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大器晚成的左宗棠:一位激情无限的狂人

左宗棠个人简历:













(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号湘上农人,清朝大臣,著名湘军将领。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Z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

左宗棠少时屡试不第,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竟因此成为清朝后期著名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

中国晚清军政重臣,湘军统帅之一,洋务派首领。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 1832年(道光十二年)中举。1851年(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起义后,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为抗拒太平军多所筹划。为抓住展示才能的时机,他经常为一件小事而与人大吵大闹;在当上巡抚,官及三品时,脾气却越来越小。“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飞黄腾达之日,不被人嫉。”这句著名的话就是他说的。1856年,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之功,命以兵部郎中用。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在湖南招募5000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1862年(同治元年 ) ,组成中法混合军 ,称常捷军 ,并扩充中英混合军,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升闽浙总督。1864 年 3月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论功 ,封一等恪靖伯 。旋奉命率军入江西、福建追击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至 1866 年2月攻灭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县)。Z压太平天国后,倡议减兵并饷,加给练兵 。1865年升任闽浙总督。1866 年上疏奏请设局监造轮船,获准试行,即于福州马尾择址办船厂,派员出国购买机器、船槽,并创办求是堂艺局(又称船政学堂),培养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旋改任陕甘总督 ,推 荐原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一年后,福州船政局(又称马尾船政局)正式开工,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1867年,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军入陕西攻剿西捻军和西北反清回民军,Z压了陕甘回民起义。并助胡雪岩拿到了象征着慈禧太后近臣的黄马褂。却终因胡雪岩满门抄斩而身败名裂,也因李鸿章的Z压而无能为力。但总的来说,他还是为晚清付出了巨大的贡献!

左宗棠是晚清政坛的一支奇军,他本来是一个点背的人,四五十岁了都还没考上进士,这样就进不了官场核心,让他很郁闷。但是牛人自然都是有办法的,他的发迹来源于一句著名的广告词:“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一句词儿太牛了,让左宗棠名声鹊起,成为大家都期待的神奇人物。所以,广告宣传包装是多么重要。好的产品再加上经典的广告创意,销售神话就是这么创造出来的。左宗棠的辉煌来源于对新疆的收复,这一点也体现了左宗棠的精明,因为当时占据新疆的是阿古柏为首的土匪,虽然后面有俄国的支持,但毕竟是土匪出身,乌合之众。击败他们是理所当然。

舌底下的生死两重天

“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句话相当有名气也相当夸张。我们的先人总喜欢用夸张的语言来表达对人才的尊敬,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一个没有正常的合理的用人制度的国家,想要说服领导起用某人,不把他夸得像朵花儿似的怎么能行,况且,这个人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快要掉脑袋啦!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咸丰九年(1859)发生了“樊燮构陷事件”,差点使左宗棠成了反腐斗争中的牺牲品。

樊燮,这个名字简短而繁琐的家伙是湖北人,咸丰时代的湖南总兵。这个人生活作风有问题,涉贪涉黄涉黑,造成了极坏的群众影响。

咸丰八年,巡抚骆秉章恨死这颗老鼠屎了,在北京开会时就检举了他,说他贪污公款、超标用车,等等。朝廷一听,马上派纪检人员到湖南调查樊燮,最后查明搂了公款银960余两、钱3360余串,此外还动用不少谷米。按说这本属于五万元以内的小case,警告一下就完事了,但是此人太蠢,钱没搂多少,动静却搞得大大的。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影响极坏。办案的决定修理他,就地开除公职了。但他不服,向上级机关提起行政复议,将矛头指向了左宗棠!

按理说樊燮的敌人是骆秉章,他怎么会把矛头对准左宗棠呢?难道他真有这么聪明,知道骆秉章全靠左宗棠支持危局,要断其肱骨?他当然没这IQ。原来几个月前,永州知府黄文琛因公去岳州,适逢巡抚骆秉章正在岳州巡视,黄文琛便前往汇报工作,将永州地方的各种弊端一一禀报。随后这事被樊燮知道了,他做贼心虚,认为黄文琛必在巡抚面前告了他的状,就与其幕僚魏龙怀商量对策。魏为他出主意说,巡抚衙门的幕僚左宗棠,只是个举人,骆巡抚对之却宠信有加,委之以大事,何不先去见他,请他帮助疏通一下。樊一听,觉得有理,便依计而行,前往长沙。

《左宗棠像》左宗棠听到总兵来了,自得接见。但他心性耿直,恃才傲物,非常狂放,对这位总兵大人的那档子破事儿早有所闻。而樊燮出身枪杆子,对笔杆子并不放在心上,故见面时只是拱了手,没有按礼请安。左宗棠就骂骂咧咧地说: “到我这里的武官,大大小小,都得请安,你怎么搞的?”樊燮一听,也怒了:“朝廷体制,没有武官见师爷请安的规矩,我是二品大员,更没这个习惯!”于是,两人就对骂起来。左宗棠一怒之下,让樊燮滚出去。樊燮怀恨在心,一直寻找机会图谋报复。左宗棠也算祸从口出。别人来求他办事,他打打太极拳就行了。很多时候,办不办事不重要,关键面子要给足了。(这一点,他和他的同乡好友胡林翼大不一样,如果左宗棠能向胡林翼那样,说不定他和曾国藩、李鸿章的配合会好些,有些事情的结局可能就会不一样了。这是后话。)

