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69年1月，某个冬日，伦敦特威肯汉姆电影制作室（Twickenham FilmStudios）因其巨大而更显凄冷，音响台（Soundstage）坐着的几个家伙正是披头士。连日来，他们忙着为现场演出——自1966年8月以来披头士的首次现场演出——做素材准备和排练，不过准备工作并不顺利。尽管演出在即，四位披头士中也只有保罗•麦卡特尼（PaulMcCartney）面露焦虑，甚至有些不满，“我就弄不明白，如果你们不感兴趣干嘛还掺和进来。我们这是图个啥？不是为了钱。你们到这儿是干嘛来了？我来，是因为我想要演出，但我看不到（大家的）有力支持。”保罗盯着其他团员，那些相处多年老友。约翰•列侬(JohnLennon)，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和林戈•斯塔尔（RingoStarr）面无表情，与保罗相视无语。又是一阵沉默，保罗不耐烦了，“现在有两个选择：我们把这个演出进行下去或者干脆放弃，我要个决定。我的狗屁时间不是在这儿淡逼的，大家都说个话，到底是演还是不演。”
众人依旧无话。保罗也陷入沉默，其他团员只是间或与保罗对视。
当然，那个冬日所发生的远非乐队生活中最糟的一幕，不过是面临解散的披头士内部冲突与冷战折射出的寻常片段。处于死亡挣扎期的披头士是20世纪最神秘最复杂的一段传奇，它终结了浪漫，故也令人惋惜。披头士创作的不只是音乐，还有那个属于披头士自己的时代。对于披头士解散的原因，如你所知，传闻甚多：有人归咎于小野•洋子（YokoOno）的阴谋，或者说是约翰列侬的爱情传奇终结了披头士的浪漫；也有人归咎为诡诈的经纪人艾伦•克莱恩（AllenKlein）——曾是列侬最喜欢的人之一，但麦卡特尼不买他的账——介入乐队事物。但事情远比这些复杂。
洋子后来说，“我不认为你能把披头士那样团体拆散，即便你去努力破坏。所以，那时四个人内部一定有什么事儿发生，而非外部力量使然。”事实上，披头士解散的真正原因就摆在我们面前：四个人在一起时间太长，这段历史既是乐队自己写就一部超越史，同时也是一出凸凹不平的充满相互伤害的悲剧。
这一时期，乐队正处在《随它去吧》（Let ItBe）影片及专辑的酝酿构思阶段，而麦卡特尼又恰好在这个错误的时间提出自己的诉求。过去的一年中，披头士内部关系已趋紧张，尤其关键的是，约翰和保罗长期的友谊正经历剧烈变化。某种程度上，列侬作为披头士创始人掌握着乐队领导权；但他越来越不愿被披头士的构架所束缚。而麦卡特尼深爱这个乐团，视其为生命所依。一直以来，两人都是乐团的中坚力量（也是流行音乐史中合作创作成果最丰的一对搭档），但本质上，从一开始，披头士的行进方向就被约翰•列侬的气质及欲望左右：列侬组团其实是为缓解其挥之不去的焦虑和疏离感——母亲茱莉亚（Julia）因生活所迫把列侬的监护权而交给了姐姐咪咪，这样列侬的生父和生母双双从其幼年生活中消失——的一种方式。
1957年夏天，16岁的列侬第一次遇到麦卡特尼。当时，列侬和他第一支乐队“采石工”（theQuarryman）在利物浦的一所教堂排练，碰到了14岁的保罗麦卡特尼，保罗演奏了埃迪•科克伦（EddieCochran）和基因•文森特（GeneVincent）的歌曲，给列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终两人走到一起。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少年都有类似的亲人亡故的经历：1956年，麦卡特尼的母亲玛丽于死于乳腺癌；1958年，列侬母亲死于车祸。