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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顿(G.K. Chesterton)有一本书，叫做《曾是星期四的男人》(The Man Who Was Thursday)。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时代，伦敦有一个无政府主义七人暴力团伙。一名秘密警察打入了该团伙，却发现除了神秘的团伙头目“星期日”以外，所有其他成员也都是卧底。 如今，苏格兰场(Scotland Yard)再也无须如此大费周折了。只要法院批准，它就可以直接监听无政府主义者的电话，检查他们的电子邮件，往他们的电脑里面安装软件以监控他们的网络使用。 过去二十年，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都逐渐转向使用电子邮件、互联网及其它技术。这种转变为安全部门和政府提供了一批有潜在价值的数据。如果不是隐私法、数据加密及企业良心等障碍，对警察与间谍而言，这个世界将轻松许多。 这就是为什么海湾地区正在上演的较量意义极其重要——较量的一方是阿联酋政府和沙特阿拉伯政府，另一方是智能手机黑莓(BlackBerry)的制造商RIM (Research in Motion)。如果储存与传送大量个人数据的公司不提供防止例行窥探的保护，我们所有人都会丧失很大一部分隐私。 阿联酋威胁称，如果RIM不让电子邮件与短信变得更容易监控，它就封杀黑莓。它为这种坚持限制公民自由的做法，找了一个聪明的说辞。这种“软”监控——虚拟的安全检查而非有形的关卡——是为保证国家安宁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阿联酋希望能够检查移动通信频谱，以找出恐怖分子与反政府分子。它还希望RIM把服务器设置在其境内，这样一来，如果它发现了行为可疑的人员，它就可以查明他或她还在从事什么其它活动。与此同时，沙特已命令本国网络运营商禁用黑莓的某些服务，但未具体说明是哪些服务。 除了上述两国，印度也因电子邮件加密问题，与RIM发生了类似的纠纷。此外，阿联酋官员还称，RIM在相关问题上对其它国家（包括俄罗斯与中国）一直采取配合态度。（RIM联席首席执行官迈克8226;拉扎里迪斯(Mike Lazaridis) 8月4日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上辩称，这一指控“明显不符合事实”）。 阿联酋认为，其电信管理局(TRA)局长加尼姆(Mohamed Al Ghanim)所称的“所谓开放国家”，与其并无区别。无论是英国还是指责阿联酋开了“危险先例”的美国，都允许安全部门或警方在得到传票或搜查证的前提下，搜集电脑上的数据。 西方国家并不羞于审查私人生活。谷歌(Google)保有一份关于政府机构要求其提供用户信息的记录，在该记录中，巴西与美国的要求次数名列榜首——去年7月至12月间，两国各提出了3000多次要求。 自2001年9月的恐怖袭击事件以来，上述法定审查程序在西方也开始面临压力。美国《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降低了政府机构要求有线与电信公司提供客户数据的难度。此外，雅虎(Yahoo)正对美国检察官试图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获取电子邮件内容的努力进行抗争。 不过，经法官批准后对个人进行调查，与政府机构和警方对数据进行例行审查之间，有着重要区别。对互联网与移动电话的无辜使用者而言，法治是他们维护自身公民自由的最大希望。 第二大希望则是科技公司不披露个人数据的决心。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威胁在于，安全部门在打造与科技公司的“公私”合作关系来监控个人行为。这一威胁正在加重。 科技公司——尤其是谷歌、RIM与苹果(Apple)这类运营移动软件与服务的公司——今天通常手中都握有大量有关用户私生活的信息，从他们的朋友、电子邮件、浏览习惯，到他们每时每刻的位置。 一些公司向用户电脑中植入“cookie”，追踪用户使用了哪些网站，以使自己能够根据用户兴趣投放广告；它们将用户的电话通话记录与通讯录保存在远程服务器的“云”中；它们还知道某人是在搜索“武器”还是“性”。 如果这类公司听任政府在无需证明自己侵入合法的情况下获取这些信息，后果将非常严重。其严重性决不仅仅局限于这些公司必须通过坚守保护隐私的温和承诺来维护自身声誉。 在发现有人试图侵入中国异见分子的Gmail账户后，谷歌采取了有益的举措。它转而从香港提供未经审查的中文搜索结果，并开始为Gmail及搜索服务加密。 尽管拉扎里迪斯坚称，RIM不会在企业电子邮件加密一事上屈服，但它到底会以多大的力度来抵制监控，我们仍不得而知。即使是现在，黑莓个人用户电子邮件的安全性，也比企业用户要差。 科技公司有很强的动机去安装本地服务器以降低政府机构获取数据的难度，或者告诉他们持有数据的企业客户。它们可不希望因为不合作而受到惩罚，被排挤出前景看好的新兴市场。 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应该提出异议。我们的生活已经储存在我们的电脑中；我们可不希望秘密警察也出现在那里。 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