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属于中国人思维特点

中国人的思维是在对现象充分关注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下面小编为大家介绍的属于中国人思维特点,希望对您有帮助哦。

中国人思维特点

中国人善于采用整体的、全息的、系统的方法,而不是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如中医是整体疗法,头疼可能医脚;五行之金、木、水、火、土构成一个相生相克的整体,对应于人体的肝、肾、脾、心、肺,也是一个系统、整体;中医认为一些穴位包含了整个人体的信息,此即符合宇宙中任何一点包含整个宇宙全部信息的全息理论。在中国人眼里,人与大自然、社会也是一个整体,此即天人合一、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以直觉、体验、类比、象征取代了理性、逻辑,感性强,理性弱。我们的古人记录了哈雷彗星四十来次,但没人总结它的运行规律,最终让英国人哈雷获得了此项发现权;我们早就有类似于血液循环的看法,但没有上升为理论,最终是英国人哈维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人反映哲学思考的语言也往往文约义丰,充满了随意性、不确定性、模糊性、暗示性。传统哲学经典多是格言警句式的片断汇集,语句之间没有多少联系,如《道德经》皆似名言隽语,虽深刻但不系统;《论语》也是往往以寥寥数语阐述哲学观点,虽简约但不规范。这与中国哲学的用途有关。它为铸就有修养的“人”并妥善处理人际关系为目标,只有简洁,哲学才能在民间推广,达到熏陶每个人的目标。

爱因斯坦说:西方的科学是以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为基础的,而中国却不是走这样的路。的确,有别于西方智慧的逻辑型、思辨型、实证型,中国的智慧是记录型、描述型的,我们有许多彗星、新星、太阳黑子的记录,我们有无数的实用技术发明,但常常处于捕捉现象的阶段。难怪雨果说:“中国是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

中国人的思维特征

维决定行为。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

没有正确的思维方式,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行为;没有正确的思维方式,也不可能建立起正确的知识体系,更不可能产生科学。概而言之,中国之专制和愚昧,以及今日之种种异端,归根结底,是由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决定的。

因此,再说中国人是全世界的异类之前,先要搞清,中国人是如何思考的。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民相比,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和具有科学精神的西方人比较,有什么特点。即:中国人有怎样的思维特征。

根据我的思考,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可归结为四点:1,类比;2,联系;3,大局观;4,循环论证。不是说,这就是中式思维的全部了。而是,和别人、前人相同的看法,我就不重复了。

例如,季羡林先生首先提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是综合的,西方人是分析的”。就是一个非常精辟的观点,已有很多人引用,并加以论述了。本文,就不再引述了,但这不说明我不认同这种观点,相反,对季老这一发现,我是完全支持的。季老的其他言论,我可不同意,否则,就犯了中国人“联系”的毛病。

一.类比

如果说,思维方式是分析问题、探究真理的工具,那么,中国人最多运用、最得心应手的利器,无疑是类比。类比之多,随处可见。但,为了严谨,本文采用西方的归纳法,来列举并证实类比是中国人思维方式中最重要的一种。

第一位是孟子。所以如此,一者,因为孟子亚圣的地位;二者,儒学后生认为,孟子善辩,也有人说,孟子像愤青,对当世不满,爱发牢骚;三者,孟子“证明”的问题,是社会学中最根本的问题,即:性善与性恶。

孟子道:“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说得斩钉截铁,不容置疑。果然,这个“证明”也就作为儒学理论的基石,历千年而不倒。

孟子的“证明”毫无根据,本经不住推敲。水性与人性,有何关联?如孟子的“证明”是成立的,则“人性之恶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恶,水无有不下。……”也成立。如此,人性之善恶,依然是一个悬案,而不是宣判为“性善”的定案。但儒学体系恰恰是建立在“性善”论之上的,“性善”之论证,却如此草草。“性善”立不住,古往今来的儒学家,苦心经营的儒学大厦,岂不是千疮百孔的“烂尾楼”吗?

声明:此发现,是从王小波那里,学的。王小波是否第一发现者,没考证过。

第二位是庄子。庄子很逍遥,在他看来,最逍遥的莫过于天上的鲲鹏,“大鹏展翅,不知其几万里也”,和孙猴子一样,无法无天,无边无际。次一等,是水里的鱼。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条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

庄子和名家惠施在濠水岸边散步。庄子说:“你看,河里那些鯈鱼,舒鳍摆尾,多高兴啊。”惠施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呢?”庄子道:“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施道:“我不是你,所以不了解你;你也不是鱼,本来也不了解鱼。”

孟子是一个人的独白,庄子和惠施则是两个人的舞蹈。当然,庄子和惠施之辩,远比孟子高明。孟子将“人性善”与“水就下”捆在一起,也不论行还是不行。惠施则反驳庄子:你不是鱼,怎么能知鱼?换言之,人和鱼是不可类比的。进一步,类比这种思维方式,是否可用,何处可用,值得研究。

有一段关于汤武革命的辩论,异常精彩。《汉书儒林传 辕固生传》记载:

辕固,齐人也。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

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为〕何?”

