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代宗师侯宝林
我是一个不太称职的相声演员，虽然相声说得不好，但我也是相声界里的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相声界，有一位里程碑似的人物，他就是一代相声宗师——侯宝林先生。在相声界乃至整个曲艺界，他的领军人物地位是无可置疑的。
1917年，侯宝林出生在贫寒之家，一出生就被舅舅领养，一直不知道生身父母是谁，也不知道老家到底在哪里。他在4岁刚刚记事的时候，就被舅舅领到北京的侯家做养子。他只记得坐了不久的火车到了北京，为此猜想：自己可能是天津人。小时候最让他难以忘怀的，就是饥饿。尽管他的养父曾在王府里当过厨子，但社会的变迁和王府的败落，使得养父很快失业了。
8岁时，侯宝林一度得读免费的“义学”，但仅仅3个月后被迫辍学，“以拣煤核儿、卖报纸、拉水车、打粥要饭等方式，帮助家里维持生计”。为了谋生，他11岁开始学艺。初学京剧，16岁改学相声，先后拜常宝臣、朱阔泉为师，曾在北京的鼓楼和天桥一带撂地演出。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在一家纸店做过临时工，后在北京天桥新民茶社演出。1940年赴天津，与郭启儒搭挡合演对口相声，并在那里成名。其间，经常进入剧场和电台演出，往来于京津和沈阳等地行艺。亦因相声演出市场低迷，组织过北艺话剧团，演过文明戏即早期话剧。
20世纪40年代，那是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包括相声在内的民间艺人及其艺术，都被归入难登大雅的“下九流”，许多同行也甘愿把自己定位为供人笑乐的工具。但侯宝林不像一般同行只将自己当作逗人笑乐、挣钱吃饭的“欢喜虫”，也没有许多同行自作自贱、甘于沉沦、随波逐流的不良习性，更没有艺术上的因循守旧与固步自封。而是在与当时京津两地都自觉抛弃脏口的相声艺人张寿臣、马三立及常宝坤、戴少甫等的共同奋斗和交流竞争中，结合自身的天赋与优长，注入所演相声节目以新的气息，被与上述同行一道并称为享誉一时的“五档相声”。
侯宝林在当时的同行中，是新潮的、时尚的，留分头、穿西服，派头十足，乍看似乎是一个20几岁的青年人追逐潮流的趋时生活方式，细思即不难品出一个通常被人瞧不起的行当中人追求平等生活与人格尊严的别样意味。他在这一时期的相声创演，除了张扬学唱特长外，语言干净文明，台风正派清新，从而能将原来难登大雅之堂的相声表演，推进到大剧院和比较高雅的娱乐园子，以此在当时的演艺圈里抬升了相声的行业地位：由过去的最好只能排在整台演出的“倒二”位置，一跃而为可以最后“攒底”的“大轴”节目；他本人也成为当时相声界能拿“攒底”包银的第一人。
在那个中华民族遭受空前凌辱的时期，身处沦陷区、迫为亡国奴的生存现实，使侯宝林在为生存的温饱而奔波奋斗的同时，特别注重精神上的平等和对人格尊严的维护。在此期间，他曾和郭启儒于1943年编演相声节目，讽刺日伪统治下的天津能源短缺、烧煤受限，调侃澡堂子因为改烧棉花籽，所以水都不热，洗澡容易感冒，得罪了当时天津澡堂行业的恶霸，遭到一顿毒打。这种遭遇，同样是激发侯宝林追求自强和自尊，并在艺术上发奋进取、不甘人后的深层因由。
新中国的成立，不仅开启了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历史新纪元，也掀开了相声乃至整个曲艺繁荣发展的艺术新篇章。人民当家做主之后，大众开始对于健康向上的精神生活展开自觉追求。对于相声艺人来说，这是个洋溢着希望的春天般的时代，正是这样的时代脉动和历史进程，催发着相声艺术的新生。1950年1月19日，侯宝林和孙玉奎、常宝霆、全长保、佟大方、罗荣寿、高德亮、于世德、刘德智、高凤山、侯一尘诸位同行，共同发起组织了北京市曲艺公会相声改进小组，开始了对于自身艺术的推陈出新式改进。侯宝林虽然不是这个小组的创意人，但却是最为积极的响应者，并成为这个小组的核心成员和首任副组长。