此后，两人开始合作，约翰和保罗似乎重新找到了与外部世界接驳的方式。两人一同创作歌曲，交换旋律和作词想法，甚至在两人独立创作的阶段，依旧会帮助对方完成或润色作品。不过，两人在创作音乐的手法上相去甚远：麦卡特尼讲究秩序和细节，强调制作工艺；列侬则不喜欢一定之规，不会在一首歌上死磕，他的作品听上去较为高傲，但其中的安全感却比麦卡特尼要少。随两人作品的累积，这种差异性也越发凸显。麦卡特尼的歌曲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众人叙事（EverymanNarratives）和欢庆式的呼喊（CelebratoryCalls），而列侬的作品的灵感则更多的来自个人所见，有着朴素且困惑不安的个人视角。列侬后来谈到两人的差异性，举了个例子，对于同一则新闻，“保罗会说，‘过来，看看又有啥上演了’，我则会说，‘呃，小子，今天我读了那则新闻’”。
列侬和麦卡特尼两人“负责”创作及演唱披头士的绝大多数作品，两人的核心地位无人质疑，而列侬自己对于大家默认的乐队老大地位也很受用。尽管如此，披头士作为一个团体依旧遵循一人一票的表决制度。1966年，披头士经过长期巡演后，约翰，乔治和林格三人劝说保罗该停止现场演出了。此后的3个月中，四位团员各自忙着自己的事。约翰•列侬对这种离散状况感到非常忧虑：“我一直在想，‘好吧，这就是结束，真的。再没有巡演。这意味着未来会是个空白......’。就是那时，我开始考虑没有披头士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正是在那时，萌生了即便离开披头士也不能以被别人抛弃的形式这种念头。但我无法走出这个宫殿，那太令人恐怖了。”
稍后，乐队因《帕伯军士的孤独的心俱乐部》（Sgt.Peper's Lonely Hearts ClubBand）这张重要唱片重新集结，但此时的披头士其内部运作已变的异常复杂。专辑的概念出自麦卡特尼，而列侬写出该专辑中最好的作品“生活中的一天”（Aday in thelife）。后来谈到列侬对这张专辑的贡献时，他说那不过是绝望的间接反映：“制作帕伯时，我依旧被巨大的压抑笼罩，我知道保罗那时已经没什么问题了。他充满自信...而我还处在一场谋杀后的恢复期。”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列侬的工作方式，要么在危机中绽放，要么沉没。当然，也不光是乐队的事情让列侬焦虑不已，诸多的状况将列侬钉在人生的转折点上。他认为自己已陷于无爱境地，堕于世俗生活——这种无爱状态只是列侬的个人感受，妻子辛西娅（Cynthia）倒是深爱着他；他觉得自己被麦卡特尼的抛在了身后，麦卡特尼那时已是伦敦名流，参与各类前卫文化事件，完全暴露于先锋音乐及艺术领域。而列侬追逐的似乎不是外部生活，他用LSD转而向内，以至于人们担心列侬这样做是试图抹去他的旧身份。乔治•哈里森后来说，“某种角度上，它就像精神病，迷幻剂可以摧毁很多事儿——它太有力量，而你只能坐视。但我认为，我们当时都没真正意识到约翰的状况究竟糟糕到了何种程度”。
1967年8月，乐团经纪人布莱恩•爱泼斯坦（BrianEpstein）因药物过量意外死亡。爱泼斯坦死亡前有很长一段时间精神抑郁，但依旧强打起精神帮乐队打理事物。披头士及圈内人士认为披头士得以立足，发展并被保护，爱泼斯坦功不可没。列侬后来说，“我知道这次披头士有麻烦了，尽管我确信我们有做任何事的能力，包括音乐，但我依旧被他的突然死亡吓坏了。”
