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川：冯友兰先生与老庄

冯友兰先生生于1895年，于1990年去世，享年95岁。
他一生经历复杂，著作等身。特别是他在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方面，贡献突出，可与胡适相提并论。如果说胡适是中国哲学史的开山者，冯友兰可谓是中国哲学史的集大成者。特别是冯先生晚年，八十高龄以后，还将他的七册《中国哲学史新编》编撰完成，给后世学人留下了中国最完整的一套哲学史著作。
冯友兰晚年撰写的《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11下同）记录了他一生的思想过程和个人经历。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历程。最可贵的是冯友兰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的矢志写作，终于完成了他一生为之追求的目标，最后以平和的心态，撒手人寰。
从他所写的自传体的《自序》中，我们可以看出冯友兰先生对庄子是情有独钟的。

解放后，1957年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冯友兰的《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为论证哲学史中某些哲学命题，有为一切阶级服务的成分。他说：

“庄子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庄子•胠箧》篇中说：‘盗亦有道：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此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在当时的统治阶级看，跖是一个大盗；在农民看来，他是农民起义的领袖。这一点我们现在不论。专就庄子这一段话讲，他的意思就是把仁义道德看成像刀枪等武器一样，谁都可以用，仁义道德可以为统治阶级服务，也可以为反抗阶级服务。他认为仁义道德就是一种组织力量，谁想组织起来，谁就用它，不用不行。谁用它，它就为谁服务。《庄子》的这段话，可以作为一个例，以说明哲学思想中，有为一切阶级服务的成分。”（页268）

冯友兰回忆他的一位教授陈黼宸（介石），此人上课不讲话，因为他的话地方口音重，学生们听不懂，于是专写板书，学生们上课专抄笔记，“学生们感觉到，他虽不说话，却是诚心诚意地为学生讲课。真是像《庄子》所说的‘目击而道存矣'的那种情况，说话倒成为多余的了。”（页303）

晚年的冯友兰，对庄子的思想言论的引用，可谓是愈老弥笃：
1982年9月，冯先生在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文学博士”。此时他已87岁高龄。他写了一首诗道：
“一别贞江六十春，问江可认再来人？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
随后还写了对此诗的说明。这也是先生自传《明志》的最后的文字之一：
“《庄子•养生主》说：火的燃烧靠燃料。前边的燃料着完了，后边的燃料要赶紧续上去。这样火就可以继续传下去，不会熄灭。‘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真是如山如海，像一团真火。这团真火要靠无穷无尽的燃料继续添上去，才能继续传下来。我感觉到，历来的哲学家、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和学问家都是用他们的生命作为燃料以传这团真火。”（页355）
先生确也是用“生命作为燃料以传这团真火”的人。

1983年，金岳霖88岁，冯友兰也88岁。冯友兰作对联送金岳霖。

上联是：
“何止于米，相期以茶”；
下联是：
“论高白马，道超青牛”。
米，米寿，指88岁；茶，茶寿，指108岁。
冯友兰以此与金岳霖相勉。“道超青牛”，可见冯友兰对老子也是很钦佩的，他对金岳霖一直是视为自己的师友。
1985年，冯友兰九十高龄。河南美学会来人请先生题辞，遂为之书：
“游于逍遥，论以齐物；超乎象外，得其环中。”
同年为其次女钟璞书写一联：
“高山流水诗一首，明月清风酒一船。”
其意境是十分“逍遥”的。

“汪洋恣肆”这个词是人们往往称赞庄子的，源出于司马迁的《史记•庄子传》。1986年5月20日冯先生有《诗二首》，其中一首诗《赠言申夫先生》说：
“老来有幸读华章，咫尺京津道阻长。岂敢汪洋称不羁，或由恣肆悟无方。俱登米寿期茶寿，且把诗肠代酒肠。铁塔巍峨繁塔壮，当年应是共游梁。”冯先生以庄子自比的意思溢于言表。

1987年8月4日，为雯棣赋诗一首：
“超越言筌得真意，能赏李白送汪伦。吾家代代生才女，更出梅花四世新。”雯棣为冯家第四代孙女，“超越言筌得真意”用的典故当为《庄子•外物》“得意忘言”和“得鱼忘筌”。
1988年11月14日为杉村邦彦书写：
“静观自得”。
1989年为安徽大学钱耕森教授等组织的庄子学术讨论会寄去会议题辞：
“游于逍遥，论以齐物；超乎象外，得其环中。”
1989年5月25日，冯友兰先生对钟璞说：
“庄子说，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痪溃痈。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张载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争取治好这一次的病，写完《新编》，以后就不必治了。”
《庄子》的这二句话出自《庄子•大宗师》。
从以上所引冯友兰一生中对庄子的引用，对庄子思想的融通，可见冯先生一生确受庄子思想的影响。

我们现在认为老庄为道家学派，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1933，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则认为：
“汉以前无道家之名，《老子》之学说与庄子亦不同。”
“老学为杨朱之学之更进一步者，而庄学则为其更进二步者。”
他引用《庄子•天下篇》二节文字后，说：
“老庄之学之不同，已显然可见矣”。
“老学所注意之事，实庄学所认为不值注意者也。”
“实则老自老，庄自庄也。”
冯友兰的这种独见，是与他坚持主张老子是战国时代人，不与孔子同时分不开的。

1919年,胡适出版了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冯友兰也承认该书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胡适讲哲学史,是从老子讲起的,这引起了梁启超的批评,梁提出了老子晚出。从此后的十多年中,老子是否晚出的问题,成了一个热门的学术论题。当时的许多学者,都就此发表了文章,提出了各种见解。而胡适本人,始终坚持孔?老同时,老子并不晚出,梁启超?冯友兰?钱穆诸人之论证,“无一可使我心服”(胡适：《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古史辨》六,第387页)。

老子晚出,大张旗鼓的提出,是梁启超1922年在北京大学为哲学社讲演“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开始的,梁说：

《老子》这部书,或者身份很晚,到底在庄周前或在其后,还有商量余地。……胡先生对于诸子时代,考核精详,是他的名著里头特色之一,不晓得为什么象他这样勇于疑古的急先锋,忽然对于这位“老太爷”的年代自不发生问题？

梁启超对此提出了“六件可疑”。不过他说的：“这问题是我现近才发生的”,恐怕不太客观。

梁启超(公元1873年～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自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从南海康有为受业。康有为(公元1855年～1927年)清末著名保皇党,著有《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主张尊孔,读经,建立儒教。在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中,第十五卷《墨老攻儒尤盛考》中,康有为评论《史记·老子传》时说：

