临刑会见》的镜头中。
“我不同情他们，我只是惋惜他们。”—或许这是丁瑜摆脱226个死刑犯的唯一方式。 面对死刑犯 “你认为这就是爱吗？”丁瑜问对面的死刑犯。 这名42岁的男子，闯入前妻家中，用一把锋利的尖刀杀死了前妻。行凶之后，还点燃了前妻的房子，企图自杀，最终警察解救了他。他们的女儿，失去母亲之后，也即将失去父亲。在二审宣判后的法庭上，丁瑜与这名犯人面对面坐着，丁瑜的身后是摄像机。 “我也不知道。我本来不想伤害她。谁也不想伤害，结果伤害了她。”男子回答。 “一开始的时候，你说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直到作案的那一天，还不想伤害女儿，可是恰恰受到最大伤害的，在心灵上……会哭吗？想（女儿）的时候会流泪吗？”丁瑜问。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我爹死的时候我都没哭过……我杀了她（指前妻），趴到她身上哭了。”男子回答。表情尴尬，木讷。之后，把头低下来。 “假如时间回到那个时候（指行凶时刻），你会怎么做？”丁瑜问。 “那有可能死的是我。我宁可死，不愿伤害她。”男子回答。 男子最后对着摄像机向女儿道歉，采访结束了。不久，这名死刑犯的未成年的女儿，在这档《临刑会见》节目中见到自己的父亲。 每次采访结束时，丁瑜会向对方道一声“谢谢”，随后站起身，目送警察将犯人带离采访地点。 在另一期节目中，主角是一对20多岁的年轻情侣，女孩的男友杀死了她的外祖父母。过程是：为了偷外祖父、外祖母的钱，女孩儿将安眠药放在老人们的茶内，不幸安眠药没有达到效果，老人突然从梦中惊醒，发现了男孩儿，由此引发争斗。男孩儿将老人杀死，为了掩盖罪行，他放火烧了老人的尸体和房子，女孩儿判处12年有期徒刑，男孩儿被判处死刑。 “为什么没想到给你的父母或者给他的父母去要点儿呢？”丁瑜问。 “实在是不好意思再要……我们俩也这么大了，也能劳动了，怕父母担心。”男孩儿回答。 “她（指女孩儿）母亲的亲生父母被活活害死，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一家心里很难过，有什么话就说，我可以告诉他们。”丁瑜问。 “请他们以后要坚强地过下去，以后不要再遇到我这样的人。对不起。”男孩儿回答。 采访完了以后，丁瑜觉得不舒服，一直用手锤自己的头部…… 丁瑜告诉记者：“我采访过不少比他们（指上述男孩儿）还要年轻的，其中刚年满18周岁，一旦犯罪就可以被判处死刑的人，他们就因为一时错误的选择，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没有人不想活着。”丁瑜介绍，一个死刑犯，从被逮捕到终审判决，一般要一到两年时间，他们在这期间也会对自己进行一些思考。 所以，当死刑真正来临时，人的表现是麻木的。以往电视上表现人在死刑面前会出现腿软的场面，一般根本不存在，他们多会因恐惧心理的积压而变得麻木，失去思维，脑海产生空白。但在行刑等待期间，人的意识会产生微妙的转变，开始接受死亡带来的恐惧。这个过程用一个词来概括：自作自受。 采访开始的时候，丁瑜会问：“真的要走了，害怕吗？” 罪犯们一般会回答：“害怕，但这是我自己要接受的。”或者：“怕不怕，结果都已经这样了，又有什么办法。” “有的人，会被自己内心巨大的忏悔和悔恨所折磨，只求一死；有的人会说不想死，只要法律给予一次机会，他一定会尽他的一切所能回报这个社会；有的人出于认知的局限，可能根本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会错。” 当然第三种属于少数。丁瑜与这些少数人对话时，总是难掩内心的憎恶。 在河南焦作，一伙匪徒绑架了一名12岁的少女，可少女并不是他们预先定好的绑架对象，他们意识到错了以后，并没有将这少女放走，而是残忍地杀害了她。 “怎么就能下得了那个手呢？又不是禽兽。”丁瑜问主犯。 “所以说罪有应得吧。”