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追问武汉警方六嫌疑 律师无偿代理徐武案件 徐武事件

飞越"疯人院"●追踪

“电视台内”为何变成“马路上”?“强行掳走”为何变成“带回”?事前曾知会广州警方?“住院治疗”父母为何不能探视?

“在南方台内抓的人”为何变成“在马路上抓人”?“带回治疗”需要抢走手机,将其父亲强行拉下车?警方执行公务为何不敢亮明身份?带回病人是否需要出动6名警察劳师动众?广州警方事前真的知情、有配合吗?既然是“住院治疗”父母为何不能探视?由于诸多疑点无法自圆其说,对于徐武“飞越疯人院”一案,武汉警方“迟来的回应”遭遇了该案所有知情人士以及网友的“狂轰滥炸”。

昨日,新快报记者根据武汉警方的回应,逐个采访了当事人、当时的现场目击者以及该案的代理律师,此案尚有六大疑点警方无法回避。

疑问1 马路上带回徐武?

南方台:是在我们大院里抓人!

被广大网友认定为“武汉警方官方回应”稿件来源于新华网湖北频道,同时,湖北省公安厅官方微博发消息,“请关心徐武案的网友去看该稿”,承认了该稿的“官方身份”。

该文称,“2011年4月19日,徐武脱离医院监护外出。武钢炼铁厂及武钢二医院当日向警方报警,请求公安机关派员协助查找。武汉市公安局钢城分局依据《人民警察法》第14条和公安部《110接处警规则》第29条第二款规定,派员协助厂方和医院,经广州警方的配合,于27日在广州市越秀区通景食府门外马路上将徐武找到并带回武汉,继续住院治疗。”

当日,新快报记者也曾赶往事发现场,所谓的“通景食府门外马路上”实际上就是在南方电视台的大院内。

南方台记者气愤地说:“就在我们大院内抓的人,看见我们扛着摄像机来了,他们就跑。武汉警方为何刻意回避是在电视台大院内,还搞个通景食府门外马路上的地址?”

疑问2 带回治疗还是“强行掳人”?

目击者:手机被抢人被拖出来

武汉警方的回应称,是将逃跑的徐武“带回治疗”。

当时和徐武乘坐同一辆出租车的江一拍则这样描述当时的现场:“当时,我还在跟新快报记者通电话,他们冲过来,把我的手机抢走了,把我强行拖出来。”而他被抢走的手机,截至记者发稿时为止,尚未归还。

新快报记者手上的事发现场监控录像也显示,七八名未出示任何证件的人围着一辆出租车后,将前排江一拍拉下车,将后排与徐武同坐一起的徐父也强行拖下车,徐父不肯下车,还与他们发生了推搡和争执。然后,一左一右从后排上车,让出租车开走。

网友质疑,既然是“带回治疗”,需要抢走旁边另外一个普通公民的手机,并将徐父强行拉下车吗?

疑问3 协助厂方和医院?

真相:7人中6名是警察

武汉警方的回应称,接到报警后,“派员协助厂方和医院”将人带回。

然而,昨日,广州警方内部人士向新快报记者透露,27日,前往广州劫人的7名神秘男子中,有6名武汉警察,1名保卫科人员。也就是说,警方占了绝大多数,并非通稿中所说的厂方和医院的代表。

广东律师王云松提出疑问,抓捕一个精神病人,是否需要劳师动众出动6名警察?而谁又有权利出动这么庞大的警力去“协助厂方和医院”去抓一个并不危害社会的人?医院和厂方行驶的是私权力,警方行驶的是公权力,在这个过程中,谁授权给它滥用公权力?

另据事发现场多位目击者透露,抓人的全过程,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穿制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出示证件,看见电视台记者一来,撒腿就跑。律师质疑,既然是执行公务,为何不能亮明证件,又为何要逃跑?

疑问4 经广州警方配合?

