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袁世凯楷书信札
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亭（又作慰庭），号容庵，汉族，河南项城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曾是北洋军阀的领导人，在辛亥革命，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在位期间积极发展实业，统一币制，创立近代化司法和教育制度。但后来在杨度等立宪人士的鼓惑下复辟称帝被推翻。
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一个世代官宦的家族。父祖多为地方名流。袁家在清道光年间开始兴盛，袁世凯的从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运总督，也是淮军重要将领，为其家族成员对袁世凯的思想境界有深刻影响。
叔祖袁甲三曾督办安徽团练，累官至漕运总督。父袁保中系地方名绅。叔父袁保庆曾在甲三军中带兵，官至江南盐巡道。
袁世凯自幼过继保庆为嗣子，少年时随嗣父先后到济南、南京等地读书。保庆死后，复随甲三子、户部侍郎袁保恒至北京就读。1876年（光绪二年）和1879年，袁世凯两次乡试都未考中，遂决计弃文就武。1881年5月，袁世凯至山东登州，投靠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任“庆军”营务处会办。吴长庆为淮军统领，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
袁世凯于清季投身行伍，襄赞洋务运动及新政，自道员、督抚累升，至入值军机，内阁总理大臣。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经南北议和，就任首任大总统，1916年初袁世凯背叛民国复辟帝制，名洪宪皇帝。激起了全国民众的讨伐之声，在爱国将领蔡锷的领导下，滇军组成护国军北上讨袁，各省相继宣布独立，一致拥护共和。３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６月郁郁而亡。
袁世凯是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有功之人。袁世凯从1903年起在中国搞军事现代化，在华北组建了6个师的新军，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他先后雇佣了德国、日本的教官，并且办了步、炮、骑、工兵，甚至设立了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北洋系军事人才济济，有5个先后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或总理。袁世凯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巡警制度的人。
1900年以前，中国的城市里没有巡警，维持治安由驻防军或衙役负责。租界出现以后，中国人看到西方的警察。1902年，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期间，在直隶省城保定建立了巡警总局和分局，并参照外国拟定了中国最早的《警务章程》。1905年，清廷在北京、天津也建立了巡警制度，4年后，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了巡警。直隶总督任上，袁世凯推行新政的主要成绩是支持创办实业、发展商业，地点主要在天津。1900年以前，天津民族资本企业不过四五家，袁世凯重用周学熙，创办直隶工艺总局，几年后发展到一边办厂，一边办相关学堂，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的实业中心，其中机器造纸、织造、电灯、自来水、烟草企业，特别是年产水泥20万桶的启新洋灰公司，都是全国规模最大的。
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一个国际性的实业博览会)上，参观了直隶馆的实业家张謇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袁世凯确能干事，此人与别人毕竟不同，在工业上尤有擅长过人之处，远远胜过了江苏。”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创办的各式新式学堂不下几十所，除了小学、中学、大学，还包括专科、技术、师范、医学、政治、军事等多种学堂。1905年，他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他出面筹钱，资金很快到位，进口的钢轨、枕木、机器、器材还都免了税；他任命当年的“留美幼童”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办路务。这段铁路虽然只有170多里长，但途经居雍关、八达岭，地形复杂、工程难度高。两年后，袁世凯奏请朝廷任命詹天佑出任汉粤川铁路总办。此外，新易铁路、中国和比利时合资建成的芦汉铁路，都有袁世凯的功劳。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在“节制资本”思想的影响下，反对保护私有财产，而北京临时政府提出“保护私产”、“经营自由”。财产私有，主要表现在“土地私有”，当时大批旗人变相出卖土地，许多封建官地和公田转到私人手里。譬如，从1910年至1929年，黑龙江省95%的土地归私人所有。