左宗棠为人处世的弱点,是与性格有直接关系的。他是个典型的湖南人,多血质。可左宗棠不仅心里血性,嘴巴也很血性,什么话都敢讲,这搁近代民Z社会,不是什么坏事,反而是很有个性的表现,就像那位意大利总理(AC米兰的的大老板)一样。可是在当时,这是个非常要命的缺点,使他树敌颇多,也使他办起事来处处为难。

樊燮只好去找湖南布政使文格求助。文格是满人,这几年,骆秉章、左宗棠声势浩大的反腐败,洗了他的牌,他早就一肚子火了。果然,两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文格就唆使樊燮向湖广总督官文诬谄骆、左。

樊燮便以幕僚越权干政为由控告左宗棠,并指控左为“劣幕”。同时,他又在中央都察院状告黄文琛与左宗棠,说黄、左通同G结陷害他。

湖广总督官文,出自满族贵族。他向来看不起汉族官僚,专横武断,曾因骆秉章对他不太顺从而暗中忌恨,并迁怒于骆所器重的左宗棠。因此,在接到樊燮的禀帖之后,立即上奏朝廷。咸丰皇帝览奏后,下旨查办此事,将本案交官文审办,并批示:“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

骆秉章一看情况不好,马上上折子,陈述冤情,而官文是铁了心地要整左宗棠了,在奉旨之后马上要召左宗棠前往武昌,当场讯问。

由于此案事关重大,两湖官员,除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胡为左宗棠之世交好友)为之极力周旋外,都不敢出面调解。两年后,左宗棠在家信中回忆:“官相因樊燮事欲行构陷之计,其时诸公无敢一言诵其冤者。”可知当时情态如何紧急。

这时,肃顺听说了这件事。肃顺这个人,比较开明,虽是满人,但对汉人并不歧视,是最早主张起用汉人的满族大臣。湘军的兴起,胡林翼、曾国藩的被重用,都得力于他的极力支持。他的幕府中,也有许多汉人智囊团。肃顺看到朝廷密旨后,告诉了参谋郭嵩焘。郭嵩焘听后非常着急,因自己与左宗棠是老乡啊,但又不便出面讲话,乃请人向肃顺求救。肃顺表示:“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当时,郭嵩焘与侍读学士潘祖荫同值南书房,便请潘出面讲话。于是潘祖荫连上三疏,力陈其冤,他说:“楚南一军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此天下所共见,而久在我圣明洞鉴中也……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

潘祖荫的三次上疏,使案情迅速扭转。其时,胡林翼也上奏《敬举贤才力图补救》一疏,称左宗棠“精熟方舆,晓畅兵略”,但“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为左辩驳。咸丰帝见到这些奏折,果然问肃顺:“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长军旅,自当弃瑕录用。”肃顺乘机答道:“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官文等人见风转舵,上奏结案。一场争斗终于化险为夷。

祸事变成了好事,可见一个人要成功,不仅要讲究朋友的数量,更要重视质量。有一个肯两肋插刀的朋友,强过一个连的酒肉朋友啊。

“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就是这么来的。若无这句广告,左宗棠的出道,恐怕还得晚上几年,甚至能不能保命,都很悬乎。

再点儿背,也是有机会的!——学会营销自己

左宗棠不是一个经历很顺的人,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点儿背,是真正地经历了一场精彩的营销战,才见了彩虹的。

小时候,父母都没了,家里又穷,他是被亲戚接济着长大的。他特别地用功,似乎知道读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他二十岁就中了举人,摆脱了拿锄把的命运。

接下来,又点儿背了。连续三次参加考试都没能中进士,其中有一次竟然是因为湖南的名额多了一个,而湖北的名额少了一个,所以硬把左宗棠的试卷撤了下来换了一个湖北人。可见这招生的地域歧视害死人。在当时,人们对中进士是非常看重的,连几乎为圣人的曾国藩一生也为只得了个“同进士”而耿耿于怀,所谓“同进士” 者,“如夫人”也,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大学同等学历”或“在职研究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可左宗棠却连个“同进士”都没有得到,心情郁闷可见一斑。

但左宗棠不愧是左宗棠,他没有在悲观中走向人生的沉沦,没有像有些酸酸的文人一样从此寄情山水,尽管他的诗文才华出众。他决定不再参加会试,何必像范进一样在考试路上耗尽生命年华,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寻找新的报国途径。他18岁就开始读顾社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南的《水道提纲》。这些是完全不同于儒家经典的学问。而正是这些不算是正统的学问,为左宗棠日后的成功奠定了知识基础。 “一肚子才华是攒出来了,关键是能卖成吗?”我们不禁追问道。

二十三岁结婚时,左宗棠就在新房自写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气壮山河的宣言,是对自己的勉励,也是他一生的写照。幸亏当时清政F没有扩招,不然的话我们的左宗棠不会有后来的练兵才能,中国收复新疆也就成了一个未知数了。左宗棠在出任骆秉章的幕僚之时,已是不惑之年了,等他自己出任浙江巡抚,建功一方时已经50多岁了,比其同乡同岁好友胡林翼晚多了,比李鸿章也晚好几年,属于大器晚成。就平常人来说,谁也不愿意大器晚成,但是左宗棠一没能中进士,二家里又没钱,因此无官职可任,也就无法发挥自己的才干。所以,经常发发牢骚也是人之常情。不过说他的坏脾气就是从此养成的,却缺乏证据。性格乃天生,但是这样的经历无疑对其性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攒出来的一肚子才华还是卖成了,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当时两江总督陶澍,是非常有影响的封疆大吏,干了十余年总督,政绩好,声誉好,眼光更好。胡林翼年轻的时候,比较色,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但是陶澍认定其为非凡之材,一心培养,还招了他当女婿;左宗棠区区一准处级干部,陶澍认定其将来才能要超过自己,因此执意要将其子与左宗棠之女结亲。后来,晚清“中兴四大名臣”,陶澍一家子占了两个,古今中外,有如此眼光的人能有几个?