托老子以攻儒耳。著书之老子与孔子不同时,无缘相攻辨。

应该说,“孔老不同时”这一命题是老师康有为提出的。康有为此书出版于1897年,在北京重刊是庚申(1920年)。此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也正是五四运动中所提出。康有为要建立儒教?孔教的主张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梁启超对胡适的讲哲学史从老子讲起,与他老师的主张显然不合,因此对老子提出了六件“可疑”的事。梁启超的这个演讲,其言词也是十分的尖刻。

中国传统的儒教?儒家学说,要打倒是未必的。问题是在这场论辩中殃及的池鱼是老子。于是许许多多的论证文章由此而出：有的说老子是战国后期人,有的说老子是秦汉时期人,有的说老子是“子虚乌有”,“莫须有”,“《老子》一书,书为晚成,人为疑无。”“《老子》汉人编篡处甚多,其所谓道家亦自汉始。”等等,等等。关于老子与《老子》书的时代问题,近年的争论较少了。

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老子》帛书甲?乙本；1993年冬天,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共700余枚,简上抄写了十六种古籍。其中《老子》和《太一生水》是道家著作,而《老子》又有三个抄本,这是战国中期已经流传了的抄本。出土文物证明,《老子》至迟在战国中期以前,已经有了广泛的流传。那些种种关于老子书及老子其人的谬说,也就不攻自破了。当然康有为?梁启超关于老子晚出说的良苦用心也就付之东流了。

张岱年先生早年也是主张老子晚出的(《古史辨》卷四《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近年张岱年先生的《老子哲学辨微》一文,公开声明：

我现在认为,老聃其人生存于春秋末期,应是可信的。

冯友兰没有这样的声明。冯先生已于1990年作古,没能见到楚墓竹简,但是《三松堂自序》中提到了这件事：

我认为,就整个形势看,孔丘是当时第一个私人讲学的人,第一个私人立说的人,第一个创立学派的人。所以应该是中国哲学史中第一个出现的人。要说孔丘是第一,就必须证明老聃是晚出。在这一点上,梁启超的证据,对我有用。

其实,虽然《三松堂自序》中没有提及他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写的那本书《论孔丘》。那本书上所述的：

因为要给孔丘这三个第一,这就需要把与孔丘同时别的讲学立说的人都说成是不存在的。

显然,“别的讲学立说的人”,指的就是老聃。只是因为“需要”,才用了梁启超的说法,将老子“说成是不存在的”。

冯先生特别推崇庄子,可知他对道家的思想学说还是十分心仪的。鲁迅先生1933年所写的《论语一年》中说过一句话：

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

大概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文人的一种普遍现象吧。

1958年,胡适为《中国古代哲学史》(即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台北重版时,写了一篇《台北版自记》,胡适再次声明：

我到今天,还没有看到这班怀疑的学人提出什么可以叫我心服的证据。所以我到今天还不感觉我应该把老子这个人,或《老子》这部书挪移到战国后期去。……二三十年过去了,我多吃了几担米,长了一点经验。有一天,我忽然大觉大悟了！我忽然明白：这个老子年代的问题原来不是一个考证方法的问题,原来只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像冯友兰先生一类的学者,他们诚心相信,中国哲学史当然要认孔子是开山老祖,当然要认孔子是“万世师表”。在这个诚心的宗教信仰里,孔子之前当然不应该有一个老子。在这个诚心的信仰里,当然不能承认有一个跟着老聃学礼助丧的孔子。

胡适的话提出了“老子年代的问题原来不是一个考证方法的问题,原来只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始作俑者是康有为,他提倡孔教。应该说,胡适是看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之所在的。其中恐怕还有一个宗派问题。

冯友兰?钱穆等许多学者,实在是花了许多精力考证所谓“老子晚出”的问题。有的是师生,有的是学友,真是一帮子人。

钱穆(1895年～1990年)花了大量精力考证老子晚出,其立说是将老子放在庄子之后。他的《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三联书店2002年版),他说：

而老子的思想,也不如庄周。因庄周言道,还保留一天,而老子想把那天轻淡地抹去,而仅存有一道,《易系传》则承续老子思想,也只存有一道,不再有天了。

钱穆的研究结果,虽然他自己还不明白意味着什么,但是他确把《老子》→《易系传》→《庄子》的顺序给提示出来了。根据他的这一段话,将中国哲学史的原貌整理出来,那就是老→易→庄。那么钱穆也就不会困惑了。老子提出了道,《易系传》继承了老子的思想,也是谈道,而到了庄子,不仅谈道,还谈天。显然《庄子》在《老子》思想基础上,不仅有继承,还有发展。如按钱穆的意思,那真是一种倒退,而不是什么“轻淡地抹去”。

罗根泽(1900年～1960年),是梁启超?冯友兰的门生,其为证成梁?冯之说更是煞费苦心：《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是针对老子在孔子之前的；《晚周诸子反古考》是为补足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托古”之说而写作的。

虽然这一切都成了过去,但不禁使人想起了《列子·说符》中那个“疑人偷斧”的故事：

有个人丢失了一把斧头,怀疑是他邻居的儿子偷的。他仔细观察那邻居的儿子,走路好象是偷了斧头的样子,表情好象是偷了斧头的样子,说话也好象是偷了斧头的样子,他越看越象。就连那人的一举一动?一喜一忧,竟没有一样不象是偷了斧头的人。不久,这个丢失斧头的人,挖开家里的地窖,发现了斧头。以后,再看那邻居的儿子,一举一动,一言一笑,就一点也不象是偷了他的斧头的人了。[1]

没有客观根据而疑神疑鬼,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往往会产生错觉。而老子却因此背了几十年的黑锅。

老庄思想,博大精深,自古至今,研究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对老庄思想的理解不同。说老子为“莫须有”,就不是一个学术研究的问题了,除了宗教的原因外,还有宗派的原因。

诚然,老庄著作中的有些话语,与今日不合。那是古人,二千多年前的古人所说的话。我们今人要善待古人,这样才能从古人那里学到一些我们今人应该学习的东西。我们还是应该继承他们的优秀的文化遗产,因为他们都是“过来人”,有些人类的深刻教训他们是经历过的,而我们却忽视了,忘记了,甚至不屑一顾,是很可惜的。特别是在老?庄思想中,有我们今天仍然还需要的很宝贵的东西。