在这个小组存在的短短两年半时间里，他和同行们一方面带头摒弃了一些无法在新时代再行上演的内容和格调都不好的旧相声节目，整理加工了许多新社会不宜演出的传统相声节目，并编演了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新相声节目；另一方面积极配合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于相声艺人的改造与扶持，在小组内还设立了学习股，定期协助组织同行艺人学习文化和时政知识，开展识字扫盲；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他们在有关方面的帮助配合下，主动走访新文艺工作者和专家学者，在老舍、罗常培、吴晓铃等人的热情指导下，进行相声节目的整旧和创新工作。
侯宝林还经常应邀到中南海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陈毅等进行演出的经历，更给侯宝林和他的同行们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和思想引领，大大激发了他们艺术地对待相声的文化自觉性。所有这些，都给侯宝林的思想进步和艺术自觉，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他这颗品质优良的相声艺术的“种子”最终结出丰硕而又灿烂的“果实”，奠定了无与伦比的基础，终使侯宝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相声改进运动中，剔除了旧相声的思想糟粕，净化了相声舞台的演出语言，提高了相声的审美品位，确立了相声在新时代文艺百花园中的艺术地位。
1951年，侯宝林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任曲艺服务大队副大队长；1952年担任了集体性质的北京市曲艺工作团总团长；1955年加入国营性质的中央广播文工团；1959年进入中央广播文工团说唱团（今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在后来的几年间，侯宝林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表演录制了大量的相声节目，同时还和同行一道深入工厂、农村和全国各地演出，所演多为对口相声，搭档以郭启儒和郭全宝最为默契。他培养的相声艺术传人也很多，其中以马季最负盛名。特别是主要为广播文艺编演录制相声节目的工作便利，使他借着那个年代最为先进的传播手段即广播电台，将昔日只在华北及周边地区流传的相声艺术及其影响，进一步推向了全国，也成就了他在全国范围的艺术声誉和巨大影响。
此后几十年间，他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大量相声段子，同时在海内外舞台上大显身手。此外，曾任中国曲协副主席，北京大学、辽宁大学兼职教授等职。晚年主要从事曲艺理论研究。1993年2月4日，与世长辞，享年77岁。
从1979年告别舞台到1993年去世，侯宝林将主要精力转向推动有关相声和曲艺的学术研究。不但团结带领一些对相声与曲艺有兴趣的高校青年教师如薛宝琨、汪景寿和李万鹏等开展专题研究，合作编写出版了《侯宝林谈相声》、《曲艺概论》、《相声艺术论集》和《相声溯源》等著述，填补了相声史论及曲艺基础理论研究的诸多空白；而且受聘担任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客座教授，面向青年学子讲授有关曲艺史论的专门知识；同时，推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组建曲艺研究所并一度担任筹备组组长。作为蜚声中外的相声大家和中国曲协副主席，他晚年的这些努力，对于全面促进曲艺的学术研究工作，无疑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侯宝林一生演出过的相声节目约300个。其中世所公认的代表性节目，就有《戏剧杂谈》、《卖布头》、《戏迷》、《醉酒》、《改行》、《戏剧与方言》、《关公战秦琼》、《夜行记》、《婚姻与迷信》、《学越剧》、《学大鼓》、《武松打虎》、《买佛龛》和《抬扛》等十几个。他在相声表演上的风格特色，主要体现为台风儒雅、语言洗炼、摹学传神。台风儒雅，主要是指作派大方，有学者风度；语言洗炼，主要是指定词说表，惜墨如金；摹学传神，则专指他摹学戏曲与方言时，能把握所学对象的神髓并艺术地加以再现。这些风格表现在其所演相声的文学脚本上，主要是采用第三人称说表的杂文体式，内容表达天马行空、随手拈来，而又形散神聚、主题鲜明，融知识性、趣味性与思想性于一炉。听着信息量大，思想锋芒强，谈古论今，纵横捭阖，大气磅礴，炉火纯青。
