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格兰诺维特所说的“连带”，大致相当于中国人常说的“关系”。谈起“关系”，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感到陌生。有人认为，中国人主要的管理工作就是拉关系，谈生意靠关系，找工作用关系，甚至去医院看病也要托关系，只要“有关系”，那么一切都将“没关系”，一旦“没关系”，那么很多事情都会“有关系”。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关系”，是一个非常神秘的词语。“礼尚往来”是关系，“场面应酬”是关系，甚至“行贿受贿”也是关系。那么，关系到底是什么？美国人的关系同中国人的关系有什么不同？ 非正式组织的理论背景 早在20世纪初，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就指出，“个人的集合不能成为社会，……只有当大量的个人进行互动时社会才会存在。”管理学领域对人际关系的研究始于“霍桑实验”，在以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者看来，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及广泛存在的非正式组织（即小团体），是影响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人际关系学派的这一观点，被切斯特·巴纳德（Chester Irving Barnard）继承并进一步发挥。在1938年出版的《经理人员的职能》（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中，巴纳德指出如下六点内容： 第一，人们之间相互影响，并非基于有意识的“共同的目的”或“联合”，而是由于个人原因。人与人之间通过反复的沟通交流，影响了他们各自的行为习惯和思想习惯，有助于形成统一的系统性的思想状况。 第二，同个人发生联系的人数是有限的，通过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链，个人的关系能够扩展到广阔的地域和众多的人群，有助于形成一致的思想状态，进一步成为人们普遍遵循的风俗习惯。 第三，非正式组织促使正式组织产生，正式组织则为非正式组织的形成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四，正式组织可以通过非正式组织表露出相应的态度、思想状况和习俗，二者传递的信息一方面往往不一致，另一方面却又相互依存、相互矫正。 第五，正式组织建立起来之后，自然而然会产生相应的非正式组织。 第六，非正式组织能够有效沟通信息、维护组织团结和维护组织成员个人的人格，所以非正式组织对于正式组织的运行是不可或缺的。 对于巴纳德的上述观点，我们可以进行如下解读：首先，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协作关系，是微观的个人构成宏观的社会的重要机制；其次，非正式组织和正式组织互相支撑，缺一不可。巴纳德不仅将管理的内涵扩展至协作的层次，更将管理放到了宏观的社会背景中，试图打通个人与社会之间的隔阂。或许正因为巴纳德理论的这一特征，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包政先生认为：“管理的基础是组织理论，组织理论始于巴纳德，也许会终于巴纳德……”且不说组织理论是否始于巴纳德，但个人之间、组织之间的协作以及社会关系至今仍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所以组织理论的确“也许会终于巴纳德”。 需要说明的是，在巴纳德的语境中，“正式组织的定义是：两个以上的人自觉协作的活动或力量所组成的一个体系”。所以，巴纳德所讲的组织，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内部成员，也包括参与这一“自觉协作”体系的外部成员；不仅指常见的规范组织，也指所有协作性质的团队群体。由此，人们对于组织的认识，开始超出韦伯的“官僚制”范围，组织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官僚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协作体系，其中必然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组织和社会关系。可以说，巴纳德为管理学研究协作和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巴纳德之后，管理学界对社会关系的论述日益增加，德鲁克（Peter Drucker）不仅强调企业之间的关系，更将视角放眼全球，提醒美国人注意日本人企业集团式的组织结构。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则在强调合作的同时，紧密追随时代发展潮流，要求管理者注重e时代背景下的新型网络关系。 