(原载《江苏道教》2008年2—3期)

[1]《列子·说符》：人有亡鈇(斧头)者,意其邻人之子。视其行步,窃鈇也；颜色,窃鈇也；言语,窃鈇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鈇也。俄而抇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复见其邻人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鈇者。

老子与孔子

老子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有关系，他们有过来往，是师生兼朋友。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古代文献中都有记载。

老子生于公元前571年，查中国历史纪年表，这一年是庚寅年，按中国人的生肖，也就是说，老子是属虎的，“寅”代表老虎，老子小时候又叫“虎儿”。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查中国历史纪年表，这一年是庚戌年，按中国人的生肖，也就是说，孔子是属狗的，“戌”代表狗狗，所以，孔子在周游列国的时候，有人称他象“丧家之犬”，他不仅没有不高兴，反而笑着说：“然哉，然哉”。（《史记·孔子世家》）这种“自嘲”不仅仅是一种精神，还因为他属狗。我很同意孙以楷教授的考证，（《老子通论》31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是很有意思的。

孔子也有道家思想。孔子有道家的悠闲，他也崇尚自然；

老子也有儒家思想。老子有儒家的进取，他也忧国忧民。

别把他们分得那么清，不要人为地对立儒家与道家。

他们本来就是传承中华文化，且他们互有影响。并不绝对。

孔子与老子的交往，有人考证有五六次之多。我是相信的。但有四次我绝对相信。

《孔子家语·观周》记载了孔老的一次交往：

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宇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矣！及去周，老子送之。

老子临别赠送了他一段话以后，

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

《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大体相同。

史学界对于这一次的孔老相会基本上予以了肯定，考定为公元前518年，周敬王二年，鲁昭公二十四年，此年孔子34岁，老子54岁。

这是一次孔子对东周首都洛阳的考察，孔子特别崇敬周公，对洛阳的考察，使他对周公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对周礼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乐有了更进一步造就。对思想家老子有了初步的认识。从他那里得到教益。

我们还可知道，此时的孔子已经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他已经有了学生。已经走入了“士”的阶层。老子对于“礼”，也是很精熟的。否则，他怎么在周担任“柱下史”呢。

孔子与老子的交往，在《庄子》中记载得更多了。确记他们来往的有《庄子·天运》：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

这个记载有时间：孔子51岁，也即是公元前501年，周敬王19年鲁定公9年。有人说，孔子51岁很忙，不会去拜访老子。从鲁至沛路程并不远，因此这个拜访是可能的；有地点：南方沛地，也即是今安徽省涡阳县正殿村。当时的鹿邑并不属沛地。

也有一些人对此不以为然，说是道家之徒编出来的。

孔老之交，不仅仅是道家一家的记载。

《孔子家语·观周》还记载了孔、老的一次交往：

孔子见老聃而问焉，曰：甚矣！道之于今难行也，吾比执道，而今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而弗受也，道于今难行也！老子曰：夫说者流于辩，听者乱于辞。如此二者，则道不可忘也！

汉刘向（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说苑·反质篇》也有差不多的记载：

仲尼问老聃曰：甚矣！道之于今难行也，吾比执道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于今难行也！老曰：夫说者流于听，言者乱于辞。如此二者，则道不可委矣！

我们看这两条记载，他们的交往肯定不止以上两次。这一次来往，应该是在孔子周游列国以后，或在周游列国近结束的时候，最后一次拜访老子，他们才会说这样的话。

孔子周游列国结束是在他68岁的时候，此年周敬王36年，鲁哀公11年。老子已是88岁高龄了。这一段对话，仔细看来，确象两位老者对“道”的不能行于世，虽“不可委”，但“不可忘”的深刻的对话。因此，一位写了书《道德经》，一位整理典籍《六经》。

不过，老子在孔子青年时代，也有一次交往。这次交往就是孔子在巷党助葬的故事。

《礼记·曾子问》中有四段孔子对曾子说“礼”的话：都是“吾闻诸老聃”。其中一段：

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geng道路），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反葬而丘问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迟数，则岂如行哉？’老聃曰：‘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早出，不莫宿。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其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痁（dian临近）患。’吾闻诸老聃云。”

孔子从年轻的时代就好礼，向老子学礼。古礼中葬礼是很重要的。孔子一生中常为人家行葬礼，包括给他的学生送葬。这次以老子为主，孔子助葬，遇到了日食，老子告诉他怎么处理。从情况看，地方不会在周都，有人说巷党是在鲁国，这可能。据《中外历史年表》（翦伯赞主编1961），公元前535年（夏，四月甲辰日蚀。）与公元前527年有日食，似以前者为妥。因为孔子“吾十有五志于学”，学周礼当是主课。此年孔子17岁。老子37岁。（公元前535年，周景王十年，鲁昭公7年。）比较符合两人的身份。如是公元前527年孔子（25岁）才学周礼，就太迟了。此时他已经开始做老师了。孔子观周，他在去洛阳之前，说过老子吾师也，他离开洛阳的时候，及去周，老子送之。显然，他们不是初交，孔子早已认老子为师了，老子也把他当做自己的学生了。

综上说述，孔子与老子至少是相见过4次，都是有史料可查的：

－535孔子17岁在巷党助葬老子37岁

－518孔子34岁观周，见老子老子54岁

－501孔子51岁南之沛见老子老子71岁

－484孔子68岁孔子与老子论道老子88岁

有意思的是，与老子相见时间，孔子的岁数正是17的整数倍。我在整理时也是不经意中发觉的。就是说，每过17年，他们见一次面。或者是孔子有意为之的。因为他是一个很讲“礼”而守“信”的人。

老子与孔子，是交往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师生，老朋友啊！

以上所引，大多为儒家史料。《庄子》书中，孔、老的交往记载更多，不赘述了。

孔子的脸，总是板作，口里总是救国救民的大道理！不是的，这不是孔子。孔子有与道家一样的自然情怀。兹举数例，以还孔子真性情。

孔子在50岁以前，他一直在曲阜做教书先生，教学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弟子三千，高徒七十二，在教育上已经很有成就，生活上也很优裕，并没有参与什么国家大事。50岁以后，他在朋友与弟子们的劝说下，才出来从政，先任中都宰，升任小司空，又升任大司寇，并代行过鲁相。前后不过三四年。因与当政者不合，辞官不做，带着弟子周游列国。