事情得从头细说。 1837年,陶澍回老家省亲。途经醴陵,县公馆的一副对联让他怦然心动: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这副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敬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即将咸丰皇帝为其亲笔题写“印心石”巧妙地包含在对联中)。走进公馆,迎面是一幅山水画,上有两句小诗: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意思是说全县气派的山和清澈的河,都是因陶公的浩然正气而生。这马屁拍得真绝了。

果然,老陶很爽,当即提出要见见作者,并与左宗棠彻夜长谈。搞了一个晚上的才华show后,左宗棠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拜陶澍为师。陶公借着高兴劲儿,也就答应了。

于是,一个准处级干部,就这样做了两江总督府的厅级助理。

这事儿吧,看起来很偶然,似乎是可遇不可求的,但实际上并非偶然。你想,全县识字的人至少上几万吧,诗作得好的怎么着也上百吧。为什么中彩头的偏偏是左宗棠呢?还不是因为人家写了,画了,往墙上挂了。人家就坚信老陶会回来的。就像老话说的,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所准备的人。生活中的事例就更多了。您办公室里有吗?

《左宗棠克复杭州战图》OK,所以,升官难,也不难,关键看你怎么运作。运作得恰到好处,一天等于二十年。陶澍甚至以一代名人之尊,提出要与左家结秦晋之好,将年仅五岁的唯一的儿子陶桄,许配给左宗棠为婿,表明他对左宗棠才学与人品的器重。左宗棠正是在这里开始接触军国大事,开始了解夷人的船坚炮利与世界大势。野心也开始膨胀了,他将自己的命运与朝廷的命运连在一起了。

当然仅仅夸夸其谈并不能证明什么,真正的才干是要在实际中锻炼出来、显现出来的,可是如果你没有名声,谁又给你机会去历练呢?

活既要干得漂亮,还要干净。

左宗棠终于找到了雇主,一肚子才华可以卖给帝王家了。拿了俸禄,自然要干活。那时的大清已经是内外交困了,当官的活儿也格外地多。

咸丰年间,闹起了长毛,老左到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下,筹划抵抗太平军。他一方面要调拨军队,另一方面还要搞后勤,为此是费尽心思。当时,很多人为了搞军费,采取了种种手段,加税、滥印钞票,想尽了辙儿。而左宗棠没这么损,主要采取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的科学方法,支撑了军费的大量支出。

他还改革了税法。以前湖南征税体制很乱,浮收滥取、居中盘剥,百姓苦得很。老左就制定了统一的标准,规定:每石纳银一两三钱外,加纳一倍作军费,再加纳四钱充县政费用,以前的其他加派一律废除。这样每石纳银不过三两,全省岁赋增加,但百姓负担减少。

1856 年,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之功,命以兵部郎中,算部委司局级干部了。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在湖南招募5000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同治元年(1862年),组成中法混合军,称“常捷军”,并扩充中英混合军,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升闽浙总督。1864年3月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论功,封一等恪靖伯。

可见他是一个很有办法的人,活干得漂亮又干净。给大清这样的政F办事,这点格外重要。梁家辉在电影《黑金》中演了黑帮大哥,有句台词很彪悍:“政F拿我们这些黑社会当尿盆,想用的时候就好话好说,用完就嫌你脏,必要时就扔了你。”左宗棠永远不会吃这种亏。

心照不宣的驭主术

很久以来,曾左交恶就成了晚清的一段谁也说不清的“公案”。

按理说他们就算成不了好朋友,也不至于弄到形同水火的地步。曾左二人是湖南同乡,当年曾国藩在湖南办湘军时,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曾国藩后来在太平天国的场子中发达起来,督两江,领四省,旗下幕僚更是人才济济,一时出现了“天下提镇无不出于曾帅”的传言,人气那是相当地旺。左宗棠虽未进士及第,但凭着自己在骆秉章那儿几年“代省长”的出色工作,此时已名满天下。自古英雄惺惺相惜,曾国藩军中自然不能漏掉了像左宗棠这样的人才,左宗棠于咸丰九年遭人陷害后虽然大难不死,但是深感官场险恶,忧心忡忡便决定暂且引退。于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日(1860年1月12日)离开湖南巡抚衙门,结束了他长达八年的幕府生涯。第二年闰三月二十七日(5月17日)由英山抵达宿松。