然而，无论是人际关系学派还是巴纳德，甚至包括德鲁克和坎特，他们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主要不是依据普通知识和推理，而是彻底依据经验和观察。”换句话说，他们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定性层次，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定量层次；往往重视经验归纳，弱化逻辑推演。显然，这一特点，是由他们的职业特点决定的，像德鲁克这样的大师，是思想家而不是学究，他们的使命在于迸发思想火花，而不是为新的理念提供逻辑论证，更不是进行数理化的实证研究。然而，思想家传播的理念必须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否则就可能导致新的理念悬空，甚至出现错误。进行逻辑论证工作的人，不是大师，而是学者。从事这种坚实的学术工作，需要的不是德鲁克，而是格兰诺维特。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像先秦孔孟与汉代经学、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与清代朴学的关系。 20世纪30年代，梅奥等学者在哈佛大学进行的研究，一方面开创了管理学中的人际关系学派，使管理学更加注重人性关怀；另一方面则成为社会学领域社会网络研究的先声，学者们不满足于对社会网络进行经验性描述，试图对其进行定量研究，以形成一个严谨的理论体系。30年代以后，管理学日益关注组织结构、管理职能、管理决策、战略管理、组织文化等议题，虽然巴纳德注意到了非正式组织，但关系研究不再是管理的中心议题，而是围绕着正式组织展开的。后续学者对社会关系的研究，基本上没有超出巴纳德的水平。社会学界对关系的研究虽然不绝如缕，但是正如林顿·弗里曼（Linton C. Freeman）所言，哈佛大学的人际关系学派之后，“社会网络分析似乎进入了可被称作‘黑暗时代’的时期”，这一时期，统治社会学的是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默顿（Robert C. Merton）等人的结构功能主义，直至60年代中期，在哈里森·怀特的带领下，社会网络分析在哈佛大学迎来了复兴，重新成为社会学的重要流派。社会网络分析在社会学领域的复兴，奠定了管理学领域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所以，在理论层面上，60年代以后社会学强调分析社会网络，同管理学强调研究企业集团、合作关系是一致的。 弱连带理论 格兰诺维特是社会网络分析的中坚人物，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准备博士毕业论文的过程中，他发现连带（tie，大致相当于中国人所讲的“关系”，但其内涵有所不同。当今多数学者认为，中国人所说的“关系”，无法用tie或者relation等英语词汇表示，所以，学术研究中对中国的“关系”多用GUANXI直接音译）的强度有助于解释人们找工作的过程。那么，什么是连带的强度呢？格兰诺维特认为，强度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衡量：“认识时间的长短”、“互动的频率”、“亲密性”以及“互惠性服务的内容”。
格兰诺维特认为，“较强的关系连带往往需要较长时间去培养”。就一般的社会关系而言，从统计概率角度看确实如此。关系双方见面沟通越频繁，往往连带的强度越大。如果连带双方仅仅是工作关系，沟通的内容也限于工作范围，那么连带的强度较弱；反之，若连带双方由工作产生友谊，沟通的内容逐渐涉及到了私人生活，弱连带就逐渐转化为了强连带。连带双方必然存在一定的互惠性行为，这种互惠如果偏重于“日清月结”，则说明连带较弱，反之如果互惠服务的内容超越了当前交易的层次而关注长远利益，那么连带的强度较大。格兰诺维特提出的这四个方面，给出了衡量连带强弱程度的方向。 显然，对连带强度进行量化测度，有助于对社会网的作用进行精确研究。事实上，社会网络学者针对前三个标准，现在已经发展出了标准化的量表。然而，即便没有量化，仅仅凭借经验和观察，也能够大致确定社会网的强弱。在1973年发表的《弱连带的优势》（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中，格兰诺维特指出：“在直观基础上，将连带分成强连带、弱连带以及无连带，以本文的目的而言已经足够。”简单地说，互相都认为对方是朋友，那就是强连带；仅仅认识对方或者单方指认对方是朋友，那就是弱连带；如果互相不指认乃至纯粹不认识，那就是无连带。 格兰诺维特认为，学者们往往关注强连带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弱连带的作用。无疑，强连带可以使人们之间产生信任，降低不确定性，有助于克服个人的孤独感，给予个人情感支持。