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读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对其给后现代概念画出的几个路标颇感兴趣，记于斯：
缘起：
1．利马——马德里——伦敦
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概念一样，都诞生于边缘地带，而非欧洲或美洲的文化中心。现代主义这个概念是尼加拉瓜诗人鲁本·达里奥（RubenDario），1890年在危地马拉的一家文学刊物上发表文章，称自己在秘鲁发现了一股新的、有自觉意识的文学潮流，名为现代主义。这是这个词最早出现。
弗雷德里克·德·奥尼斯（Federico deOnis）最早使用了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来描述现代主义内部一股保守的逆流：回避难以遏制的抒情性挑战，抑制情感，极力追求细节和反讽式幽默，并能全新而真实地表现女性。他是在1934年马德里出版的《西班牙暨拉美诗选》中提出的。他将这种后现代主义和他称之为极端现代主义流派进行对比，后者强化了现代主义的激进冲动。
同一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出版《历史研究》第一卷，认为19世纪最后25年以来，工业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产生了毁灭性的矛盾，这种冲突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于是进入了近代历史。这个历史被汤因比称作后现代。后来汤因比的思想又有所发展，在《历史研究》第八卷中，他认为这个历史分期应该以普法战争为界，其后进入了后现代时代。他提出的这个概念具有一种否定的意义，两种发展为标志：工业工人阶级的兴起；西方世界之外的一代知识分子努力掌握现代性秘密，并用它来反对西方世界。
2．陕西——吴哥——尤卡坦
1951年查尔斯·奥尔森从尤卡坦（墨西哥一个州的名字，有玛雅人遗址）回国，与人谈起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的帝国时代之后的一个后现代世界。1952年他的观念又出现了转变，认为现在而不是过去是开端，要把现在当作“后现代、后人道主义、后历史主义”去加以体验。同时他对西方世界反共的潮流不满，接受了一些曾到过中国的记者的影响，对中共所在地延安产生了一定的向往和同情，1949年中共占领北平的同时，他正在写一首名为《翠鸟》的诗。此诗从吴哥（柬埔寨古都名）窟的翠鸟羽毛生意的传说写起，中间穿插了毛泽东在七大的形势报告中的“曙光就在前头”！这首诗据说是为了回应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而作。
第二年他的《投射诗》（ProjectiveVerse）一文发表，这被称作黑山诗派，也叫做投射诗或放射诗派的宣言，在此他倡导庞德、威廉斯的客观主义诗歌路线和开放式创作，要超越人道主义，在政治上也超越资本主义，对不期而至的未来表示向往。在他的身上，一种美学理论和一种语预言性历史联系起来，他认为未来世界革命的源泉来自于东方。他提出了一种乐观的后现代观念，并为之充实了各种构成因素。
3．纽约——哈佛——芝加哥
50年代末，这个术语作为不够现代的负面标志重新出现。纽约左派知识分子赖特·米尔斯（C。WrightMills）和欧文·豪（IrvingHowe）使用了这个术语的负面含义，米尔斯口气比较尖刻，指出这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代理想烟消云散的时代，是随波逐流的时代，是理性和自由相分离的时代。豪的口气教温和，他描述一类当代小说，在战后经济繁荣、阶级界限日益模糊的社会背景下，无法与周围的社会保持着现代主义式的张力。接着是哈里·列文（HarryLevin）对这个观念进一步扭曲，描述一种袭仿前人的、放弃现代主义严格智识标准、迎合悠闲的中产阶级趣味的文学，而且这是在文化和商业之间的十字路口徘徊的、艺术家与资产阶级结成新的共谋关系的文学。大概对后现代这个术语毫不含糊的贬义用法就从这里开始。
莱斯利·费德勒（LeslieFiedler）在60年代曾公开赞美美国年轻的一代出现的新的感召力：这一代年轻人是历史逃避者，是文化突变体，它们冷漠、隔阂、服食幻觉剂和诸种民权，这些价值观在新近的后现代文学中得到愉悦的表现。他认为这将超越阶级、混合各种文学体裁、否定现代主义的反讽和严肃，否定高雅低俗之分，无拘无束回到赶上和滑稽模仿的写作风格中。他的理论是对当时学生早饭运动的一种谨慎的回应，宣称民众解放和本能释放。在艾泽奥尼的社会学研究中有类似费德勒的观点。