现在公认，民国初年有一个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期”。一方面，它是“一战”造成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袁世凯的近代化意识和对外开放，“黄金期”不可能形成。学者苏全有认为，袁世凯的对外开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自开通商业“特区”，扩大开放范围；二是引进外资，尤其注重侨资。
北京民国政府解除了呈请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从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新开的工厂为4000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袁世凯自己更是新式工业的直接投资者和参与者，他投资了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并拥有股票。史学唐德刚曾断言：尽管有私利交织其间，但袁世凯在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路上确实做了很多实事，比孙中山做得多。
以往对于袁世凯的历史评价一般以负面居多，但是这些负面评价是否公允也被质疑。
袁世凯有任事之才、治军之能，实为清末一务实干练的能臣，自小站练兵至接掌北洋，还有他建新学的学校，主张废科举，引进西方学说，又成立一支警察部队，令中国军警分离。袁世凯对中国的军事和工业化，有很大的贡献。
然而袁氏当国时期，为巩固个人独裁权力，不守约法、解散过国会，使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失去在制度下健康发展的机会。但也有人认为民智未启的当时中国，选举要达到目的需要人民素质的提高，在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袁世凯宁可压缩军队，也要推广全部免费的国民学校，即四年制初级小学。他反复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凡一国之盛衰强弱，视民德民智民力之进退为衡。而欲此三者程度日增，则必注重于国民教育。”他还批准了一个试验计划，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对成人进行识字教育。有人指袁世凯是暗杀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的元凶，但实际元凶可能是其他人；而无论袁本人是否曾授意杀宋，此事成为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讨袁的引爆点，结果造成了中国的南北分裂。
1915年袁世凯在日本外交压力下，接受了形同干涉中国内政的“二十一条”要求中部分条款，使其政绩蒙上污点。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在东亚地区因欧战爆发而陷入国际权力真空之际，面对日本一国独强的巨大压力，袁世凯及北洋政府对于抵抗日方二十一条要求，实已尽最大之努力，以此深非似欠公允。
嗣候袁氏违背民国公意，称帝登基，遭到全国反对，至此袁氏之威望彻底破产。称帝之举堪称袁氏政治生涯中所犯之最大错误，虽然是君主立宪制度的尝试。
有人认为，袁氏是一个投机分子。在光绪帝委以大任时，他却投靠慈禧太后一党。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掌握了清廷军事大权，本应平定革命的他，反过来为自己的利益，支持革命迫使清帝退位而得任民国总统。这全是选有利益的一方投靠的行为。但也有人认为袁世凯是推翻满清的功臣，晚清他主张立宪就从制度上瓦解了清朝贵族权力，后来直接逼宫，清帝退位，中国当时避免了南北分裂的局面，袁世凯本人堪称中国的拿破仑或华盛顿。另外，袁世凯时期对教授和知识分子充分尊重，人民生活基本安康，舆论也比较自由，反袁言论在报纸照样发行。而袁世凯去世后，无人具有足够能力稳的住中国的统一局面，中国陷入了几十年军阀混战状态。 
袁世凯的自挽联：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杨度挽袁世凯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黎元洪挽袁世凯联：
华夏日重光，回思缔造艰难，亿兆生灵应感泣
勋名天不朽，太息受终危急，万几擘画失师赀
冯国璋挽袁世凯联：
为天下痛，更哭其私，一柱存亡关气运
如四时行，成功者退，千秋华夏仰威灵
袁世凯复辟称帝老照片
延伸阅读（一）
13次密谈孙中山为何“让位”于袁世凯？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将政权拱手让出，是关系辛亥革命成败的重大事件。革命党人的软弱妥协、袁世凯采用又拉又打的两面派手段、帝国主义国家对袁世凯的大力支持，这三者是“让位”的重要原因。应该说，“让位”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归咎于孙中山个人的失策是不公允的。