同强连带类似，弱连带也有上述方面的作用，但其更重要的作用是弱连带有利于在更广的范围内传递信息，这是拥有强连带的封闭小团体所不能实现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格兰诺维特发现了弱连带的独特意义。 相比于强连带，弱连带拥有上述优势的原因是什么？格兰诺维特假设有三个人A、B、C，如果A同B之间存在强连带，A同C之间也存在强连带，“则B和C，因为都和A相似，所以C-B彼此间多少也是相似的；一旦他们碰面，那么他们产生友谊的几率也会增加”。另外，当B和C因为都同A联系而知道对方存在，但却缺乏联系时，会出现一种“心理上的紧张”状态。此时，B和C都会在心理上产生加强联系的需求，他们两人之间的无连带，很可能会转化为弱连带甚至强连带（见图1）。 在图1中，如果A和B、A和C之间的连带仅仅是弱连带，那么B和C之间很可能就不会产生加强联系的心理需求，图1很可能不会向图2发展。在图1所示的关系模式下，B和C之间的信息，只能通过A来传递，这样便引出了“桥”（bridge）的概念：“即在一个网络中，提供给两点间之唯一路径的一条线。”显然，A并不是桥，真正的桥是代表A和B（C）之间弱连带的那条线。 在实际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很多人际关系，如果A的交际圈和B的交际圈没有重叠，只在他们两人之间存在弱连带，那么信息要从A的一位朋友传递到B的一位朋友，很可能就要依靠A和B之间的弱连带充当的这个桥，否则信息传递的路线可能要远得多。格兰诺维特指出，随着信息传递路径长度的增加，信息传递所需的成本也增加，且顺利到达目的地的可能性越小，“弱连带的重要性在于……可以创造更多，而且更短的路径。”由于桥扮演着两个甚至多个圈子中间唯一的联系这一角色，所以桥一旦消失，不同的圈子就会丧失联系，陷入孤立状态。因为这些桥都是弱连带，所以格兰诺维特得出结论，认为“弱连带的消失，对于信息传递的可能性所造成的损害，比起一般强连带的消失将会更大。” 反观强连带，如果某人同所处的小团体中的另一成员突然交恶，即使两人绝交，他们仍会收到小团体内其他成员持有的信息，因为他们同团体中其他人之间的强连带依然存在，所以强连带的消失，对信息传递的影响不大。 由于弱连带往往连接着不同的小团体，所以透过弱连带传播的信息，往往能够接触更多的人，穿越更大的社会距离。例如，在一个由三个人A、B、C组成的小圈子中，由于彼此互相联系，A把一条消息告诉B，B会转而告诉C，C很可能再去告诉A，同样A也可能会去告诉C，这样，信息在三个人之间的传递就会出现重复，在极端情况下，如果上述三人同其他人之间不存在弱连带，那么这条消息的传播范围将仅限于A、B、C三人组成的小圈子。假设C同另外一个人D存在弱连带，在一次偶然的碰面中，C将有机会这条消息告诉D，D则很可能会将该消息告诉他的密友E，如此一来，这条消息的传播范围就超越了原有的小圈子，进入D所处的另一个圈子，如果D的社会地位要明显高于A、B、C，显然，透过C和D之间的弱连带（桥），这条消息就传播到了更广的范围，并克服了社会地位的限制。 同信息的传播类似，格兰诺维特认为，在一项创新的诞生和普及过程中，弱连带也具有非比寻常的重要意义。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认为，企业家进行创新的动力，既非名，亦非利，而是一种“梦想和意志”，这种人往往不满足现状，试图打破既有规范，实现新的突破。创新者的这种性格，使他们往往在朋友圈的交往中频率不高，亲密度不足，他们在人群中虽然不是孤立者，但同其他人之间存在的也仅仅是弱连带而已。而正是通过弱连带，他们能够得知必要的信息，他们的创新也能够为外人所知。克里斯滕森（Clayton M. Christensen）将创新分为维持性创新和破坏性创新。维持性创新往往追求产品既有性能的提升，以满足主流消费者的需求。然而真正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创新，往往是破坏性创新。由于针对的目标人群不同，维持性创新的目标人群，显然要比破坏性创新的目标人群连带强度大。所以，强连带引发的创新多数是维持性的，而只有把目光投向非顾客人群，才能引发破坏性创新。没有若即若离的非顾客，就不能激发破坏性创新的意向。更重要的是，破坏性创新在起始阶段往往不能迎合主流消费者的需要，容易被吸引的是处于边缘的非消费者，一旦创新把这种边缘非消费者转变为消费者，用户的扩展就十分重要，能够带来额外价值（更低的价格或更好的性能）的创新，弱连带的传播要比强连带广泛得多。创新要想在大范围内推广，初期使用者的弱连带是重要条件之一。 弱连带传播信息的功能，亦为格兰诺维特自己的调查所证实。实际上，格兰诺维特关于弱连带的思想，正是在调查人们找工作的过程中逐渐成型的。关于人们的找工作过程，格兰诺维特对波士顿郊区牛顿城的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包括专业人员、工程师和管理人员）进行了深入访谈，其结果显示，“关于那些透过交际连带来谋职的人，有16.7%的人指出在这段期间内他们经常（一个星期至少两次）看到他们的信息提供者，55.6%的人说是偶尔（一年至少一次，但比一星期两次还少），以及有27.8%的人说很少（一年一次或者更少的碰面机会）”。