这时,胡林翼进驻英山,曾国藩扎营宿松,正准备全面进攻太平军在安徽太湖、潜山的据点。接下来的事情就很自然了。左宗棠拜见了曾国藩,便留其幕中。不久,曾国藩奉到咸丰帝的寄谕,特询:“左宗棠熟习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办团练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曾国藩与左宗棠虽然性情、脾气并不相投,但交情颇重,对左宗棠身被诬陷十分同情,只因他贯于明哲保身,为人小心谨慎,一直未出面说情。这时,见 “天心大转”,便立即回奏: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无论何项差使,惟求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大佬就是大佬,面子那是相当地大。很快,朝廷即发下谕旨,授予左宗棠四品卿衔,帮助曾国藩办理军务。这算是左宗棠正式入仕,开始他的事业,虽然发达较晚,但是左宗棠总算是跟对了人。曾国藩这个人,过于小心谨慎,因此雪中送炭不敢,但是他却非常乐意于锦上添花,帮助其幕僚成功。如果说当左宗棠被人陷害时曾国藩不敢援救有私心,那么当左宗棠投靠曾国藩后,曾国藩却是竭尽全力为其创造机会助其成功,可见此时对左宗棠已是毫无私心。当时清政F有意调左宗棠前往四川督办军务,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是独当一面的帅才,如果去四川,只能是寄人篱下,和他当时在湖南没什么区别,于是曾国藩婉言谢绝了清廷的谕旨。而攻克安庆以后,湘军完成了对南京的包围,终于腾出手来解决浙江问题了。而派谁去呢?这是一个问题。曾国藩再一次想到了左宗棠。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平时用兵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可挑大梁,不可久居人下,埋没人才。曾国藩不但把驻扎在赣浙边界的湘军统归左宗棠节制,而且给了他向皇帝的专奏权和征收厘金权。从此,左宗棠终于自立门户,拥有了进一步发挥自己才干的天地,踏入“封疆大吏”的行列。读者可以想象,如果曾国藩真是伪君子,真有私心,他大可以把左宗棠留在幕府中“雪藏” 起来,让其有苦难言。

然而性格决定命运,性格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两人表面和善私下充满了矛盾的暗礁。曾国藩讲究个人修养,是个理学家,平时不用说,处处显得很“面”。而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左喜欢快刀斩乱麻,曾喜欢慢工出细活,因此两人经常锣不对鼓,板不合腔。左宗棠多次进京赶考却未及第,因此始终特别敏感,稍被人怠慢或过分谦让,都可引起激烈的反应,而且言词辛辣,甚至狠毒。有一次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出于谦让,用了“右仰”这样的客套话,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曾国藩曾作一语调侃左宗棠:“季子敢鸣高,与予意见大相左。”将左宗棠的姓(左)和字(季高)都嵌入进去,寓庄于谐,既切事,又达意,略无雕琢,浑然天成。左宗棠却受不了这一“恶补”,甚至有点恼羞成怒,便决意在气势上凌轹对方,因而打出一记刚猛的重拳:“藩臣徒误国,问他经济有何曾?”也将曾国藩的姓(曾)和名(国藩)嵌入首尾。二语合璧,恰成一副绝对。虽然对得工整,但是言语却显恶毒。天长日久,嫌隙渐生。

如果说这些都是日常的小矛盾的话,那么天京城被攻克后,两人就洪秀全的继承者幼主洪天贵福是否已死的问题,向朝廷打起的笔墨官司,就是二人从此产生了天大矛盾的根源。

天京攻陷后,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认定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已死于乱军之中,江南匪焰将熄,于是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城破后,伪幼主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

不想左宗棠也密上一折,称据金陵逃出难民供出伪幼主洪天贵福于同治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清政F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曾国藩平生自认为以诚信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则无异于欺君罔上。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天贵福可能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尚存,这是古来常有之事等。言外之意,左宗棠虚张声势,有邀功请赏之嫌。左宗棠看到此奏后,具疏自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愤,指斥曾国藩有欺君之嫌。这下事情可就闹大了,于是两人一时之间你来我往,大打口水战。至此曾左二人的关系彻底破裂,十几年的交情付诸东流。

但同为一代名臣,始终不因个人恩怨而在公务上掣肘对方。曾国藩为左宗棠西征筹饷,始终不遗余力,而且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建功立业皆赖此军。当时,有人从西北考察归来,与曾国藩谈及左宗棠治军施政,事事处处雷厉风行,卓见成效。曾国藩由衷佩服,击案说:“当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脱,不仅我难以为继,就算是起胡文忠(胡林翼)于九原,恐怕也接不起这副担子,你说是朝端无两,我认为是天下第一!”左宗棠平定新疆后,清廷拟封左宗棠一等公爵。

然而慈禧太后大耍手腕,说曾国藩克复金陵,仅获封侯,而左在新疆建立功业所依靠的将领刘松山和湘军又是曾国藩所派遣的,于是只封左宗棠一等恪靖伯晋二等侯,以示稍亚于曾国藩。此举不异于在两人脆弱的关系上再砍上一刀。所以左宗棠在晚年,逢人便骂曾国藩,经常是喋喋不休。然而名臣毕竟是名臣,当曾国藩离世时,人们纷纷猜测左宗棠可能不会致祭,然而左宗棠却送来了他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这是左宗棠对曾国藩和他们两个关系由衷的评价。左宗棠的挽联使我们重新看到了其自身人格的完满,或者,他和曾国藩交恶是两个人共同演出的一段双簧,目的就是让清政F放心,如果真是这样,那真不知道该谁悲哀了。

永不言败的战争之王

当然,Z压太平天国算不上什么功绩,如果算,那也比不上曾国藩。左宗棠一生对中华民族,甚至对自己,最大的贡献就是收复新疆。在晚清名臣皆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情况下,他率军抵抗外敌,收复新疆,为晚清腐败政治中唯一的亮点,也为中国保住了一百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因此,梁启超先生说左宗棠为“五百年来第一伟人”!这也是左宗棠至今仍享有的崇高威望,为后人缅怀的主要原因。谁能保我疆土,惟有左大将军!