能说明孔子是怎样一个人的，莫如《论语》了：

《论语》中对孔子平时是怎样过日子的有记载：

《论语·述而》：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孔子闲暇无事之时，他也是很潇洒自在的。过去我们“批孔”时，说他“惶惶不可终日”，那是丑化他，“申申如，夭夭如，”“曲肱而枕之，”这就是八小时以外的孔子形象。

孔子也有他的一个理想，这个理想竞与道家惊人的相似。请看：

《论语·先进》：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孔子叫他的四位学生各言其志。他对曾皙的志向最为赞同。他的三位学生都说了自己的志向，他问曾皙：“曾点，你怎么样？”

曾皙慢慢的停止了琴声，突然的又重重地划了一下: 铿一声。放下手中的琴，回答说：

“我和他们三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孔子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是各人说各人的志向罢了。”

曾皙说：“在和煦的春天，春天的服装换上了，与五六个戴着儒冠的人，后面跟着六七个儿童，在沂水中洗澡游泳，在舞雩这个地方沐浴着春风，弹着琴，唱着歌而回家，是多么的快乐啊！”

孔夫子非常感叹地说：“我与你曾皙的想法是一样的呀！”

孔子有这样的学生，并且与他有相同的想法。这个想法与道家是很相似的。对于大自然充满着热爱与热切的回归的情怀。

在《论语》中，还有一些话语，表达了孔子的自然情怀：

《论语·述而》有：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论语·阳货》有：

夫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夫何言哉？（有什么要说的呢？）

《论语·泰伯》有：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这话与老子的“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论语·公冶长》有：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出世情怀。

他有“发愤忘食”的一面，也有“乐以忘忧”的一面。

他称自己“我非生而知之者”，他“不语怪、力、乱、神。” （《论语·述而》）等等，都与道家是一样的。

老子是老顽童，嘻嘻哈哈，混迹于市井！不是的，这不是老子。老子有与儒家一样的救世情怀。也举数例，以还老子真面目。

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60章》）

意思是，治理大的国家，要像煎小鱼那样不能多翻动。否则就会搞烂。这是老子的治国思想。主张安定团结，建立和谐社会。

老子指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57章》并警告统治阶级：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74章》）

老子还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老子75章》）老子告知统治阶级：老百姓没饭吃了，是因为你们征税太多了。

老子忧国忧民的情怀，在《老子》一书中，是充分地表现出来的。

我们对比两家，可以看出，孔老两家的祖师，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呀！

老子不赞成礼的繁琐，他也懂礼。孔子要学礼，老子教他，不用奇怪的。他们都是具有广博知识的当代学者。

我们既不要把他们分别得那么清，也不要人为地对立儒家与道家。更不要忌讳他们的交往。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有过多次来往。

有些人很忌讳孔老的交往，大可不必。试举一例。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一套贤哲自述丛书，其中一本书是《孔子答客问》，作者刘修明。以“客问”与孔子的“答问”的表现形式写成的。

书的第四页有：

“客问”：“先生受绌于阳虎后生活中有一件事始终是人们所关心的，那就是先生是否曾于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左右赴东周京师洛邑问礼于老子。司马迁对此记载颇详（《史记·孔子世家》、《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崔述完全否定这一说法，认为司马迁的记载“皆杨朱之说”，是“托诸老聃以诎孔子”（《洙泗考信录》）；张恒寿认为即使先生曾问礼老子，那个老子也不一定是著《道德经》的老子（《孔子》）。那么请问先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答问”：“这件事说来话长。简单地说，我于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确实去过东周京师洛邑，主要目的是为查阅周室所藏图书档案资料，同时进行学习考察，并没有问礼于老子。司马迁作史，向以“爱奇”著称，他的记载很可能杂有民间传说的成分。再有，汉代初期黄老之学盛行，司马迁受黄老之学影响，或者黄老学派篡改司马迁著作，也未可知。总之，说我问礼老聃的事是不存在的。我讲这样一个事实你就明白了，众所周知，《庄子》一书常常站在道家立场上任意描写和改造我的形象，在庄子笔下我简直成为道家思想的义务宣传员了。但是，在我是否适周问礼老聃的问题上，他们确没有任何具体的记载（《庄子·天道》）。如果我真的曾问礼于老聃，那还不知会被他们描写成什么样子呢。蒋伯潜先生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庄子，道家也；苟孔子果曾见老子而问礼焉，《庄子》断无不载之理。”（《诸子通考》）所以钱穆先生也作出“孔子见老聃问礼，不徒其年难定，抑且其地无据，其人无证，其事不信”的结论（《先秦诸子系年》）。这个结论比较接近事实。”

刘修明在刚写这一本书的时候，信誓旦旦的说：“总之，说我问礼老聃的事是不存在的。”而且将司马迁的《史记》也做了一番评论，还例举了蒋伯潜、钱穆列位近代先儒的话。不过，他这本书写到了第218页，他忽然明白了什么，自己与自己打起架来了。请看：

“客问”：“在儒家学派中，先生是其开山者。与此同时或略早，道家也形成宗派，其创始人是老子。关于先生与老子的关系，文献记载不少，比如象司马迁的《史记》，还有《庄子》。但是，有些记载或许并不可靠。今天请先生自己来谈您与老子的交往和关系，历史的真相就一清二楚了。您说好吗？

“答问”：“我与老子的关系，历来传说多、事实少。因此一直未能形成大家共同认可的看法。根据司马迁的记载，我曾于鲁昭公十四年（前518年）前往东周京师洛阳，问礼老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史记·孔子世家》）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我前面已经谈到，此处不赘。

“鲁昭公十四年，我没有问礼老子，并不说明我与老子就没有来往。老子是后人的尊称，再后来也就成了一种俗称。他本姓李名耳，字聃。人又称之为老聃。出生于楚苦县厉乡曲仁里。曾做过周王朝的守藏室之史。因周朝衰落，他辞官而去，隐于民间，“不知所终”（《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著有《道德经》上、下篇。我与老子的来往，始于早年。那时我正发奋自学，老子年长于我，知识也多于我，所以我曾经向他请教过问题。比如，我就曾经协助老子为人料理过丧事，并且从他那里学到不少有关丧事的种种知识（《礼记·曾子问》）。后来，我对礼仪规矩的精通，其中一部分是得益于老子的。

