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二、刘师培以“骈文”为“美文”的原因
刘师培将骈文作为“文之正宗”，把它作为理想的美文并不是毫无来由的，而是有着具体的原因可查究的，这是与他的成长经历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紧密联系的。
首先是由于刘师培充分认识了骈文自身的语言形式特点，认为其有利于创造美感。刘师培在《文章原始》中曾经说到“学术授受，仍凭口耳之传闻，又虑其艰于记忆也，必杂于偶语韵文，以便记诵”[31]。他从文学产生的根源上追溯骈文产生的根源，得出了偶语韵文的产生是为了便于记诵和传授的实用目的的结论，对于这一点，我们从现代审美发生学的结论来看，他的这一看法是符合现实情况的。从骈文的发展来看，魏晋时期是骈文发展渐趋成熟的阶段，然而魏晋以后，词曲在日常文学中占有日益突出的地位，而且语言形式也不再以偶语韵文为准。刘师培认为这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合乎文学发展由简趋繁的进化公理的。从骈文的本身特点来看，每一个汉字都有一个音节，并且汉字是有音调的，将汉字组合在一起，音节抑扬顿挫，声调优美，而且单音文字字意凝练，言简意赅，从而增加了偶俪的可能性，就算重复，也不会显得唆啰[32]，并且汉语句式结构要求较为松散，句法相对其他文字要来的灵活，并且受量、格、时态等影响较小，把各种形式要素恰当而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才可以实现“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宜”的“和”，这种特点经常被利用来造成语言上缓急应节的美感[33]。魏晋之后，随着声律学的兴起，“四声八变说”的创造，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了无论是表达形式上属对的方便，还是声律长短上音节声律的和谐，四字和六字的句式是最适宜的。于是四六结合的句式在文章中被大量采用，这就形成了骈文文体。四六文不仅为词与词之问提供了听觉上的应和美，而且从全篇看来，也可以创造出句与句之间的回环之美。[34]
其次，家族和地域因素对刘师培推崇骈文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背景，刘师培的文学思想也是这样。他凭借着过人的天赋才智和超越常人的勤勉，对刘氏的家学传统和扬州学派的学术积淀充分继承，并且将东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进行融合，实现了文学思想的再造和对文学本体的审美观照。关于这一点，尹彦武在《刘师培外传》中说到：“扬州学派，盛于乾隆中叶。任、顾、贾、汪、王、刘开之，焦、阮、钟、李、汪、黄继之。凌曙、刘文淇后起，而刘出于凌。师培晚出，席三世传经之业。门风之盛，与吴中三惠、九钱相望。而渊综广博，实龙有吴、皖两派之长。著述之盛，并世所罕见。”[35]
早在光绪十年刘师培出生的时候，刘氏家族就已经是名满学界的“三世传经”的学术家族了，以至于他的曾祖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以及父亲刘寿曾祖孙三代一同获得被列入了《国史•儒林传》的殊荣，刘氏家族在学术研究上的贡献被世人广泛认可。他从小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之中成长生活并且受到传统的教育，从而广泛涉猎《诗》、《书》、《礼》、《易》等传统经典，并且对这些经典有较深的理解和一定的研究。这些传统的家族教育为他日后获得“国学大师”的称号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准备，为他的文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厚实的理论素养。
从刘师培的文学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家族之学对此产生过明显的的影响。其实不仅如此，刘氏家族一直被看做是扬州学派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刘师培更是一直被认为是“扬州学派集大成的殿军”[36]，可以说刘师培以及整个刘氏家族与扬州学派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此，南桂馨在《刘申叔遗书》中提到：“清三百年骈文莫高于汪容甫；六朝文笔之辨，则以阮文达为最坚。昔周书昌、程鱼门论定文章，称桐城为天下正宗。申叔承汪、阮风流，可以骈俪，尝语人曰：‘天下文章在吾扬州耳！后世当自有公论，非吾私其乡人也’”[37]从这段表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刘师培对扬州学派的推崇。
清代中叶骈文创作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一大批骈文作家涌现出来，其中尤以大学者和大骈文家汪中为代表，阮元的文笔论的提出更是为这股潮流擂鼓呐喊。马积高在总结清代骈文的兴盛时说：“一是骈文本与博学相联系，考据学的兴起，正与之相应，因而助长其发展，并为其特点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二是骈文本与理学无缘，清代考据学兴起后所形成的汉宋学术之争和汉学家的高张其帜，更促使骈文家与理学分离，故清代骈文更少道学家的酸腐气。”[38]指出了骈文在学术上依托于汉学这一事实。而刘师培是汉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刘师培推崇汪中这些扬州学派骈文家的创作传承，他赞赏汪中骈文所体现的六朝骈文传统，说他的创作深得傅亮、任昉的传神三昧和隐秀之致。阮元的“文笔论”更是直接地影响了刘师培的文学观念，他在《讲义》的第二课《文笔之辨》的一开头就写到“此篇以阮氏《文笔对》为主，特所引群书，以类相从”[39]，阮元强调文必有韵、文必尚偶，偶词韵语的文学才能称作“文”，散行之体只能称作“笔”。但是刘师培对此又有所发展，提出了“无韵而偶，亦得称文”[40]的观念。刘师培在《广阮氏文言说》中旗帜鲜明地拥护阮氏的“文笔论”，界定文学以“彣彰为主”的独特魅力；《论文杂记》通过对箴、铭、碑、颂四种韵文文体的源流考证，印证“阮氏《文言说》所言，诚不诬也”。可见他的理论与阮元的理论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像钱基博说的：“仪征阮氏之文言学，得师培而门户益张，壁垒益固。”[41]
扬州学派的“选学”传统也影响了刘师培的文学观。自从隋代萧该写成《文选音义》以来，对《文选》进行训诂注疏的学者就络绎不绝，从而渐渐的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选学，出现了以曹宪、李善为代表的著名的扬州“选学”专家，而后扬州学派的阮元、汪中等人在诗文创作与研究方面继承并发扬光大了扬州的“选学”传统，阮元还凭借其“主持风会五十余年，士林尊为山斗”[42]这样的身居高位的有利条件[43]，在家乡扬州建立了隋文选楼，从而表示对“选学”的推崇备至，这就又一次在扬州形成了一场风生水起的“选学”浪潮，《文选》的选文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这条标准后来成为扬州学派对于文学的正统观念。刘师培的文学思想也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文学标准，进一步阐发了沉思翰藻的文学观念，并以周密的理论建构使得这一文学思想更加系统化。