广州警方:第二天才查清身份

武汉警方称,在电视台内的抓捕行为是“经广州警方的配合”的。

但在事发当日,紧急赶往现场的电视台记者曾经扣留了其中一名掳人者,因其不肯透露身份,记者曾怀疑他们是涉嫌绑架的不法分子,并将其扭送至广州市公安局华乐街派出所。

当时,派出所方面曾明确向新快报记者表示,不能确定这帮人是不是武汉警方,还没核查到他们的身份。从下午2时到当晚10时,派出所方面都一直称,“还在核查被扣者身份”。

直至第二天,派出所方面才告知新快报记者,来人确实是武汉警方,被记者扣留下来的那位则是武钢炼铁厂保卫科科长全霆。全霆为徐武所在单位的领导,也是徐父口中“与徐武有仇,整徐武的人”。

网友质疑:既然武汉警方表示,抓徐武是“经广州警方配合”的,为什么事发当日广州警方迟迟不能核实来人的身份,而在当日深夜11时12分,由武汉警方专门为此发函确认了全霆的真实身份之后才放人?广州警方事前是真的知情,还是在事发之后“被配合”了?

疑问5 依据《人民警察法》抓人?

律师:警方无法律依据

武汉警方回应称,武汉市公安局钢城分局依据《人民警察法》第14条和公安部《110接处警规则》第29条第二款规定,前往广州将人带回。
网友追问武汉警方六嫌疑 律师无偿代理徐武案件 徐武事件

《人民警察法》第14条是这样的:“人民警察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的精神病人,可以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需要送往指定的单位、场所加以监护的,应当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批准,并及时通知其监护人。”《110接处警规则》第29条则是:“110报警服务台受理求助的范围:老人、儿童以及智障人员、精神疾病患者等人员走失,需要公安机关在一定范围内帮助查找的”。

该案代理律师黄雪涛表示,“《人民警察法》第14条不能成为警方带走徐武的依据,徐武来广州的目的是进行精神鉴定,以此来重新获取他被剥夺的公民权利,他没有任何危害公共安全或其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不符合该法律条款,不需要警方采取约束措施。”

她还表示,《110接处警规则》第29条就更加不适用徐武了,因为他有记者和家属的陪同,不属于“走失”,更不需要公安机关帮助查找。因此,警方前往广州抓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更有激愤的网友提出,“一个正在接受采访,并且有父亲和朋友陪同的人,他能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吗?有劳武汉警察从天而降,在不征得其父亲的同意下,强制带走?在这里引用《人民警察法》不妥当。”

疑问6 徐武回武汉住院治疗?

家属却失去了探视权

武汉警方还称,是接徐武回来继续治疗。

“既然是住院治疗,我为什么不能去看我儿子?我天天去、夜里也去,他们为什么都不让我看?大门都不让我进?”徐父前晚看到警方的官方回应之后,气得坐立不安、喘着粗气,“他们撒谎,他们冤枉抹黑我儿子。”徐武从广州被带回已经有5日了,其家属几乎天天在医院楼下仰望着,却一直不能进去探视儿子。医院方甚至两度报警,称在楼下等待看儿子的徐父扰乱了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

该案代理律师黄雪涛表示,医院只对徐武进行治疗,而不是监护人,所以不能限制其亲属探视病人的权利,而父母探视子女是受法律保护的,也是没有限制的,因此医院所谓的“只能周三探望”的说法不成立。医院的这种行为是违法的,直接违反了《武汉市精神卫生条例》,如果要限制病人家属的探视权,必须要经过家人的同意。对于医院侵犯探视权的行为,黄雪涛表示考虑起诉。

曾发布过《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的着名律师黄雪涛主动找到记者,表示愿意无偿代理徐武的“被精神病案”。昨日下午,双方达成委托协议,并通过新快报记者转交授权委托书。

对于此案,黄雪涛认为,警方所称的徐武2006年涉嫌爆炸未经质证不能成立,不属于司法事实。她还指出,中国的精神病收治立法,立法本意出了偏差,“怎么方便收治病人就怎么立法,只保障医生的权利,不保障病人的权利,精神病人甚至不如一个囚犯。囚犯有出来的一日,精神病人在病好之后,也可能被关一辈子”。

