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生平经历
一代战将詹才芳在董必武教诲下走上革命道路詹才芳，1907年9月1詹才芳
2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高桥区黑石咀村。提起他的童年，真正是惨不忍闻：7岁那年，母亲又病又饿地离开了人世；12岁时，父亲和二姐因误食有毒的野菜也弃他而去。此后，在大姐的悉心抚养下，詹才芳得以长大成人。 1924春，时年16岁的詹才芳来到了湖北武昌，经姐夫余楚臣介绍，跟随武汉中学(实际是一所大学)的学生余义民到武汉谋生，先在武昌为一家饭馆当杂役。余义民是詹家的远房亲戚，也是董必武的外甥。一来二去，董必武就了解到了詹才芳的情况，并主动让詹才芳到他主持的武汉中学去半工半读。 一次，董必武问：“才芳，工作累吗?” 詹才芳说“不累。我很愿意干呢!”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以前你为别人于活，为填饱肚子，为生存而卖命。而现在呐，你为革命、为战友、为人民作贡献。你的心情当然就不一样了。”詹才芳
这时，詹才芳才真正体会到“主人翁”这个词的含义。从此，他工作、学习得更加自觉。当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詹才芳的学习基础差，董必武常常给他开“小灶”，并教导他说“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言下之意，是要求詹才芳付出比常人多十倍的努力。从此，别人学一小时，詹才芳就学两小时，晚上别人睡觉了，他还在加班加点地学习，而且第二天一大早就又起床背书了。经过刻苦努力的学习，詹才芳由原来的粗通文墨变得具有相当的理论水平。 1925年春，党组织把董必武从武汉中学调出去专门做党的统战工作。他除了定期回校讲课以外，还常常找同学们谈心。期间，他让机警灵活的詹才芳跟随自己，到别的学校、工厂去讲课、宣传，实际上是让詹才芳“搞警卫工作、交通工作。后来，又要我去搞一个研究所的筹建工作。”(詹才芳语) 一天晚上，董必武把詹才芳等几个黄安籍的党、团员叫到他房里，开了一个秘密会议，把他们派回家乡黄安县，到农民中去宣传革命，组织人民，大办教育，去充实“赴黄安县工作组”的力量。詹才芳满怀信心地踏上了归乡的道路，董必武亲自把他送到长江边上，目送他远去…… 回到黄安，詹才芳与王健、王秀松等分别在自己的家乡高桥河、王兴六、詹家寺、帅家畈等地办起了平民学校和农民夜校，他还当起了教师、校长。遵照董必武的指示，他们以办学校为名，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宣传剪发、放足，宣传打倒土豪劣绅、詹才芳
打倒地主分田地。1925年6月，董必武由武汉回到黄安指导工作，他还参加了在王健家召开的高桥区党团骨干分子会。听了詹才芳等人的汇报后，董必武说：“你们以教书为掩护的办法很好，既组织了群众又教育了群众。你们要把学生运动、新文化运动结合起来。这样才会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他还特地对詹才芳说：“才芳，你这个农民的儿子从大字识不得几个，如今竟变成了教师、校长。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呀!” 听后，詹才芳诚恳地说“这都是在您的教育下，我才有了些进步。没有您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至今我不还是个小长工吗?请老师放心，我们一定好好干。”1926年冬，高桥区农民协会成立，同时组织了区农民自卫军，詹才芳担任队长，从此他与枪杆子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董必武的教导下，詹才芳成功走出了革命的第一步，所以他始终视董必武为“心目中最崇拜的好老师”。 1927年3月18日，詹才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迈出了革命生涯的重要一步。当年7月，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彻底失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成为历史的必然。壮士挥戈鄂豫皖
1927年9月，在王树声的带领下，詹才芳率众以手中的土铳、詹才芳
鸟枪、大刀、长矛、脚鱼叉为武器，勇敢地参加了大别山南麓的秋收暴动，史称“九月暴动”。 1927年11月13日，著名的黄(安)麻(城)起义发动。3万余人的农民武装一举攻克黄安县城，活捉了伪县长贺守忠和司法委员、改组委员等贪官污吏多人。在攻城战中，詹才芳亲自率领30余人的突击队，一举攻进南门。起义军共缴获步枪百余支，子弹90箱，被子百余床，并打开了监狱，释放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农会干部和进步分子。当时，人们纷纷传唱：小小黄安，真不简单，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11月18日，黄安县农民政府宣布成立，黄麻起义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义军为鄂东军第一路，由潘忠汝任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詹才芳担任排长。 黄麻起义的消息，震惊了武汉、南京。国民党反动派认为，不及时消灭黄麻的革命势力，其他几个县再闹起事来，将直接影响到武汉、南京的安全。于是，武汉政府调遣第12军一个师前来镇压。作为鄂东军第一路的一员，詹才芳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 由于众寡悬殊，起义遭到了敌人的血腥镇压，有人对革命前途丧失了信心，生怕自己的脑壳搬家，悄悄地离开了队伍，有的甚至投敌叛变成了叛徒。可是，詹才芳却怀着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与鄂东军幸存人员包括吴光浩、李先念、王树声、陈再道、王宏坤、王建安、周纯全、秦基伟等人，毅然奔向黄陂县木兰山区，坚持武装斗争，成为著名的木兰山七十二名游击英雄之一。徐向前曾高度评价七十二名游击英雄“有了这几十个同志坚持武装斗争，形势就不一样。” 1928年1月，鄂东军余部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7军(吴光浩任军长)，7月又改编为红11军第31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1930年4月，红11军第31师与鄂豫皖的其他两支红军(红32师、红33师)合编为红1军，由黄埔一期毕业的许继慎、徐向前担任正副军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也基本成型。1931年1月，红1军与蔡申熙领导的红15军合编为红4军，旷继勋任军长，徐向前任参谋长。1931年1詹才芳
