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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子建、子桓之后，人们就有了对他们的评价。譬如钟嵘的《诗品》把曹植列于上品，把他的哥哥魏文帝曹丕列于中品，把他的父亲魏武帝曹操列于下品，便是最见轩轾的一种见解。这样分明的不公平是遭了后人的非议的。虽然也有人替钟嵘辩护，说他的上中下只在表明渊源，并非流品的等级，但在原书的评骘辞气中确然有天渊之别。锺嵘在《诗品》把曹丕的诗认为「中品」而已，批评的理由是“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则，所计百余篇，率皆鄙直如偶语；《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不然，何以铨衡群彦，对扬厥弟耶？”。又把曹植的诗认为是「上品」：理由为：「植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犹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这种看法影响后世至深，因此大多数人皆以为曹植的诗质胜于曹丕。这样比较起来，还不足以表现出钟嵘心目中的优劣感吗？下品中的魏武帝，更真是每况愈下：“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仅仅这样的十个字而已。
钟嵘历仕齐、梁，在当时正是文尚骈丽，诗重声律，南朝的文人极端从事藻饰的时代。钟嵘自己虽然颇重“自然英旨”，能道出“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的话，但他毕竟未能脱离时代的影响，而独于推尊曹氏父子中偏重藻饰的曹植，这正表示着他自己的主张的不彻底，而时代的力量终竟是强大。被他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潜也被列于中品，而淡淡地叙述了事，不又是一个明证吗？
但推崇曹植亦不始于钟嵘，和他同时而著述略早的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里已把这种见解认为“旧谈”了。“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子建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才略篇》）
刘勰的见解比钟嵘要公平得多。抑丕扬植，竟至“相去千里”，在彦和时已属“旧谈”，可知钟嵘的论调也不过是对于“俗情”表示了“雷同一响”而已。后人因为崇拜曹植之极也有连彦和一并加以斥骂的，如丁晏《曹集铨评》集说里面，引了上列《才略》一节，即加以案语道：“子建忠君爱国，立德立言，即文才风骨，亦迥非子桓所及，旧说谓“去植千里”，真笃论也。彦和以丕植并称，此文士识见之陋。”在“文才风骨”之外，又抬出了“忠君爱国”的长生禄位牌来，这样一来，曹植简直就成了真正的周公孔子了。丁晏的崇拜可以说是比钟嵘更进了一大步。
丁晏的《曹集铨评》，在苦心校勘，搜罗子建遗文，使之汇结成集的一点上，的确是有益的良书。但他是生在前清中叶，一直活到同治年间的人，在受了清朝超级奴化教育二百余年的学术界中，他要标榜忠君，是情有可原的，而且，他的见解也有渊源。渊源之所自，当远溯于隋代的王通：
“陈思王可谓达理者也。以天下让，时人莫之知也。”（《文中子·事君篇》）
“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文中子·事君篇》）
“谓陈思王善让也，能污其迹，可谓远刑名矣。人谓不密，吾不信也。”（《文中子·魏相篇》）
王通的《文中子》本有伪托的嫌疑，但不管是真是伪，对于曹植的这种看法总得远溯之于唐初，而明代的李梦阳也就尽量的发挥了这种意见。《曹集旧序》，称“纵酒韬晦，以明己无上兄之心”，而比之以秦扶苏、吴季札。张溥题辞，惋惜之极，对于他的风流韵事，也尽力平反，谓“黄初二令省愆悔过，诗文怫郁，音成于心，当此时而犹泣金枕，赋《感甄》，必非人情”。又谓“论者又云，禅代事起，子建发服悲泣，使其嗣爵，必终身臣汉。若然，则王之心其周文王乎！”竟又把他比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姬昌了。丁晏要在道德方面尽力为陈思王粉饰洗刷，然而，这些论调，总不免有点迂腐的。
按文心雕龙的说法，一般人见曹丕以帝王目之，多少会忽略其文学造诣，而曹植人生之路坎坷，便更令人推崇，所以通常会低估曹丕而拔高曹植。上述刘勰的说法，指曹丕的文才因做了皇帝而被人们看低，曹植受压，却为人们看好其才，超过了实际；曹植的诗思想敏捷词藻华丽，而曹丕考虑周密而才力平缓，不追求新奇，他的乐府诗的清越，《典论》的缜密精要，也没可挑剔的，但是市俗却压一个抬一个，地位的高低有些影响，但这种评价是不公的。
