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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其人其学
2012年10月读了罗银胜著《顾准评传》（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顾准被作者誉为“当代思想史失踪者”，他从经济学的本业破壁而出，研究了中外历史，对中国的未来予以了深刻的学术反思。《顾准文集》一书由其胞弟陈敏之整理，收录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全书仅35万字，但思想可谓博大精深。此书由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我是在1995年第四次印刷时购买此书的，买来后也就浏览了一下，就随手塞进了书柜里。直到今年四五月才断断续续地读完了一遍，还只能算粗读。这也应验了清代著名散文家袁枚在《黄生借书说》中说的“书非借不能读也。”正因为自己拥有了这本书，则产生了“故俟异日观”（意为“留待以后有时间再看”——笔者注）之念头。于是年复一年地冷落了这样一本好书。
读完《顾准文集》，对顾准的道德人品、治学精神和学问学识，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虽然透着学究气，可能也有许曲高和寡，但确实令人高山仰止，不禁肃然起敬。今天，顾准的思想价值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和称颂。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给《顾准文集》一书中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文作序时有一段精彩的评论：“我想，本书作者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大概也是一样，对个人的浮沉荣辱已毫无牵挂，所以才超脱予地位、名誉、个人幸福之外，好像吐丝至死的蚕，烧燃成灰的烛一样，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义无反顾，至死方体。所以，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10年。在那时代，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得那样认真，思考得那样深。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无拘无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握出大胆的质疑。照我看，凡浸透着这种精神的所在，都构成了这本书的最美的篇章。”（《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227页）
男儿屈穷心不穷
顾准1915年出生于上海，共有兄弟姊妹十人，他排行第五。父亲陈文纬，曾做过账房先生，衙门里的幕僚，经营过棉花生意后破产，晚年还开业当过中医。因外家无子嗣，自幼从母姓。家庭的贫困迫使年仅12岁的顾准进入上海潘序伦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赚钱养家。短短数年间，顾准在“立信”凭借自己的才智，勤奋自学，逐渐掌握会计学这门学科。16岁时，初次走上立信会计补习夜校的讲台，却被学生轰下了台。一年之后，再次上台，才站住了脚。1934年，他完成了第一部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以后，顾准又出版了《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等多部会计学著作，并在上海几处大学担任会计学兼职教授。如果他不成为职业革命家，无疑是国内最有成就的会计学家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顾准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1934年初组织秘密团体“进社”，后转入武卫会。1935年入党，10月因武卫会组织被破坏，第一次流亡去北平。参加了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运动。1936年2月，顾准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职委宣传部长、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在文委工作期间，与经济学家孙冶方(当时为文委书记)认识并共事。1940年8月，顾准离开上海到苏南抗日根据地。自1940年至1945年，他的足迹从苏南、苏北解放区直至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1月，自延安回到华东，曾任山东省财政厅厅长。1949年5月，顾准随军回到解放的上海，以34岁之身，担任上海军管会财政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撤职原因现在有两个说法，一是因与中央关于税收方法之争；二是工作中犯“左倾”错误。1952年在上海负责指导“五反”工作的薄一波给毛泽东及中央的一份简报中说：“上海少数同志(如顾准等)，有趁此机会把大资本家而且是比较靠近我们的大资本家，……一齐打掉实行‘社会主义’的想头。”顾准日后的领导、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也在日记里有如下记载：“顾准……在1952年的“三反”时期走左倾路线，主张以没收方法来消灭资本主义，被批评撤职。”看来顾准早年“左倾”的说法也是有出处的。关于这次撤职，在市委的档案里，无案可查，无迹可寻，没有半张书面正式文件，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他被撤后曾有人为他申辩，一位领导说“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贺越明在《对顾准著作出版的补充》一文中说他自己“还听曾与顾准同事的几位老人谈论，顾自学成材而才气横溢，建国之初有次和他们吃饭，兴之所至竟脱口而出说道：‘像我这样的人，是可以当副总理的。’”（贺越明《对顾准著作出版的补充》，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易中天在《走近顾准》一文中说道：“顾准的惹人注目甚至招人嫉恨是显然的。少年得志，此其一；树大招风，此其二；才气逼人，此其三。顾准实在太聪明了。当会计，他能一边双手‘打飞归’（两只手在两只算盘上同时计算），一边和人闲聊天；当局长，他能在主席台上一边主持会议，一边写年度总结报告，同时对别人的发言做摘记，亲眼目睹的干部都惊呼‘顾局长大约有三个大脑’！……有才气的人多半都有傲气，而顾准的‘不服管’在上海、华东乃至中央都是出了名挂了号的。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他不敢顶撞的人。”（2006年2月15日，易中天新浪博客）贺越明与易中天说的这些恐怕就是顾准被撤职的真正原因。从此后，厄运一个接一个地不断地伴随他一生。
1953年后，曾先后担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物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1956年在中央党校学习一段时间，同年4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我作过一个摘记，认为不会。”他说，“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与他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几天之后，在中央党校的研讨会上，他忍不住想把这想法拿出来说说，跟别人讨论一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个时候，中国的计划经济刚刚全面推行4年。学员说“这个题目，不必讨论了吧”。他只好收起来了。直到1973年5月，他还说，凯恩斯的“《通论》现在已经是西方经济学的经典了，因为它为医治资本主义的毛病提供了药方，并且在理论上提供了证明。”（《顾准文集》，第338页）
1956年9月由建工部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不久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后来孙冶方多次声明，他提出价值规律是受顾准的启发。详见张劲夫：《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载《顾准文集》，第62页）后被经济学家吴敬琏称为“中国提出市场经济的第一人。”
不到两个月，他又调到资源综合考查委员会任副主任。1957年，因随中国科学院组团赴黑龙江勘察水利资源时，为维护我国主权利益而与苏联专家意见相左，经康生插手第一次戴上“右派”的帽子，受到批判，开除出党，下放河北赞皇、河南商城等地农村劳动改造。在河南信阳专区商城县铁佛寺水库劳改，顾准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在短短数月间饿死了一百万人的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他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双膝破损，臂膀全部红肿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但他写道“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在铁佛寺水库劳动大队期间，顾准坠入了人间地狱，每天进行长达15—16小时、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他要下到公共粪窖里去“清底”，要走村串乡四处去拾粪，成为“集中营里最臭、最卑贱的一个人”，还不时要遭受激烈的批斗、恐怖性的惩罚，受尽摧残和凌辱。在那一段时间里，他的日记里哀鸿遍野和Stalinism（斯大林主义）这两个词用得非常多。
直到1960年才回到北京，到院属清河饲养场养猪（实为劳动改造）。1962年好不容易“摘掉”帽子并返经济研究所工作。在1964年经济所“四清”运动中被作为“孙冶方的幕后狗头军师”、“张（闻天）孙（冶方）反党集团”的“黑干将”而遭受批斗，一度曾萌生“自杀”的念头。1965年2月，又被秘密逮捕，“监护审查”了四个多月，9月再次戴上“右派”帽子，成为绝无仅有的二次戴帽的“右派”。王元化先生说“文革前曾两次带上右派帽子，……据我所知，这是绝无仅有的。”（《顾准文集》，第226页）