同治年间,浩罕国将领阿古柏趁清政F无暇外顾之机,侵占新疆。沙俄趁火打劫,于1871年(同治十年)侵占伊犁,并向准噶尔盆地渗透。但是当时东南沿海防务也十分紧张,清政F不像现在的美帝,拥有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能力,必须在“海防”与“塞防”之间作出优先抉择,于是一场“塞防”与“海防”之争就此掀起。

极端的和平Z義者李鸿章认为:“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而左宗棠则不同意李鸿章的“新疆贫瘠论”,他认为:“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而且从战略意义上考虑:“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面对举棋不定的清廷,左宗棠慷慨陈词,把收复新疆提到保障国家安全的高度,坚决主张打击沙俄气焰:“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

终于,害怕失去国土、背上历史骂名的清政F决定与俄国人赌上一把,毕竟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胜算还是大点。 1875年,朝廷正式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这一次,清政F是豁出去了,面对经费不足,皇帝甚至御批道:“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国事而自任,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可从国库拨款五百万,并敕令允其自借外国债五百万。”可见什么时候都是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清廷这一次不要命了,北极熊还不是乖乖服软,可见事在人为。

左宗棠是幸运的,如果说这是一场事关国运的赌博,他代表中国把宝押在了自己最拿手的事物上面,不像翁同龢,两次在关系国家命运的关口把宝押在自己一点也不擅长的赌法上,结果给自己和国家带来灾难和羞辱。左宗棠不是“躺在安乐椅上的战略家”,他是一位具有丰富战争经验的军事家,面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左宗棠决定采用“缓进速决”的战略战策。其实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办法。所谓“缓进”就是要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调集军队,操练将士,作好充分的准备。因为新疆偏远辽阔,作战物资补给十分困难,因此必须有充足的时间作好后勤保障准备,而且面对艰苦的条件,必须对部队进行整编,不愿去的可以发路费回家,以确保出塞之师的斗志和士气。

《左宗棠平西战图之一》所谓“速决”,实在是因为空虚的帝国无法承受长时间的战争,否则将为战争所累。当然,并非你想速决就能速决的,充分的准备、周密的计划和正确的指挥是关键。在这些细节上,左宗棠是相当有经验的,他甚至从一个军人,一匹军马,每日所需的粮食草料入手,推算出全军八万人马一年半时间所需的用度。然后,再以一百斤粮运输一百里,估算出全程的运费和消耗。甚至连用毛驴、骆驼驮运,还是用车辆运输,哪种办法节省开支也做了比较。经过周密计划,估算出全部军费开支共需白银八百万两。细节决定成败。从这点来看,左宗棠必定成功。
晚清“重臣”大器晚成的左宗棠:一位激情无限的狂人

《左宗棠平西战图之二》任何一位有实战经验的将军都不会忽视武器的力量,毕竟将军们的专职就是打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政治手腕还是留给政客们去发挥。为了对付阿古柏匪徒的洋枪洋炮,左宗棠从广州、浙江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造出大量先进武器,还仿造了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改造了中国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经过一段时间扩充军备,已有了一批威力较强的轻重武器。可以说这时左宗棠的部队已经是接近近代军队了,火器占的比重相当大。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西域幅员辽阔,交通不便,军粮运输非常困难,正是因为这场战争将是 “拼经济”“拼后勤”的战争,左宗棠才要求精简部队,速战速决,而且对军粮运输非常关注。他开辟了三条运输军粮的线路:一是从甘肃河西采购军粮,出嘉峪关,过玉门,运至新疆的哈密;二是由包头、归化经蒙古草原运至新疆巴里坤或古城(今奇台);三是从宁夏经蒙古草原运至巴里坤。此外,左宗棠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驻军哈密并兴修水利、屯田积谷。但是哈密水渠年久失修,渗水严重,而且是砂土地,需用毡毯铺底。左宗棠得知消息后说:“开屯之要,首在水利。毡条万具,既所必需,文到之日,即交宁夏、河湟各郡并力购造。”经过努力,屯田积粮成绩巨大,1876年一年就收获粮食五千一百六十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

