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诺曼·马内阿
1789年，法国民众走上街头，将他们的国王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专制皇权就这样结束了，《人权宣言》确立人权、法治、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现代政治原则。人类历史上的所谓“现代”就这样拉开序幕。
在法国大革命200年之后，一场民主浪潮再次席卷世界……在罗马尼亚，民众将一个不戴皇冠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送上断头台。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7天之内。这7天，或许就是从古代到现代、从独裁到民主的距离。
从查理一世到路易十六，从墨索里尼到齐奥塞斯库，从萨达姆到卡扎菲，一个又一个暴君走上断头台。每消灭一个独裁者，就有一个民族站立起来，走进现代，这就是人类文明史。中国亚圣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作为一个反抗法西斯极权的革命者，齐奥塞斯库曾经说过：“任何专制的暴力一旦与人民的正义之师交战，他们必将粉身碎骨。”很多年后，他这句话果然一语成谶。
一、动物庄园
历史是吊诡的，人们反对权力，常常是因为自己没有权力。在现代历史中，许多反法西斯者是共产主义者；但在很多情况下，某个极权制度的反对者，有意无意地成为另一个极权制度的支持者，甚至会成为另一个极权制度的制造者。齐奥塞斯库就是这样的。
1918年，齐奥塞斯库出生在罗马尼亚一个农民家庭，在10位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因为家庭贫困，他上小学时连课本都买不起，10岁起就不得不进入工厂做工。当时正值1930年席卷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许多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15岁的齐奥塞斯库便加入当时非法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因为组织罢工，他曾经屡次被捕。对齐奥塞斯库来说，身陷囹圄不仅没有什么伤害，反而使他的影响日隆，成为一个知名的“危险共产主义的鼓动者”和“共产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宣传活动传播者”。最后一次被捕后，他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这场牢狱之灾使他得以结识罗马尼亚共产党领袖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他们共同反抗罗马尼亚的安东尼斯库法西斯主义政权。这次“铁窗友谊”成为他日后获得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转折。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间，罗马尼亚的安东尼斯库政权加入德、意、日法西斯同盟。1944年，苏联一方面支持罗马尼亚共产党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发动起义，另一方面苏联红军攻入罗马尼亚，内外夹击下，安东内斯库政权被推翻，罗马尼亚转而加入了反法西斯的苏联阵营。1945年3月6日，共产党联合其他政党成立联合政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罗马尼亚被划入苏联势力范围，齐奥塞斯库的职务是罗马尼亚共青团书记。1947年，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领导的罗马尼亚工人党夺取政权，宣告正式成立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齐奥塞斯库成为重要的武装部队副部长。数年之后，齐奥塞斯库已经上升为党内第二把手，仅次于奥尔基·乔治乌-德治。
1965年，“老大哥”乔治乌-德治去世。齐奥塞斯库顺理成章成为罗马尼亚最高领导人。在当选为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书记之后，齐奥塞斯库将工人党改名为共产党，将国名改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他继续担任罗共中央总书记。1974年，在齐奥塞斯库的策划下，罗马尼亚实行总统制，齐奥塞斯库成为总统，且拥有了直接颁布法律、任免政府成员的大权。此后齐奥塞斯库一人兼任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爱国卫队总司令、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等党政军最高职务，成为罗马尼亚一切的主宰，甚至连农民在一平方米土地上种几棵玉米也必须要由他来决定。
齐奥塞斯库一方面批判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却在罗马尼亚大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党在国之上，而他则在党之上。各种官媒经常说“齐奥塞斯库身上集中了共产党人最高尚的品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种个人迷信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新鲜。20多年来，齐奥塞斯库走到哪里，都要组织一场人数众多的盛大欢迎仪式，欢迎的人群必须提前到场，哪怕风吹雨淋烈日暴晒。齐奥塞斯库一来，一起高呼“万岁”。不仅如此，每逢重要的大会，为了保证理想的效果，“群众演员”之外，官方还必须组织一批“专业演员”，由思想过硬的警卫部队组成“政治啦啦队”，整齐的坐在前几排。齐奥塞斯库讲话开始，每隔三分钟，这些专业演员就会站起来鼓掌叫好。后面的群众演员也跟着这些专业演员一起“热烈鼓掌”。齐奥塞斯库每次讲话，都会获得提前设定好次数和时间的鼓掌和站立，非常精确。就这样，一场激动人心万众拥护紧密团结的共产党大会就顺利制造出来了。
齐奥塞斯库居住在巴洛克式的豪华宫殿中，过着豪奢的生活。权力在手，乾坤独断，任人唯亲。齐奥塞斯库自己是党的总书记，夫人是政治局常委和二把手，所有重要部门都被他的子女亲友把持，齐奥塞斯库将国家变成了党天下，最后完全变为家天下和夫妻政治。他的妻子埃列娜于1973年被选为中央执委会委员（即政治局委员），掌管全党的干部大权；
1980年起，又兼任全国科学和教育委员会主席。她还俨然以“国母”自居，生日也要全国庆祝；人们在各种大会上的发言，在呼完“敬爱的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同志”之后，必呼“尊敬的埃列娜同志”。在政府里，名义上她是副总理，但实际上她是“超级总理”。罗马尼亚各级官员都习惯地称齐奥塞斯库为“一号”，其办公室为“一号办”，埃列娜为“二号”，“二号办”。