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

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

译为白话,如下:

辕固生是齐国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人。山东乃孔孟之乡、儒学发源地,所以,辕固是儒家一派的。辕固对《诗经》很有研究,汉景帝时期,在朝廷当博士。

一天,辕固生和黄生,在汉景帝面前,争论上了。

黄生说:“商汤和周武,并不是奉什么天命,而是杀害夏桀和商纣的凶手。”

辕固说:“不对。夏桀和商纣,是有名的暴君,荒淫无度,祸乱天下,坏事做绝,人心失尽。民心皆归汤武,汤武替天行道,顺应民心而杀掉桀纣;人民不用强迫,自动归顺了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为帝王,不是受命是什么?”

黄生说:“破帽子,也该戴在头上;新鞋子,也只能穿在脚上——为什么?这是规矩。夏桀和商纣,虽不仁义,可毕竟是帝王;汤武再贤明,也是臣下。现在,人主有过错,臣下不是帮助他改正错误,而是因为他的过错杀死他,并取代他的位置面南而立,不是杀戮是什么?”

辕固说:“照你这么说,本朝高祖皇帝取代暴秦,反倒是错的了。”

本来,汉景帝在一边听着,眼见自己的祖宗高祖刘邦,也被扯上了。只好加进来,发表总结陈词。汉景帝说:“没吃过马肝,不算没吃过肉;研究学术,不讨论汤武革命,不算是笨蛋。”就此打住吧。

这是类比最为成功的思辨案例之一。也是最早对儒家所倡导的“革命”提出质疑的、颇具创见的思考。可惜,汉景帝之干涉,使之突然死亡,并且,再也没有继续下去。本文不关注讨论的问题,只关心讨论的思辨方式。不难看出,正方与反方,都极为巧妙地运用了类比,或者说“推己及人”、“推人及己”的换位思考方式。

黄生以帽子和鞋子作比,说明社会秩序之先验性、规定性和不可动摇。如果动摇,就是头上穿鞋子、脚上戴帽子,滑稽可笑。至此,辕固生被逼到了死角。不料,辕固生反戈一击,说:照你这么说,汉武帝倒是弑君篡位的乱臣贼子了?杀了一个回马枪。这杆枪,不是别的,也是类比。

“革命”之辩,因汉景帝而终止。有兴趣的,可以Step By Step,继续下去。

以上,算是第三位。

下一个,是董仲舒。都知道董仲舒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首创者,实际上,董仲舒还有一个很有新意的想法,借老天爷的势力来对抗皇权,此谓“天人合一”。当代人,把“天人合一”理解成环保主义,驴唇不对马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董仲舒的想法是,一方面,把天上的星宿和人间的秩序联系起来,证明天子是“天上最亮的星一颗”,而且,是恒星。另一方面,也借天象有异来规劝天子,既然你是天上的星星,那么,你的举止不当,就会引发天象的混乱,比如天狗蚀日、比如五星凌犯、比如流星坠落、比如彗星弥天等等。

“天人合一”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本文关心的;本文旨在说明,“天人合一”背后的思维方式,是类比。古人认为:人和人构成的社会,与星体以及星体排列而成的天象,有一种严格和牢不可破的对应关系。某人,文章写得好,是文曲星;要在古代,我可能就是文曲星。旁人见了,会另眼相看。某人当了皇帝,是紫微星下凡。

“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这是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写的。他继续写道:“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如此,可以这样设想,就是九天之上,有一个现实社会的克隆版。所谓天上人间,人间天上。天上是人间的翻版,人间是天界的下凡。

人间和天界之间的对应,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人间的风吹草动,都能从星象上看出来。反之,天界的异动,也一定是人世有了非分之举。要想天象正规,人们必须有所作为。

《后汉书·严光传》记了一个故事:刘秀当了皇帝,把少年同伴严子陵接到宫里,谈了一天。晚上,留严子陵同榻而眠。严子陵熟睡之后,把一只脚搭到刘秀肚子上。第二天,掌管天文的太史官上奏,说:昨夜客星犯御座甚急。光武帝笑着说:我和严子陵睡在一张床上,罢了。

汉光武帝和严子陵,是两个星座;两个星座之间的联系,是一只脚搭在另一个星座的肚子上。汉光武帝坐镇紫苑,星光灿烂;严子陵在皇帝肚子上动作,正应了客星凌犯。

李约瑟说:“天文与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不过,这种学术,并不是要观察星系和宇宙,也不是关注时间和空间,而是,以简单的类比思维,由天变推演人事。 “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国君强大,有德者昌。羽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