主犯回答，语气和神态毫无悔意。 “采访过这么多案件，我以为我已经见惯了太多罪恶了，但当我听你描述这些细节的时候，让我的心里很难承受，为那个无辜的孩子、那个无辜的少女，所有人应该恨你们。”说完这话，丁瑜流下了眼泪。 “我很庆幸你被抓获，你是个渣滓。”丁瑜最后说。 采访特殊罪犯，也是一个挑战。包荣亭，一个男性同性恋者，杀死了自己的母亲。 “你觉得你说话，你觉得别扭吗？你觉得舒服吗？感觉难受还是舒服？”包荣亭主动问丁瑜。 “啊，没有。”丁瑜回答。 “那这就对了。”包荣亭说。 其实，为了尊重对方，维持谈话的氛围，丁瑜向这名罪犯撒了谎。 《临刑会见》的生命关怀 丁瑜是电视节目《临刑会见》的制片人兼主持人。《临刑会见》是全国唯一一档以与死囚犯对话为主题的节目，它诞生于2006年，源自丁瑜在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的一次采编会上的突发奇想。 因为死刑、死囚话题的敏感性，这档节目刚开始制作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丁瑜和她的团队一直坚持到现在，每周一期，节目在每周六晚9时30分，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与大象网上同步播出。截至目前，已经有226名与丁瑜面对面的死刑犯以及他们的故事，展示在《临刑会见》的镜头中。 只要是一审判决死刑的案件，在理论上，丁瑜的团队就可以去报道，采访的时间和地点就是二审开庭的时候，和法官一起，因为2007年开始，死刑案件，二审必须开庭审理。 “二审法官开庭时，会把罪犯提出来。庭后采访，那个时候我们很省事，庭上的法警和我们配合，法官和我们配合。我们采访完再把罪犯送回去。”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丁瑜的团队没有和法官凑到一起，就是二审还没有开庭或者二审已经开过庭。没有机会见到罪犯时，丁瑜的团队就协调看守所，到看守所去采访。 丁瑜的团队会在节目中打上“此案正在进行二审，或者本案正在经终判决结果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审核”。 “实际上的临刑会见，比如8点执行，我们可能7点赶到看守所。只有一小部分节目会采用。尤其是这一两年。我不太选择这样的时刻。 “我不想再送他们。”丁瑜解释，一个是要在那个时候采访需要很多条件限制，公检法司都要协调好，需要费很大精力去协调。她也不想让自己的内心太沉重。 是否接受丁瑜的采访，完全取决于罪犯的自愿。绝大多数情况下，犯人都可以正常表达。丁瑜会碰到这次采访未能如愿，这样的情况并不多。去年春天，丁瑜在郑州市看守所见到了死刑犯张广新，当问及他的成长经历时，他的回答要么是记不清了，要么是答非所问，一个人自言自语，已无法正常表达，丁瑜只得放弃。还有一次，2010年冬，郑州看守所的一名犯人原先答应接受采访，但等丁瑜的团队赶到，对方又反悔了。丁瑜也无可奈何。 “已经面对面采访226名罪犯，应该有一大部分都离开了这个世界，受到法律最严厉的惩罚。我觉得每次跟他们交流之后，他们会变得很平静，很释然。内心不再充满了怨恨，悔恨不再吞噬自己的每一个细胞，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度日如年。也许我们的访谈会让他们的心灵得到一些平静，我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丁瑜告诉记者。 “我们可以通过节目为死刑犯的家人朋友转述一些情况，通过我们的节目死刑犯可以有机会向他的家人倾诉自己的内心。”丁瑜说。 有一个名叫吴艳艳的罪犯，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吴艳艳表示，作案前受到了丈夫的打骂。吴的父母去公婆家，谢罪，祈求轻判。