1966年，顾准与妻子汪璧32年的婚姻结束。他们结婚的时候，都在做地下革命工作，妻子比他大一岁，他早年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他儿子说，她母亲提出离婚是为了我们孩子，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只有顾准明白“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离婚后顾准开始得心脏病。1966年3月顾准被经济研究所调到北京周口店的大韩继大队农村工地，从事建筑业劳动即监督劳动改造。1966年8月，“十六条”公布后，顾准和另外两名“右派”就被大韩继青年农民组成的红卫兵剃了阴阳头。高建国在他的《顾准在“文革“中》一文详尽地记叙了顾准被折磨的情况，虽然那种血腥和野蛮，会让人黯然神伤，但为了了解他所受的苦难，还是照实录下：“9月1日，红卫兵又把顾准单独抓来，拳腿交加地毒打一顿，打得顾准满头满身都是伤。然而，他们却还觉得不过瘾，又抓起一块砖头，狠狠地朝顾准的脑门中央砸去，顾准的脑门顿时血流如注。谁知，头部开裂的顾准竟然笑了笑，却一声也不吭！红卫兵见顾准如此强硬，挥起几拳，又把他打翻在地，在地上使劲地拖过来，又拖过去，一边拖，一边踢，想尽种种办法进行折磨……顾准被拖打得遍体鳞伤，鲜血渗透了黄土地，黄土又混合着他不断流淌出来的鲜血，在他脸上和身上形成一团团杂色的血污……当红卫兵终于折磨够了，顾准已经奄奄一息。顾准挣扎着，好不容易才站起身来。他用手把头上流淌下来的鲜血抹了一脸，而后，仰脸朝天，‘嘿嘿’地一阵冷笑，踉踉跄跄地向前走去……”（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7页）
经济所的组织惟恐这三名右派会像附近大队刚被打死的地主那样，9月1日当晚就把他们作为“黑帮”拉回了北京。被看管干部和造反派勒令打扫楼房通道和公共厕所，三天两头挨斗、陪斗，没完没了的写交待材料和外调材料，多次遭到残酷殴打，在所里人人都可以唾他、骂他、打他，甚至为了解闷而惩罚他，苦不堪言。
1967年底，他又收到一封家里来信，信中只有一纸简短的声明：“和顾准断绝父子关系”，下面是四个子女的联合签名。考虑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以后不应该再害亲人”，顾准同意了子女的要求。1968年4月，汪璧因不堪迫害在家喝消毒水自杀身亡。一年半之后，顾准在河南息县东岳人民公社学部“五七干校”劳动之际，才得知妻子已死。他在日记中记载，晚饭时“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在信阳息县的学部“五七干校”劳改队每天干苦活，还成为“牛鬼蛇神”典型，遭受残酷批斗，仅仅两个多月之后，顾准身心遭受严重摧残，患上可怕的肺炎，高烧不退，从而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导致最后患上中心性肺癌。
1970年代初期，顾准把自己的反思主题命名为“娜拉出走后怎样”，即革命成功后，中国要建立怎样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顾准的反思，并未局限于个人的遭遇，而是投向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例如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这么长?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首先在欧洲产生，资本主义只能首先发源于英国?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为什么有那么多共同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的社会体制和第一代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有什么关系?……这一切不是单纯地在经济学范国内兜圈子可以找到答案的。他认为只靠一个国家总结出普遍性规律是不成熟的做法。”（《顾准文集》，第443页）
1972年7月，顾准返回北京，他抓紧这次喘息的机会，在断断续续的咯血、肺部疾病不断加重的情况下不停地读书、摘录、笔记、翻译。他的胞弟陈敏之说“我惊异地发现，在1972至1974年这两年中，除了生病被迫休息，除了写作外，全部时间都在读书，其速度有时可以达到两三天一本书，书名可以列成长长一大串。”（《顾准文集》，第444页）在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后，在他朋友们的强烈呼吁下，经济研究所决定给他摘掉“右派”帽子，但前提条件或者说必须履行的手续，则是在一张预先写好“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上签字。这对顾准，无异奇耻大辱，他倔强地表示，承认错误是万万不能接受的。但是，当他听朋友们说，“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顾准忍痛含泪用颤抖的手签下了这个死都不肯签署的文件。他流着泪对骆耕漠、吴敬琏说：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顾准的这份痴情让经济所“革委会”的负责人也动了恻隐之心，去信给顾准的幼子，要他们来医院护理。然而他们终于一个都没来。直至1974年12月3日因患癌症而殁，在临终前才由“工宣队”在病床前宣布“右派摘帽”。吴敬琏说“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他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句话，觉得比喻顾准倒霉的一生也是恰当的，就是“革命吞噬它的儿女”。这是徐庆全写的一本书的书名，内容是写老布尔什维克、著名作家丁玲和原《文艺报》主编陈企霞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一案。顾准也是一位老革命，而且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他要比丁玲似乎还要倒霉。已故的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在谈论顾准时说：“思想家历来要倒些霉，但是苦难深重如顾准也真还罕见”，顾准“形单影只、独处斗室，以啃冷馒头、钻图书馆度日以至于死，除了挨批挨斗挨骂挨打以外，连一天都没有能直起腰来松一口气的人，也可算达到苦难的极致了。”（李慎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改革》1995年第5期） 李慎之先生对顾准的经典评价“他是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已被中国思想界普遍认可。
他辞世时年仅59岁，正是一生中思想最成熟的时期。但思想家顾准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写“交代材料”。这些“交代材料”数量繁多，以至2002年陈敏之和顾南九（顾准之子）将其收集起来编为《顾准自述》这部书，作为四卷本《顾准文存》的其中一卷，这部《顾准自述》共收录了顾准所写的“交代材料”38篇，总字数竟达到33万字。他所留下来的那些震撼人心的文字，只是一部未完成的读书笔记和一本通信集。他庞大的研究计划还未来得及展开，生命的时钟就戛然而止。
唐朝诗人李贺《野歌》诗云“男儿屈穷心不穷，枯荣不等嗔天公。”用以比喻顾准“在那阴霾弥天的日子”，“艰难坎坷，历经折磨”，“他始终关心和注视着我们国家民族的未来，并且没有一天忘记梦寐以求的我们国家有一天能够在世界上腾飞”，还是很贴切的。（均为陈敏之语，《顾准文集》，第439、 444页）
清诗句句尽堪传
李慎之先生在纪念顾准时曾写道：“我小时候的初中国文教科书上选得有泰戈尔的一首诗，我至今还记得其中有一节说：‘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当时这话曾使我幼稚的心灵震颤难已。六十年过去了，我看到了这样的人，他就是顾准。”（李慎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改革》1995年第5期）
顾准身上集中体现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追求光明的思想品质和特立独行、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在那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可怖日子里，顾准不顾待罪之身，道世人所噤言，闯思想之禁区，写出了一篇篇锋芒毕露的论著。这些在黑暗中思索出的文字，字字珠玑，掷地有声，真可算得上“清诗句句尽堪传”。（杜甫《解闷》）
笔者下面试图解读《顾准文集》中的某些值得叙述的精彩的观点，并尝试对某些观点作些评论：
（一）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
顾准论证的理论逻辑是这样的：
第一，顾准对社会主义所有制进行了舍象，即只存在全民所有制和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不存在其它所有制；讨论前提是承认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只存在单一的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是正确的；但是，现实是马克思没有预见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会有两种公有制存在；因此，需要论证在两种公有制之间也会有产品交换问题。
第二，顾准随后还要论证社会主义社会还必须保留货币，尽管马克思也没有预见到这点。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个人交换，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不存在，分配只需要采用劳动劵形式。列宁教条地照搬硬套，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搞过劳动劵，但失败了，承认了“乃是我们力量不胜任的事。”顾准论证了社会主义为什么需要利用货币：个人消费的购买实物形式需要货币；购买劳务也需要货币；延期或提前消费也需要利用货币。顾准在五十年代就提到提前消费问题，很有远见。顾准进一步提出，不仅消费需要利用货币，企业核算也需要利用货币。企业核算在社会主义阶段做不到直接用劳动时间来衡量产品的劳动消耗，原因是在单个的企业里无法做到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的换算，我们说的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的换算只能在全社会的平均劳动层面上做到这一点。而且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还都是动态变化的，所以标准具有不确定性。因此，顾准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全部细节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全部预见的。”（《顾准文集》，第20—21页）