最后，骈文这种文体只产生于我国，属于我国特有的，在当时这种内忧外患，民族沉沦的社会环境下，推崇具有民族性的骈文，有利于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有利于民主革命的开展。
清朝末年，中国遭遇了极大的灾难，各国列强侵略我国，国家陷入沉沦境地，传统文化范式陷落，这对于生活在“天朝上国”观念之下的中国人的心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自从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中国国门之后，中国先后从物质、器物、制度等各个方面向西方学习，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作出了一系列的变革，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学习西方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外族入侵的局面，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反而是贫病日甚，各国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国家走到了分崩离析的境地。面对这种情况，一部分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原因，然后纷纷将目光投向自身的传统上来，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梳理，并重新作出了评价。希望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挖掘传统中能为现代所用的精华，重塑国魂，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化范式，以达到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的目的。刘师培在《自述诗》中有“大厦将倾一木支，乾坤正气赖扶持；试从国故稽文献，异代精灵傥在兹。”[44]的句子，它充盈着“用国粹激励种性”的革命意识，显然是希望使近代民族主义和民族精神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动力以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
刘师培将中古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在当时那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提倡千年之前的骈文文体，这其实并不只是提倡骈文这种文体，而且还是对中古文学之中所隐含的中华民族精神进行开掘，这与刘师培一贯主张的对于近代新文化范式的建构原则是分不开的。刘师培早年进行民族主义革命，在文化价值的取向上，一直以来都立足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极力维护民族特性，在中西思想文化进行对比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对于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精华进行开掘。在《讲义》中刘师培说：“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45]从文学体式方面突出了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也为早期的文化建设指出了一条道路。正如陈平原所云：“晚清以降，不管是否曾经踏出国门，传统的变异与西学的冲击，均有目共睹。面对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学界虽有‘激进’与‘保守’之分，但上下求索、为中国社会及学术闯出一条新路的心态，却是大同小异。”[46]这一点又可以看出他的文学观并未彻底地与传统的政教型文学观决裂，学者加革命家的双重身份，使他的文学观徘徊于审美与功利之间。
三、刘师培及《讲义》的文学史地位
刘师培因为拥护宪政，帮助袁世凯复辟称帝，参加筹安会这些“恶行”而受到了世人的白眼，因此在袁世凯复辟失败以后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但是蔡元培先生珍惜他的才能，将其聘为北京大学的教授。根据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记载他当时“病瘵已深，不能高声讲演。然所编讲义，元元本本，甚为学生所欢迎”[47]，而其中所说的讲义，指的就是被本文作为研究对象的这本《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冯友兰曾经谈到说：“当时觉得他的水平很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48]可以看出其功力之深厚。
刘师培因为政治上摇摆于新旧势力之间，因而一直以来都受到世人的诟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得到一个公平的评价，他被鲁迅称为“卖国人肉的侦心探龙”[49]，他“既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又在文化上被排斥或忽略”[50]，但他确实对中古文学史的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很多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应该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一、文学的自觉
文学的自觉这一说法虽然不是出自于刘师培本人，但他在《讲义》中第五课《宋齐梁陈文学概述》中说到“中国文学至两汉、魏、晋而大甚，然斯时文学，未尝别为一科（故史书亦无《文苑传》）故儒生学士，莫不工文。其以文学特立一科者，自刘宋始。考之史籍，则宋文帝时，于儒学、玄学、史学三馆外，别立文学馆，使司徒参军谢元掌之。明帝立总明观，分儒、道、文、史、阴阳为五部，此均文学别于众学之征也。”[51]颇有点“文学的自觉”的意思在里面。后来鲁迅1927年夏天在广州的一个著名讲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论曹丕“诗赋欲丽”时说到“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52]。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说法与刘师培的观点相似，我们有理由相信鲁迅的“文学的自觉”是受到了刘师培影响的。不仅如此，这段表述还极大地凸显并且抬高了六朝文学的地位，使其在以后进行的文学研究中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六朝文学的一个标志性的特征。