“我虽然早年曾向老子问礼，但却没有一直唯唯诺诺终身对老子执弟子礼。道家后学在攻击儒学方面用力甚勤，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通过编造寓言故事，贬孔丘而尊老聃。《庄子》一书中的《田子方》、《知北游》、《大宗师》、《天运》诸篇，对此竭尽能事，其中或夸张，或变形，或杜撰，各种手段用尽，无非说明道高于儒。但绝大多数记述是不可信的。实际上，中晚年以后，我与老聃很少有当面接触的机会。偶有一见，谈话内容也多是各自阐发各自的思想。而且，我自而立之年以后，思想倾向大体定型，老子虽一再告诫我要寡欲去私、不与人争强争胜，但我已经对自己的理想坚定不移了。而自从老子辞官归隐之后，我们之间就失去联系，再也没有来往。

“如果用最简括的话来概括我与老聃之间关系，可以说他于我亦师亦友。早年为师，以后为友，再以后就各奔东西了。”

为保持话语的完整，我抄得多了些。

后面的这些话他又说了：“早年曾向老子问礼”，显然是与前面“说我问礼老聃的事是不存在的”是相矛盾的。在老庄研究中，一位著者，在几年或几个月的写作时间中间，自己与自己过不去的现象常常看到，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为什么？我认为，是把儒家与道家的关系的对立绝对化了，才会产生这样的怪现象。

老子活了大概有100多岁，孔子也有古稀之年，他们的社会经历与思想，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的发生变化并逐步定型，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完整的儒家思想或道家思想，一辈子一层不变的。有些人怎么也想不通：一位反对“礼”的学者老子，他怎么可能是讲礼的孔子的老师呢？他把历史凝固在某一天了。因此，有人认为：即使孔子曾问礼老子，那个老子也不一定是著《道德经》的老子。忘记了老子的《道德经》是老子晚年自著的著作，《论语》是孔子去世后他的学生对老师生前的语录的结集。因此，《道德经》反映的是老子晚年的思想，而《论语》却反映了孔子的一生。《论语》中的话语，反映的是一个复杂的孔子，正是他的复杂，成就了他是“大成至圣”！他的一套治国理念，虽不能被他当世的那些统治者所接受，却被汉武帝及其以后的统治者在他的基础上被改造而接受。他的为人，又成了“万世师表”！他晚年所整理的《六经》，成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中必读的经典，从而传承了两千多年的中华文化。

孔子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是会永存的！

同样，老子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最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他从人类社会与历史的另一个角度来观察世界，提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来解决这个世界的矛盾。与孔子具有一样伟大的救世情怀！

这样两位春秋时代当代的杰出人才，他们是师生，是朋友，谁也不会辱没了谁！我们后世人真是白操了心！

他们的思想是相对的，又是相辅相成的，互相补充的。他们共同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思想宝库，为我们留下了不朽的、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他们都是我们的先祖，我们的血管中还是流淌着他们世代流传下来的鲜血！孔子的后代现有200多万人，不是的，这个统计是男性的，母亲们多不姓孔。因此，我们虽并不姓老，李，孔，但并不能说我们没有他们的血缘！

中华文化的传统是什么？老子、孔子文化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英！

老子是公元前571到公元前450前后人,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逝于公元前479年,存年73岁,老子长寿,长于孔子而后逝于孔子。这是我们应该承认的。

《老子》一书,无论从思想,文体结构各方面考察,它当产生于老子存世的时代。即使是老子晚年最后著定,就象我们今天的老学究一般,他的文体仍然是很古朴的。决不似战国时期的作品。《老子》一书在二千五百多年的传承中,有抄写的错简或掺入了注文,这也很有可能的。但这些都无关《老子》研究的大局,《老子》应该是春秋末年由他自己本人所撰写的作品。他本人曾做过周柱下史,说是其本人撰写这样伟大的著作,是十分适当的。

如果《黄帝四经》的写成在公元前400年,《老子》的写成早上一百年,合情合理。

从《黄帝四经》看,它的思想体系是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发展在那个时代也确实需要一百年。

老子的道家思想是老子经历的那个时代,并经老子的研究产生的。正象许多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它的思想有一些局限性,而这些局限性在《黄帝四经》中就有了许多的发展,说《黄帝四经》是法家作品,而与道家无关。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看,从《老子》到《黄帝四经》,从思想线索上找,可以说,《黄帝四经》是《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这个继承和发展中又有一位极为关键的人物――范蠡。

范蠡继承老子的思想,我们从《史记》,《国语·越语下》和《黄帝四经》中可以看出来。但是,范蠡如何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在《黄帝四经》中进行确指,则须费力。范蠡有著作,但早就失传了。《四经》中必还有一些这样的材料。但是,我们可以从范蠡生平历史遗迹中,依然可以找到,这位老子的高徒,确实是他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使道家中派生出了法家,而这位范蠡正是法家的开山祖和启蒙人。

老子做过柱下史,而他的学生范蠡则从政于越国成为上大夫。他对越国的治理负有极其重要的使命。治理一个国家而不是当图书馆馆长,很自然的需要法。我们可以从《史记》和《国语·越语下》中找到范大夫执法的情况:吴战败后,吴使者希望越王能宽大吴王,而越王犹豫不决,此时范蠡则采取了果断的措施。范蠡说:“君王已委制于执事之人矣。子往矣,无使执事之人得罪于子。”《史记》:范蠡乃鼓进兵,曰:”王已属政于执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 如果事先没有授予这种权力,或事先没有这种法,“执事”者何得以在君王面前无法无天地采取这样重大的行动,事先必有“属政”和“委制”的行为,范蠡才能“依法”采取了这一断然措施。使得吴王夫差绝无生路可寻。

《黄帝四经》中反复强调“作争者凶,不争亦毋以成功”,“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查公元前400以前的历史,恐怕最能说明问题的也就是范蠡在吴越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行为了。而这一思想,既继承了老子的思想,“作争者凶”,又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不争亦毋以成功”。在存吴和灭吴的关键时刻,当机立断灭吴,从而写就了吴越战争的历史结局。这可以作为范蠡对老子思想发展的有力例证。

《黄帝四经》劈头第一句:“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 早已将道和法的关系明白确定了下来。是“道生法”,“执道者生法”,有了法,“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有了法，而执道者“弗敢犯”法。