第三，顾准接着阐明社会主义为什么还存在商品生产。他先介绍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公有制下面是不存在商品生产的。”（同上，第22页）但现在社会主义是两种公有制并存，所以根据斯大林的观点，“他们之间有商品交换，这种商品生产是特种商品生产。”（同上，第23页）顾准认为这种说法只强调了流通存在才是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是不对的；顾准也不同意用所有权概念解释。他认为两种所有制之间的交换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同上，第25页）所以，顾准的观点很明确，“目前社会主义之所以存在着‘商品生产’，应该肯定，其原因是经济核算制度的存在，不是两种所有制并存的结果。”（同上，第28页）
第四，顾准接着要论证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之间的关系了。他指出，马恩再三讲“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从未指明过“社会主义经济是实行经济核算的计划经济。”（同上，第28页）但“历史经验证明，让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是不可能的。全社会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经济计划，具体的经济核算单位则必需划小，至少以每个生产企业为单位进行核算。”（同上，第29页）这段话与当今所说的“划小承包单位”何其相似乃尔。“实行经济核算以后，就有经过价格结构以调整产品生产与流通的可能。”（同上，第31页）顾准介绍了推行经济核算有两种政策取向：一种是最低限度做法，仅把经济核算作为产品计价手段，价格不对生产发挥调节作用；另一种是最高限度做法，“使劳动者的物质报酬与企业盈亏发生程度极为紧密的联系，使价格成为调节生产的主要工具。”顾准结论是“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的矛盾统一体。”（同上，第33页）顾准在此还提到了不能僵化地硬套恩格斯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的产品将不转化为价值，并指明‘等量劳动产品之可以互相交换’的规律，就是价值规律。”（同上，第33页）可见其突破思想禁区之胆识。
第五，那么顾准认为的价值规律是什么含义呢？他在论述了价值与价格的一般关系之后，指出许多人通常在理论上常犯的错误就是：把价值规律等同于等价交换规律，而没有强调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其意义是：不光是在流通领域要运用价值规律，更重要的是在生产领域，生产领域运用价值规律主要是经济核算。之后，他明确指出，“价值规律制约着经济计划，因此，社会主义必须自觉的运用价值规律，经济核算是运用价值规律的基本方式之一。”（同上，第45页）他还指出，“价值规律既调节生产，也调节流通。既调节消费资料的生产与流通，也调节生产资料的生产及其转移过程。”（同上，第50页）
顾准文章的附注同样也是很有看头的：他对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关于两种所有制是产品变商品的观点、消灭商品生产的办法就是实行产品交换制的观点、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方面的观点进行了大胆的质疑。他明确地说，“斯大林所提出的用产品交换制来实现两种所有制并存局面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转变，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至少是无限期推迟其实行了。……斯大林关于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的理论，……而在苏联本国范围内，实际生活的发展却向相反方向进行，这一现象，确实值得人们深思。”（同上，第60—61页）
我读顾准的这篇文章感到他在资源配置问题上，他的基本观点与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极为相似。说它相似，是因为顾准要论证“社会主义经济是实行经济核算的计划经济”（同上，第28页），这里的落脚点还是“计划经济”四个字。“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属性是“在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落脚点已经是“商品经济”四个字了。所以，我说的是观点相似。但顾准明确了经济核算、价值规律与计划经济不是对立的，这也相当了不起，他的观点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
可是他毕竟还没有明确提出市场经济。我认为吴敬琏先生把顾准评价为“中国提出市场经济的第一人”之说，并不准确，也不符合事实，顾准如果在世也不会认可的。说它不准确，是因为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还是有区别的。我们一般是把商品经济作为自然经济的对立概念而说的，而市场经济侧重指的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是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的方式，与它相对应的是计划经济。说它不符合事实，是因为在顾准的文章中还没有提到“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他明确说“社会主义经济首先是计划经济。如果它不是计划经济，……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同上，第34页）
在当时的条件下，顾准不可能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以市场配置资源为根本方式的经济。但顾准的研究思路是正确的，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就敢于强调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实属了不起。其实沿着自己的思路再往下深入确实是通往市场经济的。所以他的研究在当时依然是领先的，也是突破性的。
直到1992年年初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使人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则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此时离顾准文章的发表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了，如果没有顾准、孙冶方等老一辈的经济学家的前期探索，也就没有今天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取向”的基本一致的认同。
（二）关于《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
我对西方史知之甚少，读顾准的这部分文字就很吃力。其中许多章节读了几遍才算看明白意思。但多少也有些心得，愿意表达出来。先看看他的一些论述：
“所谓城邦，就是一个城市连同其周围不大的一片乡村区域就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些独立的主权国家疆域是很小的。”（《顾准文集》，第66页）“城邦制度既是希腊的传统，也是希腊政治思想的不可违背的潮流，是希腊政治学的既存前提，离开了城邦制度就没有政治学。”（同上，第67页）
城邦国家与“领土国家”不同，城邦实行“主权在民与直接民主”，“所谓直接民主制度，是指城邦的政治主权属于它的公民，公民们直接参与城邦的治理，而不是通过选举代表，组成议会或代表大会来治理根据（即所谓代议制度）的那种制度。”（第72页）“领土国家没法实行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第70页）“直接民主制度唯有在领土狭小的城市国家中才有可能。”（第73页）
公民与公民权，“不见于我国古代，也不见于……东方各帝国。”（第74页）
“各行政官员任期不一，全部由公民大会或其他相应机构直接选出，各自独立对公民大会或相应机构直接负责。”（第76页）为了避免公民大会“直接处理许多具体行政事务，……于是由议事会对应该提交公民大会的各项议案和报告先行预审，……然后提交大会。”“所以议事会是一个实际掌握行政权的机构”（第76—77页）
城邦国家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在国际关系上要发展一套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如：
“关于宣战媾和、同盟条约、和平条约、交换战俘、为发还对方阵亡者尸体而协议休战等等国际惯例。”（第79页）“城邦公民集团‘轮番为治’的原则，也使得它必须发展出一套国家法和私法来。换句话说，城邦必定是‘宪政国家’或‘法治国家’。城邦既然是‘轮番为治’的公民团体，城邦当然高于它的每一个个别公民，也高于它的一切统治者，这是城邦的‘民主集体主义’——一种以公民最高主权为基础的民主集体主义，所以，它必须有规章，要按规章治理。同时，城邦既然是自给的和闭关的，它也必须有各种法律来保障这种自给的和闭关的生活。这就是说，城邦要有关于公民资格、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法律，要有行政机构、议事机构和法庭的选任、组织、权限、责任的法律，这些是国家法，即宪法。还要有关于财产、继承、契约等等的私法，以及把血族复仇的古代惯例，转化为国家负责惩处犯罪行为的刑法。”（第80页）
斯巴达不是严格意义下的城邦，由1万名公民组成，分明是一个领土国家，斯巴达过的是：
“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第135页）
许多地方像“文革”时的中国和今天的朝鲜。
