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中国汇率政策 纽约札记中国的汇率政策



  不应为美国的通胀买单

   环球财经特约撰稿   曹德强(发自纽约)

 2016中国汇率政策 纽约札记中国的汇率政策
  汇率迟早要动,现在是下决心的时候了。既然央行不可能同时达到多个目标,就不妨把最重要的,以稳定币值防止通胀为目的的货币政策目标放在首位

  来纽约已经两周了,最大的感受是相比两年前,物价又高出了一大截。但凡没变小的东西都涨了价,但凡没涨价的东西都变小了。

  感觉当然很不爽。两年前学生餐厅一餐饭8美元,现在则要10美元;两年前一瓶可乐1美元,现在则要1.25美元。两年前百老汇一场音乐剧的优惠票价是50美元,现在则要75美元。

  很显然,相较于两年前,一场普遍意义的,因货币超发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在美国发生了。但在中国挣人民币,在美国花美元的我,相较于两年前,不但没有从美元的贬值中得到任何利益,反倒还要与美国人一同承担购买力下降的后果。

  美国人感冒了,为什么我们却要和他们一起吃药?

  原因很简单,我们的人民币是用一个几乎固定的汇率与美元紧紧捆绑在一起的。美元的通货膨胀,必然造成人民币的通货膨胀;美元相对其他货币的贬值,也必然造成人民币的相对这些货币的贬值。

  既然这是一种极度缺乏弹性的汇率政策,我们为什么要采取它呢?一般认为,是中国的对外贸易绑架了汇率。我们现在的外贸依存度超过30%,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大国的外贸依存度能达到如此之高的比例,出口的任何波动都将对我们的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影响。保持一个稳定的汇率,无疑对锁定出口的汇率风险,减少对外贸易中的交易成本是极有帮助的。而维持一个相对偏低的本币估值,对刺激出口增加收入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是有效的。

  如果说还有其他原因的话,那就是作为我们最大进口国的美国坚决要求人民币自由浮动,并屡屡用“汇率操纵国”的大棒来打压我们,将一个经济问题升格成了政治问题。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应该反对,特别是当对手以此来要挟我们的时候,就更不能轻易变动我们的汇率政策。

  因对出口下降的担心而拒绝改变汇率政策,是目前中央政府和央行考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绝不是惟一原因。另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如果我们认为现在的汇率水平是不合适的,那么到底人民币兑美元达到一个怎样的汇率才能达到均衡?是6:1?是5:1?还是更高?没有人能告诉我们一个有逻辑的正确答案,包括美国人自己。如果启程之后却不知道终点在哪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启程?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国际热钱对各国经济的巨大冲击令我们心存疑虑,迟迟不愿开放资本项目,自然也就无法形成一个人民币的国际交易市场。没有公开交易,没有充分的对手盘参与,真实的价格水平就难以发现。尽管海外有NDF市场,但那毕竟是无本金交割市场,使人民币远期汇率走势有借鉴,但意义有限。

  一个矛盾摆在了政府和央行面前:不取消外汇管制,我们就发现不了真实的汇率水平;但如果不知道未来人民币的真实汇率水平会维持在什么位置,我们就很难启动汇率改革。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是一个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却风险极大的事情。搞不好,出口逆转,工人失业,增长速度下滑的难题就摆在眼前。

  但如果我们仍然长期坚持这样缺乏弹性的汇率政策,未来所面临的风险就有可能把中国拖向恶性通胀和经济泡沫的深渊。

  如前所述,我们目前执行的是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因此,我们的货币发行将不可避免地与美元的发行捆在一起,也就是说,美联储在直升飞机上撒钱,必然造成人民币的被动超发。

  今天的中国,无论是经常项目下,还是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结余,几乎都卖给了银行。各大银行不愿意维持过高的外汇头寸,竞相在外汇市场上出售手中多余的美元。为了维持目前的汇率水平,央行几乎成了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出价最高的、同时也是最大的美元购买者。但每购买一块美元,央行就不可避免地要向银行支付6.8元人民币。这部分从央行手中流出的高能货币,经商业银行乘数效应的成倍放大,就成了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先推高地价,再推高楼价,然后是股价、现在发展到绿豆价格、大蒜价格、玉米价格……事实上,无论央行采取什么手段,不管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票、提高利率、还是其他货币工具来回收放出去的货币,最终都会因为购买不断增加的外汇而重新投放到市场中来。央行面临着币值稳定和汇率稳定的两难选择:如果继续维持目前的汇率水平,那么美元的超发幅度就决定了人民币超发的幅度,美元通胀的速度决定了人民币的通胀的速度;如果我们要保持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抑制通货膨胀,目前的汇率水平就不可能再继续维持。

  除通货膨胀风险之外,目前汇率水平的另一个严重影响就是:给出了错误的人民币价格信号,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在人民币相对美元低估的汇率水平下,仅仅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赚取微薄利润的出口企业仍有利可图,那么再投资以提高生产率提升技术水平的动力就不会太强。日本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元相对美元就已经存在了相当大的升值压力,但日本政府为了执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振兴政策,压制日元升值,导致企业技术研发投入的内在动力不足,产业结构升级缓慢。1985年广场协议签定后,长期处于压制下的日元升值压力突然爆发,大批出口企业因成本上升而丧失持续经营能力,转而将资本投入到虚拟经济当中。

  与目前的中国相似,当时日本长期的双顺差导致日本央行为了维持汇率不变而向市场大规模投放基础货币,本已宽松的流动性与从实体经济中涌入的产业资本相结合,不断推高资产价格直至泡沫破灭,导致日本最终“失去的十年”。现在有些经济学家看到广场协议后日元的急剧升值,就认定是由于日元升值造成了日本经济的崩溃,并以此作为反对人民币升值的理由。鸡叫之后天就会亮,但天亮真就是鸡叫出来的吗?日本经济的崩溃恰恰是因为日本政府长期扭曲日元的真实价格,造成一方面产业结构无法迅速升级,另一方面货币超规模发行造成流动性泛滥,最终不得不以革命式的解决来纠正以前犯下的所有错误。

  不仅如此,在普遍的升值预期下,固定汇率给我们带来的锁定汇率风险,降低出口交易费用的利益也在不断下降。在升值已经成为共识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出口企业都把锁定汇率风险作为出口业务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某些大型企业如中石油、中石化、宝钢、中远等,都在对外贸易中普遍使用外汇掉期交易来锁定利润。而更大部分的中小出口企业则在合同中加入汇率变动条款,约定共同承担汇率风险。以上所有这些,都不是没有成本的,都在增加进出口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也在无形中抵消了固定汇率所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便利。

  汇率迟早要动,现在是下决心的时候了。既然央行不可能同时达到多个目标,就不妨把最重要的,以稳定币值防止通胀为目的的货币政策目标放在首位。毕竟,我们的货币发行政策应当在人民银行手里,而不是在美联储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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