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内部行政行为外部化的途径及其可诉性
内部行政行为外化可以分为三个途径：
⑴一种是通过行政权力运作外化。在赖恒安（赖恒安诉重庆市人民政府不予复议上诉案）案件中，重庆市教育委员会拟写了《关于赖恒安同志反应的问题及处理情况报告》，将渝州大学上报的材料呈报给国家教育委员会、四川教育委员会，并抄送给了赖恒安。若重庆教育委员会没有将该报告抄送给赖恒安，则该上报材料的行政行为没有外化，仍为不可诉的内部行政行为。从这个案件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内部行政行为是不可诉的，但如果内部行政行为通过行政权力运作的方式外化了，在满足其他条件的情况下，该行政行为就成为可诉的行为。这是从最高人民法院在赖恒安案件中形成的规则。
⑵通过其他公权力运作外化。从公民权利和行政权力的关系的角度看，内部行政行为外化可以理解为公权力越出了范畴，进入了私权利的范畴。不管是行政权力运作还是其他公权力运作导致的结果，都可以理解为行政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入。公民权利可以通过司法权力寻求救济。但是，如果是由于私权利的运用导致的内部行政行为外化，则公民不能通过诉讼寻求救济。
⑶第三种途径是内部行政行为通过非公权力的方式外化。
由此可见，并非所有的内部行政行为都不可诉，也非所有外化的内部行政行为均可诉。在实践层面可以对其进行分类，并对其可诉性分别作出不同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