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PART1开篇 我们工作啊，但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们是不是太忙了？工作没完没了，上下关系错综复杂，办公室政治焦心，忙到没时间看父母、生孩子。
“忙”也可以成为好理由，推掉朋友聚会只需一句“我太忙了”，大家就纷纷表示理解、献上同情。改天吧，改天你不忙，他又忙起来了。没办法，忙人意味着成功啊。
忙就忙吧，忙碌能让我们踏实也好。但怎么越忙，我们却越“茫”起来了呢？忙人增多，抱怨也增多。把自己捆在工作的战车上，滚滚向前，间歇的一刻突然想起，这都是图什么啊？！
我们生活在一个喧嚣和躁动的时代，从历史上看，每个时代都有名利的“套中人”，但都不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的自由，却有这么多混乱的价值观，这么多的不安和焦虑。
20 世纪上半叶，当人们为机器、科学、自由欢呼时，已经有另一些人在狂欢中嗅出了危险的信号。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
我们的工作重点变成了获取信息，这让人几乎可以无止境地工作下去。我们的信仰被分解，给我们自由去找寻人生的意义又实在辛苦。更大的问题是，我们最大的梦想似乎就是“成功”了，成功催促人们去竞争、去算计，却把人和人之间互助和认可的力量轻视了，把“他人”——这个最大的精神源泉和信息源泉轻视了。况且，成功又是什么呢？
让人在虚无和疲惫中工作是残忍的，这无异于规劝一个怀着必死之心的人为他人生存下去。时代不可逆转，我们只能向前。现在正是怀疑的时刻，是剥开自己、细细考量的时刻。
在这个炎炎夏日，我们为你奉上一些曾在“意义”这个蚕茧中苦苦折磨自己，又最终破茧而出的人写就的清凉小品。其实大问题并不一定是泥沼，它是每个人都可以直面的。
我们的工作到底为了什么？有什么值得我们去辛苦劳作？怎样看待自己的压力和欲望？办公室政治是不是只能耗损我们的能量？幸福又能不能设计？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人气社会观察者姜尚中对转折点社会的解读
如果你也被烦恼所困“我们生活在充满自由、独立、自我的当代社会，将不得不付出忍受寂寞的代价。”
——夏目漱石
当代社会信息丰富、信仰多元，似乎给了年轻人极大的空间和自由，给了个体最大的选择权。但为什么我们还觉得这样苦恼和焦虑？为什么我们很难建立起与他人互信的关系？
姜尚中把这个时代称为“工作的冰河期”，他希望从历史和哲学中为当代年轻人的烦恼寻找注解。
文/姜尚中
“湛蓝的夜空星罗棋布，而人生的烦恼恰似那星汉无数”，这就是我妈妈当年含泪吟唱的《阿里郎》中的一段歌词。妈妈的一生充满坎坷，烦恼无时不在。享年80 岁的妈妈可说是饱尝了人间的艰辛，晚年往往是在回顾其昔日的苦涩生涯中入睡的。
如今回想起来，妈妈当年所面对的烦恼，真可说是苦海无边。也许妈妈活出了其人生价值，因为在我看来，妈妈虽然终生烦恼缠身，她却始终没有认为生命是乏味的。
但如今却很难再看到这样的传统和信念的余韵了。不仅是烦恼重重，似乎星星也不再闪耀了。烦恼或曰苦恼，除了“灾难”以外没有任何意义，也与价值毫无关系。
当代社会的特点是“自由”的扩展与全球化齐头并进。如今谁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众多的信息，也可自由地参加这样那样的组织，或得到这样那样的享受。因此，乍一看自由好像无处不在。但是自由并没有让我们产生与此相应的幸福感、满足感和安心感，相反，从容似乎离人们越来越远了。原先人与人的关系恰如一个美好的共同体，而市场经济却使得这一关系不复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也绷得越来越紧，彼此都像乌眼鸡似的。
到底为何会这样呢？又如何面对孤独、信仰、价值观等终极问题？
孤独的烦恼，“自我”的代价
现在有很多“自我”的年轻人啊，觉得孤独和四处碰壁。其实每个人在年轻时，面对来自命运不可抗拒的力量，认识到自己和他人不同后，都会思考“我是谁”的问题，这就是“自我意识”。
然而“自我”稍不注意就会变化成“自我中心主义”，两者截然不同，后者是指根本不顾他人的心情和感受，始终只考虑自己的事。
我也曾经历这样的阶段，看上去是个很青涩的小伙子，实际上却一步也不愿走出自己的“小天地”，总是坐井观天，怀疑一切，只是热衷于自己的事情。