1月7日，以红4军为骨干，成立鄂豫皖主力红军一一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担任总指挥，陈昌浩担任总政委。 詹才芳一直战斗在红四方面军不同时期，是典型的“红四方面军老人”。期间，他历任过黄陂县工农游击大队大队长、红11军第31师营长、红l军第1师3团政委、红4军第10师30团政委(团长王树声)。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伊始，国民党军就在调兵遣将，准备对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兵力已增加到15个师。中共鄂豫皖军分会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以攻势作战打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第一仗便是黄安战役，集中8个团的兵力歼灭了敌军赵冠英的第69师，夺取了黄安县城。战役中，王树声、詹才芳率领红30团担任总预备队。12月20日，敌军援兵在火力掩护下进攻红军阵地嶂山，敌军一度突破前沿阵地，逼近红11师指挥所。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总指挥徐向前亲临火线指挥，命令总预备队红30团投入战斗，由嶂山以西倒水河西岸向敌军左侧迂回包抄。红30团在兄弟部队紧密协同下，俘敌800余人，缴枪千余枝，并乘胜追击逃窜之敌，彻底打垮了敌军对黄安县城的增援。王树声、詹才芳绝地反击，保证了“围点打援”战术的成功。 1932年3月22日到5月8日，红四方面军在皖西发动了著名的苏家埠战役。由于团长王树声此前负伤住院，詹才芳得以展示出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3月21日晚，詹才芳指挥红30詹才芳
团和兄弟部队一道，在进军中击溃了由苏家埠增援青山店的国民党军，然后又转而进攻苏家埠。进攻中，詹才芳指挥红30团官兵把篾条、稻草扎成把，用水浸湿后在堑壕前堆成垛，用来抵抗敌军射来的子弹。另外，他们又在周围挖出一条1人多深、3米宽的里外3层，足有2、3里的堑壕，提高了部队的防御能力。此外，詹才芳还组织官兵向国民党军积极展开宣传攻势，给因困饿开小差的敌军士兵送食物。这一举动极大地瓦解了国民党军的士气，到红军阵地前投诚的官兵日益增多。詹才芳指挥红30团围困和瓦解苏家埠的守敌，使蒋介石如坐针毡，最后迫使蒋任命第7师代师长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调集15个团2万余人，从合肥出发增援苏家埠，结果正中了徐向前的埋伏。红军俘敌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詹才芳
鼎及5个旅长、12个团长以下官兵1.8万余人；缴获步枪1.5万余支、机枪250挺、山炮4门、迫击炮40门、电台5部、手枪1000余支，取得了红军战史上的特大胜利。最后，苏家埠被围困的国民党军，外援无望，内无粮草，战斗力彻底瓦解，在红军展开强大政治攻势之后，被迫全部缴械投降。提起苏家埠战役，不能不提到詹才芳。三路围攻
1932年10月12日，由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最高领导人张国焘的瞎指挥，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被迫向西穿詹才芳
过京汉铁路，作战略转移。詹才芳所在的红10师作前卫，踏上了西征转战4000里的漫漫征途。 10月19日，西征转战的红四方面军到达湖北枣阳县以南80里的新集以西的吴家集、宋家集地区宿营，准备在此稍事休整后反击追剿的敌军，得手后再打回根据地。这时，国民党军第10师、第83师及独立第34旅等部，向方面军总部和红11师、红10师发起了猛烈进攻，詹才芳率红30团奋勇反击，与兄弟部队一道将敌军击退。 漫川关战斗，是红四方面军西征转战的关键一仗。漫川关是鄂西北进入陕南的一个隘口。这里崇山峻岭，地势险恶。当红军行进到漫川关以东康家坪、任岭地区时，几乎陷入绝境： 西北军杨虎城部3个团已据守漫川关，堵住了去路；胡宗南部的两个旅，也由郧西赶至漫川关东南任岭、雷音寺、七里峡、古庙沟一线；敌44师，抢占了漫川关东北的张家庄、马家湾一线；敌65师、51师，尾追至漫川关以东大沟口、当山地区；敌42师，经漫川关以北的石窑子向南压来。在这里，敌人共动用了5个师又3个团的兵力，企图将红军围歼于漫川关以东10余里长的悬崖峡谷之中。 面对强敌，张国焘一度失去信心，痛哭流涕，居然提出了分散突围、分兵游击的主张。徐向前总指挥认为，分散突围，好比把一大块肉切成小块，会被敌军一口一口地吃搏而集中突围，则是一大块肉，即使敌军的嘴张得再大，也难以一口吞下。危难时刻，总政委陈昌浩坚决地支持了徐向前集中突围的正确意见。总指挥部当即命令红12师许世友的第34团，向敌军第44师阵地猛烈进詹才芳
攻；红11师第30团(詹才芳任团长)及28、29团，各自坚决抗击当前敌军的攻击。红军以肉搏战反复冲杀，终于在敌第44师两个旅的接合部，杀开了一条血路，红军主力得以集中突围，最终胜利粉碎了敌人欲“围剿”红四方面军于漫川关峡谷的罪恶企图。 12月17日，红四方面军各部相继翻越大巴山，进军川北建立了根据地，给敌军以极大震慑。 1933年1月，四川军阀田颂尧的38个团，近6万人，分组左、中、右3个纵队，向红军发起了“三路围攻”。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展开反“三路围攻”战役。时任红12师政委的詹才芳与师长一道率部在巴中恩阳河一线阻击敌军的防御作战中，还抓住战机于巴中南郊之南龛坡，突然向敌军两翼实施反击，歼敌1000余人。4月下旬，川军发动全线猛烈进攻，红12师以猛烈的还击和灵活的战术，顽强阻击并大量消灭了敌詹才芳
军有生力量，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战例。5月下旬，红12师和兄弟部队一起，向敌军发起反击，在取得空山坝大捷后，彻底粉碎了敌军的“三路围攻”。谈起红12师的表现，徐向前有言：强将手下无弱兵! 1933年7月初，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红12师扩编为红9军，何畏担任军长，詹才芳升任军政委，许世友担任副军长。六路围攻
1933年10月，在蒋介石调动50万大军，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同时，四川军阀刘湘，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也发起了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依据反“三路围攻”战役的经验，继续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以打破刘湘的“六路围攻”。至1934年6月底，红四方面军经过3次“收紧阵地”和马鞍山、分水岭反击战，共歼敌3.7万余人，抗击了刘湘的3次总攻。战役中，詹才芳政委和许世友副军长亲临火线指挥，红9军指战员越战越勇，詹才芳
