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浙商》记者 朱健
“假洋牌”绝大多数并非粗制滥造、质量低劣，只是在国外注册，在国内运作，涉嫌宣传误导。而只要这些品牌明确身份，树立自信，专注于品质，他们就会在洋牌的夹缝中脱颖而出，成为真正的世界名牌。
深陷舆论风波的达芬奇家居日前面见《浙商》记者，就此前公司涉嫌“假洋品牌”事件正式作出解释。虽然达芬奇强调其2010年销售产品的80%系意大利制造，被指“假洋品牌”的产品是少量原产地为中国的美国品牌，但公司方面亦承认存在着原产地标注不明、广告营销夸大其辞等问题；而据《浙商》记者了解，批着“洋”皮谋求高昂利润的“达芬奇模式”广泛存在于各行各业。
达芬奇的委屈
达芬奇家居的CEO潘庄秀华从来没预料过会遭遇如此风波。这家在2000年进入中国市场的公司，凭借着利润高昂的代理经销国际品牌家具业务，业绩斐然。2010年，达芬奇向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办理了辅导备案登记，进入上市辅导期。
然而，2011年7月10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报道了达芬奇销售的家具涉嫌造假和欺诈。报道称，其号称“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卡布丽缇牌家具实为东莞的一个小工厂加工生产，原料也不是名贵实木。
一时间，“假洋品牌”的指责纷至沓来。对此，在7月13日草草收场的新闻发布会之后，潘庄秀华及公司董事黄志新于7月21日在达芬奇北京门店约见《浙商》记者，就此事再度作出解释。
针对“国货套上洋品牌以获取高昂利润”的指责，黄志新称，此系达芬奇的复杂货源构成给外界造成的误解。据其介绍，“达芬奇销售的家居产品主要来自于意大利，2010年公司销售的产品80%来自于此。消费者在达芬奇购买的意大利品牌家居产品绝对是在意大利制造，并且原装进口至中国。”
根据《达芬奇家居致消费者的一封公开信》，达芬奇目前已经获得了包括阿玛尼在内的61个意大利品牌以及21个其他海外家居品牌在中国的零售许可或代理销售许可。公司法律顾问向《浙商》记者出具了包括意大利弗洛集团在内的意大利商标品牌的拥有者的声明，声明称其产品“均系完全在意大利境内设计、生产、制造，全部产品的原产地均为意大利”。但据《浙商》记者了解，上述声明系由达芬奇公司法律顾问起草，意大利公司签署确认。
潘庄秀华及黄志新认为，“假洋品牌”一说源于公司经营的“好莱坞家居明星”、“汤玛斯”等美国品牌家居产品。该部分产品的供货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范围内采购，被指“假洋品牌”的产品的原产地即为中国。
据达芬奇公司方面出具的资料显示，2011年上半年，达芬奇进口的所有美国品牌家具总值约占达芬奇进口的全部家具总值的13%；其中，原产地为中国的家具总值大约占3.5%。
“出口转内销”成风
黄志新亦向《浙商》记者坦言，对于部分家居产品，公司存在着原产地标注不清、未向消费者逐一解释等过错，但够不上“假洋品牌”的责难。
不过，此类事件层出不穷已经明示，土生土长的国内品牌批着“洋”皮鱼目混珠，“出口转内销”已是蔚然成风。除达芬奇外，此前家居建材行业内的欧典地板造假一事早已闹得沸沸扬扬。
就现状而言，“出口转内销”的重灾区当属品牌服饰行业。譬如定位主要消费群为都市高级白领及中上阶层的休闲品牌马克·华菲，一直以来“洋味”甚足。但据《浙商》记者了解，它实际上是七匹狼下属的全资子公司，虽然注册地在意大利，但总部设在上海，生产地和销售地都在中国。或是因为意识到“血统”所在，马克·华菲虽然在创立之初宣称自己是意大利品牌，但在近年已取巧称之为“源自意大利风格的中国原创时尚品牌”。
再如号称意大利高端品牌的卡尔丹顿，价格动辄成千上万。据此前的媒体报道，意大利商会并没有叫做“卡尔丹顿”的注册公司，且意大利服装行业人士也没有听说过该品牌。目前该商标拥有者是深圳市卡尔丹顿服饰有限公司。它和意大利之间的关联，仅存在于公司聘请了该国的服装设计师而已。
服饰行业之所以“西学为用、中学为体”，是因为土洋品牌在市场认可、产品售价等方面的全方位的待遇差异。温州市服装商会女装分会会长蒋海表示，在当地国外品牌进商场只需要1到1.5个扣点，而自主国内品牌进商场，扣点就是2.2到2.8个点。
类似情况还发生在奶粉、汽车等多个产业内。2009年爆发的施恩奶粉事件仍历历在目：当年6月15日，施恩公司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致歉声明：“施恩公司、包括施恩品牌完全由华人所有”，消费者一直以来视施恩为洋品牌、洋奶粉，其实是一场误会。
若是基于以上，此次陷入“打假”风波的达芬奇倒是倍显委屈。包括潘庄秀华在内的公司高管认为，与此前被曝光的欧典地板等事件不同，达芬奇公司只是代理商和经销商，并不生产或委托他人生产任何家居产品，“不存在造假行为。央视报道的达芬奇‘天价家具’，确实是意大利原装进口，本身进价就很高。”
“洋品牌”的速成术
“假洋品牌”虽然滋生于多个不同的领域，但其运作的套路却都是大同小异的“海归”模式。
首先，从境外弄一个“出生证明”。不少所谓的“国际知名”品牌，其实只是花几千美元委托专业注册公司在海外注册的一个空壳公司，所有生产、销售都在国内完成，甚至连注册商标都没有，只是在国内建厂，引进设备，按国外某个标准生产，就号称是“原装进口”，售以高价。
其次，取个“洋名”，让消费者感觉洋味十足。许多品牌干脆就是国外的人名地名，或者是谐音，充满魅惑。
第三，包装企业文化。“假洋品牌”的广告投入不能少，宣传自身的“品牌历史”，聘请国外设计师和广告，甚至“寻托”谎作品牌开创人，以表示洋身份名副其实。|!---page split---|
第四，巧妙报关。把在国内生产的产品先出口到国外，“包装”后再运回国内销售，这样拿到了海关报关单，产品身价就能猛增几倍。一些商家就利用报关单，宣称自己每批产品都是进口的。
其中巧借报关是“海归”套路的关键，达芬奇也是因此被讽“保税区一日游”。今年上半年达芬奇家居从上海口岸进口的119批次的家具中有11批为国产，占到达芬奇从上海口岸进口家具的近10%。达芬奇就是先让家具企业把货物出口到上海保税物流区，在保税区内卖给中间公司，最后中间公司把货物卖给达芬奇，并进口到达芬奇上海仓库，而并未运往国外，却以进口家具名义销售。