“斯巴达的男人则从小就处于严峻的军营生活之中。斯巴达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军营。一切艺术文化会松弛这种恒久的警惕与严峻的军营生活，于是，斯巴达人从此就不要艺术文化了。严峻的军营生活要求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商品货币经济会瓦解这种秩序，斯巴达人从此禁绝贵金属在国内流通，交换媒介只准用笨重的铁块……斯巴达公民家庭新生的婴儿要送给长老，经过检查，若认为不宜让他生存，就抛到泰革托斯山峡的弃婴场(Apothe—tae)。强健的可能长成为良好战士的婴儿才许养育成人。青年人终年不穿鞋，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团队(Agele)里，从事体育锻炼，运动和学习语文。少年人和青年人都奉命去做苦工，并且必须绝无抗议、绝无怨言地去完成。成年公民每人领受一分份地，由黑劳士耕种，他们依照斯巴达人的分地被规定10人至15人一组，向公民交纳实物贡赋——大麦、猪肉、酒和油。公民不得从事生产劳动，他们必须参加公餐(Syssitia)，不论贫富都吃一样的东西，每人交纳定量产物给公共食堂供公餐之用。全部公民都是战士，平时都生活在按军事编制的集体里，军事操练一直不断。”（第135页）
“公元前8世纪前后，无论海外或本土诸邦，政权大体掌握在贵族阶级手里，政制是寡头专政。”（第152页）“公元前7世纪起，小亚细亚希腊城邦开始出现僭主政治。”“这一种个人专制的政体，是一些野心家利用贵族寡头政体面临新形势下的无能，纠集心怀不满的平民群众，组织个人卫队，毁弃当时的宪法或惯例，夺取政权而形成的。他们在夺取政权后，实行一些有利平民的政策，然而政权则不向平民群众开放。就城邦政制的一般演变规律来说，僭主以暴力推翻根深蒂固的贵族寡头政体，是走向“主权在民”的政制的一种过渡形态，也算还是必要的过渡形态。”（第158页）
“倘使我们回顾这种政制建成的过程，我们可以历数以下各点：(一)库隆暴动，动摇了古老的贵族寡头专政；(二)德拉孔立法，贵族作出了某些让步，但那是属于贵族巩固他们已经动摇的经济和政治统治的企图；(三)在严重的阶级矛盾面前，雅典没有经历一次暴力革命，找到了梭伦这样一个民选调解官，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四)庇色斯特拉托的僭政，客观上起了贯彻梭伦改革的作用，从此以后，贵族阶级独占政权的那种旧秩序再也不可能恢复了；(五)雅典人民推翻僭政，实行克利斯提尼的改革，雅典民主从此确立了下来。回顾这个过程时可以发现一种饶有兴趣的现象，这一连串历史事变中起了某种主导作用的人物，全属于贵族阶级，甚至克利斯提尼的改革，也留下了几个贵族世家之间争夺政权的某种痕迹。不过这种现象，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民主政治建立初期，文化知识和政治经济事实上是贵族阶级独占的。当经济基础和时代潮流决定历史演变趋向的时候，贵族分子有的出于个人的信念，有的纯粹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投向人民方面，成为民主政治的斗士，这是一种合乎历史规律的现象。其中某些人，如梭伦，具有伟大的人格，让‘已经进网的鱼跑掉’，而不愿僭窃政权，则为世世代代的后人所敬仰。”（第181—182页）“大体说来，除早期和后期的僭主政治而外，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主权在民’与‘轮番为治’总是它们的共同的特色。所以，我们说雅典民主的确立，就是希腊城邦制度的最终完成，大体是符合事实的。”（第182页）
《顾准文集》还载有《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一文，笔者结合该文，对上述摘录的文字重点讨论三个问题：
第一，为何民主起源于古希腊而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古代文明地区？
顾准是从城邦这一线索，由此及彼、逐步深入此问题的。他认为，城邦就是一个城市连同其周围不大的一片乡村区域就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其疆域是很小的。不论其规模还是人口数量，实质就是“城市国家”。因此，城邦拥有实行直接民主的客观条件。在古希腊，每当发生关涉城邦未来前途和发展的重要事情时，民众便聚集于广场，对其进行讨论、通过演说表达各自观点以至相互之间的攻讦和辩难。这样一些政治活动除了能够提高民众参与城邦事物的积极性外，也促进了当时修辞学和论辩术的发展。顾准眼中的古代东方国家属于“领土国家”。这种国家由于规模大、人口多，无法就某事进行希腊式的热烈讨论。顾准的看法，我不知道是否受到过钱穆先生的影响。我读过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那是根据钱穆先生在1952年春的五次讲演汇集的，其中有段话是，“中国的立国体制和西方历史上的希腊、罗马不同。他们国土小，人口寡。如希腊，在一个小小半岛上，已包有一百几十个国。他们所谓的‘国’，仅是一个城市。每一城市的人口，也不过几万。他们的领袖，自可由市民选举。只要城市居民集合到一旷场上，那里便可表见所谓人民的公意。罗马开始，也只是一城市。后来向外征服，形成帝国。但其中央核心，还是希腊城邦型的。中国到秦汉时代，国家疆土，早和现在差不多。户口亦至少在几千万以上。而且中国的立国规模，并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结。汉代的国家体制，显与罗马帝国不同。何况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国，几千万个农村，散布全国；我们要责望当时的中国人，早就来推行近代的所谓民选制度，这是不是可能呢?我们若非专凭自己时代判断，来吞灭历史判断，我们应该承认皇位世袭，是中国已往政治条件上一种不得已或说是一种自然的办法。况且世界各国，在历史上有皇帝的，实在也不在少数。我们不能说，中国从前不用民主选举制，而有一个世袭的皇帝，便够证明中国传统政治之黑暗与无理性。”（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第二，如何看待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
从直接民主走到代议制民主是个历史过程。应该结合读一下顾准的《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一文。（载《顾准文集》）“直接民主的概念，其实是西方文明的产物。”“雅典是直接民主的原型”。（第354页）罗马帝国“只经历了短期的王政就实行了雅典式的民主。”（355页）罗马由于蛮族日耳曼的入侵而灭亡。“他们实行了孟德斯鸠所称的‘等级君主制’。”（第356页）十四五世纪后，英法大革命之前，西欧的国王有名无实，是一段开明的专制主义，组成等级会议。议会制度逐渐形成。所以顾准认为“议会，是在等级君主制的根子上长出来的”，（第357页）一部议会的演进史，“是其所包含的成分逐步扩大、民主权利逐步下移的历史。”（第358页）法国“1789年议会转为国民公会是复古，马克思说过，历史总要出现两次，第二次是讽刺剧。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风尚是要复共和罗马之古，亦即复直接民主之古。”（第358—359页）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列宁相信直接民主，”但实行的结果，一切走向了反面：“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嬗变为一切权力属于党，再变而为一切权力属于斯大林。”（第361页）顾准说得太深刻了！
对待议会制度，我们长期认为“议会清谈馆”，主张人民当家作主。顾准认为，代议制政治是有弊病，但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要保护少数派”就是两党制的口号。“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做到人民当家作主，那一定是无政府。”（第364页）“所以，问题的焦点，只好退一步。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而来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既然权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权是必要的，问题在于防止行政权发展成为皇权。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并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而让人民群众在竞相贩卖其政纲的两个政党之间有表达其意志的机会，并且以这种意志来决定谁该在台上。”（第368页）顾准充满信心地说：“多元主义和两(多)党制，适合这个规律，不过它可以使有待于灌输的思想，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出’的，而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这样，不同思想间经过斗争，思想本身可以愈来愈深化；而在相互斗争的各家思想的争鸣中，民智可以启迪。民智启迪，是科学发达的重要条件。‘一个主义、一个党’的直接民主(当然不可能，它一定演化为独裁)，唯其只有一个主义，必定耍窒息思想，扼杀科学！”（第369页）
第三，怎样看待古希腊的各种政体以及在中国的适用性？
顾准在《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中大量引用了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前384一前322年)的著述。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传世名著《政治学》中，搜集了150个希腊各邦的政制的实例，解析了各种政治统治要素的组合，展开了对各种政体的比较分析。亚里士多德关于政体类型提出了所谓“品种”和“品种的变态”的六种分类，他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政体具体区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三种“正宗”的政体：政体(政府)的以一人为统治者，凡能照顾全邦人民利益的， 通常就称为“王制”(君主政体)；凡政体的以少数人，虽不止一人而又不是多数人为统治者，则称“贵族(贤能)政体”；以群众为统治者而能照顾到全邦人民公益的，人们称它为“共和政体”。三种“正宗”的政体并相应衍生出三种“变态”政体：僭主政体为君主政体的变态，寡头政体为贵族政体的变态，平民政体为共和政体的变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译本，第133页）亚里士多德对“变态政体”明显表示反感，认为僭政最恶劣，寡头次劣，而平民政体是最可容忍的政体。