《老子》讲“道”,而《黄帝四经》注重“理之所在谓之道”;《老子》讲“名”,《黄帝四经》讲刑名;《老子》讲德,《黄帝四经》讲“刑德”;《老子》讲无私,《黄帝四经》主张“去私而立公”等等。我们可以看出,从《老子》到《黄帝四经》,从道家发展到法家,这其中的传承关系。道家与法家,不是同一时期的产物,先有道家,后有法家,是历史发展进程不同时期自然产生的思想流派,法家《黄帝四经》对道家《老子》有继承有发展。所以,将《老子》。和《黄帝四经》说成都是战国中前期的作品,就象似将爷爷说成和孙子是同一年生下来一样地令人费解。

发展,就是变化,一成不变就没有发展。有人说道家是出世的。即使后来的庄子的出世思想与老子也有很大的差别。范蠡是道家中入世的,在他的入世中很自然地根据他的社会实践发展了老子的思想。范蠡离开政坛,仍然有着道家的出世的味道。这便是道家的“功成身退”思想的极好体现。

思想发展史上的参照点不同,人们的看法也会不同。如果从《老子》出发来观察,到《黄帝四经》我们可以清楚的观察到发展。如果从《黄帝四经》出发,就会批判老子思想的落后甚至反动。硬把《老子》说成战国后期作品,说他在战国大一统的形势中鼓吹“小国寡民”,那是很冤枉老子的。如果说老子在春秋未对当时的战争纷争表示了一种安定与和平的愿望，和他的浪漫的构想,老子的“小国寡民”还是会令人理解的。总之,《老子》在“小国寡民”这一章中,他老人家吃尽了后世人的苦头。我们认为。即使在二千五百年以后的今天,人们期望安定与和平的心情还是一样的。

原文见《老子与范蠡》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的很长一段文字,是记载范蠡如何帮助越王勾践兴越灭吴的。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一段吴越战争历史,直到今天,文人们不断的为它编写历史剧。我们今天读这段历史,不难发现,范蠡的思想正与老子的思想一脉相承。《越王勾践世家》中所记载的许多范蠡的话,反映出了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所师承的老师必定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老子。

我们不妨来比较一下这些思想。

《史记》:勾践闻吴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报越,越欲先吴未发往伐之。范蠡谏曰:“不可。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未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决之矣。”遂兴师。吴王闻之,悉发精兵击越,败之夫椒。

《老子》:三十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

三十一章:夫兵者,不详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兵者不详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六十九章:祸莫大于无敌。

《史记》:越王谓范蠡曰:“以不听子故至于此,为之奈何?”蠡对曰:“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事。”勾践曰:“诺。”

《老子》八章:夫唯不争,故无尤。

九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己。

二十二章: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三十六章:将欲废之,必固兴之,柔弱胜刚强。

七十八章:天下莫柔弱于水,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史记》:勾践之困会稽也,谓然叹曰:“吾终于此乎?”种曰:“汤系夏台,文王囚羑里,晋重耳奔翟,齐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观之,何遂不为福乎?”

《老子》:五十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

《史记》:居三年,勾践召范蠡曰:“吴已杀伍子胥,导谀者众,可乎?”对曰:“未可。”至明年春,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吴国精兵从王,唯独老弱与太子留守。勾践复问范蠡,蠡曰:“可矣。”吴师败,遂杀吴太子。

《老子》:五十七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七十六章:故曰:坚强,死之徒也;柔弱,生之徒也。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兢。

三十三章: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胜人者,有力也。自胜者,强也。

《史记》:其后四年,越复伐吴,越大破吴,吴王请成,勾践不忍,欲许之。范蠡曰:“会稽之事,天以越赐吴,吴不取。今天以吴赐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罢,非为吴邪?谋之二十二年,一旦而弃之,可乎?且夫天与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则不远',君亡会稽之厄乎?” 勾践曰:“吾欲听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进兵,曰:“王已属政于执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吴使者泣而去。

《老子》:六十四章慎终若始,则无败事也。

《史记》: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 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老子》: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予善天,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惟不争,故无尤。

九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也。

二十三章: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孰为此?天地而弗能久,又况于人乎?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

三十二章:知止所以不殆。

三十四章:成功遂事而弗名有也。

七十七章:圣人为而不有,功成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见贤也。

从思想线索上看,范蠡的治国思想及实践是继承了老子的。他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实践了老子的思想。有人说,道家是出世的,实际上,老子的思想中包含出世和入世的思想。庄子是体现和实践出世思想的一位道家传人,那么,范蠡则是老子入世思想实践的第一人,而同时又是老子“功成身退”思想实践的第一人。实践得那样完美无缺,令后世人叹为观止。

范蠡的思想并不是在老子的思想上一成不变的,同时又发展了老子思想。如对于吴国的处理,他不是采用“报怨以德”(第六十三章),他则采取老子思想中的“慎终若始”,他是看具体情况而运用老子的思想。对老子思想的发展,表现在《黄帝四经》中则更多,更具体。

不仅如此,范蠡功成身退以后,并不消沉,他仍以积极的人生对待自己。他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老子的教诲,在商业上重整旗鼓并且取得了令后人称道的成就。二十二年谋吴,十九年三致千金是他人生的二个阶段。

《史记货殖列传》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范蠡的一生,造就了《史记》中两段精彩文字。

原文载《老子与范蠡》一书

范蠡与子贡

老子与孔子，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在2500年以前，他们有过交往。老子与孔子，是朋友，也是师生。孔子问礼于老子，在古代文献上记载是明确的。我也写过一篇文章《老子与孔子》，在江苏《茅山道讯》2007年的第五、六、七期上连载了，此文在网上也广为流传。我考定老子与孔子从文献记载上看，他们至少有过四次会见。

范蠡是文子的弟子，是老子的再传弟子，老子比范蠡大45岁，范蠡与西施的合葬墓在老子故里安徽省涡阳县，因此我根据《战国策》关于“陶”的记载考定，陶就是今天的安徽涡阳的西阳集镇，文子与范蠡都曾经同时师从于老子。我2004年出版了一本书《老子与范蠡》（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对于老子与范蠡的关系有详细的考证。从范蠡的思想和范蠡在春秋末年的社会实践看，他与老子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范蠡在越国功成身退，从而走人商界，成为“富好行其德”的中华商祖，中国道教尊他为文财神，当代国际道商文化研究院李海波院长推出中国“道学之祖——老子”和“道商之祖——范蠡”的理念是符合中国历史的史实的。

