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于如何深化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在今年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宣布退休之际，似乎达到了某种难言是非的高潮。比如是国进民退好，还是民进国退好，这个老大难的概念之争，已被央企炫目的业绩弄得扑朔迷离，无法有明确的答案。 当然就个人的业绩评价来说，李荣融领导中国国企、尤其直接领导的央企走过发展最为迅速7年。在这7年里，央企做大、做强、做好的战略得以实施。央企的数量由2003年的196家下降至123家，但在保值增值的管理策略之中，国有资产价值升值近7倍达20万亿元，利润和税收贡献亦迭创新高。“国企能够管好”似已被央企有好的利润，基本证明为一个成功的事实了。 而且这个事实，似乎还证明了某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正确，即认为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本身，就企业运行管理而言，是没有什么区分的。国企未必是天生的效率低下，只要加强监管，建立起“按照企业规律办事”正确的运行机制，国企一样非常能赚钱。 已经卸任的李荣融先生对此深信不疑。他说过，他对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信仰和梦想，从来没有动摇过。而且被他上升到作为共产党员的政治性的道德高度上，他是“国企强则国强”的坚定信奉者。 七年前他上任之初，面对当时国企经营之难，甫一成立的国资委在“管好”国企，还是“卖掉”国企之中犹豫不决时，他的观点就是坚持“管好”国企。而且他还相信终有一天，在世界500强的榜单上能有50家来自中国。这个梦想的今年终于实现了（今年财富世界500强里有54家中国企业），而且是像他那样判断的主要靠中国的国有企业，虽然金融机构并非在他的麾下得以发展的。 假如李荣融先生不是作为国资委主任，管辖涉及到国计民生20万亿的资产。假如他只是作为个人发表这样见解，甚至只是作为个人事业的选择了管理好某个央企，他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可以无非议的。 但这7年的历史证明，他管辖的中国国企和央企，已不是个人的行为和观点，而是作为国家的选择。尽管财务数据斐然，但就国企改革关涉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这样单向度选择国企强大的目标，是否有点简单化了呢？而且在这个单向度的简单化过程中，唯有国企强国家才强，悄悄地把市场经济的主要词语：国民经济，变成了以国企为支撑的国家经济。这符不符合一般的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值得思考的。 虽然李荣融也承认7年来，央企利润和保值增值的成功，但这并不等于中国国企的改革可以完整地画上句号。对此，李荣融本身也有诸多遗憾，比如在公司治理结构上，他拟在2010年推行的董事会制度，就没有完成。 而这样的遗憾，似乎还不是如今对国企和央企看法的焦点。可以说国企和央企的问题焦点不是优化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技术，而是国企、尤其是央企和全社会的关系如何调整的哲学问题。因为国企和央企利益的不断增加，以至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即国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并不代表全社会，尤其不代表国民从中也相应取得同步增长的利益。事实上的情况有可能还相反的。 比如相对国民收入等综合因素，我们老百姓用的是世界上最贵的油价，世界上最贵的通信费用；因此我们有了世界最大市值和特别能够盈利的石油公司，和世界上客户群最大、也特别能盈利的电信公司。但这有什么理由可以自豪吗？ 所以要深化国企改革，要谈各种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市场结构性地位，要谈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国民经济方向上的市场经济？还是国家经济方向上的市场经济（抑或就没有国家经济方向上的市场经济）？这就必须直面回答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即市场经济到底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原则之上？哪一种企业才是市场经济最本质的企业？ 即使考虑到中国改革之前，计划经济体制曾经形成了大规模国有资产。而从中国国家的性质来说，我们的立国之本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经济，但从来没有提出过放弃国有经济。我们也不妨看看如今国有企业大型化、央企化、集中化，是市场经济自然形成的好的企业竞争格局，还是非市场化的运行，有行政手段达成的一种国家“垄断”。 说到底，国家变形为企业进入市场，即使是继承了过去的遗产并且在经济利益上发扬光大了，它是好是坏？它的道德依据（正当性）是什么？市场依据是什么？它有无难以克服的道德风险和市场风险？ 其实所谓国企天生就有无法回避的道德风险，这就是三十年前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国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原因。只要我们的改革共识，还是坚持市场经济，完全可以说国企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是难有盈利的正当性的。国家作为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进入商业领域，讲到底有携带行政权力、国家信用，强势与民争利的道德风险。 虽然从一般市场经济的原则来说，任何对投资人负责的企业，都不能不以盈利为主要和核心目标。但要盈利，国企的优势却太明显。这道理很简单，不说中石油、电网、电信这样高度垄断的企业；即使在充分竞争的行业里，像中粮这样的国企，它所具有的国家资源和国家信用，也是一般市场参与主体无法相提并论的。 国家二字一带上，市场其它的一般竞争者先天就矮三分。因为国家是商业竞争和交易的制度制定者，是市场运行中的裁判员。而从来没有裁判和运动员为一体的竞争，是公平的竞争。国家的企业只要是政府出面管理（国资委就是按照依法出资人的角度，以政府行为管理企业），在市场上先天地就高人一等，而这是无法限制的。这样的企业，即便有很高的效率，但只要它以国家信用和行政权力做基础，它牟取的利益即便做到企业利益最大化，做到了国家利益最大化，全社会因此付出的成本也是高昂的、无法消化的。 这不是出台多少条红头文件约束，就完全能解决的。尤其中国这种官本位文化的国家，国字号的各种优势事实造成没有人可以与你抗衡。这种市场竞争地位的不平等，说白了就是国家与民争利。这容易形成国有企业挣钱并不被叫好。你一进市场的个子就大，别人竞争不过你，你以国家身份赚钱，岂能被叫好？ 其次赚钱不好，亏钱就更不对了。因为国家看上去是各种资源的最高拥有者，但这只是名义上的。国家本身没有财富，国民经济不是国家经济。国家所有的每一分钱，都是老百姓的。这是很浅显的道理。按照最普通的经济学常识，都知道国有企业其实国家拿纳税人的钱，投资形成的企业。 你拿纳税人的钱进行商业行为，亏钱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行的。因为税收最重要的基本性质就是强制性。国家强制从百姓那里拿钱，然后做买卖亏了，不挨骂岂非怪事情？这就是国企的经营两难，早年亏钱挨骂；现在赚大钱了，还是挨骂。这种两难，其实是我们对市场经济为何的困惑，即到底市场要以什么所有制的企业为主体？ 曾经为了回避这个两难，某些理论家想出了一个看似正确的观点，即所谓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谈国企做大做强，谈国企要搞事关国计民生和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这是在国资委整合央企的文件里，处处可见。 而且国资委成立以来一直就有大规模集中央企的规划和意图。目标是在2010年达到央企家数缩减至80到100家，将央企的业务主要布局为资源、能源、冶金、汽车、重大装备和商贸等对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板快上。而且以做大做强为目标，甚至量化到做不到前三，就兼并卖掉处理掉。 但什么行业对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具有战略意义呢？假如金融、军工算，那么被国家高度垄断，且行政手段和商业手段公开并用的烟草算不算呢？ 在中国，烟草行业唯一的经营者是国企，且有第二块牌子，几乎一套人马的烟草专卖局保障国企垄断。但这个行业除了暴利和对国民健康又危害之外，看不出对国民经济和国家战略有什么极高的战略意义，只看到政府借垄断国企唯利是图。两难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干大事，变成政府唯利是图，这种尴尬，岂非是所谓利益集团形成的根源？
注：未完待续，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