后来双方的老人手拉着手坐在一起—这样的场景出现在节目镜头里。法官最终判决吴艳艳死缓，受害方获得经济补偿。这样的节目呈现出来的，是对夫妻双方家庭的深切关怀。 然而，关怀不仅限于此。“《临刑会见》从责任和社会效益的角度，通过对特别案例的剖析和访问，使观众能得到警示，避免了悲剧的发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这样评价道。 截至去年底，全世界尚有58个国家执行死刑，作为人口第一大国，中国执行死刑也屡见不鲜。中国政府从来不掩盖执行死刑的事实，相反，中国政府会通过媒体发布重大恶性案件的审判结果，以此起到警告和教育的作用，进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临刑会见》的本意即在于此，它警告人们偏离生活轨道的教训，从而真切感受到生命的珍贵和法律的尊严。 在河南，你可以在家里、餐厅、咖啡馆等公共场所，甚至监狱里收看这档节目，这档节目拥有8000万观众，是河南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之一。 通过与法院、特别是河南省高院的密切合作，《临刑会见》栏目组在选材上获得非常大的便利。他们更注重情感、婚姻、家庭关系、青年犯罪、邻里纠纷领域内的恶性犯罪案件。栏目编导王李的解释，案件中犯罪者人性的挣扎、变异，更能给人巨大的心理震撼。这些案件的犯罪环境大家都很熟悉，能让普通人找到自己影子，找到自己的心魔。 丁瑜介绍：“我们会从罪犯的生活轨迹、犯罪轨迹方面出发来了解和探究他的犯罪心理。邻里纠纷的案件有一个比较典型—为了20元的一棵树，杀了一家四口，无效的沟通是导致犯罪的首要原因。我们选择在生活中可以得到共鸣的案件，与老百姓生活近似的，可以使人们得到一些警示。这是我们选题的大标准。” “曾有一个犯罪分子，因犯罪入狱，妻子离开了他。他知道后，出于人性心理上对妻子的无法忍受，遂产生杀妻之念，女儿知道后，阻止了该名犯罪分子的杀妻之念。但该名犯罪分子将仇恨转嫁到与其妻年龄相仿的30多岁女子身上，形成二次犯罪。一些观众朋友会来信说他们的类似经历。”丁瑜说。 大量的观众给栏目组打来沟通电话。在一次与观众互动的交流会上，一位年逾五旬的男子，感慨道：因与父亲矛盾深重，自己曾经动过杀死他的念头。正是看了《临刑会见》节目，才悬崖勒马。“伸出的手缩了回来，拿出的刀收了回来。” 2010年10月，澳大利亚著名纪录片导演罗本?纽厄尔(RobinNewell)赶赴郑州，跟踪拍摄了两期《临刑会见》后，制作了同名纪录片。去年10月下旬，在意大利举行的第六届罗马电影节上，观众看到了《临刑会见》主创人员的身影，由中国大陆桥文化传媒公司和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联合拍摄的60分钟纪录片《临刑会见》入围第六届阿姆斯特丹电影节。 纪录片《临刑会见》大致介绍了中国的死刑制度等相关司法现状，主要侧重于丁瑜团队的工作流程，其中穿插了大量的丁瑜对死刑犯的访谈，也因而被称作电视节目《临刑会见》的国际版。 “我不是天使，只是见证者” 没有走到犯罪人内心，没有见到罪犯家人，没有机会见到形形色色的犯罪人员，很难有机会了解到犯罪人员内心真正的想法，对人内心所带来的巨大冲击。 通过一期一期节目，丁瑜发现，一切人员的犯罪都是有原因的，开始寻找罪犯犯罪的根源。 “人和人之间只要正常地去沟通，正常地去了解、生活，不愉快的事件很难落到自己头上。”工作中的日积月累，丁瑜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维。遇见一种事情，她会思考有几种解决方式，最好的方式是什么？这样，犯罪的几率就会极大降低。“思维决定行为。冷静是前提。” 很多时候，丁瑜很想采访一下受害人，了解受害人诉说出的当时情况。但是，这些受害人已经不存在了。这是丁瑜最大的遗憾。 丁瑜身材高挑、瘦削，思路敏捷，语言简明概括。