鲁迅还在那篇讲演之中对刘师培的言论引用颇多，对其推崇有加。在这次演讲中鲁迅明确地表达了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对他产生的影响，文章在一开头就说过：“中国文学史，研究起来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现在，中国较完全的文学史尚未出现。”[53]又说：“研究那时(指魏晋)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上面三种书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54]他还在另外一个地方提到：“我看过的已刊的书(指中国文学史一类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太多。”[55]并且鲁迅在演讲时说：“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详一点。”[56]后来陈平原先生在作品中写到“鲁迅撰此《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明白标示参考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并略其所详而详其所略，不难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师承渊源。”[57]从鲁迅先生对于《讲义》的推崇，我们可以看出刘师培在当时文学史研究领域可以说是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二、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刘师培的《讲义》中有这样一段：“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58]他把建安以后的文学的特征概括为“清峻、通侻、骋词、华靡”，后来鲁迅在标识和评论到魏晋文学的时候用了清峻、通脱、华丽、壮大这四个关键字，可以看出其明显受到了刘师培的影响，可以说是对刘师培观点的改造创新，他们之间是继承发展的关系。
刘师培还对造成这种文风的原因进行了一一分析，他将其归结为政治因革、学术氛围、社会心理以及上层统治者的提倡这四个方面，详尽地论说了世风习俗和时代思想对文体变迁产生的影响。这就和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产生了一定分歧，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一般都强调艺术创作主体的个人具体心理状态，比如要求创作主体在写作时要通过“心斋”、“坐忘”这样的方式达到“心与物化”的空灵境界，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是接近自然的优秀作品，然而却很少涉及到社会环境对于个体思想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文学创作的关系，只有《文心雕龙》曾经提出过“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样的思想，刘师培的思想正好和《文心雕龙》中的思想暗合，他将《文心雕龙》的文学批评理论，用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的写作之中，开启了后世艺术研究中对于文艺创作环境研究的先河，鲁迅紧随其后，对此进行了开拓创新，进一步研究了社会环境等因素对作者创作的影响，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深刻阐述了文学与社会政治、时代风尚、作家个性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与刘师培在前期讨论魏晋艺术和魏晋文学的视角一脉相承。后来罗宗强承接了鲁迅先生的研究思路，进行广义的文学研究，有所继承，更有所创造，特别注重把士人心态从诸多因素中剥离、凸现出来，从而写出了《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刘师培的这条治学思路也被学界保留了下来，直到今天对学术界尤其是对文学史研究者还具有着极大的影响。
三、历史的还原
刘师培把中古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来研究，在研究时，他特别注重历史的、资料的还原。虽然文学或文学史研究在刘师培学术研究中，并不属于显族，阐发义理，也并不是他的强项[59]。但是他的《讲义》一书，草创纲目，重视中古文学，在近代学者中独具慧眼，第一次将中古文学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成为了断代文学史的典范之作。
本书的体例是极有特色的，《讲义》首先辑录大量相关成说、史料，使读者明白本时期文学的轮廓概貌，但是，这些资料并非静止的，而是经过作者的思维“咀嚼”过的，并按照一定的逻辑联系排列组合在一起，为的是归还历史原貌。然后以按语形式发表己见，稍加点染，使人明白其脉络流变；最后附录与此相关的一些文章，与前文相呼应，使说有所本，论有所归，无一字无来处。用他自己的说法，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后人评论不及同时人评论确切”[60]。他这样做可以以资料为主，自己为客，让那些资料、史实去说话，从而尊重了研究对象的客观性，显得更具有说服力，不会给人以空疏、浮泛之感。在其之后的鲁迅、王瑶、罗宗强等人都承继了他的这条治学方法，在文学史研究上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后来在刘师培离世以后，钱玄同在《刘申叔遗书》中评价他的时候说到：“最近五十余年以来，为中国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其中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最巨，此黎明运动中之刘君家传朴学，奕世载德，蕴蓄既富，思力又锐，在上列十二人中，年齿最稚。”可以看出其对刘师培所具有的学术地位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刘师培一生著述极多，蔡元培是这么谈及其学术成就的：“凡关于论群经及小学者二十二种，论学术及文辞者十三种，群书校释二十四种，除诗文集外，率皆民元前九年以后十五年中所作，其勤敏可惊也。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有限量？惜哉！”[61]不管刘师培在政治上的表现，单从其做学问的精神来看，他的一生都在执着于整理中国古籍。尤其是作为国粹派成员，他著述颇丰。他一生著书74种，民元前43种，其中在《国粹学报》上连载的就有33种。《国粹学报》共出82期，除两期之外，每期都有他的文章。[62]