在最激烈的万源保卫战中威震敌阻，红25师第73团的2个连，于大面山阻击了敌军近5个团10余个小时的轮番进攻，红军战士站在工事上面大喊：“你能打退我们七十三团算你狠!”第75团的1个连，击退敌军3、4个团的连续攻击，只伤1人……红9军指战员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激战两个月，与兄弟部队一起取得了万源保卫战的胜利。战后，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表彰红9军战时政治工作出色：“九军各部党团委会及各团政治处负责同志，个个都亲在前线工事与部队一处，一面打仗，一面帮助指挥，人人做政治工作及白色士兵工作，深得战士信任，更能提高士气，使党能于激烈战争中领导群众。”作为军政委，詹才芳功不可没! 1935年3月22日，中革军委电示红四方面军：“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间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红四方面军接到电示，决心发起嘉陵江战役，以接应中央红军。当时，詹才芳调任红31军政委，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兼任军长，受命率部参加嘉陵江战役。詹才芳紧密配合王树声指挥红31军和总部工兵营，在艄工指导下，抓紧学习划船、泅渡技术，演练水上战斗、詹才芳
抢占滩头阵地的战术。这期间，詹才芳深入一线部队进行战前动员，响亮地提出“打过嘉陵江，迎接党中央”的战斗口号。3月28日晚，渡江前线指挥部一声令下，詹才芳参与指挥红31军在架溪口强渡嘉陵江成功，迅速攻占险要阵地火烧寺，击溃了川军一个旅。经昼夜激战，红四方面军胜利突破川军沿嘉陵江右岸设置的防线，并乘胜向纵深挺进。 1935年9月至次年6月，在南下转战川康边期间，詹才芳先后率领红31军、川西军(任政委)、第5纵队(兼司令员)和兄弟部队一起，吃尽千辛万苦，翻越多座雪山、三过草地，参加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和“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恩)战役”，都圆满完成战斗任务。为迎接红二、六军团共同北上，实现红一、二、四方面军的胜利大会师，做出了重大贡献。奔赴抗日战场
1937年早春，詹才芳和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同志一道随红大(后成为抗大)离开保安到了延安，不久担任学员一大队副大队长。一到延安，他就先去看望了董必武。一见面，董必武紧紧握住他的手不放，把他让到炕边坐下：“十年了，十年了啊!……” 詹才芳告诉他“武汉中学的同学们都是好样的，很多同学都参加詹才芳
了黄麻起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有的在黄麻起义中，有的在西征中，有的在长征途中为革命牺牲了。但也有些人，如汪奠川、戴克敏、王秀松等同志都死于推行王明路线的张国焘之流的手中。” 董必武感慨地说“你们四方面军在肃反中还有许多好同志遭到了诬陷与迫害。有许多人冤死了啊!中央红军和二方面军也都有这样的情况。我听人说你在肃反中曾尽力保护过一些同志。这很好啊!”于是，詹才芳把当时陈锡联、谭知耕、甘思和等人被打成了改组派、第三党、AB团时的情形，以及自己在紧急时刻，急中生智使他们免于遭受更大的灾难的情况，向老首长作了汇报。 在向董老告辞时，詹才芳请董老给他写几个字，董老当即挥笔写下了“大勇若怯、大智如愚、大善若恶”十二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之后，詹才芳经常到董老那里请教哲学、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和政治经济学中所遇到的问题。每次，董老总是深入浅出，旁征博引，把问题剖析得明白透彻，使詹才芳受益匪浅。 1937年10月上旬，在延安抗大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时，曾一度把张个人的错误波及到下面，批判的面宽了些。詹才芳与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等红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曾遭到了过火詹才芳
打击。这时，董必武坚持自己提出的不搞扩大化的意见，对詹才芳等人的遭遇表示关注与不平。最后，由毛泽东出面纠正，并亲自找许世友、詹才芳等人谈话，才平息了事态。 1938年春天，董必武和詹才芳又进行了一次谈话，董老谆谆教导地说“一个党员要经得住各种考验，在风浪中不要失去信念与信心……我讲的这些，你是一定能够懂得的。” 詹才芳说：“我很明白。毛主席受的委屈比我们还多。我们会像他那样处理问题的。何况他也已经亲自与我们谈过话了呢!他说明了这件事是抗大个别人搞的，并不代表中央。” 董老说“这就好，现在前方吃紧。抗日的烽火已经燃烧了起来。大敌当前，应以国事为重。”“你记住一句语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詹才芳听后很受感动，他向董老表示：“我是个共产党员，也是您的学生。我一定要向您学习，以宽宏大量对待自己遇到的委屈与不幸，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对待革命工作。” 1938年秋，詹才芳与抗大一大队政委胡耀邦率队挺进华北敌后办学。到河北灵寿县扩编为抗大晋察冀二分校，詹才芳担任分校先遣大队大队长。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一手拿笔杆，一手拿枪杆，既投身军事教育，又战斗在杀敌战场。 1940年冬，詹才芳调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黄永胜，政委王平)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成为聂荣臻麾下一名战将，率部参加过百团大战。在望都，詹才芳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建立民主政权，开辟了唐河游击根据地。 1944年10月底，詹才芳调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萧克，政委程子华)副司令员。从白山黑水到大西南