所谓自我也可说就是自尊心，是自私，即始终突出自己，处处保护自己，或者是不愿被别人否定。别人同样也有自我的问题，也要突出自己，保护自己，也不希望被别人否定。如大家都这么考虑问题的话，那就根本无法交往了。那么，在自我膨胀后，该如何止住它呢？精神病理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的卡尔·雅斯贝斯曾这样说：“构建‘自己的小天地’，必然走向幻灭。”
谁都会认为只有将自己的小天地构建得结实一些，把墙垒得高一些，自己才能站立，才能保护好自己，或曰使自己变得强大一些。然而，这是误解，因为即使构建了“自己的小天地”，自己也是站立不起来的。
说到底，这一思维方式就是自我仅存在于和别人的关系之中。也就是说，“我”仅存在于同他人的关系之中。唯一的办法是“相互认可”，只有与他人相互认可，才能使自我成立。
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得到对方的认可，自己就必须有为他人豁出去的思想准备。
要想与他人建立联系，不是你告诉对方自己想建立联系就可以做到的，那该怎么做呢？夏目漱石在《心》这部小说中，告诉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那就是“认真”二字。
如今“认真”这个词似乎不是被作为褒义词使用的。“你很认真哦”，往往带有不屑的语感。不过，我很喜欢这个词，在什么都只是做表面文章的当今社会，“认真”显然与众不同。
认真地烦恼，真诚地与他人交往，这么坚持下去也许能取得某些突破。总之，对自己的烦恼要寻根究底，不断探寻下去，终将会曲径通幽，找到与他人相会的场所。
做事不能马马虎虎，更不能将“自我”与“自我中心主义”混为一谈，没完没了地强调“我”。
虚无的烦恼，我该如何选择
如今已是数码和科技万能的时代，所有非科学的东西似乎都失去了存在价值，而稀奇古怪的东西到处泛滥。什么前世、来世、通灵、临死体验、超自然现象……只要稍稍注意我们的周围，包括新宗教在内，被称为“精神寄托”之类的东西几乎层出不穷。
沉湎于这类精神寄托的人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尽管每个人的沉湎程度不一样，但至少说明如今人们的精神世界已处于一筹莫展的境地。
过去一直说“心诚则灵”。但究竟信仰什么才好？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对生活在当今世界的我们来说，之所以产生如此之多的精神层面的问题，不就是因为我们什么都不信了吗？
信仰对人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与“对什么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这一现代才产生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现代以前，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宗教”都非常流行。宗教就是一切，宗教的英语是religion，来源于拉丁语的religion，其原意是制度化的宗教。也就是说，宗教并非是供个人信仰的，而是供个人所属的社会所信仰的。
当时社会共同体的生存方式，决定了那时的人们不可能对宗教发出疑虑，这样也就不会产生“我应该信仰什么才好”的问题。应该说，那是很幸运的。因为这样人就不必对其一生所遇到的所有问题发出疑问，自己来探索其意义了。例如，我为什么会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为什么那么不幸？我为什么会生病？为什么要尊敬他人？为什么必须劳作？死意味着什么……对这类问题，答案早就准备好了，一切都被自然地赋予了意义。恰如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会自动吸收营养一样。
如今人们已不再像过去的人们那样，如饥似渴地探索人生的意义了。只要有吃有喝就满足了，就这样了此一生。
现在我们会说那时的人们都生活在迷信中；或是认为那时的人们没有自由，非常不幸。其实这是马后炮。因为当时的人们并非那么不幸。
反过来也可以说，在现代以前，人们信仰什么、如何了解事物的意义这些问题，都被“信仰”所掩盖了。进入现代以后，信仰被颠覆了，一切都需要“个人”做出判断，难以解决的苦恼便接踵而来了。