子贡是孔子的最杰出的弟子之一。子贡也经商，在当今的经济社会里，他的杰出的经商经历被宣传，他被尊为“儒商之祖”，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范蠡与子贡，他们有没有关系呢？他们是否来往过呢？我的研究，是肯定的。

先看他们的年岁。子贡的年岁是没有怀疑的，子贡（公元前520年—前456年）享年65岁，卫国黎地（今浚县）人，他17岁拜孔子为师，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去世以后，其他弟子在曲阜守孝三年，唯独他守孝六年，成为千古“孝”话。我考定范蠡（公元前526年—前453年）享年74岁。那么，范蠡与子贡是同时代的人是没有疑义的。范蠡略大于子贡。

子贡与范蠡的见面，第一次应该是在公元前501年，子贡20岁，范蠡26岁，老子71岁那年。据《庄子》记载，孔子时年51岁，“南之沛”见老子。两位高人见面，两位高徒在场，是最合适不过了。我在安徽涡阳“相老家”村发现一块“孔子问道于老子”汉代画像石石碑，就是历史上的这一场景。这两位高徒后来都那么一致的走从商的道路，而且都取得了惊世骇俗的巨大成绩，也是两位老先生所始料未及的吧！

再看他们经商的地域，范蠡的经商地域要大一些。但是范蠡经商的地域包括了子贡的经商地域：齐鲁是子贡的主要经商地域，范蠡也左右其间。在文献上，我们看不到他们在此间经商经历的交往。但是，在同一地域又是同一时代经商的两位富商大贾，他们的见面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且他们的老师老子与孔子又是熟悉的，弟子岂不见面？

在《史记》中，子贡有一次很伟大的像似战国时代的纵横家的政治行为：“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这事情在今天是有争议的。但是我倾向于有这样的历史事实。孔子的弟子中，子贡是非常杰出的。他的这一壮举也基本符合当时历史事件的。在这一壮举中，体现了子贡的非凡的政治才能。我们不怀疑范蠡的前半生是伟大的政治家，后半生是伟大的商人，而怀疑子贡的政治才能，也是不合适的。在这一政治事件中，子贡曾经到过越国，越王勾践亲自接待了他，那么作为越国相国的范蠡与他相见也是情理之中的。这事情发生在公元前484年孔子回国以后，子贡已经非常成熟了。此举也为他后来长期担任鲁、卫二国相国之职，打下基础。他成为了儒家第一代弟子中至富至贵者。

毋庸置疑，范蠡与子贡是见过面的。我们今天把儒家与道家分的太清楚了。其实，我以为，范蠡与子贡他们自己未必知道自己是什么道家与儒家呢！

在司马迁的眼里，已经把儒家与道家分别清楚了的。表现在对于范蠡与子贡的经商事业上，我们看司马迁是怎样说的。

《史记·货殖列传》上，司马迁是把范蠡列在第一的，着墨也多。他称赞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子贡列在第二，司马迁说他：“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在这个评价上，对于范蠡发财以后为社会做出的贡献的评价甚高。因为司马迁也甚为赞同老子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思想的。

“陶朱事业，端木生涯”是历代对于他们两人的经商事业的评价，这幅对联的评价是很中肯的。

范蠡与《黄帝四经》

范蠡生前有著作传世,《汉书·艺文志》著录《范蠡》二篇,已佚。还有《范子》,已佚。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可靠的范蠡言行,一是相传为春秋末年左丘明所撰的《国语·越语下》,二是《史记》中的有关史料。史记中有二节关于范蠡的材料,一节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另一节在《史记·货殖列传》。其他还有《越绝书》和《吴越春秋》等历史著作中也有很丰富的关于范蠡的材料。一九七三年底,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西汉帛书《老子》等一些珍贵的历史史料。其中,在《老子》乙本卷前有《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四篇古佚书。这四篇古佚书今或称之为《黄帝四经》。许多研究《黄帝四经》的专家指出,《黄帝四经》是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道家思想所形成的黄老学派的著作,“黄老学派是以道家为主体而吸收了法家的一些观点。是将法家融合于道家体系中”的一个学派。(陈鼓应语)。

在当年文物出土之后,唐兰先生就已指出了在《黄帝四经》中,有许多与《国语·越语下》中的语句相同或相似。《国语·越语下》记载了越国君王句践与大夫范蠡之间的关于越吴之战历史过程的对话。

我们不妨来看看,《国语·越语下》之中哪些思想语言与《黄帝四经》相同或相似。

《国语越语下》:越王句践即位三年而欲伐吴,范蠡进谏说:

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始于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 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

其结果是越王句践兵败受辱,以身事吴。范蠡初出山,即遇上这样一件事。他的言论显然是体现了老子的思想。

《黄帝四经·亡论》说:

三凶:一曰好凶器。二曰行逆德。三曰纵心欲。此谓三凶。昧天下之利,受天下之患。

《黄帝四经·称》说:(《称》是语录体。)

兵者,不得已而行之。

越王归国后,治理国家,范蠡提出“无旷其众”的观点。《黄帝四经》《顺道》也说:“不旷其众”,不使众人荒废他们的事业,以利于发展生产,达到复国的目的。

越王要范蠡治理国家,范蠡推荐文种,范蠡说:

四封之内,百姓之事,时节三乐,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五谷睦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种也。

《黄帝四经》《观》引用了并改写了这段文字:

是故为人主者,时节三乐,毋乱民功,毋逆天时。然则五谷溜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天因而成之。

范蠡还说:“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德虐之行,因以为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是故战胜不报,取地而不反,兵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种亦不如蠡也。”

《黄帝四经》《观》中,有一段黄帝的大臣力黑说的话:

天地已成,而民生,逆顺无纪,德虐无刑,静作之时,以为天下正。

德虐之刑:德,奖赏;虐,讨伐;刑,通型,准则。韦昭注:”昭谓:德有所怀柔及爵赏也,虐谓有所斩伐及黜夺也。”

《黄帝四经》《兵容》曰:

兵不刑天,兵不可动。不法地,兵不可措。刑法不入,兵不可成。参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

《黄帝四经》《顺道》曰:

若此者,战胜不报,取地不反。战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名声章明。 顺之至也。

“战胜不报”,战争取得胜利,敌人不能报复;“取地不反”,取得土地,敌人不能夺回;“名声章明”,声名远扬。

范蠡的这段话,几乎全部地出现在《黄帝四经》的文字中。

《国语·越语下》中,越王勾践对自己评价是:“出则禽荒,入则酒荒”。而范蠡则说:“王其且驰骋弋猎,无至禽荒;宫中之乐,无至酒荒。”