王家范教授指出，“亚氏的政体类型分析方法，应该说对于我们具体判别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君主政体的各种特性，很有借鉴意义。例如殷商、西周固然也有‘君主’，但绝难与秦以后的君主‘独制天下’同日而语，似乎更像是亚氏所说的‘贵族政体’的变态——‘寡头政体’。入至帝国后，通过正史一直关注的‘君权’与‘相权’之争，当前期‘相权’极重的时候，我们不也可以亏虑按亚氏的思路，把那种集权体制看做非‘全权君主’，不应该用‘君主专制’一把尺量死?再如中国人说的‘君主独制’，是不是与‘专制’完全同义?具有开明色彩的君主，理应与独断残暴的‘僭主’(专制君主)有所区别，一概用恶谥‘专制君主’加之于所有帝王，是不是恰当，也颇值得斟酌。”（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75—276页）钱穆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到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据正史记载，因宰相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受了这个教训，从此就废止宰相，不再设立。他并说以后他的子孙也永远不准再立宰相。所以明代政府是没有宰相的。清代也没有。所以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103页） 所以，用古希腊政体的分类看中国中央集权制，有助于我们分析更细微和具体。
（三）关于《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他与胞弟陈敏之先生的学术通信，是在万马齐喑的岁月、在数不完的批斗中完成的。这些笔记由陈敏之先生整理，本书的出版也是颇费周折。陈敏之先生起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书名，理由是“我们都是被革命的理想主义鼓舞着参加到改变现实世界的革命运动中来的，我们经历了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切，现实生活又向我们提出了许多过去从未想到过的问题。显然，从革命导师那里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答案。唯一的可能，是用严肃的科学态度，不带任何偏见，严峻地重新审视和剖析人类迄今为止、尤其是现代的全部历史经验(当然包括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提出合乎历史逻辑的对未来的规划。这就是作者所以如此坚决地要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的根据。”（陈敏之《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出版追记，载《顾准文集》，第433—434页）
王元化先生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序言中说：“这些文章都显示了真知卓见，令人赞佩。作者的论述，明快酣畅，笔锋犀利，如快刀破竹。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经他一点，立即豁然开朗，变得明白易晓。我觉得，这不仅由于禀赋聪颖，好学深思，更由于作者命途多蹇，历经坎坷，以及他在艰苦条件下追求真理的勇敢精神。这使他的思考不囿于书本，不墨守成规，而渗透着对革命对祖国对人类命运的沉思，处处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知的独立精神。”（第225页）这部分有太多的精彩论述，有些是对《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的补充和深化。择其要者谈几点体会：
第一，读《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史官文化》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希腊人思考宇宙问题，多为理想主义，在文法、逻辑学、数学方面贡献大，把理性的威力归于上帝；中国是经验主义，中国是“史官文化”，优点是杜绝了宗教发展的道路，但它服务于政治权威。（第233—252页）
第二，读《僭主政治与民主》
读希腊政治史和希腊政治思想史一样有两大潮流汹涌其间：雅典民主的传统和斯巴达“民主集体主义，集体英雄主义……”的传统。雅典民主是从原始王政经过寡头政体、僭主政体而发展起来的，斯巴达传统则始终停留在寡头政体的水平上。雅典民主引起了世世代代民主主义者的仰慕，那么，必须承认，斯巴达精神也是后代人仰慕的对象。它的尚武精神，它的平等人公社，它的“共产主义”的平等主义的生活方式。顾准承认斯巴达传统是艰难环境下打倒压迫者的革命运动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靠寡头政治和严酷纪律维持的平等主义、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马克思对清谈馆的议会深感厌恶，十分向往雅典民主。事实上直接民主只能适合于“城邦”，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过分理想化了，没有更经验主义一些。（第253—261页）
第三，读《关于海上文明》
筑城聚居的海上移民的城邦，一般是城邦而不是领土国家。政制，一开始几乎无例外的是贵族政制，亦即元老院掌权，地位平等的公民组成公民大会参与政事。而没有经过海上文明的部族一般是经过相互之间征伐、兼并，逐步扩大成为大王国和大帝国的，在政制上，一般是专制主义政制——不仅中国、古波斯、埃及、巴比伦、印度，直到古代史上所发现的任何这样的国家，包括西欧的高卢、日耳曼等全部如此。现在看来，电视片《河殇》虽然歌颂了海洋的蓝色文明、贬低了黄河文明，“在文化认识上是很偏激，但它所向往的新世界是应该予以同情的，而不当过于谴责。”（余英时《余英时谈访录》，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12页）埃及、巴比伦那样的东方国家，和海上文明的城邦走的又不是一条路。（第282—286页）
第四，读《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
历史上见过两种类型的统一帝国路径：一是埃及、巴比伦、中国、印度的类型，即从部族王国并立，经过战国时代，到统一帝国的类型；一是希腊、罗马类型，即从海上文明的城邦国家林立，经过连续的征服以达于统一帝国的类型。一句话，从文明初起，经过分散发展，达到统一帝国，似乎是于世界上各个文明，几乎可以说是规律。对于“大一统”的看法，是件矛盾的事情：没有“大一统”兴起一隅的文明不可能大规模传播；然而一旦“大一统”，原来促使文明萌发起来的那种个人创造性，在军事独裁下也就被压抑下去，那种蓬勃奋发的精神状态就逐渐被“内向”、“精神安宁”以至“天国来世”的观念所代替掉了。王家范也曾对“大一统”做过类似的分析，他说，“大固然有大的好处，但大也有大的难处。大了，必须‘统’，不统就神散形乱；大了，就难‘统’，统死就生气全。这‘统’字，在两千年里始终是一门高深的大学问，里面有内外的应对、上下的应对，纠缠不清的华夷之争、中央与地方之争、集权与分权之争．更深的还有秩序与自由之争、人己之辩等等。”（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27页）
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说的是“东方”的领土国家。顾准实际上对中国有没有同西欧所谓的奴隶制一样的奴隶制，提出了质疑。他研究后认为，中国的“民”不是奴隶，但也不是自由民。奴隶和自由民是希腊城邦制度的概念。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顾准认为不能把中国历史同欧洲历史套在一个框架里，从而得出一个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演变的通用模式。他在前一篇文章中还顺带讥讽了郭沫若的《奴隶时代》。（第287—292页）
第五，读《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明》和《马镫和封建主义》
这两篇文章，是顾准对西欧中世纪封建主义的细微特征的分析。为了读懂这两部分，我建议可以参考马克垚著的《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一书。西欧封建君臣关系不是国君与臣民的关系，而是封建主个人之见的关系。在上是封君，在下是封臣。封君给封臣封土，封臣要为封君服兵役，骑士制度就是在这种背景产生的。顾准在《马镫和封建主义》的〔评注6〕里说，东方专制主义国家不可能产生骑士制度，因为强大的王权及其发达的官僚机构，足以征集税款。〔评注10〕里说，骑士精神也很有趣：一是忠诚；二是荣誉感；三是守约；四是一夫一妻制。（第293—309页）
第六，读《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
读这篇文章，我重点关注了以下四个问题：
一是“市民阶级”、“市民社会”的问题。
顾准认为马克思说的“市民阶级”“市民社会”可以追溯到罗马和罗马以前。这点没错。但顾准认为，“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对这个说法我是有疑义的。
“市民”和“资产者”这两类术语有明确的界限，不能混淆。作为经济关系的体现者，市民是商品所有者，是商品货币关系的人格化。恩格斯说：“市民首先是而且仅仅是商品生产者和商人。”（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45页）而“资产者”则是资本所有者，是资本的人格化。马克思、恩格斯用的“资产者”是资本家的同义语。把“市民”等同于“资产者”势必将商品所有者当成资本所有者。
那么市民经济关系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市民经济关系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指一般意义上的商品经济关系，可以指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关系，也可以指近现代的商品经济关系。如果是后一种用法，这时市民经济关系也就指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当然，在说市民经济关系时主要是指它的商品经济性质；使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时是侧重强调的剥削性质。