不过，麦卡特尼并不这么看。爱泼斯坦死后第五天，保罗通知其他团员参加音乐电影《魔幻神奇之旅》（Magical MysteryTour）的拍摄。那年，从夏末到初冬，披头士们忙着拍片，同时为相应场景创作音乐。看起来，这应该4名披头士团员自由合作的工作，但最终，主要的创作工作还是由麦卡特尼一人承担。1967年圣诞节后，该片在BBC首播。次日，媒体便充斥了铺天盖地的恶评。伦敦《每日邮报》评论其为“喧嚣的垃圾”。据说，列侬看到麦卡特尼跌了跟头多少有些幸灾乐祸。
1968年2月，披头士去印度瑞诗凯诗（rishikesh）的玛赫西马赫什瑜珈静修处学习超觉冥想（transcendentalmeditation）。这段旅居生活是哈里森努力在乐团中提高影响力的结果——他是乐队中最早对印度音乐和哲学思想感兴趣的人——虽然那时的披头士们已经意识到应该重新评估乐队成功的目的。麦卡特尼后来说，“在精神上，我认为我们都有点枯竭了。我们是披头士，这的确了不起......但总有个声音在问我‘嗯，好，成名了是不错，富有了也不赖，但这一切又都是为了什么’”。尽管这是次精神朝圣，尽管这是在离伦敦万里之遥的印度静修处，队内聚集的不安和焦虑很快又显现出来。哈里森怀疑列侬和麦卡特尼利用隐居生活作为素材进行创作，便心生不悦。他抱怨说，“我们来这里不是为谈论音乐，我们是来冥想的！”保罗回应说，“呃，对，小乔治冷静，冷静”。此后，林格•斯塔尔因胃病无法适应印度当地饮食，和老婆莫琳（Maureen）一起离去；而麦卡特尼则觉得进修处太像学校，两周后也与女友简•阿舍（JaneAsher）离去。哈里森和列侬两人一直待在原处，但列侬感觉自己依然深陷苦恼——对自己的婚姻及艺术目标进行更新的需求——无法自拔。后来，列侬听到瑜伽大师玛哈瑞师（Maharishi）猥亵当地妇女的传言，便要求哈里森和他一道立即离开印度。
印度之行的失望似乎使列侬发生了某种转变，他开始觉得人们根本无法相互理解；根据局内人的叙述，此后的列侬看起来总是很愤怒。愤怒之下，其实是巨大的绝望；能够拯救他的只有他自己的艺术，甚至不是信仰。谈到那次失败的朝圣，列侬说，“不过......我一天冥想8小时，我写着这世上最不幸的歌儿”。
回到伦敦，列侬便抛弃了辛西娅，与小野洋子开始了严肃的两人关系及艺术合作。洋子自1966年11月与列侬会面后，就没停止过对列侬的追求，也因此被人们说成是个颇具野心的女人。当时的洋子也处在创伤和失落之中，一方面她失去了与女儿恭子（Kyoko）的接触机会，又按列侬的吩咐放弃了自己的艺术事业。正如她后来说的，“我们牺牲了一切。”也许是出于道德判断或者种族因素，小野洋子成了媒体和歌迷嘲笑的对象：即便在公共场合，也有人直接用“日本佬”，“中国佬”和“黄鬼”侮辱她，有时列侬甚至要保护她免受身体攻击。
对于列侬和洋子两人关系，那些来自外部的侵犯和伤害正好为列侬的愤怒提供了理由，但披头士们的拒绝则只能让列侬感到彻底的孤立。因小野洋子过去的成就，以及列侬和洋子当时的关系，列侬打算把洋子带入披头士的世界。但按乐队惯例，披头士基本不允许来访者进入录音室，更不容许任何人——制作人乔治•马丁（GeorgeMartin）和录音工程师杰夫•埃莫瑞克（GeoffEmerick）除外——对乐队工作提什么建议或意见。布莱恩•爱泼斯坦曾在录制某专辑时提了些建议，约翰列侬当众羞辱了这位倒霉的经纪人。当然，洋子进入披头的身份并非访客；列侬将其作为一名资深合作者带入队中。1968年5月，披头士开始制作新唱片，洋子每次都和列侬一同进入录音室。一同席地而坐，不时低声对话，列侬每次起身离去洋子都伴其左右。某日，洋子首次在录音室讲话，她对歌手列侬提了些建议，整个录音室顿时安静下来。保罗站出来说，“傻逼了我，有人在说话吗？那人她妈的是谁啊？乔治，刚才是你说话了？好像你的嘴巴没动啊！”