近代学者郭沫若有专文《论曹植》（1947年收入《历史人物》一书中出版）以别丕、植优劣，文章从批驳钟嵘、丁晏、王通等人关于曹植的一些说法人手，对曹植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重新评价的主张。文章认为，曹植在前期(建安时期)与曹丕争为太子中“用术”，“相欺以诈”，在后期受曹丕、曹叡的猜忌打击，“委实也咎由自取”，而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他“好摹仿，好修饰，便开出了六朝骈俪文字的先河”；文章还就一些具体作品提出了看法，如认为《洛神赋》“感甄”，“我看应该也是情理中的事”，说《与杨德祖书》是“令人难以卒读的自尊自大的文字”，是“标准的‘文人相轻”’等等。文章在全面贬低曹植的同时，又处处以曹丕作反衬，“曹丕恰恰和他成为一个极鲜明的对照”。曹丕不仅自己搞创作，更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推动建安文学的发展，他在五言创作的同时，还首创七言诗的形式，他走的是朴实无华的路子。虽然世俗推崇曹植，而一些有眼光的思想家却为曹丕说话，王船山（即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说曹丕是“诗圣”，不过郭氏持中，不若王船山走得那么远，“称曹丕为‘诗圣’又未免过于夸大了一些。”
而《历史人物》再版后三年，有人出来著文商榷了，这就是后来刊载在《文史哲》1955年第6期上的贾斯荣先生的《关于(论曹植)》(以下简称“贾文”)，文章对郭文所论及的一系列问题，几乎都持相反意见，文章在列举一些史料进行分析后认为，在建安时期丕、植兄弟太子之争中，“曹丕是一个十分阴毒奸险的人”，曹植则是有着“浪漫不羁的天真性格的人”，“和他哥哥曹丕比较起来，他的行为却是光明磊落得多的”，文章又说，“至于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和他的哥哥相比，则更不可同日而语了，数千年来已有定评”。文章从方法上批评了郭文，说郭文“抹煞了前人的一切意见，歪曲了许多事实。在他自己却认为这是‘极尽平反’之能事，故意地要和前人来打一场糊涂官司，翻一翻旧案。……这样的研究方法，是有些主观片面的”。文章还表示不同意郭文对《洛神赋》、《与杨德祖书》、《七哀诗》等的解释。
贾文发表一年多后，《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上刊载了张德钧先生《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以下简称“张文”)一文。张文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为郭文辩护，而对贾文提出驳难。张文也对一些史料进行了分析，认为曹植在建安时期“与丁仪、丁翼、杨脩等交构，谋夺王位继承权，终因违法乱纪失宠，和玩弄诈术事败，乃没有夺去曹丕以兄长身份本来应作太子继承王位的权利”。关于曹植后期的受迫害，张文则说“曹植最受折磨的日子，乃在曹叡当政时”，认为不少苛待曹植的事都“与曹丕无干”。
以上所引，包括了三文在太子之争问题上各有自己的基本论点。对于其中有些论点，我认为是很难站得住脚的。比如“郭文”、“张文”贬抑曹植的立论根据，无非就是这四条：(1)杨脩与曹植擅开司马门；(2)杨脩教曹植出邺门斩守者；(3)曹丕为长子，又任五官中郎将在先；(4)杨脩给曹植豫作答教。而对这四条根据作仔细推敲，它们全都不能得出三文所说的“阴谋诡计”之类的结论来。稍懂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其中的第四条与曹植无关，第三条本身是一种不很可靠的推理，即使推理能够成立，也不能得出“用术”的结论；至于第一、二条，则不但不能作为“用术”的证据，而且恰恰表明了曹植颇不会用术。
郭沫若认为：“曹子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人们要忠君，故痛恨曹操和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于失宠的曹植。”这种“封建意识凑成”说，我以为是说得过分了的。不错，历史上曾有王通等人给曹植唱过“忠君爱国”、“以天下让”等赞歌，这些都是封建意识无疑；但是，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是靠了王通等人的吹嘘才显赫起来的，早在王通之前数百年的魏晋时期，他的文学才能就已得到公认。曹植的同时代人陈琳就说曹植的作品“音义既远，清辞妙句，焱绝焕炳，譬犹飞兔流星，超山越海，龙骥所不敢追，况于驽马，可得齐足?”(《答东阿王箋》)又杨惰也说读曹植的文章“虽讽《雅》、《颂》，不复过此”，说他是“仲尼日月，无得逾焉”(《答临菑侯笺》)，这些评价，已经很高，已开钟嵘《诗品》之端。也许有人会说，陈、杨都交好于曹之师也”(《答东阿王书》)，吴质是曹丕党羽，他总不会也来“凑成”曹植吧!