刘师培充分继承发扬传统家学和扬州学派的学术积淀，在这样一个众声喧哗、思想多元的时代背景之下，独守“文”的一方天地，以形象性、审美性等现代视角，重新检视一直被看作“八代之衰”的六朝文学和被“五四”学者认为是“死文学”的古代文学，让六朝骈文名正言顺地进入文学史研究者的视野之中，恢复传统文学的生命活力，彰显文学的审美特性，推动了现代文学概念的形成，开创了六朝文学研究的新局面，在他之后后产生了鲁迅、周作人、王瑶、罗宗强、叶嘉莹等一大批的研究六朝文学的大家，而后更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80年代中国学术界形成了魏晋思想研究的两次热潮。
注释：
[1]周作人.美文[A].中国现代散文理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P3.
[2]王统照.纯散文[N].晨报副镌.文学旬刊,1923.6.21.
[3]胡梦华.絮语散文[N].小说月报.第17卷第3号,1926年3月10日.
[4][52]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P71,351.
[5]章太炎.国故论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P49.
[6]阮元.研经室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P606.
[7][8]刘师培.论文杂记[N].国粹学报,1905年第四期.
[9][10][11][15]][18][23][24][25][26][27][28][29][39][40][44][45][47][51][58][60]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P1,2,136,114,115,116,129,120,121,121,118,118,119,119,3,4,150,1，62,6.
[12][1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P570.
[14]陆机著、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P60.
[16][17][19][20]洪治纲.刘师培经典文存[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257,242,288-299,230.
[21][22]汪宇.刘师培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P24,8.
[30]刘再华.近代经学与文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P135.
[31]刘师培.文章原始[A].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P212.
[32]孔繁东.骈文的文学地位的反思[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二期.P98.
[33]陈炎主编.中国审美文化史[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P371.
[34]毛新青.刘师培新文化建构中的文学观[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四期.P76.
[35][37]刘师培.刘申叔遗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P17，33.
[36]郭院林.取宏用精,开新启后——略论刘师培的治学特色[M].古典文学知识[J].2009年第2期.P3.
[38]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和文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P110.
[41]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2007.P109.
[42]刘毓崧.阮文达公传[A]（仪征县志稿），通义堂文集(卷六)[M],民国《求恕斋丛书》本.
[43]阮元于1789年中进士后，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由翰林累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先后任浙江学政、浙江、河南、江西三省巡抚，义任漕运总督，官湖广、两广、云贵总督，加太子太保、太傅衔。
[46]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P5.
[47][61]蔡元培.刘申叔事略[A].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P144，145.
[48]冯友兰.三松堂自序[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P325.
[50]李帆.刘师培与中西学术——以其中西交融之学和学术史研究为核心[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P2.
[52][53][54][55][56]见吴中杰编选、导读,鲁迅撰.魏晋风度及其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P186-188.
[57]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A],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P98.
[59]他曾作《甲辰年自述诗》：“道教阴阳学派异，彰往察来理不殊。试证西方社会学，胪陈事物倍非诬。”自注曰：“予于社会学研究最深”。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P152.
[62]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P1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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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毛新青.思想自由与个性解放——刘师培论魏晋.兰州学刊,2008年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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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郭院林.《文选》派与桐城派之争背后的学术背景.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6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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