列侬不是轻言放弃的人。洋子后来说，“他要我加入乐队，这他组的乐队，所以他认为其他人应该可以接受”。尽管洋子进入披头士受阻，但很快洋子和列侬两人的合作唱片就问世了，这就是1968年11月发行的恶名昭著的《两处子》(TowVirgins)——以全裸夫妇正面照为封面的一张实验唱片。有人认为列侬和洋子的合作是放纵和滑稽的，麦卡特尼则认为洋子使列侬变的更大胆。他说，“事实上，她要的更多，再来点，加倍，再亲热些，脱掉所有衣服。她总是不停的推动他，不过列侬喜欢。没人曾如此推动过他”。也许，麦卡特尼当时还未能理解《两处子》这张专辑更深层的含义：约翰•列侬有无法遏制的势不可挡的愿望，对于他的生活，这种愿望不是救赎就是毁灭；而对于披头士，则意味着解体。乐队得知列侬和洋子开始使用海洛因后，都颇为不解。麦卡特尼说，“对我们来说，这太令人震惊了，尽管我们几个人多少都有些边缘和不羁，但我们都知道界限在那儿，我们不会走到那一步”。
自列侬和洋子开始合作后，列侬与麦卡特尼便极少有共同创作了。同样是在1968年11月，披头士发表了摇滚史上第一张双唱片《披头士》（theBeatles，俗称白色专辑），这张专辑中收录的30首作品较之以往显得更为多元。尽管其中的大部分歌曲的作者都标注为“列侬，麦卡特尼”，但实际上其中的多数歌曲均由麦卡特尼独立完成。列侬在这张专辑里的贡献包括，“亲爱的智慧”（DearPrudence），“茱莉亚”（Julia），“幸福是杆暖枪”（Happiness is a WarmGun）和“革命”（Revolution），歌曲不多，但都是列侬最好的作品。此时列侬的创作状态与1967年时那种偶发的、不连贯的工作状态迥然不同，这种突然迸发的创作力显然与他与洋子的关系脱不了干系。此时的披头士，成熟的不仅是麦卡特尼和列侬，哈里森也成长起来，甚至林格也开始写歌。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四个男人都不愿其他人对自己的创作指手画脚，也不愿被其他人的光芒遮蔽。他们有太多的素材进行创作，彼此之间又有太多的厌恶，他们在三家不同的录音室录音，每位团员都将他人视作能为自己的创作提供支持的音乐家——此状态让录音室弥漫着火药味：列侬嫌麦卡特尼的“噢吧啦啲，噢吧啦哒”（Ob-La-Di，Ob-La-Da）录制过程冗长乏味，愤懑离去；林格则因保罗抨击他在“返回苏维埃”（Backin the U.S.S.R.）中表现心声恨意，并在2周后退出乐团；哈里森带来了他的朋友，吉他手艾瑞克•克莱普顿（EricClapton），只是想为自己的作品“当我的吉他温柔得哭泣”（While My Guitar GentlyWeeps）赢得喝彩；麦卡特尼则在整个乐团面前责骂乔治•马丁；最后，音响工程师杰夫•埃莫瑞克也因工作气氛太糟及乐队成员行为不检不再与披头士的合作。白色专辑是张“脱臼”的杰作，尽管它是披头士的顶级之声，但其中不孕有任何希望。几年后，麦卡特尼戏称白色专辑为“紧张专辑”（theTension Album）。
1968年，披头士也在着手建立自己的公司，苹果公司（Apple）。苹果公司成立的初衷是为披头士提供一个商业上的投资庇护，但它很变成了另一种东西，其中容纳了太多的内容：不仅涉及影视，音乐和出版业，还有电器，房地产，教育等和披头士不搭界的东西，也有人将苹果公司看成某种社会主义试验。“我们不再需要更多的钱，我们处在某种幸福状态中”，麦卡特尼在1968年说，“所以，第一次，老板们参与其中不是为了利润......这是西方的共产主义”。