1945年11月，中央军委宣布成立冀东军区，詹才芳任军区司令员，李楚离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李中权任政治部主任。在一年多的奋战中，面对军区主力调往东北、强敌环伺的不利情况，詹才芳与冀东的战友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组织扩大地方武装坚持斗争，曾率三个野战旅两次参加保卫承德战役继之，又在冀东粉碎了国民党军10多万人的多路进攻。从1946年9月至1947年6月，冀东军民共歼敌2.5万人，配合了我军华北战场和东北战场的作战，收复了敌占我冀东的所有城镇。詹才芳一次次为冀东人民立下了战功。 1947年8月，詹才芳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9纵队司令员，与政委李中权率部参加了东北的秋冬两季攻势作战，大力配合了东北民主联军主力的作战。至1948年2月，詹才芳率9纵在冬季攻势中五战五捷，夺取杨家杖子，攻克朝阳、北镇、沟邦子、辽中、台安等城镇，先后歼灭国民党第49军、第92军的主力部队达2万余人，受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嘉奖。 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野战军，并开展了春夏两季大练兵，部队战斗力大为提高。9月，辽沈战役开始后，詹才芳率9纵奉令迅速秘密插入锦州、义县之间切断敌人，继而向敌纵深挺进，渗透至锦州以北攻克北帽山，直逼锦州市，封锁敌锦州机场，共歼敌8000余人。10月14日，总攻锦州的战斗打响，9纵是首先攻入城内的部队之一，并俘虏了仓皇逃窜的国民党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官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第6兵团中将司令官卢浚泉等高级将领，共歼敌2万余继而，又奉令参加了辽西会战，活捉敌第71军中将军长向风武。这时，詹才芳又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急电，率部火速赶往营口切断敌海上逃路，所部平均昼夜行军230里。经11天强行军，连涉阳河、辽河、太子河等地带，包围了营口。因敌人距营口近，又是车运，他等不及兄弟部队赶到，就指挥9纵与辽南独立第2师发起攻击，歼敌第52军1.8万余人，缴获大炮88门，汽车66辆，枪支上万。9纵在辽沈战役中的不凡表现，受到东北野战军总部和中央军委的嘉奖表扬。 1948年12月上旬，辽沈战役刚结束，詹才芳率9纵同各兄弟纵队百万大军从长城各关口开赴平津前线。作为攻打天津之南突击集团，詹才芳率9纵经29小时激战，突破津南敌之坚强设防，在巷战中突入市中心耀华中学，与东西突击集团会合，俘虏敌北宁路司令兼天津市长杜建时及白英杰等将领，共歼敌2.6万，东北野战军首长林彪、罗荣桓甚表满意。 1949年春天，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9纵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6军，詹才芳担任军长，李中权担任政委。当年4月，詹才芳奉令率部南下解放中南、华南，途经华北、中原，再经武汉渡江和3个月的急行军；8月，第46军的159师进驻岳阳，138师警备长沙，军部率136师、137师南下参加衡(阳)宝(庆)战役，然后渡湘江消灭固守之敌，解放了衡阳市，参加了对白崇禧主力的歼灭战斗，均圆满完成任务。期间，第46军解放衡阳、衡山等11座县城，歼敌4.7万余人，俘敌将军14名。随即，詹才芳奉令在湘南剿匪，又协助湘西剿匪，军部驻衡阳，担任支援向西南大进军任务。第46军南下，战果累累，詹才芳更是功不可没。历史的褒奖
1950年5月，詹才芳调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46军军长。10月，他奉命参加组建中南军区公安部队并担任司令员，中南公安部队辖4个正规师、8个省市总队、3个边防独立团和公安学校，是担任中南地区内卫任务的一把利剑。1955年6月，詹才芳升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同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作为战功赫赫的一代名将，詹才芳当选过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及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党的第十三次、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特邀代表。1988年7月，他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12月2日，詹才芳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讣告高度评价了他的革命一生。军人的军衔评定是依靠资历和战功获得的。詹才芳中将在红军时期曾任红三十一军政委之职，按理说资历是够了。但是，到了抗战时期曾担任过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军区副司令员等职，不但职务较低且战功较少（副职的原因）。到了解放战争只当上了46军军长，（十多年了仍是军长)。所以军衔只能定为中将。个人感觉詹才芳职务低于他是四方面军干部有关。抗战时期大批四方面军干部被降职使用，不是普通的降职，而是降得厉害。如秦基伟原是四方面军师级干部，抗战初期仅是一个县游击队队长。一方面军军团级干部应和四方面军军级干部是同级（一方面军下辖的是军团，四方面军下辖的是军，两者编制人数基本相同），但55年授衔时，一方面军的军团级干部大多成为元帅，四方面军的军级干部大多是上将）黄超（1906-1938），贵州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少年时读书，思想追求进步，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5年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在中共上海杨树浦支部过组织生活，参加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被组织派赴苏联入东方大学学习政治与国际军事。1930年毕业回国，1931年2月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秘书，从事白区地下斗争。同年秋被派入鄂豫皖苏区，在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作组织工作，不久担任张国焘的秘书，同年冬担任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1932年兼任过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后改任红25军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和千里转战大巴山。后改任红四方面军73师政治部主任。1933年7月担任红31军政治部主任。1934年后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后兼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参加了船坚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多次反“围攻”与进攻战役。被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委员，常务委员，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1935年5月随红四方面军长征。成立中共西北特区区委，为政治局候补常务委员，并任西北联邦政府执行委员。同中共中央，中央红军会师后，曾拥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9月调任红5军团改成的第5军政治委员，积极执行张国焘命令南下川康边作战，任金川军区政治委员。1936年6月随红四方面军北上，10月率红五军西渡黄河，编入西路军，仍任军政治委员。1937年1月红5军军长董振堂指挥部队血战高台激战数日，他指挥失误未及时增兵致高台失守，军长董振堂，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牺牲。3月任中共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4月西路军失败后，余部左支队艰苦转战至新疆。同年冬被从苏联回国途经乌鲁木齐的陈绍禹等以“托派”罪名逮捕，1938年初被错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他平反昭雪。-- 西路军将领李特之死的背后