万事俱备,只等开战。1876年4月,左宗棠从甘肃省城兰州移驻肃州。时已入新疆的张曜部屯哈密,金顺部屯巴里坤、古城一带。根据既定方针,左宗棠令刘锦棠率所部湘军分批出嘉峪关,经哈密前往巴里坤,会合金顺所部先取北路;命张曜部固守哈密,防敌由吐鲁番东犯。阿古柏得悉清军西进,即由阿克苏赶至托克逊部署防御:以白彦虎等率部分兵力防守乌鲁木齐等北疆要地,阻击清军;以一部兵力防守胜金台、辟展一线;主力2万余人分守达坂、吐鲁番、托克逊,成犄角之势。1876年8月上旬,刘锦棠、金顺二部清军从阜康出发,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避开供水困难的大道,走虽然敌人严密防守但水源充足的小道,出敌意外地迫近乌鲁木齐北面重地古牧地。扫清敌外围据点后,用大炮轰塌城墙,17日从缺口冲入城内,一举歼敌5000余人,并乘胜于18日收复乌鲁木齐。白彦虎、马人得等仓皇南逃。尔后,左宗棠命刘锦部驻守乌鲁木齐,防止阿古柏军北犯,并继续清剿山中残敌;命金顺挥军西进。昌吉、呼图壁及玛纳斯北城之敌闻风溃逃。9月初,金顺部开始攻玛纳斯南城,月余不克。后刘锦棠、伊犁将军荣全先后增援会攻,于11月6日占领该城。至此,天山北路为阿古柏军占领之地全部收复。时临冬季,大雪封山,刘锦棠等就地筹粮整军,以待来年进军南疆。

第二年他们乘胜追击!4月,左宗棠指挥清军三路并进:刘锦棠部自乌鲁木齐南下攻达坂;张曜部自哈密西进;刘锦棠部奇袭包围达坂,19日破城,毙俘敌3000余人。随即分兵一部助攻吐鲁番,主力直捣托克逊,迫守敌海古拉于4月下旬弃城西逃。与此同时,张、徐二部清军连克辟展、胜金台等地,吐鲁番守敌白彦虎望风西窜,马人得率部投降。至此,南疆门户洞开。阿古柏见大势已去,5月下旬于库尔勒气急暴病而死。海古拉携其父尸西遁,由白彦虎防守库尔勒等地。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在库车杀其弟海古拉,后于喀什噶尔称王,企图在英俄庇护下负隅顽抗。是年秋,左宗棠决心尽复南疆,遂以刘锦棠部为“主战”之军,以张曜部为“且战且防”之军,相继长驱西进。南疆各族人民久受阿古柏的荼毒,纷纷拿起武器配合清军作战。10月,刘锦棠部以破竹之势,驰骋2000余里,收复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南疆东四城。西四城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喀什噶尔之敌益形孤立,内部分崩离析,已降敌的前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亦乘机反正。刘锦棠闻讯,立即挥军分路前进,于12月中下旬连克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白彦虎等率残部逃入俄境。1878年1月2日,清军攻克和阗。至此,整个新疆除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外,全部收复。

然而,左宗棠的脚步并没有就此停止,他的心思转到了如何保证新疆的长治久安上面。在收复失地过程中,左宗棠就设立善后局,重建地方秩序,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各地善后局在安置难民、招民垦荒时,一方面招抚当地流散人员,给予土地耕种,另一方面招募内地人民,收留清军中老弱士卒,鼓励地方军队中有妻室者解甲归田。务农人员的增加和内地先进农业技术的传播,给新疆各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带来了活力。大规模发展生产,必须全面整治水利。左宗棠始终把“兴修水利以除民患”,列入“最为切要之务”。新疆各地全面整修旧有渠道灌溉系统,清理淤毁河道,同时还兴建了不少新的水利工程。荒地开垦为良田,戈壁变成了绿洲,新疆各族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太平生活。这些举措为稳定局势、恢复经济发挥了作用。但这毕竟是临时性和局部性的成果。要在各地实施行政管理职能,建立有效的统治,就必须对新疆前景做出通盘筹划。正因为此,左宗棠才一再提出要在新疆建立行省制度的主张。他说:“为划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己者。”

缺点改不掉,就让大家认同

按照清代相沿而成的惯例,汉员须具备进士出身,才能入阁为相,左宗棠只是举人资格,却被超擢为军机大臣,可谓奇数和异数,因此李鸿章称他为“破天荒相公”。

没有那金刚钻,也不敢揽那瓷器活儿,这“破天荒相公”可不是随便就说说的。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从广西入湘,长沙危急,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力邀,来到巡抚衙门参赞军事。因他守城有方,太平军围攻长沙三月不下,只好撤围下岳州而去。张亮基因此升任湖广总督,左宗棠一直相随。不久,张亮基又调至山东,遭满人胜保所妒被罢官,左宗棠返回湘阴继续过着他半耕半读的悠闲日子。

遭遇了这次挫折后,左宗棠深感宦路艰难,良木难择,一头埋进了书籍与田园之中,决意不再贸然出山了。继任的湖南巡抚骆秉章早闻左宗棠大名,多次派人送信请出入幕府,他执意不从。骆秉章于心不甘,便想出一条锦囊妙计。一天,陶桄(左宗棠的女婿)的公馆里来了个官差打扮的人,手持一张大红请柬,陶桄接过请柬一看,原来是骆中丞请他去做客,陶桄不知是计,即同来人前往。一进巡抚衙门,骆秉章命人好茶好饭细心伺侯,每日里陪他到后花园看看景,聊聊天,就是不放他回家,暗地里故意派人在外面散布消息,长沙城里一时沸沸扬扬,都说骆巡抚将左宗棠的姑爷扣为人质,逼他赞助巨额军饷,如果不如数交出银子,还要皮肉受苦,左宗棠闻讯大怒,岂有此理,堂堂的陶家公子、左家姑爷居然成为勒索的对象!