“天人合一”所反映之类比思维,并不是董仲舒一个人的,也不是只在汉代。秦汉隋唐,两宋明清,以儒学为看家学问的士大夫阶层,已将类比固化为一种既定的思维模式。士大夫阶级关于自然、社会、人伦道德和制度法律的思考和判断,无处不显现着“类比”的影子。

沿袭这一思维模式的下一个大人物是朱熹。朱熹的“理论”并无高明之处,思维模式也是类比。只是,朱熹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理。这个“理”,不是人世的,而是上天的;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不是多元的,而是唯一的;不是变化的,而是宇宙间唯一不变的根本。

在儒家学派看来,朱熹绝对是集大成者,对儒学之发扬光大立下大功一件。其实呢,朱熹之前的前辈们,在天和人之间,已经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联系。欠缺的,是一个更高级、更空虚、不可证伪、更不可证实的概念,把“天人合一”的说辞装进去。这个容器就是“理”。

天上有“理”,人间有“礼”;“理”是上天、自然、自古以来的大道,“礼”是人、社会、迄今为止的规矩。“理”统御一切,“礼”覆盖众生;朱熹说:万物莫不是一个理字;《论语》有言:非礼勿视、非礼勿闻、非礼勿言、非礼勿听。二程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朱熹说: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属于中国人思维特点

上天之“理”,是先于一切、统御一切、压倒一切的绝对真理。以此推理,社会之“礼”,不也应具有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地位吗?朱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就是想把“礼”的基础做扎实了吗?朱熹的用心,不过如此;以自然比附社会,由万物延伸至人类,人伦模拟物理,“礼”制模仿天“理”,其中心,不就是一个反复使用的类比吗?

如果说,“天人合一”有一点神秘性、高端、仅限于为儒学寻找理论基础、为皇权树立规矩的话,“家国同构”、小家大国、“家是小的国、国是大的家”,则是儒家学说组织上的保障,是深入每一个中国人血液中的、影响每一个人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重要观念。也是儒家学说虽然简陋不堪、错漏百出、却始终屹立不倒的唯一原因。可以说,“家国同构”的观念不破,儒家学说将永远不败。

国,是由无数个家庭组成的;家国家国,有了家才有国;国家国家,国,是我们共同的家。齐家治国,治家的理念和方法,也一并拿来,用于管理国家。家,是未来政治的试验场和人才培训基地;家之孝子,国之忠臣;家之栋梁,国之良将。“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如此看,“家国同构”,像是无可置疑。

家国同构的表面一致性,迷惑了所有人,使得我们轻易放弃了思考和追问,就信了。实际上,“家国同构”根本经不起推敲。略作分析,其大不同就露馅了。

家,是小规模的;国,是大规模的。一个组织,当规模发生变化的时候,其管理模式,必然随之变化。否则,管理就失效,组织将崩溃。此其一。

家,是基于血缘的,是封闭型社会组织;国,是非血缘的,是开放性社会组织。家,是熟人社会;国,则是一个陌生人构成的社会。熟人之间的交易规则,与陌生人之间的规则,能类比吗?

家,是利益共同体;国,是非利益共同体。家,由于规模小,彼此血缘紧密,使得家庭和家族,往往也是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即便如此,当家庭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难免出现利益纷争,如《红楼梦》里的容宁二府,利益显然是不一致的。国,则不同。“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不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这就使得一个国家的不同种族、阶层和地域之间,有非常显著的利益冲突。利益一致性组织和利益不一致的组织,能类比吗?

最关键的,是家之权力制衡是隐含的、内置的;国,没有与家类似的制衡机制。没有内在制衡机制,却要实行“家”之管理,“家天下”岂不总是左支右绌、矛盾丛生吗?

家之内在制衡机制是什么?是血缘。“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显然,家的决策者是家长一人。传统家庭之家长,是很独裁的,说一不二,不容置疑和辩解。《红楼梦》里的贾政,对贾宝玉也是痛下狠手的,但是,再狠,贾宝玉也是他儿子;再狠,贾政也是有底线的,也不能真把贾宝玉打坏了、打残了,更不要说打死了。在此,贾政是独裁者,对抗独裁的,是贾宝玉身上流淌的贾家的血液。这是内在的、隐含的,无可更改的,同时,它也能最有效地制衡独裁家长。打死儿子的,不是没有,但要是和杀戮大臣如割草芥相比,则不可同时而语了。