但即使干练如斯，5年来面对226个死刑犯，对她的内心影响，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上文提到杀死自己母亲的包荣亭，2008年，接受丁瑜采访后一个月，走到生命的终点。在他临刑前的最后一刻，丁瑜见到了他。 “这是要去哪里啊，是上西天啊。”包荣亭走出一道门后自言自语，脸上掠过一丝笑。 工作人员要他留下遗言，他说没有。又问他有什么说的没有？ 他回答：“说什么呀，要死了，说什么呀。” 没有亲属来送他，他的哥哥姐姐都没有原谅他。在众多穿着制服的人里面，他认出了丁瑜，在走向人生的最后旅程时，他觉得丁瑜是唯一跟他有联系的人。 丁瑜向他道别：“我们只能祝你一路走好。” 他转向丁瑜，说：“能握一下手吗？” 丁瑜愣了一下，随后用中指滑过他的手掌—这可能是被所有人抛弃的包荣亭跟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次接触。 丁瑜事后解释：“不知道握手能给他带来什么，能给他带来什么慰藉？他的手很脏，指甲里都是污垢。很久我都说不出那是什么感觉。” “好多人用这个词来形容（我的工作）：天使与恶魔。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什么天使，因为我去见这些人是工作需要，我把我自己定位为见证者，见证他为何到死的边缘，见证他临死前的心态，见证从生到死的过程。”丁瑜告诉记者。 丁瑜说：“（有一次）到福建出差，火车上，凌晨一点。因为晚上车窗拉着窗帘，望见朦胧的自然的夜色下，田野里，站着齐刷刷一排全部是我采访过的、已经被执行过死刑的人！” “那么清晰，不同的表情，有的人哭，有的人笑，有的人漠然，各种表情的人，一溜站着那样看我，我当时都快崩溃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丁瑜告诉记者，她不是靠倾诉去缓解压力的，是靠理性去自行调节的。 每次采访结束，当丁瑜知道犯罪人员人生的最后想法时，她开始选择闭口不言，目送罪犯离去的身影，转身，望望绿树，看看阳光，感受生命的存在。 丁瑜告诉记者，她从小在公安局大院长大，家对面就是武警支队，支队里面就是看守所，父母也都从事公安工作。因为熟悉环境，从开始参加工作就开始做法制节目，所以个人的耐受性比较强。《临刑会见》伊始，有时难以承受这种压力，整个脑子里全是那些死刑犯的矛盾冲突和心理纠缠，但时间长了，就转移一下，比如看电影会看一些阳光的、美好的、有生机的。朋友和家人的亲情温暖，看到社会一切美好的东西，告诉自己，在心里做一些平衡。 “我这两年已经把我的工作和我的生活尽量剥离。”丁瑜告诉记者。 “其实知道过这么多故事，见过这么多人，听说过这么多案件，了解过这么多真实的东西，怎么说呢？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心里的垃圾也很多。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生命离开世界，哪怕是一条小狗小猫，我养的一条小鱼死掉，我就会伤心。但这样的人死掉，我不会伤心。从来没有一起案件，让我伤心过。”丁瑜说。 当犯罪人员被押到刑场，身影远去的时候，丁瑜时常会想，相对受害人，犯罪人员是幸运的，至少对死亡他们做好了准备。但对于受害者，死亡是突然降临的，他们不会拥有任何准备。 “我不同情他们，我只是惋惜他们。—或许这是丁瑜摆脱226个死刑犯的唯一方式。 “看那么多人在你面前死去，看到那么多受害人，看到那么多犯罪人悔悟他的行为，认识到他的错误，先不从法律上看，但从一个人来看，生命的消逝，都不得不对人心灵上产生一种震颤。只要能活着，只要还有生命在，其他还有什么事情解不开、放不下的呢？”丁瑜说。 她希望恶性犯罪能够消失，她能够停下脚步，结束这档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