在实践上，公司的主要发展方向逐渐转向发掘和培育新人，苹果公司发掘的一批颇具价值的音乐家包括，詹姆士•泰勒（JamesTaylor），“坏指”（Badfinger），玛丽•霍普金（Mary Hopkin），杰基•鲁马克斯（JackieLomax），比利•普瑞斯通（Billy Preston）和多瑞斯•楚伊（Doris Troy），也曾考虑签约“滚石”（theRolling Stone），“克罗斯比，斯蒂尔斯，纳什和”（Crosby，Stills，Nash &Young），“芝加哥”（Chicago），“女王”（Queen）以及“德兰尼和邦妮”（Delaney andBonnie）等已颇有影响力的乐团，但披头士自己不是苹果公司艺人。披头士将1968年8月11日设定为苹果唱片4支单曲的首发日，其中包括玛丽•霍普金的“逝去的时光”（thosewere the days）和披头士自己作品“嘿，茱蒂”（HeyJude）。对于“嘿，茱蒂”这首歌，通常的说法是，它是麦卡特尼是为列侬和前妻的儿子朱利安（Julian）写的，其实这歌也涉及到麦卡特尼自己的情感变故。麦卡特尼那时刚与相处多年的女友简•阿舍分手，原因是阿舍发现麦卡特尼和别的女人有染。后来麦卡特尼和他在1967年相识的摄影师琳达伊斯特曼（LindaEastman）开始了恋爱关系。对保罗而言，“嘿，茱蒂”表达的是他对爱情信仰，也是首情感冒险的颂歌；而对于列侬，它则是往昔合作伙伴的馈赠：“歌词‘去吧，得到他’——潜意识中，保罗在说，走吧，离开我。意识层面，他不想让我离开”，列侬在生命将尽时对《花花公子》杂志透露，“保罗内心的天使说，‘保佑你’，而他内心的魔鬼则不想送出这句话，因为他不想失去他的战友”。后来，披头士在1968年9月的戴维福斯特（DavidFrost）一档电视节目中演唱了“嘿，茱蒂”，这是乐队两年来首次在公众面前表演。当听众跟着一起高唱，整个现场似乎在相外部世界传达一种美好的信号，披头士和披头迷做为一个共同体似乎还有存在下去的可能。
受那次演出的启发，披头士意识到他们对现场演出依然有巨大的渴求——特别是列侬，他对这种想法尤其兴奋——他们开始安排1月份在伦敦圆形剧场（RoundHouse）进行现场演出，同时打算把排练过程排成纪录片送到电视台播放，披头士邀请迈克尔林赛-霍格（MichaelLindsay-Hogg）指导拍摄此片。
对于音乐，披头士尝试着将新元素揉杂进来，重返更为简单的音乐形式，那种当初燃起披头士摇滚热情的更为原初的东西，即返回五十年代，这样便能改变《帕伯》专辑留在乐迷心中留下的披头士形象。列侬一直将那张专辑视作是麦卡特尼自导自演的空洞表演，并试图切断自己与这张专辑的联系。一支名为“乐团”（theBand）的乐队——鲍勃•迪伦（BobDylan）有时候和他们一起玩玩音乐——和此后披头士的音乐走向有着特殊的关联。在伍德斯托克，哈里森曾和这支乐团及迪伦混过一阵，他将该乐团的一张小样——也就是在7年后正式发行的《地下室录音带》（TheBasementTapes）——带回英国，披头士们对专辑中弥漫的那种集体的自发冲动非常着迷，也许这种原始的东西就是披头士正在寻找的。列侬告诉乔治•马丁，“我不要任何你制作的垃圾，我们想要一张诚实的唱片......我不要任何编辑......不要混录。我们只要录下歌曲，仅是录音”。若干年后，列侬的这些话依旧刺痛着马丁。马丁这样评价披头士的音乐，“我认为他们所有的专辑都很诚实”。麦卡特尼聘请格林•琼斯（GlynJohns）担任第二制作人，参与进录制工作中。不过，此后的录制过程也许可视作对马丁所受伤害的一种慰藉：为了进行“非加工”表演，为达到一次录成的要求，披头士必须事先进行没完没了的排练，整个过程冗长乏味。