再看晋朝人。鱼豢说“余每览植之华采，思若有神”(《魏略》)，陈寿说“陈思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魏志·陈王传》)，左思说“(曹植)攡翰则华纵春葩”(《魏都赋》)，这些赞词，恐也同“封建意识”并无多大瓜葛。至于南北朝时钟嵘等把曹植推尊到文章之圣的地位，也自有其文学上的标准，不能笼统斥之为“封建意识”。当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确也存在刘勰所指出的那种“文帝以位尊减才，子建以势窘益价”的“旧谈”，但这一“旧谈”也很难直接与“封建意识”挂上钩。所谓“位尊减才”、“势窘益价”，说的是有人贬低做了皇帝的曹丕，而推崇受压制的曹植，如果说这里表现了什么“意识”的话，那也只是有人对曹丕的行为反感、对曹植的处境同情而已。而且，这种“旧谈”也仅仅保存在刘勰的间接介绍里，在今存的刘勰之前的历史文献中，已经完全找不到持这种“旧说”观点的直接资料。相反地，我们倒是可以看到不少有影响的论者，在评述丕、植文学成就时持论是比较公允的，如陈寿一方面高度评价曹植，另一方面又说：“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王，何远之有哉!”(《魏志·文帝纪》)这里对曹丕政治上的心胸狭窄是有微词的，但对他文学才能还是充分肯定的，没有“位尊减才”的意思。可见“旧说”虽有，却并不很普遍，影响不是很大的。
另一方面，我也不同意把曹丕对曹植的态度归为“对曹植的厌恨”“报复手段”，这种说法纯属臆测，小说可以这么写，电视剧可以这么拍，但评价历史要讲证据，不能以想象入人于罪。曹植不是第一个让曹丕感觉地位受到威胁的人（曹冲死的时候曹操说什么来着？），也不是唯一一个受到曹丕严苛对待的人。曹丕不光对待曹植刻薄寡恩，对其他成年的兄弟也都很严酷：不经宣召不许他们到京师、不许他们互相往来、甚至连通信都被禁止，更不许他们随便离开自己的封国。在他们每个人身边都安插了“监国使者”，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曹丕并不只是对和他争过位的人严苛，对没有和他争过的兄弟也严苛，这不恰恰说明仅仅以曹丕对曹植的严苛作为论据去推出他因为争位一事而“猜忌、防范、甚至记恨曹植”的结论依据不足，甚至与事实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吗？（如果此论成立，那么曹丕对没争过位人不应该严苛，如果曹丕对别的兄弟严苛和争位无关，又如何能断定对曹植的严苛就是源于争位？）我们评价历史，应该从事实出发，依照逻辑去推测和评价，首先认定曹丕是因为曹植跟他争过位而对他“猜忌、防范、甚至记恨”“存心不想让曹植有好日子过”，再以与此逻辑相矛盾的“其他弟弟可是没和你争过吧”去质问曹丕，顺序似乎有些颠倒了。
其次，我不赞同用“心胸狭窄”去评价权力斗争中的利害关系。“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将建成元吉的十来个儿子尽数诛杀，比曹丕做的过火得多，要不是部下拼死抗谏，连他们的亲信部属也要斩尽杀绝，难道李世民是一个没有器量，心胸狭窄的人么？况三国之势与唐初大不相同，唐的帝位是得自隋室的禅让，而魏则先有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于前，后有曹丕政变逼宫于后，不论如何粉饰都逃不过世人眼里一个“篡”字。帝位得之本来不正，就意味着：
