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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一中高一语文“名人堂”

王安石:文道合一的百代文宗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北宋帝国宰相,被尊称为荆公,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擅长诗词,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作品存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在青少年时期随父亲到处奔走可谓见多识广,在这期间对宋朝的社会问题有一些感性认识。
 王安石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过较好的教育。为了推行自己的改革主张,他强调要在思想上破除当时人的守旧心理。王安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话不仅简明扼要地说出了王安石变法的决心,而且表现出他变法的巨大勇气,成为许多改革者自我激励的豪言壮语。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表现出来的坚强的意志和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在变法过程中矢志不渝。
  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
 由于宋朝的国策是以文制武,重文轻武,“誓不杀士大夫”,以至于整个王朝“文化人”很多,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非常繁荣。
  王安石生活在宋朝的鼎盛时期,于1042年以进士第四名及第步入官场。依靠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取天下的宋太祖为保赵家天下久长,杯酒释兵权,任命文臣担任知州。在大环境下,武人退出宋朝历史的主旋律。
 宋朝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享乐的思潮,文臣大量买地,使广大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宋初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均田地”的口号,表明土地高度集中。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土地兼并。
  二十岁的宋神宗赵顼即位后,开始重用王安石。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主持推行改革,王安石推行的是一种先予后取的扩张性财税金融政策。他变法的核心就是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王安石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同时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其政治变法对宋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王安石在1000年前差一点把中国带入资本主义社会,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吴慧先生把王安石与春秋时的管仲、战国时的商鞅、西汉的桑弘羊、唐代的刘晏、明代的张居正称为古代的六大经济改革家。
  变法失败的必然因素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针对北宋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而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
 王安石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入手,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并推行“保甲法”和“将兵法”以强兵。
  王安石的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变法还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
  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而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由于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在司马光当政时,新法最终被罢废。不久,因为中央财政资金不足,经司马光提议,王安石的变法条目部分得以恢复。变法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它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古来变法,变革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直接关系到变法的成败。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
  文道合一的百代文宗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王安石执政之所以能敢作敢为,矢志改革,是受其进步的哲学思想支配,他把“新故相除”看做是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树立了“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的大无畏精神。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所作多为有关政令教化、适于世用之文。
 王安石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王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临川先生文集》等。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王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变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他的《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纵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颗明珠。

 

王安石:另类得出类拔萃

  王安石,字介甫,晚年号半山。因被封荆国公,谥“文”,世人皆称其为“王荆公”、“王文公”;又因其家乡在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而被称“临川先生”。

  自北宋以来,对王安石褒之者少、毁之者多。一直到了现代,棺木中的王安石才算稍得以出头翻身,梁启超一本《王安石传》,尽扫几百年来对王安石的指责,其缺点也开始闪光。

其实评价一个人大概无非三条:道德人品、能耐学识、政治建树。至于性格习惯、处事方式等,只不过是末节。

王安石在上述三方面都是另类,另类得出类拔萃!

  在道德人品上,王安石可谓处于两个极端。任情放纵、贪污腐败这些历代官员常见的通病与王安石都扯不上干系,就是宋代士子们视为寻常事的纳妾风气王安石也从不感兴趣,居官一生从无明暗二奶。

  他看不起包括古人在内的所有先驱与同僚的施政能力。对于政治信仰,老王的做法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他掌权之后竟然发展到把他自己所编著的《三经新义》中的论点作为科考的标准答案之一,大家应该熟悉他的名言:“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其政治道德也是如此:21岁考中进士时,宁愿在一个偏远的省份当一小吏,也坚决谢绝朝廷把他召入中央重用的任命,可见他不是什么官迷。

  但老王的刚愎自用方面也确实冠绝当时,天下之大,王安石大概只相信自己,并且在政见上排除异己——顺我者,小人也昌;不从者,君子也亡。古时候朝廷设置的专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御史台被他彻底改造为实施新政的特务机构,原来的御史们全被下放边疆劳动改造。

  其能耐学识方面,同代及后人从无异议,王安石自己也颇为自负:“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答曾子固书》)