在《黄帝四经·六分》中,也有这样的话:“知王术者,驱骋驰猎而不禽荒。”,饮食喜乐而不湎康,玩好缳好而不惑心。”

在《黄帝四经·三禁》中有“刚强而虎质者丘,康沈而流湎者亡。”

田猎无度,不理国事,称为禽荒;湎,酗酒;康,荒。面康即是酒荒。丘,空。

《国语·越语下》:“范蠡劝勾践无早图吴”,说:“未可也,蠡闻之,上帝不考,时反是守,强索者不祥,得时不成,反受其殃。失德灭名,流走死亡。有夺,有予,有不予,王无早图。”

《黄帝四经·观》说:“圣人不巧,时反是守”。意思是圣人没有什么巧妙,只是善于掌握时机,强行不会有好处。

《黄帝四经·兵容》中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天固有夺有予,有祥口口口口口弗受,反随其殃。”

《黄帝四经·称》有一段说:“天制寒暑,地制高下,人制取予。取予当,立为口王。取予不当,流之死亡,天有还刑,反受其殃。”在《国语·越语 下》中,还有范蠡语:“得时不成,天有还形。”意义都是相近的。

在吴国杀了伍子胥之后,勾践又打算攻打吴国。《国语·越语下》中有范蠡说:“逆节萌生。天地未形,而先为之征,其事是以不成,杂受其刑。王故待之。” “逆节”,违反天道的罪恶行为。在《黄帝四经》中三次提到“逆节”:

《王论》中说:“逆节不成,是谓得天。逆节果成,天将不盈其命而重其刑。”

《论约》中说:“逆节始生,慎毋口正,彼且自抵其刑。”

《名理》中说:“逆节上溢而不知止者亡。”

《国语·越语下》中有“范蠡谓人事与天地相参乃可以成功。”

《黄帝四经》《六分》说:“参之于天地,而兼覆载而无私也,故王天,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人焉,又有地焉。三者参用之,故王而有天下矣。”

《国语·越语下》有:“得时无殆,时不再来,天与不取,反为之灾。赢缩转化,后将悔之。” “得时不成,反受其殃”。

《黄帝四经·兵容》有:“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天固有夺有予,有祥口口口口口弗受,反随其殃”。

《黄帝四经·称》有:“赢绌变化,后将反施。”赢绌,增减。指两方面力量的对比将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国语·越语下》:“越兴师伐吴而弗与战”中,范蠡说了一些话:

“臣闻古之善用兵者,赢缩以为常,四时以为纪,无过天极,究数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后无阴蔽,先无阳察,用人无艺,往从其所。刚强以御,阳节不尽,不死其野。彼来从我,固守勿与。若将与之,必因天地之灾,又观其民之饥饱劳逸以参之。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宜为人客,刚强而力疾;阳节不尽,轻而不可取。宜为人主,安徐而重固;阴节不尽。柔而不可迫。凡陈之道,设右以为牝,益左以为牡,蚤晏无失,必顺天道,周旋无究。今其来也,刚强而力疾,王姑待之。”

《黄帝四经》中也有许多语句与其相同或相似:

《国次》:“不尽天极,衰者复昌。” “故圣人能尽天极,能用天当。” “功成不废,后不逢殃。毋阳窃,毋阴窃。阳窃者天夺其光,阴窃者土地荒。”

不尽天极,没有达到天道所规定的限度。

《观》:夫是故使民毋人执,举事毋阳察,力地毋阴敝。阴敝者土芒,阳察者夺光,人执者纵兵。”

《四度》:“极阳以杀,极阴以生,是谓逆阴阳之命。极阳杀于外,极阴生于内。” “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理也。”

《称》:“毋过天极,究数而止。” “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牝有牡。”

《顺道》:“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因之。”

帛书《黄帝四经》和范蠡的关系,陈鼓应先生在《先秦道家研究的新方向》中说:

帛书《黄帝四经》引用范蠡的言论达十七八条之多,从其中思想线索来看,便可看范蠡可能是由老学发展到黄老之学的关键人物。我们从《老子》,《国语·越语下》和帛书《黄帝四经》三书,可以看出老子,范蠡到黄老思想的发展脉络。范蠡是春秋末期人物,比老子晚约三四十年,从《国语 越语下》可以明显地看到范蠡受到老子的直接影响,……在中国历史上,范蠡是第一位真正体现老子“功成身退”哲理的人。

我们的研究还认为:

《国语·越语下》是《国语》的最后一卷,它的断代至越灭吴,此时当公元前473年。《国语》未提及范蠡十九年三致千金的经历,仅说他“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级。”这是此文断代的依据。因为范蠡后来成为陶朱公，是此后历史上许多人都称道的事。如果《国语》是左丘明以后的人所著,则不可能说“莫知其所终级。”左丘明已不能知道这以后的事了。所以,应认为《国语》为左丘明著。

《老子》一书在战国策中被二次引用。

一是：卷十一,齐四《齐宣王见颜触》,引“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谷,是其贱之本舆?” 这是《老子》第39章的话。齐宣王,公元前319至301年间。

二是卷二十二,魏一，《魏公叔痤为魏将》引:“故老子曰:圣人无积,尽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为人,已愈多。” 这是《老子》第81章的话。此事约于公元前362年。我们考定,范蠡约去世于公元前454年。老子的思想在此后已经在齐、魏等国广为传布。

如果说《老子》的传布需要一个时间差,那么,可以肯定《战国策》中所以被各国多次引用,是《老子》广为传布的结果。那末,比老子年岁差四十五岁左右的范蠡在老子还健在的时候,如此熟练地运用老子的思想,那只能说是他确实师从过老子。

从《黄帝四经》中还有一些文子的思想线索看,《吴越春秋》和《越绝书》中的计然即是文子。老子,文子,范蠡的思想一脉相承。因此,我们也可推断出老子,文子,范蠡之间的师承关系。虽然我们从目前现存的先秦古籍中找不到明确记载的这种关系,但我们确认这种关系是必然的。有关这种关系的文字材料大概早在司马迁以前就丢失了。或者这种关系司马迁并未重视,从而未在其文字中表述出来。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历史上明明白白的事,在当时的历史文献上却不留痕迹。老子,文子,范蠡的关系,也有可能就是这样的情况。

原文见《老子与范蠡》一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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