第一不可能按照一般封建伦理去确立秩序——至少短时间内不可能，如果大肆宣扬儒家那一套儒家“父子君臣”的伦常秩序，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第二，没有这种“父子君臣”的伦常秩序作为根基，就意味着窜人位者人得篡之，你可以篡夺汉家的江山，别人自然也可以篡夺你的江山，你对汉室不忠，别人对你不义也就不需要承担道德压力，一次篡夺的成功就可能煽动起无数投机者的野心，而对曹丕来说，最直接的威胁当然是来自于他的那般兄弟——即使原本没有那样的念头，又有谁敢担保不会受人教唆挺而走险，甚至是被人挟持来当作造反的旗号？真要走到那一部，于国家社稷的危害不论，曹丕就算想顾念手足之情怕也没有那个余地了吧！唐太宗晚年欲立李泰为太子，长孙无忌就曾暗示他要想如此必须先杀李治，后来立李治为太子，就把李泰放逐，父死不得回京吊唁——太宗对李泰的处置比曹丕对诸兄弟有过之而无不及，难道是因为他讨厌李泰么？显然不是，他恰恰是因为疼爱李泰，才忍心做此处置的。当然们不能说曹丕就是一片好心，为了保全他的兄弟们才那么干的，但是在曹氏和曹丕本人地位的合法性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同、完全稳固之前，一旦祸起萧墙于国于民于曹丕本人或于与事者都有百害而无一利，个人觉得曹丕所为不过情势所逼，不宜一味往人个格品性方面找原因——真要想杀曹植又焉有杀不成的道理——何需明正典刑，派个刺客行刺，之后找个代罪羔羊，或是派人下毒弄个暴弊，再来个猫哭耗子，旁人又能奈他何！
至于说“正是由于曹丕苛待诸王，压制宗族，搞得诸侯王没有任何力量，实际上是削弱了皇室的根基”“关于曹丕父子宗族政策的这一弊端，曹植倒是早就看出来了”，关于“封建”与“集权”的关系，是中国自秦以来就不断调整变化的，有些时代是强调中央集权，有些时代则是强调封亲建藩，一般规律是，当某种倾向造成不好的结果后，后来者就反其道而行之，然而就总体来说有两个规律，一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央集权越来越强，二是变乱频仍、多事之秋多重集权，前者证明了对于家天下政治来说，中央集权作为政权组织形式是维护封建统治最有效的手段，后者则源于前面所述的原因，“封亲建藩”实际上是以儒家倡导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忠孝礼义信”的伦理秩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统治秩序的一部份，然而乱世称雄者多常用非常手段，他们本身往往就是儒家伦常秩序的颠覆者，因此在其地位彻底稳定之前，依靠这种秩序来实施统治根本就不现实，非但起不到加强统治的作用，还可能弄得不可收拾，结果只能是自掘坟墓。如果说曹丕和曹植在这一点上政见分歧，那恰恰证明曹丕有帝王之才，能够审时度势，而曹植只是一介文人，纸上谈兵而已。果真如此，以曹植的身份及其在文人当中的影响，他的政见极有可能直接动摇曹丕的治国根基，对他加意压制，就更是势之所趋了。
从类似陀思妥耶夫斯基似的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解释他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活动，以及在这种内心活动下产生的行为。但这决不是由“仇恨——报复”这样简单的推理就能得到的。并且精神分析之所以被列在科学的范畴之内，正是由于他可以由客观的事物来进行把握与分析。无论是从事物的外部向内进行分析，还是从事物的内部向外进行分析都一样。举个例子，没有对汉魏六朝的大部分帝王对待宗族的态度手段与曹丕对待宗族的态度手段进行比较，就得出“曹丕对曹植的很多做法已经不单单是出于防范措施，而是近乎报复手段了，是存心不想让曹植有好日子过。大有慈禧太后那“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让他一世不痛快”的心态。”这样的话。实在是太轻率了。
在前段时间，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的“馒头事件”中，无名小辈胡戈成了挑战大导演陈凯歌的“侠客”。对此，大多数网民都毫无保留的站在弱者———胡戈这一边，为他献言献策，并对陈凯歌导演冷嘲热讽。生活中这种强弱分明的对垒比比皆是，但大多数情况下，舆论常常都是替弱者说话。人们为什么爱同情弱者？中国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杨宜音教授说，同情心是人的天性。从心理学上说，同情的过程本身可以给人带来一种满足，无论同情的对象是强者还是弱者。人的天性是善良的，见到乞讨的人给予施舍，看到困难的人给予帮助，这种对弱者的怜爱之心，是人类一种很自然的情感。