  据说王安石在政治辩论急眼时,就会毫不客气地斥责对方“君辈坐不读书”,被噎之人无话可说,政敌们也不得不承认他博览群书。

  在诗词造诣上,王安石以博观多取、擅长工巧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与苏东坡、黄庭坚鼎足而三,达到了宋诗艺术发展的顶峰。

  连神宗皇帝都承认王安石“天下文章第一家”,他政治上的死敌司马光也承认:“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王安石的政治建树不必繁述,不管他的政治理论在实践中碰得如何头破血流,那种不择手段的坚定执著实在令人佩服,最起码王安石没有明哲保身做领导的传声筒,不担心触动什么权贵。此外,王安石也没有睁只眼闭只眼地姑息养奸,更没有声称贪腐是改革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

  实际上中国假如没有了这种敢作敢为的另类,无尽的黑暗怎会看到哪怕一线光明?敢为人先,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从思想人品到政治抱负都异乎寻常的怪人,却遭到了主张革新的苏洵的嗤之以鼻。而实际上二人接触得并不多,老苏步入北宋官场时王安石并未得势。王安石在嘉祐四年(1059年)被召用为朝廷的三司度支判官,且所上“万言书”仁宗皇帝也就是看了看,然后放在了一边,六年后被迁知制诰,不到两年便因丁母忧而解官归江宁待业了。

  粗看老苏的骂活《辩奸论》,竟像是因为王安石不注意个人仪表及卫生而开火的:“衣臣虏之衣,食犬惫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

  老苏倒不是凭空捏造,王安石不修边幅等恶习是众所周知的。

  据说王安石从来不换长袍,有次朋友们趁他洗澡偷偷换了他的衣服,他竟然没有发觉身上的长袍被更新了。是否那些漂亮MM因此而疏远这极不讲究的另类,以至于老王终生与二奶无缘?

  看来也不是这样。有一次,王安石的妻子吴氏专门买了个侍妾进献给丈夫,晚上侍妾前来侍寝,老王惊问:“怎么回事?”得知该妇人因家产卖尽不足以还官债,所以她丈夫把她卖掉好凑足赔款后,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妇人随同丈夫回去,连老婆买人的钱也没让妇人的丈夫退还。

  可见老王比大多数官员多一手:能顶得住封建统治阶级糖衣炮弹的轰击。

但这种生活上的不近人情,却被苏洵视作大奸之无比虚伪:“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

不幸被老苏言中!生活上过于另类的确不是什么好事,老王就因此吃了暗亏。

  王安石不仅衣着不讲究,吃饭更是马虎得让人难以置信。有朋友们问王安石的夫人:“介甫是否最爱吃鹿肉丝?”王夫人大感意外:“不会呀,他这人向来不讲究吃什么,怎么会突然爱吃鹿肉丝了呢?”朋友解释:“他在吃饭时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王夫人有些明白了:“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摆在他正前面。”王夫人恍然大悟地说:“明天你们把别的菜摆在他前面,看会怎么样?”

  第二天朋友依王夫人言就把菜的位置调换了,把鹿肉丝放在远处。结果发现王安石仍是吃靠近的那盘菜,竟然没注意桌子上照常摆了鹿肉。

据说此趣事被仁宗皇帝听说了,于是就决定在宫中搞一次现场测验。测验那天,皇帝让大家钓鱼娱乐,并把做成小球状的鱼饵摆在了王安石面前的金盘子里。王安石大概不是垂钓迷,没等大家的垂钓战果摆上桌自己便开吃了,而且居然将金盘子里的鱼饵全吞入肚内。谁知第二天皇帝对宰相说:“王安石是个伪君子。人在心不在焉之下也许误食一粒鱼饵,但哪会有人把那些鱼饵全部吃完的?”

由此竟造成仁宗皇帝再也不喜欢王安石了,这也叫另类的“自食其果”喽。

宋时人们一般把宰相尊称为“相公”,宋代的一个短篇小说集中有篇故事叫《拗相公》,说的就是王安石。一个“拗”字,的确以最简洁的汉字概括了王安石的另类的性格,甚至另类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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