显然，弱连带比强连带更能够给人们提供就业机会，“从个人的观点来看，弱连带在创造可能的流动机会时，是很重要的资源”。 弱连带可以促进信息的有效传播，亦可以增强集体和社区的凝聚力，提高它们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格兰诺维特指出，如果一个社区分裂为不同的小圈子，并且各个小圈子之间缺乏弱连带，这会导致社区的“破碎化”，信息不能有效传播，圈子成员的观点不能传达给其他圈子和社区领导人，社区领导人的观点也难以被圈子成员接受，长此以往，社区内的不信任感就会增加，人们彼此猜疑，难以采取一致行动。反之，若社区成员在拥有所属的小圈子的同时，不同小圈子之间也有联系，这样就为信息的大范围传播创造了通路，圈子成员的观点有机会受到社区领导人的关注，社区领导人的观点也能够下达每一位社区成员，弱连带的存在，使社区内不同圈子之间保持着起码的信任，不同的圈子联合在社区的旗帜下采取共同行动的难度将不会太大。 对国家和社会而言，弱连带也扮演着类似的作用。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描述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时指出，在旧制度下，法国的贵族、中产阶级、工匠、农民各个团体逐步互相隔绝，“法国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小团体组成的，……每一个小团体都只图私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由于社会分裂为不同的阶层和团体，团体之间的利益难免出现冲突，在互相隔绝的条件下，协调不同团体利益的只能是高高在上的君主，这种情况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原有的裂痕，另一方面则呼唤一个更强大、更专制的王权。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一旦王权衰落，革命爆发，由于缺少了共同的主子，各团体之间又缺乏必要的联系和信任，直接的后果就是谣言扩散，不同的社会团体相互仇视，“不同阶级在被重重障碍长期隔绝之后彼此重新接触时，他们首先触到的是他们的伤痛处，他们重逢只不过是为着互相厮杀。”当社会在混乱中付出血的代价后，每个人都开始怀念王权至上的时代，于是众望所归，能够维护秩序的铁腕人物上台，此时，每一个团体都拜服在新王权的权威下高呼“万岁”，社会开始了一个新的轮回。由此，可以使人们更深刻地看到只有强连带而缺乏弱连带产生的副作用。 弱连带理论的贡献及发展 在社会科学以往的理论中，经济学家自亚当·斯密始，往往强调“看不见的手”在汇集个人行为时的作用，之所以称之为“看不见”，是因为该理论假定在自由竞争的前提下，个人的自利行为能够“自动”转化为集体的理性行为。社会学家则反过来强调文化、制度、风俗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他们假定风俗习惯、社会价值观等会通过“社会化”的方式为个人全盘接受。至于个人到集体的“自动”的过程和集体到个人的“社会化”的内部机制，却往往被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忽略。格兰诺维特的“弱连带”理论，既不是进行原子状态的个体分析，也不是不讲个性的结构功能论证，而是立足于“连带”的强弱剖析个体行为的集体性。无论是联系密切的社区，还是规模巨大的国家，这一理论都能提供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因此，在分析的维度上，个人与集体（包括社区、国家等）不再是两个几乎毫不相干的两极。个人行动聚合为集体行为，集体意志影响个人行为的机制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澄清。以往谈到个体的自主性时就不得不搁置群体关系，谈到集体行动时又不得不悬空个体自主，使得相关理论只能对社会现象给出部分解释。而格兰诺维特的弱连带，既可以从连带关系角度解释哈耶克式的自主选择走向自发秩序的中介，又可以从连带的强弱程度解释“阿罗不可能”在不同连带下成为“可能”，这就是格兰诺维特的“弱连带”理论的最大贡献。 不可否认的是，格兰诺维特的理论尚不完善，“在此所提供的模型，对于微观与宏观层次的连接是相当有限的一步；它也只是一个理论的片断而已。……主要是探索性的与纲领性的，其基本目的是引起人们对于前面所提出的理论与研究方面议题的兴趣。”格兰诺维特的“弱连带”理论始创于1973年，20世纪80年代，他先后发表《弱连带的优势：社会网络理论再探》（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 Network Theory Revisited）和《反思：弱连带的优势》（Alienation Reconsidered: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对“弱连带”理论做出进一步的完善。 