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途经安徽省霍邱县时，曾经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蹲在路边，手里拿着一条白布，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徐克勋我儿归来。”一般的干部战士是不会知道徐克勋是何许人也的，就是这位徐克勋的另一个名字也被历史湮没很久了，他就是红军将领－李特。李特的事迹截至目前始终没有被任何一本介绍红军高级将领的党史、军史作品收录，自然也不可能出现在权威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中，然而，历史毕竟是任何人都遮掩不了的，我们从故纸堆里还是发现了一点关于李特的些许痕迹。
“ 李特原名徐克勋，号希侠，曾名徐李特，乳名豹子，1902年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白庙乡。随父赴湘后，在长沙读中学。1921年，李特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预科班。他积极投入声援唐山铁路大罢工的斗争。1924年，中共党组织李特选派到苏联学习。李特个头不高，在苏联，同学们爱用英语戏称“Little”，从此，他就改名“李特”。1924年起，他先后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乌克兰基辅军官学校、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兼做翻译。1925年，李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在莫斯科的中共旅冀（河北在留苏人员）支部负责人。1930年秋，李特奉命回国。次年被分配到鄂豫皖苏区工作，先后担任彭（湃）杨（殷）学校教育主任、教育长，红二十五军副军长，随营学校、红军学校教育长。其间，李特为训练部队、培养军事人才作出不懈努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特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为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红军长征时，他任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红军大学教育长，随右路军行动。1936年11月，李特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西路军参谋长。西路军失败后，与李先念等一起指挥西路军余部转入祁连山打游击。后在中央代表的接应下，进入新疆。1937年11月，李先念等人从新疆返回延安不久，李特被王明诬指为托派分子，于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惨遭杀害。1996年6月5日，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文件，为李特平反。在1996年6月5日，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文件，为李特平反，说：“李特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建立了战功，······他以后的被误杀是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的延续。”同时，这份文件也指出，李特在红军会师期间追随张国焘，追赶红一方面军和党中央，犯有一定的错误，但是，这不等于说他就是托派分子。李特在含冤死后的四十八个年头时，获得了烈士的追认。
李特原名徐克勋，1902年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1921年，李特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预科班。李特入学后专心读书，平时沉默寡言，不事其他活动，甚至学校组织学生去泰山春游，他在车厢里也只是看书睡觉。但是，当唐山掀起路矿大罢工的风暴时，他却一反常态，积极投入声援活动，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这次斗争中，李特不仅表现出了敢于斗争的精神，而且很有组织能力，因而引起学校党组织的注意。1924年，党组织决定从唐山交大选派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前往苏联学习。李特乔装打扮，肩负党的使命，依依惜别培育他三年的学府，踏上新的征程。
李特个子矮小，在苏联留学期间，被大家以英语戏称为“Little”。从此，他就以英语译音改名李特。1924年秋，李特进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李特在校进步很快，于1925年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选为支部书记。同年底，冯玉祥派数百名学生到苏联学习。为了做好统战工作，中共旅莫斯科部调李特、赵秀峰和另一名华侨，以当翻译的名义到乌克兰的基辅去做学兵工作。基辅中级军官学校的中国班有32余人，其余是国民二军的。李特到这里主要是开展发展党组织等政治工作，他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联系，并经常向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等汇报工作。李特在留学期间，发展了不少党员。1926年师哲入党，李特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1927年秋，李特被调到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这里有中国学生10多人，除李特外，还有刘明先、刘伯坚、肖劲光、李卓然、傅钟、曾涌泉、伍止戈、蒋经国等。他们在这个学院度过了三个春秋，于1930年夏毕业。