对此达芬奇方面解释为，以前产品都是先出口至美国再运回中国，只是在2011年以来，为降低物流成本和产品售价，才有此一举。作为进口家具经销商的达芬奇，与在中国境内的生产厂家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并未由此获得巨额“退税收益”。“美国的供货商将部分美式家具安排在中国生产，并通过中国保税区出口至中国，或者运至美国后再出口至中国的交易模式虽未违反中国的法律，但我们未向消费者完整披露这一信息的行为是错误的，我们为此诚恳道歉。”黄志新称。
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税务教研组组长汪蔚青表示，保税区在国内被称为“境内关外”，也就是说虽然在中国境内，却属于海关以外，货物卖给保税区的企业和出口的手续基本相同；国内很多外贸企业采用保税区“一日游”的手法是合理行为，并不违反现有规定。但是如果走了一遭之后就说是国外原产，却不合事实。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冬则认为，这样“一日游”之后的产品的确可以算做“进口”产品，但进口并不能代表“原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等关于原产地的明确规定，完全在一个国家(地区)获得的货物，以该国(地区)为原产地；两个以上国家(地区)参与生产的货物，以最后完成实质性改变的国家(地区)为原产地。
《浙商》记者获悉，“假洋品牌”事件后，达芬奇各门店的日均营业额，降幅高达90%，而早在2010年即开始的公司上市辅导工作，目前也陷入停顿。
对此，业内业外亦颇有惋惜之声。中国著名时尚产业经济研究专家李凯洛认为，应当区分开“假洋品牌”和伪劣产品、仿冒名牌。一些国内企业生产的假冒伪劣产品确实让中国消费者很失望，砸了国货的牌子，像这类产品无论是贴上“土标签”还是挂上“洋牌子”，最终都会被市场淘汰。而所谓“假洋牌”绝大多数并非粗制滥造、质量低劣，只是在国外注册，在国内运作，涉嫌宣传误导。“只要这些品牌专注于品质，消费者终究会对国货脱去有色眼镜，国产品牌才会在洋品牌的夹缝中脱颖而出，成为真正的世界名牌。”他说。
［专家点评］
为何会有这么多的“假洋牌”
企业走假洋品牌道路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合时宜的政策误导，尤其是税收政策。
文 │ 宗佩民（浙江华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自誉为“国际超级品牌”的达芬奇家居近日被曝出旗下部分家具是在国内贴牌加工生产，产品涉嫌伪造产地。其实，达芬奇家居并非个例，这样的操作手法几乎贯穿于中国外经贸行业的全部领域——我们引进的外资70%以上是出口转内销的。负出口、负外资成为国民财富流失的两大缺口。
企业走假洋品牌道路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合时宜的政策误导，尤其是税收政策。
税负持续加重。这几年，我国的税收增幅一直远远超过GDP增幅就是很好的证明（今年1-6月，国家税收增幅为29.6%），企业税负持续上升。税负过重导致企业的压力过大，尤其是内资企业，试图降低税负成大多数企业的共识。
厚外薄内。虽然目前我国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政策方面已经实现普惠制，但不可否认的是，政府对引进外资、出口创汇仍有政绩考核，外资优先、盲目出口退税等，具体执行依然是厚外薄内，这就诱导很多企业想方设法改头换面变成“洋鬼子”，兜兜转转后再将产品以高价销往国内。高税负与税负不平等背景下的“假洋牌”成为众多行业挥之不去的“殇”。
重环节税轻资源税。重增值税轻资源税的税收政策直接导致了企业发展过程中重资源占有轻技术创新，企业用消耗资源的方式获得发展，而没有把精力花在研发新技术上。所以我国的中小企业基本以加工为主，处于产业链的底端。这与目前倡导的企业转型升级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经济转型首先税收政策要转型，对征税环节予以调整，加大资源税种与税率（加重矿产、土地以及环境保护的税赋），减轻企业的所得税、增值税和其他环节税。这样可以鼓励企业少用地，通过新技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促使企业走向产业链的更高端，获得健康发展。
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与税收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积极的财政政策是靠高税收政策来支撑的，这也是税收政策扭曲的重要根源。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个政策也需要调整，要把积极的财政政策转向相对保守的财政政策，财政管好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社会治安与重大基础设施就行，避免财政资产过多，导致税赋沉重与社会资源配置畸形。
这些长期执行或许曾经是正确的国策，但现在高速的经济增长率建立在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物价猛涨、民工困苦的基础上，这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枷锁。
时代在变，中国在变，世界在变，很多经验恰恰是束缚我们的羁绊，财政、税收、出口、土地、货币等政策不能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太多了，该是再次大变革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