社会生活节奏快、充满竞争，每个人都会觉得压力很大，很难有成就感和满足感。在关心弱者的时候，人可以从侧面证明自己比别人强，体现自己的实力和能力，自己心里也会油然而生一种优越感。相反，如果一个人在比自己强的人面前，就难有这种满足感。
杨教授强调，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是不是要同情弱者，与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潮有关。有时候社会倾向于同情弱者，有时候社会鼓励弱肉强食。人们帮助胡戈，抨击陈凯歌，应该归结于一种对主流、权威的蔑视和挑战。也可以说，这是一种逆反心理的体现。人们之所以要挑战权威，挑战强势群体，是因为强势群体在很多事情上的霸权，让人觉得不舒服，不自由，更无优越感可言。而曹丕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霸权”的地位上，封建贵族渲染“天权神授”以此来方便统治下层阶级，长期实行的君权制高压下必使人产生一种逆反心理，是以刘彦和才会说到“文帝以位尊减才，子建以势窘益价”。逆反心理并不是建立在对错基础上的，它大多时候是人们不愿意处在被统治地位下的一种极端反应。从“馒头事件”本身来看，胡戈和陈凯歌存在一定的强势和弱势之分，人们之所以站在胡戈这一边，很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对强势群体的逆反心理的投射，这也是人们同情弱者的一种深层次的心理原因。
总的来说，在曹植的身子骨头里面流淌着有一股悲观意识与精神追求上的矛盾。曹植具有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其时大兴之老庄哲学本，寻求一条走出困境之路，于乱世浊流而避之，用以天合天的逍遥游来美化，抬高，迷醉，欣慰自己的避世行为，但是曹植的出身，名望和观念，接受的儒家学理，是积极入世的，在儒家理想本有的而又被遮饰起来的困境中赤裸裸的敞开这一困境，他是以退，隐，愚，乐的方式企图消解困境，而最终却仍然陷入这一困境之中。他以艺术的方式和行为的迷狂从本质上体现了中国文化“家国同构”和中国悲剧意识家国二层面的融通，与中国文化性质相一致的中国政治悲剧意识的主调必然只能是柔性的，那些欲治国平天下而又进不到政治层中去的人，面对的是命，命也是无形的，对命的悲也只能是柔性的，面对这样的困境，曹植试图通过他的游仙和酒来消解，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然而这些毕竟只是悲剧意识的缓解，根本不能完备，哪怕是基本上消解悲剧意识。而曹丕呢，操死，继位为丞相、魏王。当年十月，迫汉帝禅位，自立为帝。国号魏，改元黄初，将都城由许昌迁至洛阳。曹丕坚持大权独揽，设立中书省，其官员改由士人充任，原由尚书郎担任的诏令文书起草之责转由中书省官员担任，机要之权渐移于中书省。定令妇人不得预政，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他又建立并推行九品中正制，力图把用人权从大族名士手中收归朝廷。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巩固了魏国统治。他曾三次亲自统军伐吴，皆无功而还。曹丕爱好文学，并有相当的成就。写下《燕歌行》等中国较早的优秀七言诗。所著《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些功绩证明了曹丕作为帝王其实还是极具实力的。
不管如何分析评论，关于曹植与曹丕之优劣，历史自有评价，任何抬高或贬低一个人的功绩都是在对历史的进程表示怀疑，毕竟，他们兄弟二人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学都有过不可省略与磨灭的贡献，他们是一个时间段、一个时期里的、和人民大众一样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