李立三为了实现他的“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主张，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并要在上海等大城市搞武装暴动。为此，李立三把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人员调回上海，搞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李特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930年秋离开莫斯科回国的。
持枪追赶中央红军和毛泽东
李特在鄂豫皖苏区时，历任英（山）六（安）霍（山）罗（田）商（城）中共特委委员、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彭（湃）杨（殷）学校教育主任、教育长，红二十五军副军长，随营学校、红军学校教育长等职。在此期间，李特为训练部队、培养军事人才，做出不懈努力，取得了可喜成绩。由于蒋介石发动的对鄂豫皖苏区第四次重兵“围剿”，红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进入川陕地区。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长征途中，李特历任红三十一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在1935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后，红军部队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李特随右路军行动。
让李特在党史上备受指责的，是1935年9月11日他奉命去追赶率领红三军团、红军大学单独北上的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由于张国焘坚持分裂主义，使长征中的红军面临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张国焘到阿坝后就按兵不动，坚持要南下。9月9日，张国焘对红军左路军下达了南下的命令，并致电中央，要右路军也重新过草地南下。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成为牵动全局、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当时，红一方面军的队伍已经分散，红五、九军团在张国焘的左路军里，红一军团困在甘肃迭县俄界村。在就近的部队中，党中央能直接指挥的只剩下红三军团。此时，党中央处在随时都可能被张国焘胁迫的危险境地。
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针对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在红三军团驻地巴西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中央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为了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也为了给整个红军开辟道路，党中央毅然决定，迅速脱离险境，由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迅速向在前开路的红一军团靠拢，之后与红一军团一起向甘南前进。
9月10日凌晨，毛泽东等率红三军团、红军大学出发。红军大学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由红四方面军军事学校和红一方面军干部团联合组成的，倪志亮任校长，何畏任政委，李特任教育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凌晨3时，红军大学接到由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签发的出发命令。
在阿坝的张国焘得知毛泽东等率红三军团北上后，于凌晨4时致电中央，称已得悉中央率红三军团单独北上，表示“不以为然”，仍坚持南下，拒绝北上。接着，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派人给彭德怀送来亲笔信，要求红三军团停止北进。彭德怀看了陈昌浩的信后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拿着信幽默地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
陈昌浩从何畏那里知道红军大学也跟着北上了，立即派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红军大学秘书长黄超前去传达命令，让红军大学停止前进。李特带人快马赶来，追到红三军团后尾。他手下的几个人高喊：“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了！”“不要跟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走，他们是苏联的走狗，要把你们带到苏联去！”“毛泽东、周恩来北上逃跑，投降帝国主义！”红军大学的学员主要来自红四方面军，接到命令便停了下来。
对李特等人的行为，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的广大指战员不予理睬。彭德怀很生气，站了出来，出面与李特讲理。这时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走在红军大学的前头，在半山坡上一块很小的平地上停了下来。
正当李特与毛泽东对峙的时候，原共产国际顾问、红军大学教员李德正好骑马经过这里，与李特发生了冲突。李特是留苏学生，曾在列宁格勒学习过，李德也在苏联学习过，又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因此两人私交不错，见面时一般都用俄语交谈。李德见李特十分嚣张，上前拉住了李特的马头，斥责他的分裂言行。没说几句话，两人就动起手来。
莫文骅曾回忆了李特追赶毛泽东等人的细节。他说，李特第一个飞马追赶中央，他一面用皮鞭抽打不愿回去的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一面高喊：“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一会儿，李特和李德用俄语争吵对骂。博古说李德骂李特为流氓，李特骂李德为赤色帝国主义。