左宗棠气冲冲地闯到巡抚衙门,骆秉章一见左宗棠果然前来,哈哈大笑,急忙“倒履相迎”。左宗棠知道原委后,哭笑不得,感于骆秉章的诚意,遂答应全力辅佐,从此在骆的幕府里一待就是六年。六年里,骆秉章待左宗棠如心腹,倚左宗棠如股肱,话无所不允,计无所不纳。对于这个“代理省长” 的职位,左宗棠是当仁不让,既然你骆巡抚敢放权,我就敢放开手干,各色人事,该撤的撤,该裁的裁,该清盘的清盘,该登账的登账,无不敢作敢为。他代巡抚大人草拟奏章,写好了,也不管夜深四更,风冷霜重,硬是去把饱享齐人之福的骆巡抚从小老婆暖暖和和的床上“揪”起来,让他奇文共欣赏。妙就妙在后者不但不生气,还拍案叫绝,跟着起哄,又搬出半坛美酒,与左宗棠一醉方休。骆秉章乐得当个甩手掌柜,事无巨细,均委托给这位铁笔师爷,任由他全权定夺。左宗棠弄权过瘾之余,还要嘲弄自己的老板,说什么“公犹傀儡,无线以牵之,何能动耳”?够损的了,骆老板却一笑置之。左骆这对绝妙组合真是法力无边,不久湖南就内清四境,将石达开逼出湖南;外援五省,为在鄂、赣、皖等省前线作战的军队调拨粮饷、军械、船只,仅在咸丰六年至八年的时间里,就替当时正在江西作战的湘军解送饷银达290多万两,也正因如此,左宗棠政绩日隆,声名鹊起。特别在曾国藩靖港兵败欲投水自尽时,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连劝带骂,使曾国藩幡然自悟,于逆境中再度奋起,俨然成了曾国藩和湘军的救命恩人。

左宗棠经常以诸葛亮自居,与人写信,不署自家姓名,只署“老亮”,有着很严重的“老亮”情节。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克复岳阳,因左宗棠参赞军事有功,打算为他请赏弄个知府当当。老左听到后,立马谢绝。他原来是干“代省长”的,你曾国藩给他谋知府当,那不是存心恶心他吗?他后来给朋友写信,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惟督抚握一省之权,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而能得者。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当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为世讪笑,进退均无所可。……若真以蓝顶加于纶巾之上者,吾当披发入山,誓不复出矣!”意思就是说怕当这个知府辱没了武侯的名声,开始公然已武侯自居了。有一回,他与人聊天,说起料敌如神,便自吹自擂说自己能够“决胜千里之外”,又开始自比“老亮”了。与他聊天的那个人非常聪明,连忙说:“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这一下可挠到了痒处,老左顿时眉飞色舞,开心异常。谁知老左不知见好就收,又谈及近代自比为孔明的人很多,意思就是说别人都是冒牌的,就数他最名副其实了。与他聊天的人看不下去了,又当即给了他一个苦头:“此‘葛亮’之所以为 ‘诸’也。”老左听着话中有刺,顿时气得涨红了脸,却也无可奈何。

曾国藩、李鸿章走的是传统的科举之路,这是自隋唐以来读书人所走的一条艰难而曲折的道路。虽然艰难曲折,却是世人眼中的“正途”,而左宗棠三次会试,不第,干脆放弃这条“学而优则仕”之路,不再读那些繁琐无用、空谈心性的四书五经,不效仿那些下笔虽有千言而胸中实无一策的儒生,改读《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历史地理兵书,这倒为他以后带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过,会试不第的阴影始终伴随着他,如果有人来见他,递的名片上写着什么“进士”头衔,他很可能要晾你半天,如果名片上写的是“秀才”或“举人”,他不但会优先考虑接见,还有可能乐呵呵地冲过来与你握手。传说左宗棠由闽浙总督移任陕甘总督,途中路过江西九江,府县官员照例前来谒见。这些人均为进士科班出身,老左难以找到共同语言,惟有九江同知王某“学历”不高。因此对他另眼相看,留下单独叙话。聊得兴起,老左问王某:“你说是进士好,还是举人好?”王某知道左总督也只是个举人出身,于是朗声回答道:“当然是举人好哇!”果然老左一听乐了,便问对方何以见得。王某说:“中进士后,要是作翰林,须致力于诗赋小楷;作部曹知县,也各有公务缠人,无暇专心修治实学。举人却可以用志不纷,最宜于讲求经济。而且,屡次入京赴考,饱览名山大川,足以恢弘志气;遍历郡邑形胜,也足以增长见闻,所以说举人强于进士。”这家伙真是口出莲花,死的也能讲成活的。老左对他的回答非常满意,王某走后,依然赞不绝口,称九江官员中王某品学最优。大家以为王某有什么特别的操行受到他的激赏,随后才知道是“同病相怜”的缘故,立刻口传为趣谈。