国之独裁者,是皇帝。皇权至上,拿什么制衡皇权呢?除了大臣的屁股,就是脑袋了。秦始皇以来,无数大臣死在皇帝的权杖之下。所以,伴君如虎。仅朱元璋,就成万地屠杀大臣。他还有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清君侧”——不但为自己清,还为将来即位的建文帝清。有一次,建文帝劝他少干那些缺德事儿吧。朱元璋就把一个花椒树枝,扔地下,叫建文帝捡;建文帝一拿,刺儿扎手,缩手不捡了。朱元璋哈哈一笑说:孙子哎,你知道我为什么杀那么多大臣了吗?那是剔刺儿啊!为你,也为我。

家和国,看着很像,实际上,却有本质不同。“家国同构”是中国人国家观念的基石,是类比思维最广泛的应用之一,在我看来,也是谬误最大、遗毒最深的。家和国,是人作为家庭和社会分子须臾不可离的中心环节;在这一基本问题上,中国人深受儒家之影响,以“家国同构”为依据,试图由家及国构建一个人人满意的大同世界。结果是几度奋斗,几度失败;努力得越多,失败得越快;投入的越大,损失得越多。反思再三,难道不是“家国同构”这个根基有问题吗?要是“家国同构”立不住脚,难道不是类比思维有缺陷吗?

下一个问题更基本、更常见。

死,是人生的必然,是人生的必修课。没有一个人逃得过,没有一个人不得不随时面对它。中国人如何看待死亡呢?将生比死。一个人是如何活着的,他也将如何死着;生前享受什么,死后也享受什么。生前享受不到的,死后也要补上。

秦始皇兵马俑,最有代表。秦始皇几乎“把一切都带走”,地下所有,是其生前生活的再版。之所以有这样的行为,必然是,秦始皇认为:死后,人将过和阳间一样的生活。他在阳间退位了,但还要在阴间上任。阴间的山川道路、宫殿车马、风花雪月和衣食住行,一样也不能少。阴阳映照,互相对称,只是隔着一层黄土。

秦始皇并非始作俑者,更早的曾侯乙墓葬,九鼎八簋,整整齐齐,和五星酒店自助餐的食器排列,一样。估计生前,曾侯也这么摆,也这么吃罢。形制巨大的青铜食器,无一不显摆着曾侯的霸气——通吃天下,是也。秦始皇之后,每一代帝王,也都是如此设计和建设自己的地下寝宫的。

帝王如此,老百姓也不例外。只是,老百姓没有皇帝的财力,不能来真的,就弄虚作假。房子、车马、细软、钱财珠宝,都是纸糊的。如今,有了创新。宝马汽车、别墅洋房、电视冰箱洗衣机,iphone、ipad、平板电脑,也都化作一股青烟,向阴间报到。阴间的生活,与时俱进,和人间等量齐观、并驾齐驱。

这是否源于中国人,生死类比的思维方式呢?!

还要提到中医学中的“以形补形”。对中医及其理论,我没研究过;请教过人,但可能没找对人,也可能高人不愿意教我。所以,一直含糊着,不敢下结论。肯定有这么一回事,如人参长得有人形,就大补。至于,其思维逻辑是不是类比,我不能肯定。也许是,也许不是。像是,但不能妄断。

最后,必须说一说谐音。中国人有一种特异功能,变坏事为好事;所有的坏事,都能变成好事。比如,杯子碎了,说“岁岁(碎碎)平安”。其实,只碎了一个杯子,不是两个。碎了两个杯子,才好说“碎碎平安”。以后,要是打了杯子,再有人那么说,我就再打碎一个杯子:碎碎平安,好事成双。

蝙蝠有“蝠”气,所以,常常出现在各种吉祥图案中。私下里,没一个中国人喜欢蝙蝠。有的,估计都没见过蝙蝠;见了,必然吓得半死——蝙蝠的长相,可不是那么喜庆地。棺材,是升官发财。近年,有一种木雕非常流行:荷花上爬着一只螃蟹。初不解风景,经人指点,原来是“荷蟹”之谐音。荷花和螃蟹,和谐嘛!

以上,罗列了类比的几种表现。下面,做个小结。

据我看,类比是一种易于理解的思维方式,但其科学性,大可质疑。换言之,类比作为一种论证方法基本是不可靠的。如孟子以水论性善,儒家之“家国同构”、“天人合一”,朱熹以“理”证“礼”,中国人将生比死等,都是经不起推敲,甚至是愚不可及的。辕固黄生之辩和庄子的知鱼之乐,也显示,类比很难证实或证伪某个问题。两个对辩,都是平手。

这不是说,类比完全不可用。在施加较为严格的条件下,类比是可用的。但是,条件是什么?如何拟定条件?严格的界限在哪儿,都是未定的。搞清了这些问题,类比才可能成为一种可行的、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这也是本文的另一个用意。第一个用意是说明:类比是中国人最频繁使用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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