可见，资产者既是市民又是资本家，无产者既是市民又是雇佣劳动者。资产者与无产者都是市民，是因为他们都是独立的商品所有者（资产者有生产资料，无产者有劳动力）；但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看，他们又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在这里，马恩常常使用“市民”一词，主要看重的是商品所有者的人身自由和具有把自己拥有的财产进行平等交换的权利。自由和平等，恰恰是希腊城邦国家的自由民的特点。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我们不能仅仅把资产者看作为是市民，无产者也是市民。正像恩格斯在比较无产者与奴隶的区别时说的：“奴隶被看做物件，不算是市民社会的成员。无产者被认为是人，是市民社会的成员。”（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3页）
二是中国能不能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
顾准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而且也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政治实体。”（第315页）按照我们从小学历史课的正统意见，在明朝中期以后江南地区就有“资本主义萌芽”了，主要在丝织业、陶瓷业等出现了雇佣工人。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也会自然发展到资本主义。对这种观点，我也是根深蒂固，并对对帝国主义这个“老师”增加了仇恨。后来读书多了，发现这是个智力测验题，见仁见智。现在我是持否定意见的。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长期独领风骚，亚当·斯密在1776年表示“中国远比欧洲任何地区富有。”其实在这之前，东西方的差距已经开始被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快结束百年了，英国产业革命正方兴未艾。
史学家黄仁宇对这个问题做过如下论述：
可是所谓资本家在这时代产生的说法并无根据，虽说间有商人成为巨富，但数目极少。农业商品化也只有间或一见的例子，并且缺乏继续经营的证据。制造棉布仍是一种家庭工业，妇女纺纱可以补助家庭的收入，在贫困佃农的户内尤不可少。虽说这与欧洲同时的“外放分工制”(putting-outsystem)有若干相似之处，单独的有这样的安排却不足以使社会经济改观。总而言之，提倡晚明中国经济有突破的说法，有它基本的弱点在。与当日带服务性质之事业无从展开的情形相较，这种说法不攻自破。这时候无银行，无发放信用之机构，保险业始终未被提起，相反以高利贷为主的当铺倒以千计。此时也没有适当的法律和法庭组织足以提倡现代型的商业，而促进资本之存积。何况支持现代商业的法律程序以私人财产权作基础，首先即与孟子道德观念相反，而后者正是官僚体系奉为天经地义的。本书前面也曾提及，明政府自15世纪中以来已无从制定有效的货币政策，当这么多必要的因素全付之阙如，现代商业如何能在中国发展?（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2007年第二版，第230—231页）
我以为，中国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看，不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条件。中国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和官僚政治、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一个从上层建筑，一个从意识形态，都严重阻碍了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就经济关系而言，人地关系紧张，土地制度不合理，租佃经营盛行；产业政策上重本抑末；经济调节上私人经济没有独立地位、官工官商的国家干预主义色彩严重；分配导向上“不患寡而患不均”，时常发起“抑豪强”、“抑富商”的运动；货币资本流向非实业，民间高利贷猖獗；对外关系上闭关锁国。在这种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下，资本主义是长不出来的，或者说“资本主义萌芽”是长不大的。中国必须依靠外力才能发展资本主义。梁漱溟老先生是崇尚传统儒学的，连他都说“假使中国没有西洋文化进来，则再过二千年其生活仍不变。”事实也证明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起步，往前追溯也只是从“洋务运动”才开始的。
顾准对这个问题的结论同样让我们熟知“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感到惊讶，“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产不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来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第318页）
三是如何看待全面看待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家的精神？
如果对西欧中世纪封建制度有所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基督教在社会权力结构以及教会在人民生活中的控制程度。过去我们讲基督教反动的一面太多了，以致看不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与他们倡导的“清教徒精神”大有联系。顾准说，“清教徒精神，确实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其间，并不仅仅是‘节约’和‘忍欲’，……而是冒险精神、创业精神，企图在一个领域里打出一个天下来的那种事业心。”（第326页）我们接受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一般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了，顾准在七十年代已经认识到“要通过资本主义来现代化，必然要鼓励创业精神和牟利动机，必然要把资本主义的积累看作人类的福音。”（第330页）他如此大胆地肯定资本主义积累的积极作用，对这一点，我们在大学学习《资本论》第一卷时想都没敢往那儿想，也没有任何一本“《资本论》导读”类的书籍告诉我们这点。我们只知道资本的原始积累是血与火的历史，“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语）
四是如何看待“绝对贫困化”的观点？
顾准在这篇文章里还有其它一些独特的观点，例如顾准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必然提高工资水平是个普遍规律，因此他明确反对“绝对贫困化”的说法。（第310—330页）
从马克思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问世以来，还没有一个具体原理像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规律那样，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中间、在西方经济学者中间以及双方学者之间，引起了一个多世纪长时期的争论。现在有学者考证，马克思只用过三个概念：贫困化、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没有讲过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也就是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后被编入《剩余价值理论》，即现在的《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46卷的内容——引者注）中就使用的是“绝时的赤贫”、“绝对的贫困”等语；马克思在《1861—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也就是用作编写《资本论》的提纲，后被编入《剩余价值理论》，即现在的《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47卷、第48卷的内容——引者注）中使用过无产阶级“绝对贫困”的用语，但是在他的《资本论》中，连这个用语也找不到了。即便就是《经济学手稿》中所讲的无产阶级“绝对贫困”，也同今天所讲的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含义是不同的。马克思说：“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困本身”。(《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47卷第39页)“这种贫困无非是说，劳动能力是工人唯一能出售的商品，工人只是作为劳动能力与物质的、实际的财富相对立。”(同上,第40页)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绝对贫困”是指工人失去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加以出卖。但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有句话，实在让人费解，可能就是这句话被后人作为绝对贫困化的依据：“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73页）