具体化
1．雅典——开罗——拉斯维加斯
1972年秋季《疆界2》杂志的出版是一个转折点，这个刊物的副标题赫然写着“后现代文学与文化杂志”。戴维·安廷（DavidAntin）撰文定调《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美国诗歌现状研究》，扫视了从艾略特到洛厄尔的诗歌发展，指出一些现代主义诗人表现出不登大雅之堂的狭隘和退化倾向，采用了戏剧性拼贴法创作，而黑山派尤其是奥尔森，恢复了现代主义的活力。这是作为一个集体所指的后现代观念的提出。该刊创办者威廉·斯潘诺斯（WilliamSpanos）曾在雅典大学访学，他认为在地位稳固的正统观念和冷酷无情的官场之间有某种共谋关系，于是要创办这样一份杂志，和正统观念及官场决裂。他定下的目标是“在美国霸权崩溃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让文学回到现实世界中。但他的文化与政治合一的看法并没有在杂志中贯彻到底，而该杂志则更倾向于萨特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
出生于埃及的伊哈布·哈桑（IhabHassan）是这个刊物早期的撰稿人之一，曾撰文讨论后现代主义文学。他把这个概念由文学推向了整个艺术领域，运用福柯的知识论断裂观念说明，在海森堡和尼采之后，科学和哲学领域出现类似的转变，他开列出一个后现代艺术的名单，认为其内在的一致性在于“不确定性和内在性的作用”。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既不像现代主义那样超然、冷漠，也不像老一代先锋主义那样狂放不羁，躁动不安，它对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种不同类型的调和方式。而这种新的方式自然要涉及到政治，但哈桑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却颇为反感，这大概是他在写《后现代的转向》时，决定退出后现代研究的原因之一，因为由此的介入，后现代已经开始出现了转变，已经误入，陷入意识形态的粗暴和平淡无奇的琐碎无聊之间，沉溺于自身的矫揉造作无法自拔，成为了五花八门的戏谑，一种从借来的快感那里获得的精致淫乱和琐细的怀疑。
他的幻想破灭之处，正是他之后后现代理论的灵感来源。1972年罗伯特·文图里（RobertVenturi）、丹尼斯·司各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和斯蒂芬·艾泽努尔（StevenIzenor）发表了70年代言《向拉斯维加斯学习》，借用极为流行的赌城的意象，对现代主义展开更猛烈的反偶像式冲击。他们把现代主义巨厦认为规划的单调性与城市自发扩展的活力、多样性加以对比，用一句话总结了两者之间的分歧：“前者是为个人的建筑，而后者是为众人（市场）的建筑。”1974年，这个取代现代主义建筑的形式有了自己的名称，即后现代进入纽约的艺术界。则会要归功于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Jenks），他的专著《后现代建筑学的语言》在1977年出版。
2．蒙特利尔——巴黎
采纳后现代观念的第一本哲学著作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他在1979年巴黎出版了《后现代状况》一书，这本书是为加拿大魁北克政府的大学委员会作的一个“关于知识的状况”的报告。他说自己是在哈桑那里学到了这个概念，他认为，总的来说，后现代主义的关键不在于在封闭的再现范围内展示真理，而是在意志回归之中建立各种视角。他认为，后现代的到来和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所讨论的后工业社会的出现紧密相连的。在这个社会中，知识成为了主要的经济生产力，超出了国家、民族的界线，同时也失去了它许多传统的合法性。