谁也没有料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1912年4月1日刚刚诞生，任临时大总统才3个月的孙中山却被解除了职务，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共和国的创始人孙中山让位于清王朝旧臣、帝国主义走狗袁世凯，这是关系辛亥革命成败的重大事件。
南京政府的腰杆不硬
19世纪末，清王朝像一艘千疮百孔、日渐下沉的破船，随时都将被革命的怒涛所吞没。
清王朝的末日，终于来到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楚望台的枪声一响，革命的烽火很快燃遍全国，形成燎原之势。统治中国268年的清政府在熊熊烈火中迅速地倒塌下去，“中华民国”在一片欣喜若狂的欢呼声中诞生。
可是，透过表面上那派热烈景象，冷静地观察和思考一下，不难发现，在它背后却存在着严重的危机。革命刚开始取得胜利，革命营垒内部便已呈现出一派分崩离析的现象。当时，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十分软弱无力，它的核心力量——同盟会政治理论上非常幼稚，组织上也松散庞杂；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都缺乏深刻的本质认识；他们同广大下层劳动群众的严重脱离，使他们在异常强大的反动势力面前感到自身缺乏力量；而地主阶级反动势力以及反对派的力量却非常强大，虚伪狡猾、拥有实权的袁世凯成了反动势力的核心力量。孙中山的“让位”就是在这样的阶级力量对比下酿成的。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北部哥罗拉多州进行筹募革命经费的工作。他经过再三考虑，认为自己当前的主要工作，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他希望通过外交活动，断绝清政府的后援，来一个釜底抽薪。结果，他没有立即回国。这一着棋孙中山没有走好，他没有及时给革命党人以具体领导，也没有考虑革命政权如何建设。他在国外时，就已经听到一种舆论，即如果争取到袁世凯拥护共和制度，可以让袁出任民国总统。孙中山原来对袁世凯的印象并不怎么好，觉得此人“狡猾善变”，不太靠得住。但他又希望避免流血，尽早实现革命目标，只要推翻清政府，废除帝制，即使是袁世凯出来当总统，也未尝不可。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国外归来，面对着第一次各省都督代表会议通过的“若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这样的决议，他不得不承认这个既成事实。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主张“让位”的空气仍然笼罩着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身边的一些重要人物，如黄兴、汪精卫、胡汉民等人，都表示赞成让位。汪精卫曾行刺摄政王被捕而没有砍头，袁世凯在暗中进行了一些活动，所以汪精卫从清朝监狱出来后，立即主张“南北议和”，并派人到武汉说服黎元洪和黄兴拥戴袁世凯为大总统。汪精卫甚至讽刺孙中山说：“你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的职位吗？”革命党人的二号人物、担任临时政府陆军总长的黄兴，对袁既有顾虑，又存幻想。黄兴说，袁世凯是一个奸猾狡诈、胆大妄为的人，如能满足他的欲望，他可以帮助我们推翻清朝；否则，他也可以像曾国藩替清朝出力搞垮太平天国一样来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朝，我们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几年，可以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好吗？
黄兴的这种看法，在当时革命党人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也完全符合当时孙中山的思想实际。孙中山认为清政府统治的结束就是革命的成功，而随着革命的成功就会到来一个政治民主和工商业繁荣的好时代。他只求民国的招牌早早挂起，革命的形势早早结束，好让他在“安定的秩序”下完成自己的实业救国理想。
综上所述，应该说，“让位”是包括孙中山本人在内的大多数革命党人的意见。“让位”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归咎于孙中山个人的失策是不公允的。
孙中山是很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他后来终于认识到把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他沉痛地写道：“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它的政治后果正像在俄国如果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弗兰格尔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宁而就会发生的一样。”宋庆龄也曾问过孙中山，他为什么在南京要辞去总统职位，孙中山告诉宋庆龄说，我没有革命军队，也没有革命的干部。孙中山很后悔，没有把他认为最爱国、最可靠的中国海员组织起来。
袁世凯的阴险狡诈