拍摄披头士排练过程的工作被安排在特威肯汉姆电影制作室，这意味着乐队排练必须按朝九晚五作息时间进行，这一时段对大多数乐队而言都很难适应。当然，如果披头士们能坚持当初的想法，也许情况不会太糟。但1969年1月2号早晨排练开始后，情况出现了变化：除麦卡特尼外，其他团员似乎已忘记了到这儿来的目的。麦卡特尼尝试让团员们回到正轨，但这是个不讨好的任务，其他团员讨厌麦卡特尼絮絮叨叨和盛气凌人。他们眼中看到的是另一场麦克特尼个人秀，他会指导某个音符该如何演奏，应该采取什么乐速，甚至指导导演的工作。林格说，“保罗想让我们不停地干活，因为他是工作狂”。乔治•马丁觉得麦卡特尼基本上没有其他选择，他说，“保罗有点爱管闲事，其他人不喜欢这样。但这似乎是使大家能聚在一起工作的唯一办法......”。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纪录片《随它去》——最初构想的片名是“找回”（Get Backsession），最终唱片和电影都以《随它去》发行——反映的就是那一时期的披头士。片中可以看到，恼怒哈里森说，“你根本没有激怒我”，这讲的是，麦卡特尼担心他的音乐指导会激怒哈里森，而哈里森则回应说不论保罗要他做什么都会照办，即便让他什么都不用演。这一著名片段反映了排演过程中矛盾频发的症结所在：麦卡特尼太过急躁且不友好，而哈里森也只能忍受这一切。可以肯定的是，哈里森牢骚满腹是合理的，长期以来列侬和麦卡特尼一直视哈里森为“伴奏者”。但哈里森也有自己的问题。他强烈反对即将进行的现场表演，且随着演出日期的临近，其抗议行为就越过火：林赛-霍格建议采用更宏大、更具异域风格的舞台设计，类似古罗马圆形剧场（RomanAmphitheatre）的那种风格，这可把哈里森恶心坏了，他说，“看上去，那样能使我们有机会搞到更多的傻逼”。
最紧张关系出现在哈里森和列侬之间。多年来，哈里森对自己“伴奏者”的身份十分不满，但他发现小野洋子这个新来的日本女人有时居然可以对乐队事物发表意见，她现在的位置和自己不相上下，甚至比他都强。更糟的是，列侬和洋子那时正在修行所谓的“意识提高术”（HeightenedAwareness）——不依靠言语交流来获得人际互动中的更多真相。但在当时的情形下，这种“意识提高术”的真实效果却是关闭了乐手间所有有益的互动。每当出现关键问题，列侬和洋子便一言不发，这让其他人抓狂。此外，洋子每次说到披头士的时候总是漏掉冠词“the”，这让麦卡特尼颇感不快，保罗反复提醒她，“正确的说法是‘theBeatles’，亲爱的”，不过这种提醒毫无作用。对于洋子的去留问题，麦卡特尼也明白只有两种选择，他说，“要么拒绝洋子，让披头士回到四人建制，要么带她一起玩”，保罗选择了后者，一则他不想因此失去约翰，二来他觉得也没办法劝说列侬把洋子留在家里。1月10号下午，哈里森终于爆发了，他和列侬动了手。后来，乔治•马丁告诉列侬传记作者菲利普诺尔曼（PhilipNorman），一场争论最终变成了肢体冲突，不过很快就平息了。当天下午，哈里森收拾起他的吉他离开了，临走甩下几句话，“我不来了，在报纸上登个广告吧，再招些人来。以后咱们俱乐部见”。冲突发生时，仅几个人在场，林赛-霍格没能抓下这一瞬间放入史册。在场的麦卡特尼和斯塔尔十分震惊，列侬却很镇定，他唱起“何许人”（theWho）的“来一口酒，他走了”（A Quick One, While He'sAway）”调侃哈里森的离去。当天，洋子取代了乔治的位置。她拿起麦克风哼起没有歌词的布鲁斯，而后其他队员也加入进来。剩下的人如果不想让列侬的发条也拧得太紧的话，一起工作缓和气氛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不过，那次演奏相当出色。稍后，列侬建议招入艾瑞克•克莱普顿替代哈里森：“现在的重点是，乔治离开了，我们还想以披头士的名义继续存在嘛？我确定我是想的”。
