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刘涛 从长远来看，如果经济学上的“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所言不差的话，经济增长早晚会引发实际工资的全面增长，并推动实际汇率进一步升值 2010年，除欧洲尚存在不明朗因素外，世界经济大体上进入了一个后危机时代。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在危机时期开出的一些救市“虎狼药”已不再适用，诸如过于宽松的信贷政策、为保增长而对某些支柱产业(如房地产业)的特殊照顾都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 同样，中国沿海出口企业还没来得及为外部需求和出口订单的恢复性增长而欢呼，就不得不面临外贸政策的重新趋紧：一方面，中国自2005年7月开始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程在经历两年多的停顿后于今年6月再度启动；另一方面，自7月15日起，包括部分钢材、医药、化工产品、有色金属建材等在内的406种商品的出口退税将彻底取消。应当说，汇率重估和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从整个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说，是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是一条必经之路；但对中国成千上万的出口企业而言，一场转型期的“阵痛”却在所难免。 然而，除了自上而下的政策调整带来的压力之外，中国出口企业眼下还为一场自下而上的“加薪潮”所困扰着。当然，说是“加薪潮”有夸大之嫌，因为加薪企业目前主要仅局限于珠三角的部分外资企业，如富士康、广州本田等，并未形成席卷整个中国沿海的燎原之势。但从长远来看，如果经济学上的“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所言不差的话，经济增长早晚会引发实际工资的全面增长，并推动实际汇率进一步升值。
长期以来，在中国制造中，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资企业撑起了半壁江山，并为中国解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诚属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加工贸易和代工生产方式微薄利润，又使得劳动力报酬增长空间极为有限，珠三角部分企业过去10年来名义工资水平保持不变便是一个例证。 不过，这一现象与其归咎于企业的黑心和贪婪，倒不如说是加工贸易性质决定的更为客观。因为大幅调薪的前提是对海外订单报价的相应上涨，而在竞争激烈的国际代工市场上，这显然又会削弱企业产品竞争力，导致失去市场份额。 除工资适当上浮和企业产品升级之外，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就是企业向中国内陆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但对于外资而言，企业搬迁是一个复杂而慎重的决策，必须综合权衡多方面因素，同时搬迁的目的地也绝不仅限于中国内地。几种可能的结果是： 其一，外资从中国沿海向中西部呈有序、阶梯状的产业转移，这在我们看来，当然是最理想的结果，但也有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其二，是最坏的结果，即外资大规模从中国沿海向其他国家转移。这种现象出现的概率较小，但在各种因素叠加效果之下，特别是形成示范效应之后，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其三，也是更为现实的结果，即一部分外资向中国内地扩散，另一部分则向越南、印度等其他新兴市场转移。至于两者比例如何，则受三个因素决定：一是运输的时间和成本；二是劳动力价格的相对比较；三是产业集聚效应。从技术角度而言，运输时间是可以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来节省的，但运输成本则未必——研究表明，在公路运输方面，以广州到北京为例，总里程为2300公里，按照目前国内0.5元/公里的收费标准，则高速公路收费至少为1150元；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中国中西部地区也不乏一定优势；而一旦运输成本解决了，中国沿海地区的产业集聚优势理论上也更容易复制到中西部地区。 今年4月，国务院公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引导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增加投资，并给出了税收、外汇和社保等方面的优惠待遇。但并未直接回答如何降低运输成本这一现实问题。此外，一些中西部地区大量地方性行政事业性收费，同样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 因此，“中国制造”的出路和前景，相当程度上仍取决于政府如何作为。如果中西部地区并未实际做好迎接产业转移的准备，外资西进只能沦为一句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