革命党人面临的对手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此人的社会政治经验远比那些年轻而天真的革命党人丰富得多。袁世凯原是北洋军阀的首领。辛亥革命时，他受命为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掌握军政大权，成为中外反动派所倚重的实力人物。袁世凯在耍弄阴谋诡计方面是颇为能干的。武昌起义的隆隆炮声，把这个身着布衣、头戴笠帽、假意在老家河南彰德小溪边垂钓的袁世凯惊动了。他一手提着钓竿，一面在苦苦思索着对付革命的办法。他知道清朝的垮台已无法拯救，而革命火焰也无法用武力来扑灭。于是，他便采取又打又拉软硬兼施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他用一只拳头来打倒清朝政府，而用另一只拳头来对付临时政府。他用来打倒清朝政府的武器是“革命”，他用来打倒革命民主派的武器是“统一”。“议和”，就是袁世凯施展又打又拉的产物。
1912年8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孙中山与袁世凯进行了13次会谈，每次都从下午继续到深夜。对于孙中山提出的每一项主张，袁几乎无不表示同意。其中有些问题，如“耕者有其田”，纯粹是为了骗取孙中山的信任，而随声附和的。
袁世凯口头上虽然一再表示效忠共和，暗中策划的却是如何尽快恢复旧的社会秩序，区别只在于以他的统治代替清朝的统治。革命党人谈论的那些振兴实业、政党内阁、议会政治等等，同袁世凯所想的完全是南辕北辙。
对于袁世凯的阴险奸诈，金冲及先生在《民初同盟会人的几种社会政治方案》一文中作了如下的描述：
袁世凯深深懂得：什么时候需要克制，甚至可以换出一副面容来同革命派周旋；什么时候可以突然翻脸，冷不防地断然下手。他也完全懂得：在他的准备过程中，对革命党人的所作所为，哪些是可以暂时容忍的，如让孙中山去提倡10年内建20万里铁路，甚至让国民党一时在国会中取得多数席位；哪些是不能退让的，如政府南迁以及让国民党人担任陆军总长或直隶都督等；还有哪些是必须尽快削弱或铲除的，如利用财政等各种手段，逼迫南方裁军，逼迫黄兴辞去南京留守等。 在革命党人中，认真考虑过革命后如何保持革命政权的人是不多的。宋教仁可算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宋教仁因力主组织强大政党和夺取议会中多数席位这两件大事而深为袁世凯所忌恨。袁表面上装得毫不在乎。一旦他准备好了，立刻就毫不留情地下手，派人暗杀宋教仁，下令罢免国民党在南方的三都督，并且公然以嘲弄和恫吓的口吻说：“现在看透孙（中山）、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不久，袁对各地的革命党人进行惨无人道的搜捕和屠杀。
鲁迅先生鉴于这种惨痛的教训，深刻地指出：“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以为他真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了革命家了，于是引以为同调，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扶上总统的宝位上去。”（《〈杀错了人〉异议》）
帝国主义对袁世凯的支持
“让位”是由各种复杂因素所造成的，帝国主义对袁的支持则是其决定因素。当时大多数革命党人并不认识帝国主义真面目，以为中国的积弱只是因为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只要把它推翻了，中国就会逐步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甚至天真地认为他们既是资产阶级革命，是以西方为榜样的，可能会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所以革命起来后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动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他们在对外宣言中，宣布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间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偿付赔款和外债，企图以此来换取帝国主义对革命的同情和对革命政府的承认，只要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中国的根本问题便可解决。这当然是革命党人的一厢情愿！
帝国主义看中的却是袁世凯，把他作为自己在中国的代理人，对袁竭力支持，而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英、美、德、日各国军舰驶进长江，耀武扬威，俄国军队集结于我东北北部，日本军队在我国东北南部、内蒙东部蠢蠢欲动；外交上，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舆论上，帝国主义报纸颠倒黑白，对革命派横加指责；财政上，帝国主义加紧对南京政府实行经济封锁，海关税收分文不给，致使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十分困难。