1969年1月12号，周六，所有4名团员聚集在斯塔尔家开会，打算处理彼此间的分歧。席间，洋子坚持代表列侬讲话，哈里森再次愤懑离开。当天晚些时候，披头士最终达成协议，哈里森接受了强制性条款：不得再对任何重要的现场演出发表意见，不得在特威肯汉姆电影制作室工作。而洋子依然保留陪同列侬参加所有排演的权利。列侬说，“洋子想要的只是被接受，她想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斯塔尔回应道：“列侬，她不是披头士成员，而且她永远也不是”。列侬也没妥协，“现在，小野就是我的一部分，我们是列侬和小野，我们是一体的”。
哈里森“出走”事件两周后，披头士恢复排练，地点在苹果公司总部地下室的一件录音室。同一天，哈里森带来了管风琴手比利•普瑞斯通（BillyPreston），1962年披头士曾在德国汉堡见过他，普瑞斯通后来和山姆•库克（Sam Cooke）及瑞•查理斯（RayCharles）一起玩音乐。普瑞斯通参与了剩余的排练活动，他的即兴风格和专业技巧给排练注入了新东西，很大程度上也给这段最后排演时光带来了一丝神圣性。列侬打算将普瑞斯通招进队中成为披头士的永久成员，遭到麦卡特尼的拒绝，他说，“有我们四个人，其实已足够糟糕了”。
1969年1月，斯塔尔受朋友之托，进入《神奇基督徒》（the MagicChristian）剧组饰演其中的一个角色。这样，乐队原定于1月的现场演出必须做出调整，而披头士和林赛-霍格也想赶紧结束目前的拍摄工作。1月29号，某人——传说是林格，也有人说是保罗或林赛-霍格——建议次日下午在苹果公司楼顶露台进行现场演出。30号下午演出前夕，哈里森和斯塔尔在电梯间里突然犹豫起来，他们对于是否要参加这类演出不很确定，最后时刻，列侬说，“呃，操，我们去演”。披头士及普瑞斯通等人登上了楼顶临时搭建的舞台，在阴郁的冬日表演了近一个小时，当年的利物浦小伙已历练成颇具领袖气质的音乐家。1966年以来，这是披头士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现场演出，也是最好的一次。纪录片《随它去》的最后一段，可以看到列侬和麦卡特尼彼此交换着笑容。此刻，两人关系的真相被朴素的昭示出来：那是一种血亲关系——有着家庭般的共同历史，有着永远不忘的共同语言。不过，这场让人颇感温暖的冬日演出并没能挽救即将发生的一切。
据说，上文提及的列侬与哈里森肢体冲突一事起因于某报1月份刊发的一篇评论，列侬在文中说，苹果公司如按现在的速度亏损下去，他——且包括披头士——到年中就会破产。哈里森和麦卡特尼对列侬散布公司的内部消息非常不满。列侬所说的也许有些夸张，但苹果公司确实处于失控状态。签约艺术家，购买萨维尔街的办公楼，给朋友们和雇员们支付高薪，都让苹果公司支出飚升。和麦卡特尼一样，其他披头士成员也是苹果公司的主管，但在对公司经营至关重要的第一年，却只有麦卡特尼一人对公司运营有兴趣。哈里森甚至告诉朋友他恨透了苹果公司，那就是个“装满疯狂的地方......还有各类食客”。除了麦卡特尼外的其他团员对经济现实毫无概念，他们只知道按需或按欲进行消费，苹果公司落到只有囤积各种账单的份儿上也就不足为奇了。麦卡特尼曾试着削减公司支出，却遭到其他成员的抵制；保罗警告公司存在严重经济问题，有人说为他钱过分担心是老掉牙的定势思维。麦卡特尼说，“这么说我就有点不厚道了......我说的任何话似乎都是错的”。麦卡特尼回忆他曾经警告列侬，所有成员中尤其是他花费巨大：“我说，‘你看，列侬，我是对的’，列侬则回应道，‘你他妈当然是对的，您能错吗？您一向正确，不是么？’”