左宗棠在家里排名老三,浑名叫“左三矮子”,年长后,家乡人就喊他“左三爹爹”。有一年,与他一起在东山白水洞居住过的几个老乡写信给左宗棠,说要到兰州去看看他,当时正在兰州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非常高兴,给他们寄去了路费。几个老乡来到兰州后,左宗棠只要有空就陪他们喝老酒扯闲天,畅谈在东山耕作的往事。一日晚饭后,左宗棠摇着把大蒲扇,挺着个大肚子,笑眯眯地问老乡们:“你们说现在的左三爹爹和原来的左三爹爹有没有两样?”老乡们摇摇头说:“没两样,没两样,还像过去一样和和气气、壮壮实实。”有个老乡盯着左宗棠的肚皮看了半天,抓了抓耳朵说:“就是肚子比原来大多了。”左宗棠用蒲扇拍着大肚皮哈哈大笑:“你们知道这里都装了些什么?”老乡们羡慕地说: “装的都是鸡鸭鱼肉海参燕窝吧?”左宗棠摇摇头:“不对不对,装的是绝大经纶。”老乡一听惊奇得全都瞪直了眼睛:“啊?这个金轮得值多少银子啊?你把它吞到肚里多可惜啊。”还有一次,老左摸着自己大大的肚子又问周围的人:“你们可知道我肚子里装的是什么?”有说满腹文章的,有说满腹经纶的,有说腹藏十万甲兵的,有说腹中包罗万象的,总之,都是马屁使劲地拍。可不知怎的,一个都没拍响。这时有位原来在家乡放牛出身的小营官大声说:“将军的肚子里,装的都是马绊筋。”左宗棠一拍案桌,跳起来,夸赞他讲得太对了。这小鬼就凭一句正点的话,连升三级,可说是鸿运当头。原来湖南土话称牛吃的青草为“马绊筋”。左宗棠喜欢牛,喜欢牛能任重道远,便诡称自己是牵牛星降世。他在自家后花园里,专门凿了口大池子,左右各列石人一个,样子酷似牛郎和织女。此外,还雕了一头栩栩如生的石牛,置于一旁。

左宗棠逝世: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七月二十七清晨,74岁的湘人左宗棠停止了呼吸。他是在福州北门黄华馆钦差行辕任上去世的。他一死,意味着大清王朝最后的顶梁柱倒下了,这大厦还能维持多久?

接到丧折后,慈禧太后的心情是复杂的。“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言犹在耳,可左宗棠走了。走了也好,这个汉人太強硬,太无拘束,甚至在万寿圣节也不参加行礼。但态是要表的,要不然还会有谁去为朝廷卖命呢?于是诏谕立即派发各省:追赠左宗棠为太傅,恩谥“文襄”,赏治丧银三千两。

就在慈禧太后下达诏谕后的一个夜晚,福州暴雨倾盆,忽听一声霹雷,东南角城墙,顿时被撕裂一个几丈宽的大口子,而城下居民安然无恙。老百姓说,左宗棠死了,此乃天意,要毁我长城。

左宗棠死了,左公行辕标着“肃静”、“回避”字样的灯笼已被罩以白纱的长明灯代替,沉重的死亡气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这盏盏白灯,宣告着一个时代强音走向终结,这是一个奋起抗争、抵御外侮的时代,左宗棠是中流砥柱。而拥有“二等恪靖侯、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一等轻骑都尉、赏穿黄马褂、两江总督、南洋通商事务大臣”等七个头衔的左宗棠,这个风光了半生的男人,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法国人松了一口气。他们在攻占T灣岛,他们的军舰还在东海耀武扬威。左宗棠与他们摆开了决战的架式,发出了“渡海杀贼”的动员令。他们吃过左宗棠的大亏,知道他是雄狮。一头狮子领着一群羊,个个是狮子;而一群狮子被一头羊领着,个个就成了羊。左宗棠一死,便群龙无首了。

英国人松了一口气。英国领事在上海租界竖有“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左宗棠发现,下令侍卫将其立即捣毁并没收公园,逮捕人犯。端坐在八人抬的绿呢大轿中的左宗棠,身穿黄马褂,头戴宝石顶戴,三眼花翎,手执鹅扇,面容饱满,威严无比。只要他进入租界,租界当局立马换上中国龙旗,外国兵警执鞭清道。左宗棠死了,就不需要对中国人那么恭谨有加了。

俄国人松了一口气。左宗棠把他们从新疆赶走,把他们侵占的伊犁收回,甚至用兵车运着棺木,将肃州行营前移几百公里于哈密,“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准备与俄军决一死战。左宗棠一死,晚清朝廷再没有硬骨头了。

李鸿章松了一口气。一个月前,他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这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之后签订的一个地地道道的丧权辱国条约,是世界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奇闻。左宗棠领衔反对,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还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全国舆论哗然,群情激愤,弄得李二先生狼狈不堪,李鸿章恼怒这个湘人不懂中国国情。决定拿左宗棠的下属开刀,杀鸡给猴看。指使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T灣兵备道刘,将他们充军流放。左宗棠上书为属下鸣冤叫屈,眼看就要翻过案来,左宗棠死了,好了,一了百了,主战派的旗帜倒了,躲在京城的李鸿章面对这个与自己争斗了三十多年的政敌的死亡,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再也不用顾忌,可以放肆地弓着腰在世界列强面前周旋,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画押了。

死,对于死者来说,是结束。但对活着的人,是一种绝望的痛苦。大清的中兴重臣,林则徐、曾国藩……一个一个地死了,茫茫九州,哪里还听得到复兴的呐喊?大清的气数也尽了。

认认真真做学问,世世代代为良医——关于左宗棠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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