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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喧嚣的时代。 唐骏“学历造假门”成为这个时代明显的标记。我所感兴趣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社会土壤孕育了这个事件？ 时下，人们对成功的崇拜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成功甚至成了一门学问，关于成功的著述汗牛充栋。在任何一个演讲主题为成功的场合，都人头攒动，群情热烈，很不幸地，传授的往往是短线致富，快速成名，公关忽悠的一套技术，而不是沈潜积累、厚积薄发的持续成功之道。求短线，求速成，问术不求道造就了这个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不求实力但求虚名，不经营信任关系，却热衷搞关系、玩公关，正是这样的社会土壤造就了唐骏的荣耀，也带给了他“学历造假门”的困扰。 追求成功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是不假思索、盲目跟风，希望步成功者的后尘，就变得危险。其实成功只是个人自我追寻而能自我实现的喜悦，但我们却将其丰富的内涵进行窄化、物质化、名利化，什么是成功呢？许多人不约而同地以为用尽可能快的速度获得名利就是成功，身份显赫的人、出人头地的人就是成功人士。 我们不再仰望星空，却只看脚前。我的学生中不乏人出国前就陷入恐荒状态，而出国的理由中看不到自己的兴趣与志向，只是要和别人比拚芝加哥、MIT、哈佛，更不乏人就业前也陷在恐慌中，因为朋友进了德勤，我就要去麦肯锡，而且总有前辈告诉他们一堆秘诀，比如如何找到外企的工作，别人是如何进了麦肯锡。 我们的孩子怎么了？为什么每个人都活得如此恐荒？救救我们的孩子吧，我们有太多的孩子活在这种生存状态中，他们为什么要活的这么累？为什么不能享受人生每一阶段的风景，看看周围的花草，望望无边的星空，看看自己的本心。为什么孩子们总是只看着脚下，还要看着别人的脚下，天天害怕别人的脚步快了一步，结果呢？在众人的脚步中，完全失去了方向。 媒体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不良作用。媒体不惜忽悠读者抄短线，制造吸引眼球的亮点，描述了很多成功传奇，比如中国首富黄光裕、打工皇帝唐骏。当他们的声名如日中天时，媒体不失时机地送上赞歌和贺辞，给他们成功的外表上更增添了一层光环。媒体总是在努力地挖掘和放大，失去了应该有的中立的立场，它们可以忽略瑕疵，众口一词地将完美、无与伦比这样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评价加诸一个人身上。这让人很怀疑媒体被收买了，是的，现在的媒体的确可以被操控，被收买。所以，媒体公关变成一个巨大的产业，而深谙与记者打交道的人总是能够获得额外的好处。 还有什么可信呢？其实，知根知底的小共同体在现代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这里面，人和人之间是彼此知道底细的，忽悠找不到生存的基础，造假马上就会被识破。在小共同体之外也许是惊天大黑幕，在小共同体里却是众人皆知的秘密。比如，在我的学术圈子中曾有两位教授互控抄袭，其实圈内人谁都知道哪一位学术水平高，学术伦理好，当网上沸沸扬扬之时，还好学校早已调查清楚并迅速公正公开地澄清，否则一群五毛党就可以用“师生恋”之类的言论对正直的一方进行“道德谋杀”，足以扭曲事件的真相与问题的本质。 小共同体之所以能发挥功能，靠的是一套内在规范与相互监督的机制，比如学术圈子有学术伦理，医生圈子有医德，媒体圈子有新闻伦理，有了相互监督它们就可以承担起揭露虚假的重任，成为抵消社会上信息不对称的重要力量。但是，我们今天社会中的共同体潜规则战胜了伦理，“官官相护”，一致对外，发展为朋党、派系，虽然内部不会被忽悠，却会一起忽悠外面的人。所以行业精英变得不可信，社群领袖也令人怀疑，整个社会深深陷在诚信危机中。 当造假和忽悠大白于天下时，我们感到愤怒，进而严厉地谴责。但是，我们可曾好好地检讨，是什么样的社会土壤造就了这些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