不再笃信宗教，思考自己所做的一切和将要做的一切的意义，这是非常苛刻的要求。不论我们要做出什么选择，都会有一个如何面对自我的问题，即要让自己的无知、愚蠢、丑陋、狡黠和怯懦充分曝光。关于这一问题，人们常听到的说法是不对的，即不是“现在的人没有精神世界”，而是，过去的人精神世界所剩无几——这或许有些自相矛盾。
上述那种说法对有些人会形成沉重的负担，有的人甚至会不堪承受其压力。因此，作为精神寄托，人还是需要某种宗教的。
在韦伯和夏目漱石的著作中，“个人”问题比比皆是。此后，这一问题不断发酵，几乎已到了极限状态。在媒体中，“个人”也成为关键词，诸如“个人时代”、“个人自由”和“个人信息”等，满眼皆是个人。
与此相应，人的精神层面也显得相当脆弱。完全碎片化的个人被淹没在信息的汪洋和庞大的媒体中，人们根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好，也没有什么可相信的，显得很无助。
正由于这一原因，为了消除虚无感，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会对诸如神灵这类疑似宗教很着迷。实际上，如今的人们并没有单纯到会乐此不疲、全身心投入的程度。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如此喜欢诸如Walkman 或iPod之类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组合的“迷你宗教”。再重复我在一开始就说过的话：信不信是完全自由的。总而言之，所谓的“相信”并非指相信其他什么，而是“相信自己”。
简单地说，就是“一人一教”，“自己就是教祖”。
人的一生，实际上就是不断选择自己该干什么的一个过程。为了顺利走完人生之路，人们总要信仰什么，以便从中找到答案。正因为人是有血有肉的，所以往往会感到困惑和畏缩。比如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双方应建立怎样的关系？当不了解对方的想法时，又该如何是好？该不该生孩子？遇到困难时，该怎样克服？当疾病缠身时，又该如何面对死亡？
不论是否意识到，人都是从自己所信仰的角度来理解世界的。如果不能准确把握意义，人就很难生存下去。
对此有几个方法：信奉疑似宗教当然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让自己的心灵得以慰藉，渡过危机。总而言之，只要采用可以接受的方式，能够过得下去就行了；或者一开始什么也不想，只要能过下去不惜降低要求，这也不失为一个方法。
如果上述种种方法均不奏效，什么也靠不住的话，那就只有像夏目漱石和韦伯那样，相信自己的理智，硬是与自己过不去。这样生存下去，是很痛苦的。说得极端一点，那就等于头上悬着一柄剑，不知什么时候会扎在自己头上；弄得不好也许会发疯。
我对夏目漱石和韦伯尤感敬佩，就是因为这一缘故。他们都是独自一人，不断地挑战“自我”和“信什么好”这类近代以来就存在的难题，对自己的理性坚信不疑。
我唠叨了这么多，自己又怎样呢？也只能相信自己。既然是“一人一教”，那就相信自己的理性吧。所谓“心诚则灵”，说到底就是这个意思，并非是祈求超自然力量之类的外在力量吧。
“信息碎片”的烦恼，我该信什么？
有一档电视节目名叫《自以为知道》。每每看到这一说法，我就会感到，如今社会上所说的“知识”似乎全都是这一类，也就是“我以为”、“我觉得”。
与此相关联，如今人们对“知道”和“不知道”变得敏感起来，这是很奇怪的。当被问及“你知道××吗”时，如回答“不知道”似乎是很难为情的事。如果直截了当地说“不知道”，对方就会惊讶：“连这都不知道？”这显然是将了解大量信息与掌握知识混为一谈了。我想，不希望因为不知道什么而被人产生看法的，应该不只是我一个人。
当然，“无所不知的博学家”固然很好，但我认为，“博闻多识”、“信息通”与“知识”并不画等号。在英语中，know 与think 并不是一回事，而information 与intelligence 也不是同义词。
假设有一个对操作电脑十分在行的小学生，代其不擅长电脑的父亲制订了一份旅行计划。孩子转眼间便收集了交通方式、住宿和目的地的相关信息，并打印出来。我们显然不能说这个孩子的知识水平高于其父亲。事情就是如此。
擅长信息处理技术是否意味着掌握了知识呢？我并不觉得电脑玩得转的年轻人中，有些人会给人印象过于少年老成。他们或许是因为缺乏探索的热情，或许是因为没有强烈的好奇心，抑或是因为在开始时就预见了结果而半途中止了。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将事物因果关系的几种模式作为“信息”存储了起来。