1911年12月20日举行的“南北议和”的过程，也就是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席位的过程。这个“议和”一开始就是袁世凯与英国公使朱尔典约同德、日、俄、美五国代表密商后、由英驻汉口总领事传话，向各省都督代表提出来的。帝国主义不仅在整个议和过程中为袁世凯密谋策划，而且公开告诉革命党人，只有让袁世凯当选大总统才能得到他们的认可。为了避免帝国主义的干涉，革命党人自然只有赶紧让袁世凯出来做总统，以便尽快结束“战乱”。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将政权拱手让出，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给革命造成极大的危害。孙中山在“让位”的过程中对袁世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斗争，虽然不是无益的，但所采取的防范袁世凯危害民国的措施，则无济于事。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被袁世凯所窃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又在中国开始建立起来，“中华民国”成了一块空招牌。
（佚名）
袁世凯甲午（1894年）作书法对联尺寸：124×30cm×2
延伸阅读（二）
袁世凯称帝是全民推举？
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发表后，袁世凯也颇有震动，因而帝制运动的急行军也就不免为之刹车。
1915年9月1日，正当参政院要讨论那些堆积如山的国体更改请愿书时，袁总统却突然派出政事堂左丞杨士琦来到参政院，帝制派人物还以为袁总统亲自派人前来支持，在杨左丞发言前，几乎将巴掌都给拍红了。不料杨左丞掏出大总统的一纸宣言书，待到恭恭敬敬的捧读后，大概意思却是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更改国体不合时宜；国民请愿须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云云，这下很是给帝制人物浇了一瓢凉水。
参政院院长黎元洪这天却是到会的，他接过杨左丞的话头说：大总统的宣言书，确为至理，没想到梁士诒未等理字话音落下，便起立大声说道：大总统的意思，无非是要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现在国民请愿，民意却是趋向君宪，本院主张，也应当尊重民意呢。
黎院长被他这么一抢白，正待反驳，底下的帝制派人士们却使劲拍起掌来，震响全院，窘得那黎院长也只好默默退回原座，继续做他的黎菩萨。后来参政院再开会，他也就称病不往了。
其实呢，袁总统的这个宣言书是话中有话，你想他也不是傻子，梁士诒等人搞的这些请愿把戏他能不知？因而此等请愿只能做个序幕，不能当成正戏。倘若非要搞拥戴，那正戏就应该是多数国民之公意，那就应该召集国民会议，以示名正言顺。再说了，袁世凯当年在逼迫清帝退位和要挟革命党人时也是以国民公议为借口，如今要从总统制退回到帝制，他也得以国民会议的手段来消除他的道德歉疚呢。
再直白点说，搞请愿拥戴的方法有失妥当，但如果经过国民会议或国民代表大会之类机构加以公决，那本大总统是可以考虑加冕称帝滴。
等到梁士诒等人摸透了袁总统的心思，那帝制运动又继续鼓喝前进了，参政院也很快制定出国民代表选举办法，袁总统也就半推半就，同意在10月20日开始国民选举，并将选举办法发各省操办。为加速帝制进程，国民代表直接在各省投票决定国体，无需来北京召开国民会议。
按说之前也搞过几次选举了，各地应但积累了不少经验，但这次的选举办法却与以往大不相同，因为这些国民代表大都是已经指定，首先在京的军政人员便占了一大部分，这些人当然都是拥袁的，不过这次是按照他们的籍贯分回各省去投票。至于那些给各省留出的名额，也是由各省将军、巡按使来决定，方法便是每个县官推选一个选举人前往本身指定的场所报道，而在投票前，办事人员都会先招待选举人，试探下他们对帝制的态度，如果碰到支支吾吾、不明确表态或者干脆就反对的，随后便有密令给原县官，指斥他办事不力，并限令重新推举选举人。
在如此方法下，终于在全国范围内选出1993名国民代表，而在各省的投票日，在各省将军和巡按使的监督下，各省代表进行记名投票。在此之前，选票上早已印着君主立宪四个大字，代表们只需在下面空白处写上同意或者反对二字，然后签上自己的大名，便可投票了。
在投票之前，每名代表都收到五百大洋的川资和公费，加上又是记名投票，谁要乱写保准吃不了兜着走，于是投票结果可想而知：1993张选票都清清楚楚、工工整整的写着同意二字。
在随后的皇帝选举中，程序也与国体投票完全一样，只不过选票上印着选举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之皇帝传之万世的字样，也是写上同意或者反对，然后签名投票。
最终的投票结果是壮观的，全国1993名国民代表，赞成帝制并恭戴袁世凯为皇帝的票数一张不少，整整1993张，既没有一张废票，也没有一张反对派。后来者的选举舞弊和这次完美的选举想比，简直就不值一提。
喜剧既然开场，想收脚已经来不及了。1915年12月11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召集各参政开会，在审查了国民代表的投票情况后，参政院决定以全国总代表的名义上推戴书，拥立袁总统为中华帝国之皇帝。那秘书厅的秘书员早已是胸有成竹，不消十分钟便拟就了八九百字的劝进书，一气呵成，通过也就不在话下。
当天下午，当参政院将劝进书的大红喜报送到总统府时，袁总统尽管已是心花怒放，却还得要效仿下先贤的三揖三让，以示谦恭。在第一份劝进书被退回后，参政院也不气馁，随后又命秘书厅重新拟定一份拥戴书。令人吃惊的是，秘书厅的秘书员竟然在十五分钟内拟就一份2600字的新劝进书，倘若不是提前准备，定是无可匹敌的超级大才子。