公司状况每况愈下，一名会计辞职时甚至直言不讳的留了张便条，上书“您的个人财务混乱”。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麦卡特尼和列侬认为苹果公司必须要找个得利帮手了，公司事物该由新经理负责打理。很快，麦卡特尼找到了合适人选，这就是琳达的父亲李•伊斯特曼（LeeEastman）以及她的兄弟约翰•伊斯特曼（JohnEastman），两人都是纽约律师，擅长艺术家代理。麦卡特尼相信伊斯特曼家族可以有效的管理苹果公司，并挽救乐队财富。其他三位团员对麦卡特尼的人选怀有戒心，他们认为麦卡特尼负责处理的事情太多，操控了乐队的命运，他们不想让麦卡特尼未来的家庭成员也来监视乐队的生意。尤其是列侬，更不可能允许他以前的搭档如此轻易得占了上风。
艾伦•克莱恩（AllenKlein），一名一直在寻找机会和披头士搭上线纽约会计师，他因帮音乐家追讨损失的版税而闻名，曾是歌手山姆•库克的经济人，还为包括滚石在内的一些英国乐团做过商业经理。不过，克莱恩也背有不守职业道德的恶名，当时尚在接受一家美国金融机构的调查。他曾为爱泼斯坦提供过帮助，帮乐队赚了一大笔钱，但爱泼斯坦甚至拒绝了克莱恩握手的请求。即便如此，他依然想和披头士接洽。克莱恩读过那篇列侬关于披头士即将陷入经济危机的评论，诱使苹果公司主管皮特•布朗（PeterBrown）将自己引荐给列侬。1969年1月28日，就在披头士露台演出前两天，克莱恩在伦敦一家酒店见到了列侬和洋子。他非常了解披头士的音乐，并知道如何让列侬表现出善意：那就是极力夸奖列侬对披头士作品的独特贡献，他向列侬许诺能够维护洋子作为艺术家的合法性。此外，他还向列侬传递这样的信息，两人同样具有某种敏感性，都有街头智慧，这让他们在残酷世界得以生存。当晚，列侬和克莱恩签草签了协议。次日，列侬将这件事通知了EMI公司及其他披头士成员。列侬说，“我不会给其他乞讨者他们想要的东西，但为了我自己，我给了艾伦•克莱恩”。
麦卡特尼依旧极力推荐让伊斯特曼家族打理乐队和公司事务，并召集公司核心成员专门商讨此事，这次回忆中，艾伦•克莱恩把对手推入了他早有设计的陷阱，他指责李•伊斯特曼为诡计多端的犹太人（李在几年前放弃了他的家族姓氏爱泼斯坦，这是个犹太姓氏），随后列侬一道攻击伊斯特曼。伊斯特曼愤怒的回骂克莱恩为“鼠辈”，随后他和麦卡特尼离席而去。1970年，列侬对滚石杂志说，“我不会让伊斯特曼接近，我不会让那样的一个畜生接近我”。克莱恩的行为越阴险，伊斯特曼就会为自己做越多的辩解，而列侬和洋子则越会觉得是他们拯救了披头士。在哈里森和斯塔尔同意的情况下，克莱恩最终胜出。90年代中期，哈里森谈及此事，他说，“因为我们都来自利物浦，我们喜欢来自街头的人。而李•伊斯特曼是那种阶级意识很强的人。当列侬和克莱恩打算走到一起，我们加入进来整个事情会容易一些。”尽管当时已经不再信任克莱恩的米克•贾格尔（MickJagger）曾劝说披头士不要和克莱恩走的太近，还专门给麦卡特尼写了条子，但于事无补。
在披头士最糟糕的时刻，沉重打击披头士的不仅是乐队在公司人员任命一事上的重大分歧，还有接下来两个月里发生的一切：披头士先是失去了征用爱泼斯坦生前公司NEMS的机会，随后列侬和麦卡特尼作品的版权官司又输给了北歌（NorthernSongs）公司。这段时间中发生的其他重要事件还包括，1969年3月12日，麦卡特尼娶了琳达•伊斯特曼，列侬和洋子在3月20号成婚；就在麦卡特尼婚礼的同一天，哈里森和他老婆因非法拥有大麻被捕（一个月前，列侬和洋子也因同样问题被同一间警署逮捕）。在公司经营方面，尽管克莱恩信誓旦旦，且有列侬、哈里森和斯塔尔的支持，但他根本挽救不了商业上的颓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