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使我们缓不过气来，损失可以用数千万来计算。”孙大午告诉《法人》记者，企业的发展因此放缓了三年，损失惨重。 在孙大午当年的辩护律师张星水看来，孙大午是一位很有理想抱负和良知精神的民营企业家。张星水律师建议，“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也应该在经济犯罪领域得到体现，对于“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认定上尽应可能倾向于“民间借贷”。 “如果不是具有特别明显的社会危害性，而且事实上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借方与贷方都得到双赢利益，针对此类情况不建议司法介入，政府不干预比较好。”张星水律师告诉《法人》记者。 张星水律师认为，针对一些明显的、不具有良性成长性的、大规模的集资活动，政府应早做预防，避免其做大带来经济波动。但也不能偏听、偏信银行部门的汇报，应该从法律上进一步规范认定非法集资案件的性质、立案标准。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刘俊海教授也表示，对于非法集资的监管需要作出甄别，“内部”的集资行为就不应该干涉，而对于不特定人群的集资则需要禁止。 松绑“民间集资”？ 一直以来，资金问题都可谓是民营企业面临的“老大难”，而现实中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却并不乐观。一些民营企业无奈之中就走向了“民间集资”这条道路。虽然其中有个别经营者是恶意的集资诈骗，但正当的民间借贷活动也大量存在。 “那么如何界定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能否将民营企业的某些集资行为依法给予准确界定，将其纳入到民法调整的范畴？”张星水律师表示，在中国这样一个资本市场尚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主要的精力应该是按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多拓宽一些投资渠道，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而不是保护金融 部门的垄断利益，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鉴于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不完善，对于正常的民间集资活动，政府应该适当的监管资金流向，但不要过多干预企业的经营自主权。 “换言之：加强引导，不要控制，贯彻人性化的管理模式。”张星水律师表示，浙江省高院给出的指导性意见，使得民间借贷活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与支持，这是值得肯定的尝试。 “这不单单是一个法律的问题，主要还是涉及到国家经济制度的变化问题。”曲新久教授认为，借贷行为都需要具备资本保障金、资本充足率等条件，如果要从公众那里拿钱——从公众融资，就必须在政府的监管之下。 曲新久教授表示，对于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早就有许多的呼吁，但是不可能不加任何监管而任由中小企业随意从民间融资。 “无监管的民间集资行为早晚会出现‘窟窿’，这个线可能比较长，有的甚至十年、二十年才出问题。”曲新久教授对《法人》记者表示，比如美国前纳斯达克主席麦道夫的集资案件，他做了将近30年都没人发现，直到金融危机才被曝出。 此外，国内的公众往往缺乏投资风险意识，认为投资可以赚钱，也认同非法的集资行为，但一旦出现风险就不认同了。实际上投资出了问题是正常的风险所在，投资人没有权利去找政府，但我国却一直存在这种现象，这也是民间集资行为较易引发群体事件的原因。 堵不如疏 “目前，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已经成为支撑和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张星水律师对《法人》记者表示，民营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引起理论界与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所以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已经是当务之急。 如果政府严格监管，必定会打击生机勃勃的民营企业，阻碍民营经济的创新与发展；倘若政府放松了监管，又会助长个别不负责任的民营企业借民间集资做出危害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 “有时候政府也是处在两难境地，手足无措，这也反映出政府在监管与疏导之间的困境。”张星水律师表示。 只要“融资难”的困境长期存在，民间集资行为就在所难免，与其令他们在黑暗中肆意发展、暗藏法律风险与社会隐患，倒不如将其置于政府监管之下。对于民间集资行为，其实“堵不如疏”， “所以，我们还是要走一条中庸之道，对于一些对社会没有危害的、运营良好的民营企业，应该尽量给予政策扶植；对于那些产业泡沫化的民营企业，就要严格监管，防患于未然。”张星水律师说，“我想这或许会更有利于维护经济的持续增长及社会的和谐稳定。” 对于民间借贷行为，监管层也在逐步尝试放开，目前浙江等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小型的贷款公司，虽然他们不允许吸收存款，但是可以利用自有资金从事一些贷款业务。 “这在过去是不被允许的，实际上政策方面已经逐步在疏导了。”曲新久教授说。 在研究、讨论“非法集资”定罪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应当反思，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该如何进一步拓展？政策方面该如何为他们提供便利？多数人相信，如果有正常的、便捷的融资渠道，民营企业不会愿意冒险从事民间借贷，他们选择这种既有经济风险又有法律风险的融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一种“无奈”。 近年来因“非法集资” 涉案的企业家 1、“小姑娘”杜益敏，1965年7月出生，原浙江溢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因集资诈骗7亿元，于2009年1月13日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死刑。 2、吴英，浙江东阳人，原浙江本色集团董事长，2009年12月18日，因集资诈骗被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判处死刑。 3、田玉文，原成都新蓉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有“四川泡菜大王”之称。2007年因非法集资1.5亿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虚报注册资本”两罪，判处11年有期徒刑。 4、孙大午，河北徐水人，原大午集团董事长，2003年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徐水县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4年。 5、张业光，“德隆系”主犯之一，原德隆证券董事长，2007年初被武汉中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6、汪振东，原营口东华集团董事长，因以“代养蚂蚁”的方式非法集资近30亿元，于2008年2月终审被判死刑。 7、王希田，原吉林海天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因“集资诈骗罪”于2010年4月被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8、龚印文，原山东济正保健品连锁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涉嫌非法集资40亿元。2010年6月，潜逃境外两年多的龚印文在马来西亚落网，现已被押解回国。 9、沈太福，原北京市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总裁，以和投资者签订“技术开发合同”的方式非法集资10亿元。1994年被判处死刑。 10、王奉友，原蚁力神天玺集团董事长，同样以“代养蚂蚁”的方式涉嫌非法集资，2009年5月，该案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截至目前仍未传出宣判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