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格兰诺维特的理论无疑来自于美国，解释对象也是美国人的社会实践。那么，该理论具有多大的普适性呢？换句话说，格兰诺维特的“弱连带”理论能否适用于分析中国人的行为？如果不能，那么需要在哪些方面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先生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分析中国人同美国人的不同，需要从各自的社会背景说起。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社会结构的格局好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费孝通将这种格局形象地称之为“差序格局”。与之相对，西方国家（英美德法）社会结构的格局犹如“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是“团体格局”。罗家德认为，强连带与弱连带的划分能够同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相适应，但却不适用于中国的差序格局。通过借鉴黄光国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罗家德将中国人的连带关系分为：家人连带、熟人连带和弱连带，如图2所示。 由图2可见，从强度来看，家人连带是最强的，其次为熟人连带，再次为弱连带，最后是无连带。处于差序格局最内环的是家人连带，“依照黄光国的理论，家人适用需求法则，也就是家人不谈对等交换，采‘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原则。家人的需要其他家人应该加以满足，而不能要求等价的报偿。”处于差序格局最外层的是弱连带，“适用的是公平法则，也就是我们会待之以社会规范要求的行为方式。”罗家德指出，中国人经常故意“刁难”陌生人，由此证明陌生人并不适用公平法则，这一点是陌生人同弱连带的区别。介于中国人的家人连带和弱连带之间的是熟人连带，在熟人连带中，人情法则得到应用。人情法则的实质“是一种对等交换”，但却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这种对等交换的实质“是不能明说的，也不能要求立即回报的，……人情是要还的，但施惠者却不能说，而受惠者也不能忘，还要常常放在嘴巴上说，以示记得。” 显然，中国人的不同连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陌生人可以通过介绍人或者“九同”（同学、同事、同乡、同姓、同好、同行、同年、同袍以及同宗）转化为弱连带，弱连带可以通过人情交换等方式转化为熟人连带，熟人连带则可以通过结亲、认养、结拜等方式转化为家人连带。从反方向看，在一定条件下，家人连带可以转化为熟人连带，熟人连带也可能会慢慢转变为弱连带甚至无连带。 通过使格兰诺维特的弱连带理论中国化，罗家德等学者试图实现管理学的本土化，以克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状。迄今为止，罗家德先生及其团队已经在管理学的本土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笔者认为尚有一个问题值得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经过了百年动荡和政治冲击，中国的社会背景已经产生了重大变化。罗家德分析中国人的关系和管理行为时，立足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但是，21世纪的中国，还是乡土中国吗？随着中外思想文化交流的增加、城市化的加剧，存在于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在多大程度上尚存在于21世纪的中国？以亲情为基础的家人连带发生了哪些变化？当代中国多大程度上或者多大范围上已经类似于欧美国家的团体格局？如果没有团体格局的出现而差序格局又被破坏，中国人的连带关系还能否形成同心圆结构？内地、台湾和香港的不同社会背景在人际关系上产生了哪些不同影响？大陆内部的地区差别在连带关系上有何反映？对于上述问题进行研究讨论，无疑会对社会网理论在中国的创造性应用形成推动。社会网络分析的一大优势，即在于对连带进行定量研究，格兰诺维特、罗家德等社会网络学者都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如果能够将社会网络分析法用于定量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的关系格局（已经有学者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无疑能够为“本土管理学”的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