1960年10月，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正在会见他的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斯诺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李特去追赶毛泽东等人，是奉命行事。在追上毛泽东后，李特出言不逊，态度傲慢，所以当时在场的杨尚昆、宋任穷等人对他均无好感。但当毛泽东晓以大义之后，李特没有再为难毛泽东和中央红军，仅带领部分红军大学中的红四方面军学员南下。然而这一次持枪阻拦红军北上，就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李先念就攻打安西失败为李特洗冤
1936年11月，李特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西路军参谋长。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转移到康龙寺以南的石窝山一带时，已不满3000人。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军，与追敌血战竟日，第二六五团损失殆尽，第二六七团也遭受很大伤亡。李先念的指挥所，一度被敌骑兵从三面包围，险些被敌人冲掉。当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上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认为部队“已战到最后”，“只有设法保存基干”。大家都明白，毕竟失败已成定局，谁也无力挽回了。大家心里都很悲痛，难过得说不出话来。陈昌浩眼含热泪，宣布了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一）徐向前、陈昌浩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二）由李卓然、李特、李先念、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八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卓然任书记，李先念统一指挥军事，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三）将现有兵力和人员分为三个支队，李先念、王树声、张荣（占云）各率领一个支队进行游击活动。
很多书刊把西路军左支队冲出祁连山之前打的最后一仗——安西之战的失败归咎于李特，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4月24日，李卓然、李先念等率领左支队进至甘肃安西城南25华里处的石堡城，准备攻打安西县城。此前，马步芳已经判定红军“似将向嘉裕关外奔入安西、敦煌，西入新疆”，严令各路人马尾追堵截。4月23日，驻防肃州的马步康旅奉命派出一个团的兵力，于当晚进驻安西。原在石堡城向红军提供情报的商贩，发现敌人增兵，便赶忙出城向红军报告。但西路军多数工委委员一致认为，敌人不可能获悉左支队的行踪和计划，“增兵”之说有诈，商贩可能是敌人派来的奸细。李先念是负责军事指挥的，他决定仍照原定计划当夜攻城。安西县城面积不大，但城墙均系黄黏土筑成，又高又厚，利守难攻。李先念、程世才将部队分为两个梯队，于当晚从城东和城西发起进攻。但第一梯队刚进至安西城东关，即遭守敌的猛烈反扑，山炮、迫击炮、机关枪吼声大作，火光遍地。第二梯队向城西门进攻，也遇到敌人密集火力的压制，几次冲锋均未成功。红三十军政委程世才回忆说：“事实已经证明，那位老乡（商贩）的话一点不假，如果没有一个旅以上的敌人，就不会有这样的炮火，再坚持进攻，就必然要招致全军覆没的后果。我和李先念交换了意见，立即停止攻城，向通向新疆的必经之路——王家围子转移。”
攻打安西失利，主要原因在于未弄清敌情的变化，以为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在进行防守。李先念晚年曾为李特“洗冤”，他纠正说：“安西是我决定打的，不能说责任在李特。”
生死抉择：去延安还是苏联
1937年5月7日，400余名西路军将士到达迪化后，随即整编为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党代表组织领导下，从1937年秋季开始，总支队利用苏联援助盛世才的军事技术装备，以苏联和盛世才的军事教官为教员，开展政治理论学习。
李特随着西路军余部退入新疆后，仍旧在一次辩论会上大骂毛泽东和中央红军，这次会议的参加者有陈云。陈云当场指出李特说的不对。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李先念传》介绍，在新疆的西路军余部都被要求做了是否回到延安的选择，李先念等人表态坚决要回延安，而黄超、李特等人则没有选择回去。
1938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在迪化组织大家进行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学习，并就张国焘的问题作了长篇报告。这在西路军同志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但是李特和黄超两人不同意邓发对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否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不久，李特和黄超以“托派”的罪名被秘密处死。两人之死至今仍是一个谜：到底是谁下的命令，何人执行的？尸骨葬在哪里？到今天也无从知晓。有人说他们是在苏联遇难的，有人不相信他们被杀。两个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居然这样不明不白、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李特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一些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并不认为李特是“托派”和反革命，对他评价颇高。红三十军军长李先念对李特很了解，他曾说：“李特、黄超是反革命吗？不是！当时和彭老总吵架只是在气头上。”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说：“李特资格很老，在苏联留学。李特人很好，和人相处不错。他心很细，考虑问题比较周到，作战命令、训练指示，大都由他起草。这个人很能吃苦耐劳。”曾任红三十军政委、建国后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装甲兵副司令员的程世才中将说：“李特政治上没有问题，人很好，理论水平很高，革命很坚决，能吃苦耐劳。至于1935年9月，李特奉命去追赶党中央、带领一部分四方面军回头南下，说中央北上是机会主义，一些人说李特是反中央，这不能和张国焘一概而论。所以，徐帅、先念主席对李特的问题很关心，指示要把李特的情况查清楚。”原西路军直属纵队司令员、骑兵师师长，建国后曾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杜义德中将说：“李特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拥护的，是非常忠诚于党的人。