通过新快报达成委托;律师称精神病收治立法出了问题

涉嫌爆炸未经质证不能成立

警方曾向媒体表示:“2006年12月2日,徐武扬言‘搞炸药,到北京天安门炸’。12月16日,徐武在北京被当地警方现场查获,北京警方从其身上搜出炸药配方、电工刀及制爆原材料等危险物品,移交武汉警方处理。武汉警方依据《刑事诉讼法》第61条,以涉嫌爆炸罪对其刑事拘留。后因诊断其为偏执型精神病,建议长期监护治疗。”

由此可见,警方介入此案并第一次拘留徐武的依据是曾在其身上搜出“炸药配方”、“电工刀”和“制爆原材料”。

徐武自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提出,所谓的“炸药配方”只是一张小纸条。

另外,还曾有警方表示,从徐武身上搜出了“白色粉末”,并认为这是“制爆原材料”。

代理律师黄雪涛介入此案之后,认为警方的这种说法存在明显漏洞。那张关键的小纸条到底是不是炸药配方,那些白色粉末到底是不是制爆原材料,都没有经过质证,没有人能肯定那是什么。

由于该案根本没有经过批捕程序、检控程序和法院的审理程序,所以检察院、法院的救济渠道全都被堵死了,这些所谓的“证据”没有通过检方的核实,没有通过法庭的质证,所以在法律上不具有法律效力。在这个案件中,只有警方的一面之词,警方的这些说法只是单方面的说法,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事实。

一旦“精神病”就失去诉权

对于“涉嫌爆炸”这样一种严重的指控,当事人徐武从来没有机会去澄清和说明,也没有机会去请别人替他澄清和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警方找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谁也不知道,警方一家掌握话语权,当然是他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了。”

徐武一旦成了“精神病”,就失去了诉权。

她指出,这个案子没有像普通刑事案件一样,进入正常的司法程序、没有检方的批捕、没有法庭的质证、没有任何程序去验证警方的这些指控,这不是一个司法上的事实。

她还表示,徐武被贴上了一个“精神病”的标签,他即使走出来说什么,也会被人质疑“一个精神病人的话是否可信”。他不仅被剥夺了诉权,甚至连普通人的话语权也被剥夺了。

徐武没有出来的救济途径

黄雪涛假设:事实上,当时徐武如果不去做精神鉴定,走正规的司法程序,都不一定能被认定为有罪,即使被认定有罪,判刑也会有一个期限,会有释放出来的一天。他至少还有一定的诉权,但现在,他什么权利都没有了,他就有可能终身被关进精神病院里。”

作为徐武,他被关进精神病院之后,根本没有可以出来的救济途径。他试图跑到北京、试图跑到广州,他去医院鉴定,他跟媒体说话,可以看出来,他并不是想远走高飞,并不是想危害社会,他只是想分辨对错,寻找一个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的机会,找回本该属于他、但却在“被精神病”过程中丧失了的公民权利,找回一个人的权利。

如果当年,他能进入正常司法程序,他就不用用这种方式跑出来。

家属答应做精神鉴定是错误

黄雪涛甚至认为,“一个人被关到精神病院里,绝对比他被判刑要失去的多得多,他的境遇只会比囚犯差,不会比囚犯好,因为他不仅没有人身自由,还有没有头脑的自由。”所以,当年他的父母答应做精神病鉴定,绝对是一个决策性的错误。

她指出,在面对警方指控的时候,接受审判其实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接受审判并不可怕,有了审判过程才会有辩护过程,“我走到法庭上,让法官听到我说话,本身就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场灾难。把进入司法程序当作一场灾难,是老百姓的一个误区。”

在这个案件中,很明显有人利用了两位老人不懂法律这一点,欺骗了他们,导致他们做出错误决定。

她还表示,武汉警方去广州对徐武采取强制措施,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警方所说的两条法律依据也不成立,因为徐武当时对社会没有危害,也不是走失,不符合那两条法律条文中所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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