后来，之所以把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作为一个规律，是列宁首先提出的。他分析了俄国1900—1903年的经济危机后说，“工人阶级极端贫困化，——这是危机所造成的后果。”（《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化》一文中，他写道:“工人的贫困化是绝对的,就是说,他们愈来愈穷,不得不生活得更坏,吃得更差,更吃不饱,更多的人栖息在地窖里和阁楼上。”（《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页）他最后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着，与此同时工人群众却日益贫困化。”（同上，第240页）建国以后，中国全盘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国内的教科书在讲资本主义积累规律时，必讲无产阶级贫困化，当然也包括绝对贫困化。虽然我们上大学时对于绝对贫困化就存在争论，但至今这种争论还没有停止。说白了，分歧不全是学术的，主要是价值判断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对绝对贫困化规律是持严厉批评态度的。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十版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中说：“在1900年，《资本论》在1867年出版后的三分之一世纪，即使是最热忱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必须面对实际工资在西方世界正在绝对地上升而不是下降这一事实。”（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11页）他甚至刻薄地说，“在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是麻醉马克思主义者的鸦片’的事例实在太多了。”（同上，第329页）他举了5个例子，其中第5个例子是：“劳动者阶级绝对贫困化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推论。但是，当我们仔细考察马克思的原话时，我们会发现：师傅的意思不过是(a)劳动者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的相对份额下降，或(b)这一份额上升得不像劳动者或平均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快，或甚至仅仅是(c)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会感到日益受到’异化’ 。”（同上，第330页）
在这里，我的重点并不想评论顾准不同意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说法是否正确，我只想提示的是：顾准不同意“绝对贫困化”的观点是在1973年6月，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十版发表的时间是1976年。这对于一个被监督改造的老人来说是何等的了不起。
第七，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我在写作“重读《帝国主义论》的学习笔记”一文时曾认真读过顾准的这篇文章，主要心得在那篇读书笔记中已表达，这里不再赘述。但须提出几个应关注的问题：
一是当今帝国主义研究中尤为注意的是“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跨国投资银行”等新问题，在顾准文章中基本没有涉及到，这是时代原因，我们研究帝国主义问题时万万不可忽视这些现象。
二是关于时代问题，顾准没有展开，但有所涉及，他讲到议会与暴力革命问题，当时属于思想很解放的。
三是他对凯恩斯是推崇的，但在顾准文章写完不久，资本主义的一场经济危机，也预示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触礁了，新自由主义起来了。这些顾准是没有看到的。我们研究时也要注意。
四是顾准在说到帝国主义还有生命力问题时，还是比较全面的，但毕竟是读书笔记，有些零散的感觉。但大体提到了这些原因：科技进步、丢掉殖民地减少国防费用、职工运动的发展、工人福利的提高和走“福利国家”路、凯恩斯主义、国家也有社会主义的计划因素、不存在资本利润率趋零的规律，以及多元主义哲学、学术自由和民主政治等等。
五是对帝国主义全面退却的观点，需要重新审视，不然的话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全面退却怎么看？（第311—342页）
第八，读《科学与民主》、《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民主与“终极目的”》
这四篇是关于民主的文章，其中《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在研究“希腊城邦制度”时已做过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一是什么是民主。顾准的立论从科学与民主的关系出发，强调科学精神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在他看来，科学精神并非是指具体哪一门类的知识，其内涵和实质指的是人类不断认识自然和自身、逐步增进和扩展人类知识宝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知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知识的增长也是由小到大、从片面到全面的过程。虽然允许有“权威”，但“权威主义”则必须被打倒。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两者构成民主的基础。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他说的科学精神就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哲学上的多元主义贯彻到政治上也是多元主义。
二是民主的目的。顾准认为，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所以，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联结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着的。
三是资本主义有过极其残暴的表现，但它也有另外一种经常活跃着的因素：自由和民主的传统。它还在内部发展了职工运动。他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股思潮都在变化，吸收了对方的长处。是不是存在制度的融合与趋同呢？这也是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四是顾准提出“批评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我总拿西方为标准来评论中国的倾向。”（第398页）他并没有留过学，但比起留过学的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大知识分子，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成见要大许多，这还真是个有意思的现象。比如，他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是贫乏的，甚至说了“中国，除了伦常礼教，没有学问”之言。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理念及制度是否抵牾？对于这一点，从“五四”运动以来一直有争论。但台湾的社会转型成功的实例逐步改变了许多人的认识。在承继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台湾比大陆做得好，但是政治民主已经走在大陆前面了。这说明中国人也是可以建设政治民主的，与顾准的判断不是一回事。在这里，我引用余英时的一次演讲中涉及到此话题的相关言论，权当作一个参考吧：
康有为后来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称之为民主，那就是尧舜时代，那是最好的时代；第二阶段是以周文王为主，是君臣共治的时代，君跟老百姓一起治理国家，相当于西方英国的君主立宪；最坏的一种，就是秦以后的专制，皇帝专制。很明显的，康有为心里的民主也是跟尧舜连在一起的。
康有为本身也受过王韬、郭嵩焘的影响，中国儒家传统里面一样有许多因子，可以引导读书人对民主的向往。早期拥护西方民主制度，几乎都是儒家知识人，即受儒学教育的人，一直到五四都是如此。清朝末年两位经学大师，一位是康有为，他是今文学派的专家，他主张的是君主立宪，其实也是一种民主方式。根据萧公权先生晚年的研究，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是一种真民主，不是假的；另外一位经学大师是章太炎，他是古文学家。经学上，章太炎和康有为是针锋相对，是政敌，章太炎主张共和，虽然不是百分之百西方式的民主，但是很明显主张一种有个性、发挥自由的社会。所以，当时对西方民主社会或是自由主义社会的体制发生向往的，有很多是有儒家背景的。
一般的论断，西方讲民主第三波、文明冲突的亨廷顿(Samuel P.Humtington，一九二七至二○○八)，他说儒家文化不适于民主。他有他的论证，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在儒家的论证中找到儒家讲上下之分的、尊卑之别的，那些是阻碍民主发展的。但是也不能忘记，儒家是复杂得不得了的一个传统，其中也有许多有益于民主制度建立的因素，胡适在美国讲中国民主历史的基础，也提到中国有许多好的传统，可以和民主制度配合的。所以，我们不可一口咬定儒家文化一定不能建立民主制度。
中国文化跟民主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互不相容：民主需要有文化的背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是帮助民主观念在中国传布、慢慢使大家接受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换句话说，没有这个背景的文化，民主观念传不过来的。如果中国没有尧舜这种传说，大家就不会想到民主有什么好处。皇帝“家天下”，传给子孙千秋万世，这是秦始皇的理想。这一自私的想法，中国古人早就提出了批判。古代中国另有一个重要观念——“天下为公”，“天下”不属任何一人或一家，所以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这是基于一种历史的想象，想象中国过去有一段时期，皇帝完全是服务性的，所以传说中有人叫许由做皇帝，他听都不要听，跑到水里把耳朵洗干净，他不要做皇帝，不要有权力。这是中国的一种想象，后来这种想象变成文化的一部分，也变成批判力量的一部分。(余英时《人文·民主·思想》，海豚出版社2011年版，第41—43页)
第九，读《辩证法与神学》
《辩证法与神学》是本书收录的最后一篇文章，是顾准从哲学视域寻求“左倾”思想之根源的尝试。虽然读着有些枯燥，但对顾准的哲学素养真是佩服。
顾准一上来就提到狄慈根，这是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跋”中提到过他。狄慈根是德国工人哲学家，他有句名言“重复是学习的母亲”。马克思赞扬了他的著作《辩证法的逻辑》，在他书中把辩证法看作“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神学”，但“神学”这个说法竟并没有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批驳。这就不会因为马克思年轻时就说一个黑格尔主义者那么简单。于是顾准觉得奇怪，要搞个究竟。