在西路军那样困难的情况下，能够带领几百人到新疆，就说明了这一点。李特早就应该平反了。”原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师长、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徐深吉中将说：“李先念（从新疆）回到延安时对我们说，我离开新疆的时候，李特和黄超还到机场送行呐，以后就不见了，一打听，听说被杀害了。把他们说成是托派，那只是借口。不管怎么说，李特和黄超不是托派，不是反革命。李特这个同志品质很好，理论水平比较高，平易近人，有学问。”原红四方面军机要局局长、电台台长，建国后曾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的宋侃夫说：“在西路军，李特在总部主管军事方面的工作，在那样艰苦卓绝的环境条件下，工作是很努力的，也是有贡献的。西路军打了败仗，同李特没有关系。我们离开新疆以后，把李特、黄超留下来了，后来听说把他们当做反革命处理了。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谈过，当时把李特当成反革命是冤枉的，应该平反，因为他是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好同志。”
直到1996年6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才发出通知，为李特平反。通知在“烈士事迹”栏中写道：“李特同志在长期艰苦卓越的革命斗争中，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为红军的建设与壮大，作过贡献；参加长征、西路军，英勇作战，历经磨难，经受了严峻考验。”
那么，李特之死的来龙去脉到底又是如何呢？
关于托派分子我感觉虽有不少不肖之徒，但也不乏理想主义者，如郑超麟，王凡西等，这些人也是被国民党迫害的。再一个，苏共解体前也为托落茨基平了反。考虑到历史上托派也起了分裂党的作用，因此有一定历史过错。但是把托派等同于罪人似也不妥。
莫文骅在《永不磨灭的回忆》中披露一段关于李特之于中央红军和毛泽东等人的关系，第一个是李特飞马追赶中央，“李特一面用皮鞭抽打不愿回去的四方面军的干部，一面高喊：“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一会儿，李特和李德用俄语争吵对骂。懂得俄语的博古说李德骂李特为流氓，李特骂李德为赤色帝国主义。”莫文骅的这段描写在李德的《中国纪事》中也有所流露，根据莫文骅的记忆李德还提醒过莫文骅要注意李特的表现。
李特不仅不满中央红军，还拉拢一方面军的干部，莫文骅回忆说李特拉拢他说：“象你这样的干部在四方面军当军级干部也是可以的了。”莫文骅还谈到这么一件事，“李特忽然严肃起来说：‘那么你是知识分子喽，难怪不坦白承认错误!’我听这话吓了一跳。因为我知道张国焘歧视知识分子。在四方面军，戴上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很危险的。”红四方面军里面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一向严加监视，这点以后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徐深吉深有体会，有一次，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傅钟等几个领导人聊天，徐深吉多嘴，说了一句：“牛顿也很有学问呢，他还发明了牛顿定律呢。”张国焘当时就愣了，说了一句话：“徐深吉了不得，还知道牛顿，你是不是要考考我们这几个大知识分子啊？”多亏徐向前说话：“徐深吉都是问我知道的，他哪有什么学问，赤卫队队员一个嘛。”于此可见，莫文骅的这个感触还是有些道理的。
李特在追赶中央红军这方面给当时的主要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包括李德在内，对李特均无好感。而当西路军失败以后，李特随着西路军余部退入新疆后，仍旧在一次辩论会上大骂毛泽东和中央红军，这次会议的参加者有陈云，陈云当场就指出李特说的不对，但是，陈云的态度相当温和。
根据李先念编写组编写的《李先念传》中介绍，（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在新疆的西路军余部都被要求做了是否回到延安的选择，李先念等人表态坚决要回延安，而黄超、李特等人则没有选择回去。李特等人之所以没有回去是否有向共产国际代表团告状的企图呢？不得而知。
不过，陈云、滕代远等人却是在1936年12月初就出发准备救援西路军，黄火青在他的回忆录《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经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提及，陈云等押送苏联支援西路军的军用物质一共步枪五万支、重机关枪上百挺、火炮几十门存在阿拉木图，因为西路军失败这件事取消。从这件事上可以得知西路军的启动是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首肯的，也从侧面证明了用“借刀杀人”来解释西路军兵败是不全面的。
李特等人显然是在王明等人到达新疆以后被捕的，王明离开新疆的时间是1937年11月，李特被处决的时间是1938年初（一说是1938年春），李先念也是1937年11月回到延安的，可见，早在王明等人回到延安之前，李特等人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张国焘《我的回忆》中谈及这件事，说是王明主动告诉张国焘，李特、黄超等人经过审讯已被确认是托派，受到处决，至于何时王明同张国焘说起这件事，张国焘没有作出交待，但是，应该说是王明回到延安不久以后，一种可能是王明在得知李特等人被处死的消息后告诉张国焘的，一种则是王明早就知道李特等人必须受到处死，提前把结果告诉张国焘的。
高华在他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只提陈云知道这件事，然而陈云几十年守口如瓶的话，同时提出两种可能，处死李特一是王明、康生等人为了讨好毛泽东；二是邓发得到延安的密电。这里面顺便提一句，邓发去新疆工作是共产国际的安排，季米特洛夫对王稼祥讲过邓发的工作去向。（《王稼祥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222页）邓发本人对于中央当时决定对盛世才进行有效的说服并且准备和盛世才全面合作是不以为然的，以后邓发曾经和周恩来等人提及盛世才不是一个好东西，他现在之所以和我们党合作，完全是利用我们。这条意见没有得到充分的回应，倒是成为以后调走邓发的理由。
我曾经和一位工作在邓发手下的老党员接触过，他那是奉职于新疆办事处，当我问他李特这件事的起因时，他只是说这件事很复杂，档案里面都有记载，以后慢慢的说吧，从此再也没有提起。所以，李特尽管被处死，然则过程始终扑朔迷离。而且，1996年平反的只有李特，而黄超则最终扣定了托派的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