从而与他同时代的大师级同行马三立那台风亲切、口风随和、题材寻常、语言平实、结构简单却隽永幽默的风格恰成鲜明的对照：即从所演的文学脚本上看，马三立的相声主要是以第一人称“我”的虚拟口吻来叙述故事、刻画人物。如果说侯宝林的相声表演是思想的聚光灯，能使知识的义理轻松阐发，让丑恶的事物无处藏身的话；马三立的相声表演则犹如空气和水，在不经意或不知觉中荡涤污秽、化解迷茫。一个是外科手术式的指点剔抉，一个则如汤药下肚式的温和通脱。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侯宝林是嘲笑式的，马三立是自嘲式的；在艺术表现的姿态上，侯宝林显示的是“世事洞明皆学问”的宏阔，马三立则体现着“人情练达即文章”的深到；在思想展示的类型上，侯宝林是文人学者式的挥洒，马三立是市民大众化的温婉；在审美的风格趋向上，侯宝林文雅而华丽，马三立通俗而质朴；在创演的价值旨归上，侯宝林以革新意识注入相声清新刚健的时代意蕴，偏于写意；马三立则以传统精神演绎着无处不在的平民心态与生活风情，长于写实。
由相声艺术的发展历史去看，侯宝林是继张寿臣之后，较早想使相声摆脱自然和自流发展状态，自觉走向高格追求的重要艺术家之一。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0多年时间里，不仅团结相声界同行，经过艰苦卓绝的艺术劳作，使相声这种旧时代主要通过逗人笑乐来谋取生计的“玩意儿”，真正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人无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都非常喜爱的曲艺表演形式；而且还带领一批学术理论工作者，筚路蓝缕，开拓进取，推动了相声乃至整个曲艺的基础史论研究，填补了一些学术空白。
从20世纪40年代初期于天津成名之际，侯宝林就开始有意识地远离旧相声一些低俗弊端，注重净化相声语言，倡导并标举“文明相声”的实践轨迹去看，他在真正走上艺术之路的开端，就具有比较自觉的意识和高格追求的情怀，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当然，艺术的高格追求不能脱离受众需要的客观实际，但怎样服务受众又不迁就受众，同时积极地引导和提高受众，才是艺术自觉的真正要义。侯宝林十分清楚其中的关系，所以直到临终他都把观众敬称为衣食父母，奉观众为决定自己身家性命的真正的上帝，但他尽力不为“讨好”观众降低自身的艺术品位与人格尊严，较少为了挣钱糊口而低声下气或者媚俗迎合。他很热爱观众，但绝不简单一般地去“满足”观众。他把相声艺术看得非常神圣，也把相声的表演和欣赏看得非常神圣，更把自己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看得非常神圣。
侯宝林先生对相声的创演一直追求严谨仔细和严肃认真。他表演的相声节目，也都是经过反复打磨和千锤百炼的，在主题立意、“包袱”运用、语言技巧和舞台表演等方面，呈现着健康向上、清新儒雅、蕴藉有机和一丝不苟的风范，没有粗制滥造，没有凑合将就，也没有轻佻耍闹，从而与许多仅仅为了博人一笑而甘愿粗俗、庸俗、低俗乃至恶俗的所谓相声创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截然区别开来。于此树起了他的大师风范，铸就了他的大师品格。
侯大师，您是我们的榜样，作为相声的后来人和继承者，我们永远缅怀您，向您学习，向您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