人的理性，除了学识和教养这些因素以外，本来还应包括人际关系和伦理观，是一个综合的体系。可是，后来这些被分解得支离破碎了，而这又与科技的发达密切相关。被分解后，某些部分不断膨胀，从而出现了今天这样的状况。
在19 世纪末，马克斯·韦伯就竭尽全力探索人的理性加速支离破碎的过程。他将文明片面地促进人的理性化归纳为理智化，人们不再指望获取综合的、和谐的知识，这是唯理的理性化的必然“归宿”。
在《以学术< 科学> 为业》一文中，韦伯如此写道：
“我们都认为，自己比蒙昧社会要进步得多，对自己生活的了解要远远超过美国的土著居民。可是，这一想法是错误的。我们都知道怎么乘坐电车，上车时也不会犹豫，径直向目的地驶去。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车辆是按照怎样的机制运行的。可是，在蒙昧社会，人们对应如何使用自己的工具比我们要清楚得多。因此，理智化和理性化并未增加我们与自己生活有关的知识。
而且，就高度发达的医学而言，也是如此。
医生均是竭尽全力为病人治病，延长其生命。即便是病人希望放弃治疗从而终止痛苦，病人的家属也这样考虑，或者病人因为穷而根本无力支付医疗费，医生都照救不误。也就是说，科学对这种行为的终极的、本来的意义是不会有什么答案的。”
广义的人类知识应该包括真善美这三个部分。直到18 世纪的康德时期，还有着包括上述三个内容的理想的“完整人格的知识”。
康德先后推出了《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这三部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涉及了“应该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喜欢什么”这些问题。康德是从一个和谐的整体论述这些问题的。但随着科学与理性化的进展，这些都相继成为碎片。
人类在科学中发现了客观世界，并通过其因果关系来认识社会。过去还很有意义的传统和风俗、宗教和形而上学等“非科学”部分，就陆续被剔除出去了。
仅认可科学的因果关系的世界，显然与康德所思考的世界不是同一回事。在康德看来，天顶在人们的头上，天体当然有其运行规律。与此相应的是，在至高无上的人类社会，人的内心世界同样也有其规律。前者是自然界的规律，而后者则是人类社会的道德法则。
然而，时代毁坏了这样的关系。科学告诉人们的，与价值观和道德观这些层面的内容毫无关系。
韦伯所预测的，可以说就是“唯脑论社会”。这是日本解剖学家养老孟司所提出的一种观点，认为不仅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就是语言、意识等人的所有行为都与脑器官的构造相对应，即所有问题都与脑有关。而目前，越来越成为一个毫无节制的、以人为主的、无厘头的信息泛滥成灾的社会。它与自然界的规律毫无关系，为所欲为的人通过其大脑，可以随意组合世界。
这不就是今天我们身边的社会吗？例如在自己家里，通过电脑，可以了解到外国正在发生的事件现场情况，这就使得距离和国界不再有意义。全天24 小时都可以从取款机上取钱购物，那昼夜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通过呼吸机等设施可以无限延长人的生命的话，那死亡的意义也不复存在了。唯脑论社会正在成为现实。
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该信奉怎样的知识，或者说该如何选择呢？
实际上，每每虑及此事，我就会想起妈妈。她是一个恪守古老的宗教传统和习惯的人。从一年四季的耕作稼穑、生活起居，到各种红白喜事，所有这一切她都按老黄历行事。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切居然均与循环往复的自然规律是完全合拍的。我从中深受启迪。
例如，什么时候捕捞的蛤蜊含沙少而肥壮，什么时候采的草药容易见效。这些来自于生活的知识正在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
当今这个社会，原先的各种边界正在逐步淡出，各种信息如洪水般泛滥。确实，人的大脑潜能是无法估量的，随着其能量的不断开发，我们就会任意创造出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