本来三揖三让应该是三道程序，但不知何故，袁总统竟然省去了中间第二道，在第二次拥戴书送来后的次日便急吼吼的加以接受，实在是让参政院的大人们觉得意犹未尽——第三份劝进书还没来得及写呢。至此，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帝制派终于是大功告成了。
在承认帝制后，袁克定催促老头子赶紧举行登基大典，以免夜长梦多，但袁世凯认为登基仪式事关重大，应当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挑个良辰吉日，也好从容筹备，免得届时仓促行事，有失体面。随后，袁世凯便任命朱启钤为大典筹备处主任，并准备在1916年1月1日正式登基。
在正式登基之前，袁世凯决定先举行了一次百官朝贺会，并让袁克定挑个好日子。袁克定急不可耐，说：就明天，12月13日就是个好日子！13在西方社会中可不是什么好日子，12月13日更是后来南京大屠杀的开始。倒是这个袁克定真够十三的。
12月13日上午，袁世凯在中南海举行百官朝贺会。由于时间仓促，事前也没有做什么准备，前来朝贺的官员只包括在京的官员，地方大员们都没有参加。更滑稽的是，这次朝拜也没有统一服装，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则身着西装礼服，武官更是戎装入贺，而有的闲职人员干脆穿着便服就来了。
仪式由袁皇上的御干儿段芝贵主持，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皇上竟然命朝贺时行三鞠躬礼，他想象中的三叩九拜竟然无从施展。9点整，在四名武官的引导下，袁世凯身着大元帅戎装来到居仁堂，而不是大家所猜想的那身价值百万的龙衮服和皇冠。这一天，袁世凯甚至连帽子都没有戴（因为他素来讨厌那顶插羽毛的元帅军帽），反衬得他那大脑袋油光锃亮，仿佛紫气东来，洪福齐天。
尽管文武百官已经分成班次，但由于那御干儿段芝贵是个武人，也不懂得什么司仪的规矩，还没有等袁皇上就座，他自己抢先拜了下去，而旁人也因无人指挥，参拜时乱七八糟，有鞠躬的，有下拜的，也有喊皇帝万岁的，参差不齐，反弄得袁皇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踌躇半天，只是左手扶着御座龙椅，右手还手掌向上，频频向鞠躬叩拜者点头示意；遇到年长位高的，袁皇上还上前搀扶，以示谦逊。
朝贺仪式结束后，袁皇上便让大家散去，各自回去上班，就连筵席都没有请大家吃一顿。等大家走出居仁堂后，这才回过神来：这朝贺仪式也未免太简陋、太节约型社会了吧！就跟平常一样，好像是关门做皇帝，偷偷摸摸、见不得人似的。这算怎么个回事嘛？一直热心于此事的帝制派人物对主持仪式的御干儿段芝贵很不满意，由于没有过足瘾，这帮人见了那御干儿几乎就要老拳相加了。
不管怎么说，袁世凯虽然没有举行登基仪式，但也算皇帝即位了。新朝嘛，自然得有点新气象，譬如觐见礼就由跪拜改成鞠躬，也算是一大进步，想当年，大清王朝为了这个问题和列强们死掐，弄到最后连圆明园也给人家烧了。另外，按照外臣有贺长雄的意见，宫中永远废除太监制度和宫女制度，改设女官，也算是与之前的王朝划清界限。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都要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这牺牲祭品变不变倒无关紧要，国都也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因此徙居处也就大可不必；但在改正朔上还是需要做下文章的，那就是在1916年后废民国五年而改行洪宪元年，历法也改用《洪宪元年历书》；至于易服色，按今文经学的夏黑商白周赤的三统循环理论，洪宪王朝应崇尚红色，因而登基三大殿的廊柱都要刷成红色，瓦也要换成红瓦，以示喜庆。
除此之外，皇帝登基得对有功之臣封王赏爵，好处均沾，但这里也遇到了一点小问题，那就是之前的故人旧友，袁皇上也不好意思让他们称臣，于是便想出列入旧侣（计有载沣、奕劻、世续、那桐、锡良等数人，均为前清王公或者名督）、故友（计有徐世昌、赵尔巽、张謇、李经羲，即后来的嵩山四友）、耆硕（王闿运、马相伯等）三类，这些人可以享受不臣之礼。
至于其他的公、侯、伯、子、男（分三等），那受封的人就多了，大凡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以上人等，见者有份，一口气就封了128个，就连已故的前国务总理赵秉钧也追封了一等公。
在这欢快的日子里，也有不和谐音，譬如朝贺仪式上，前陆军总长、老部下段祺瑞和前副总统黎元洪（袁世凯做了皇帝，黎副总统当然就成了前副总统）就不曾前来，而这次封爵中，段祺瑞也是榜上无名，这是何故，留待下文再叙。
先说黎元洪。黎元洪在前清的时候只是个协统，按官阶来说比袁世凯差了好几个档次，他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被迫出任湖北都督，不过反走了狗屎运，由此顺风顺水，当上了民国副总统。对于这么个人物，袁皇上原本是看不起的（他的部将中随便抓一个也比黎元洪地位高啊），但考虑到黎元洪毕竟在副总统的位置上，也不好对他太苛。
在称帝后，袁皇上决定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并派人将做好的亲王服给黎亲王送去，但这个前副总统却很有骨气，屡加拒绝，就是不肯接受，惹得前去送衣的步军统领江朝宗几乎要打上门去，但袁皇上却命暂且姑息，黎元洪也就闭门不出（袁世凯称帝前，黎元洪已经搬出瀛台），在家苦练书法。
黎副总统拒受册封的事很快传遍了整个京城，一首童谣也不胫而走：
好江山，做不牢；好江山，做不牢；亲王奉送没人要！
袁世凯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