原来狄慈根在他的著作里公开地袭用了黑格尔的“原意”。而黑格尔的“原意”，就是曾被马克思指责为的“逻辑泛神论”。我们知道，黑格尔的逻辑不是形式逻辑而是辩证逻辑。黑格尔认为世界的秩序和规律的特点是辩证的。具体内容就是我们都熟悉的三条：“质量互换”（相当于黑格尔的存在论）、“矛盾统一”（相当于黑格尔的本质论）和“否定之否定”（相当于黑格尔的理念论）。作为三个规律的基础，还有“两大主义”：一是真理不可分主义（意思是不能孤立研究局部事物的真理），二是真理性的一元主义，不是多元主义（意思是真理只有一个，不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马克思是如何做的呢？马克思在他的《神圣家族》中把黑格尔其他东西批评了，倒把这三大规律和两大主义给保留了，说这是黑格尔的合理“内核”，不能像费尔巴哈那样倒脏水，连孩子也一齐倒掉了。顾准说，“马克思取自黑格尔的，是他的唯理主义。略为说得具体一些，是黑格尔的‘真理是整体’，黑格尔的一元主义，以及‘能思维的人’……这对于革命的理想主义确实都是不可少的。”（第412页）写道这里，我有点明白了顾准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文中为什么会说“事实上，希特勒主义是黑格尔主义的行动家。”的原因了。（第339页）
顾准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相关观点也提出了质疑。顾准说，恩格斯批评杜林是先验主义，先验主义就是超越于经验，即不可以用经验来验证的意思。这一批评是对的。“不过，请问：质量互变、矛盾统一、否定之否定，这三个辩证法规律，是可以用经验来验证的吗？恩格斯说能，理由这是唯物辩证法，是客观世界的辩证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顾准接着反诘道，“凡是你从客观世界观察得来的规律，总不过是或然的规律，决不是必然的规律。你哲学家有多大能耐，你曾经观察过宇宙上下古往今来一切事变，你能超过这个或然性，……说你已经发现出来绝对的普遍的规律了？”（第421页）读到这里，我真不禁为顾准的思辨能力、洞察能力和辩论口才而拍案叫绝。
但黑格尔毕竟是唯心主义者（顾准在书中称唯理主义），为此“马克思对黑格尔加上了极重要的培根主义的改造。”由于培根是英国经验论者，即是唯物主义者。顾准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培根和黑格尔的神妙结合。”“这一结合的后果是异常巨大的。从政治上来说，它赋予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以神圣性。从哲学上来说，……现在唯理主义和唯物主义结合在一起了。不是称作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吗？”“这对于革命的理想主义确实都是不可少的。”（第412、413页）
李慎之生前对顾准进行如此深刻的哲学思考感叹不已：“对于古今中外的大智能人来说，思想的探索达到这种程度，就已经可以算是参透天人之际而究竟涅了。但是顾准却不肯停留在这样的境地。因为如他所论证的，对所谓普遍的客观规律的绝对肯定会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他说：‘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李慎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改革》1995年第5期）
不畏浮云遮望眼
“有人说顾准是近五十年来中国惟一的思想家；有人则说：‘幸亏有了顾准，才挽回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7—468页）不管这些说法是否准确，但顾准以“思想家”或“思想者”而被知识界以论定，已是不争的事实。顾准作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中国思想家的全部意义，我认为就在于，他以他的个人的惨痛经历与艰难的思想挣扎，向后人昭示了一个具有道德良知与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未来走势的关切，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渴望。
顾准是“一二·九”运动的那一代人，他曾经热衷于理想主义，主动投身于斯巴达式的洗礼并为之贡献了自己的青春热血。他因追求民主自由而参加革命，他自己也承认“赞美革命风暴，”（《顾准文集》第363页）并且在建国初期也犯过“打掉大资本家”的“左倾”错误，但以后却又因追求民主自由而受难。“革命成为革命者的苦难经历，谁曾预料过呢？而苦难也可以成为受难者的思想熔炉，这就是顾准不同寻常的地方。”（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0页）
顾准的思想演变路径是，从商品经济追问到政治制度。有一种说法是，顾准之所以从经济研究转向政治、文化制度的研究，是因为比起解决经济问题更为紧迫。这种说法虽然也有道理，但我认为还不是根本。根本原因就是：你只要真正承认商品经济，就必须承认平等与自由。因为市民的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是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要素。商品所有者必须是独立的自由人，才能把属于自己的财产作为商品进行买卖；同时商品所有者又必须是权利平等的人，才能按照等价交换原则互相交换劳动产品。他说“自由劳动者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第322页）理解了这点，就会不难理解顾准为什么要在研究政治民主之前先研究市民、市民阶级和市民社会这些概念。换言之，从商品经济追问到政治制度，其有个中间项，就是市民理论（包括市民阶级和市民社会）。商品经济——市民理论——政治制度的递进顺序，也是《顾准文集》的价值所在。今天我们欣慰地看到中国人谈的最多的就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现代社会的地基。顾准晚年提出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命题，现在有了证实其成立的铁证：毛泽东的乌托邦破产，而邓小平的经验主义在中国获得了巨大成功。
《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顾准在经济学本业上完成的一篇重要学术论文，时值1956年。要知道当时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在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国内发表的四个年头。这时候理论界都在诠释计划经济，而他要讨论经济核算、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的，也需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的。
之后在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反右倾”、“三年自然灾害”、“社教运动（即‘四清’）和“文革”，这接连不断的“折腾”，顾准的日子就没有消停过：两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干不完的脏活和累活，受不尽的歧视和侮辱，挨不完的批斗和毒打，写不完的交代和检查，妻子离婚自杀，子女断绝关系。当一个民族完全笼罩在暴政的恐惧之中噤若寒蝉，甚至已经彻底失去反思的能力的时候，他却以戴罪之身、以地狱中的思考者的姿态、以鲜血做墨水写下了深邃的文字——《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两部笔记虽然篇幅不大，但思想容量极大；虽然只是思想片段，尚未形成精巧的理论体系，但思想火花随处可见。最重要的是，他的每一点反思，背后都饱含了作者自己乃至整个民族惨痛的血与泪的教训。他读史论经谈哲学，并不是“经院式”的研究，都是紧扣中国的现实问题。例如，他研究古希腊历史，也比较研究中国历史，目的是说明中国的政治、文化无法产生民主，中国也不可能自然长入资本主义社会；他对城邦国家的直接民主和议会政治的研究，说明领土国家走的是不同的政制；他对斯巴达的“军事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的研究，说明这种理想主义就是空想；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体现了他与时俱进，指出帝国主义还有生命力，对议会制度和暴力革命提出来非主流的意见；他还指出马克思哲学是是培根和黑格尔的神妙结合，他把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后来的列宁故意掩盖黑格尔辩证法的神学的一面作了披露，点出了黑格尔的唯理主义与“革命理想主义”的哲学关联，为后来的革命领袖们随意夸大人的主观意志作用留了后门。
顾准完成这些论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个人，用全部生命写出来的东西，并非无聊文人的无病呻吟，那应该是铭刻在脑袋中，溶化在血液里的东西。”顾准是把马克思学说当作学术来研究的，而不是当作神学来顶礼膜拜的。在这个问题上他做到了如陈寅恪所说的“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我们想象一下：退回到现代迷信充斥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有这样一个“形单影只、独处斗室，以啃冷馒头、钻图书馆度日以至于死”（李慎之语）的知识分子，顶住了政治的、思想的、生存的、体质的重压，不时发出了独立而超前之想。我们会作何感想？是不是在扼腕而叹之余，也会为他同时代的有头有脸的知识名流而感到“掉价儿”？当今天“人们在问起20世纪下半期中国有没有独立的、创造性的思想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没有愧色地回答：‘我们有顾准。’”（李慎之语）
王安石之所以“不畏浮云遮望眼”，那是因为“只缘身在最高层”。顾准“不畏浮云遮望眼”，那是因为他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且“须以生死力争。”（陈寅恪语）
——写于顾准诞辰九十八周年前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