但是，人的肉体和精神是有极限的。因此，正确的做法也许不是无限加以扩展，而是予以适当限制。当然，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仍不是封闭的，而是继续开放，并根据自己的能力确定其范围。对这个大千世界的种种奥秘，人类已多有了解。
这既非“反科学”，也不是某种意义上的“不科学”。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人们应该知道什么这一问题，与人们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是密切相关的。也许我们应重新审视这样的问题：我们应具备怎样的知识？我们应建立怎样的社会？
工作者时间轴
现代工作者的许多压力是从变成“知识工作者”开始的，用知识而非体力工作，需要知识工作者投入更多额外劳动、工作时间更长，还需要不断得到外界的新鲜刺激。德鲁克发现“知识工作者”这个概念已经有50 年了，但工作环境和价值观却似乎越来越不适宜他们的成长了……
1901-1910 年 体力劳动者
1870年到1900年，美国工人的周工资30年几乎没有变化。职业分工不分贵贱、荣辱与共。不过，这10年间，产业社会发生巨变，大型钢铁、汽车、飞机生产企业相继建成，与此伴生，1905年“世界工人产业组织”成立。
1911-1920年 人力成本
1910年成立的福特公司郑重准备把劳动者和“人”剥离开，让工人仅仅成为一种“成本”。亨利·福特曾说：“本来只想雇一双手，每次来的都是一个人。”流水线被创造性地广泛使用，严格的成本控制下，工人开始产生机械带来的痛苦。
1921-1930年 组织中的员工
企业开始用真正的“组织”和“管理”解决员工被机械使用的负面效应。生物学家、管理学家都开始研究如何将企业设计成一个有机系统，避免人类在组织中出现失调。
1931-1940年 作为“人”的员工
劳动分工开始复杂化，1931 年，美国《财富》杂志的一篇文章提到：“4200万美国人中，只有不超过1000万工人的工作时间与机器紧密联系，其中只有500万人是机器的奴隶；还有500万人则是手艺工人和工厂辅助人员。”
1941-1950年 战后员工
1946年，人们的战争创伤引发战后罢工席卷世界。如何让人们愉悦地重返工作岗位成为话题。1950年，德鲁克成为纽约大学的管理学教授，他后来说：“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获得这一职称并教授这一课程的人。”
1951-1960年 被激励的员工
这10年，人性化管理成了主旋律。谈话节目出现，《花花公子》面世，妇女就业率达到最高水平，马斯洛用《激励和人性》探讨人们的深层次需求。这一时期，IBM 的企业歌曲成了：“我们充满自豪地歌唱，歌唱我们对T.J. 沃森的尊敬。他一直鼓舞着我们，我们的歌声嘹亮地回荡在他的身旁。”
1961-1970年 知识工作者
德鲁克在1966 年出版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里，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知识工作者”的概念。员工对“压力”的抱怨和对弹性工作制的期待开始出现。
1971-1980年 管理型员工
终身型组织开始崩溃，员工除了技能，必要的管理知识成了基本功。“ 既然社会需要数以百计的白领工人，那他们也是可以被告之牺牲的。当管理专家提出另一种方式精简工作、增加一台机器或降低管理费用时，清闲而报酬优厚的终身职位很快就消失了。”
1981-1990年 多元化员工
计算机带来了产业全面变革，日本的组织效率成为企业的学习榜样。员工的需求和能力趋向多元，员工开始迷茫自己该做些什么。
1991-2000年 全球化员工
企业业务、信息的国际化，员工的视野和雄心也要与全球化相匹配。员工开始关注自己地域之外的他国工作文化，同时，员工的视角扩大，信息获取的压力和自身提高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2001-2010年“ 问题”员工
现在的年轻劳动者跟以往的最大的不同是：个体认知的明确。从而也表现在需求多元、压力承受不够以及价值评价标准的多元上。职业倦怠开始泛滥，如何实现员工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如何维持员工的积极性，是企业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