如果把知识当作一种语言交际网络，那么语言本身——整个社会的契约——是由各种不同游戏的多重性组成的，这些游戏规则无法相互比较衡量，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是竞争性的。而科学只是其中的一种语言游戏，因而它无力声称自己凌驾于其他认识形式之上，即科学凌驾于习惯性知识之上。从传统上讲，科学自身的合法化建立在宏大叙事之上，两个宏大叙事，以源于法国大革命，讲述人借助于认知的进步而不断获得自身解放；二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讲述人的思维的同一性。但这些被科学自身的发展破坏了，一是被各类论争的多元化破坏；二是被技术化证明破坏，如电脑的发达。
如果说哈桑是在艺术领域谈后现代，詹克斯是在建筑领域，那么利奥塔则是把后现代性当作人类所处境况的普遍变化来谈，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然，利奥塔自己也承认他主要谈的是自然科学知识，他的书似乎忽视了艺术和政治。他在此前后写的一系列文章虽然也谈到后现代艺术的规范，但多半是站不住脚的。他提出的宏大叙事已经死亡之说，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似乎也遇到了挑战，特别是苏联解体和东欧的巨变，似乎让人们感受到了一个巨大的神话的实现，所以后来他也在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理论。他被迫承认，解放不再是从外部获得或强加自由这样的任务，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努力在它所覆盖的大部分领域内去实现的一种理想。于是这个被宣布死亡的宏大叙事，在发展的寓言中得到了永生的复活。
3．法兰克福——慕尼黑
80年代关于后现代的问题出现了一次大师级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法德两国之间，代表人物一方是哈贝马斯，一方是利奥塔。
尤根·哈贝马斯（JurgerHabermas）在法兰克福接受阿多诺奖时发表了演讲《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规划》。这篇演讲使得哈贝马斯确立了后现代反对者的地位。他首先承认，由波德莱尔时代诞生的，在达达主义中达到高峰的美学现代性精神现状衰落了，先锋派垂垂老矣。但像丹尼尔·贝尔这些新保守主义者则从中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曾经很体面的社会秩序被享乐主义熔毁，现代主义文化已经不再是创造性艺术的源泉了，于是要复兴宗教信仰来制止这种颓势。他认为文化现代性真正难以解决的矛盾不在于此，现代性的启蒙规划有两个方面：一是把科学、伦理和艺术区分开来，使之不再与神启的宗教掺和在一起，各自形成了自己的自主的价值领域，有各自的规范——真、善、美统辖。二是将这些解放了的领域的潜能释放进日常生活的主题变化中，互相作用而使之丰富。但这些领域没有涉足日常交际的共同资源，而是倾向于发展成陷于小圈子的专门之学，同普遍意义的世界隔绝。艺术成了一块批判的飞地，日益远离社会，甚至盲目地迷信它与现实保持的距离。他认为不能仅仅因为吸收艺术就使生活改变，还要发掘科学和道德伦理的资源，三者相互作用才能使生活呈现生气勃勃的景象。现代性的规划还有待于发展。完全否定它的企图已宣告破产。
一年之后他在慕尼黑作了《现代和后现代建筑学》的演讲，探讨了后现代美学理论，并重申了美学现代性的论述。在这里他既然承认美学现代性的危机，但危机的根源，他认为是现代主义所处的社会环境必可克服的约束。他指出：现代主义最大的失误不是对市场缺少警惕性，而是它太相信规划。不是资本的控制，而是现代性的必须——社会的结构区分，而不是追求租金或利润——使它受挫。但他认为现代主义者现状还不能推牌认输，现代性依然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关键是使现代性的涉及能够统一起来并改变其高高在上的状况，融入日常生活；同时要发展一种交流理性，来使人们达到一种理性的共识。所以他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
此后，这一理论开始逐渐走入了更广泛的范围和更深层的领域。它开始出现在中国、墨西哥、土耳其等等，开始出现在所有具体的精神领域，并同时开始走向了大众文化领域，乃至于大众化的、消费的社会氛围。
所以有人说后现代绝不仅仅是个有关文学或是艺术的概念，而是一种文化氛围，甚至是一个文化分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