齐奥塞斯库有5个兄弟，3个姐妹，全部跟着“老三”齐奥塞斯库鸡犬升天。老大尼库利娜是家庭妇女，老二马林常年担任罗驻奥地利商务参赞，老四玛丽亚（女）曾在布加勒斯特电磁厂当车间主任，老五弗洛雷亚为前《火花报》记者，老六安德鲁察中将曾任内务部警官学校校长，老七伊利耶中将曾是罗马尼亚军事科学院历史系教授、国防部副部长兼罗军最高政治委员会书记，老八埃列娜（女）长期在家乡当教师、学监，老九扬曾任农业部长。齐奥塞斯库的小儿子尼库是罗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即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统计，齐奥塞斯库家族成员在党政军界担任要职的不下30人。罗马尼亚完全沦为齐奥塞斯库的家族产业。所谓罗共中央大会，其实就是齐奥塞斯库的家族会议。罗马尼亚人将其嘲讽为“社会主义大家庭”。
齐奥塞斯库有一爱犬名曰“考布”，罗马尼亚众高官皆尊称其为“考布同志”。齐奥塞斯库认为这种称呼过于平淡，便正式给爱犬授予军衔，“考布同志”摇身一变成了“考布上校”，由此开创了“狗官”的历史。与很多罗共高干一样，“考布上校”的一切生活用度都享受特供，不仅配有豪华别墅和专车，还有秘密警察充当保镖，更少不了保健医生日夜照料。据“考布上校”的女助手回忆：“秘密警察告诉我们永远不要喂狗。有专门医生检查狗食（一种从英国进口的肉）。只有医生尝过后，肉才能喂狗。”在相当一段时期，罗马尼亚驻英国大使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每星期去一趟圣伯利公司，为考布采购精美的“上校食品”，然后空运回国。而与此同时，无数罗马尼亚民众正在寒风中排着长队购买可怜的那么一点限供面包。这些垃圾食品对伟大的“考布上校”来说，根本都不屑一顾。“考布上校”陪同齐奥塞斯库总统视察布兰科温斯克医院时，遭到几只野猫袭击，后果是这家医院马上被夷为平地。
“考布上校”不仅有助手保镖医生，它还有自己的宠物——一只会说话的鹦鹉。有一段时间，这种鹦鹉每天都说“愚蠢的尼库”。齐奥塞斯库的小儿子尼库已经被指定为未来的接班人，因此这只鹦鹉很快便被秘密警察抓去。结果也审问不出是谁教的这句话，只好把这只鹦鹉杀死了事。
二、一九八四
齐奥塞斯库时代的罗马尼亚从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意识形态的暴政统治中汲取经验，建立了一个拜占庭式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国家。齐奥塞斯库操纵着公众舆论，完全是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综合体。1980年发表在《星期》上的社论《理想》中写道：
我们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我们做的事，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大多数，我们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主人，这个国家数百万忠实的儿子已经做出了历史性的选择——罗马尼亚特色的共产主义。
齐奥塞斯库以铁腕治国，对内独裁高压，对外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中，齐氏奉行的实用主义模糊策略，为自己的独裁统治在包括西方的世界范围内获得了令人吃惊的友好与支持。从戴高乐毛泽东到福特尼克松，从英国和瑞典的王室到美国和联邦德国的议会，齐奥塞斯库都成为广受欢迎、炙手可热的座上宾。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其荣誉爵士勋位；美国总统尼克松甚至称颂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领袖之一”。与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同，齐奥塞斯库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始终敬而远之，保持着警惕的距离，甚至在“布拉格之春”事件中，他对苏联出兵镇压捷克民众表示强烈谴责。
1971年，齐奥塞斯库出访了中国和朝鲜。这次“取经”让这个独裁者被东方式权力美学深深折服，一片红色海洋的文革狂热与同样疯狂的金氏帝国成为齐氏心目中的理想国。回国之后，齐奥塞斯库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极权化运动。所有反对派和异见分子都被关进精神病院，接受“政治偏执狂”或者“老年痴呆症”的治疗，直到最后成为一个模范精神病人，一个个专心致志地为自己制作棺材……
在齐奥塞斯库时代，罗马尼亚出台了许多匪夷所思的暴政，最典型的莫如禁止堕胎制度和打字机登记制度。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像罗马尼亚这样，受到如此彻底的监管和残酷的压迫。在一个被独裁者和警察奴役的罗马尼亚，所有民众其实都不过是闷头苦干、愚蠢顺从的奴隶。
或许是因为出生在孩子众多的大家庭，齐奥塞斯库对罗马尼亚作为小国颇为不满。为了提高人口数量，增强国力，他废除了关于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禁止一切堕胎和节育。这与中国的计划生育正常恰恰相反。后者鼓励人们避孕和流产，前者则将一切避孕和流产都视为犯罪，这无疑是国家权力对公民身体的占有。堕胎不仅意味着某种错误的、罪恶的道德行为，也是对国家制度的背叛和对抗。齐奥塞斯库认为，胎儿是国家财富，拒绝生育孩子就是背叛国家。因此，不仅禁止离婚，而且还规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4个孩子。同时还规定，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惩罚性税金，而违法堕胎者将受到刑罚和囚禁。为了保证妇女的及时妊娠，罗马尼亚妇女的月经周期都属于国家机密，每个人要随时接受官方的严格检查与盘问。
斯大林曾说，权力是没有灵魂的，没有情感的，它只会执行命令，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只会根据指令转动，国家最需要的是没有自己头脑、只会执行命令的工具。在一个机械化的官僚体制下，所有的机关、工厂、农村和学校等单位，都密布各种严厉的执法者，作为“国家财富”制造者，所有妇女都遭到严密监控和严格检查，避孕工具就是最可怕的反叛国家的罪证。那些避孕的妇女和默许堕胎的医生一旦败露，等待他们的就是一场牢狱之灾。这些闯入民众卧室的执法者被人们鄙夷地称作“月经警察”。因为传统的宗教习俗禁忌，很多意外怀孕的少女害怕成为“未婚妈妈”，不是选择不安全的堕胎方式，就是选择自杀。在这种恐怖变态的政治高压下，许多绝望的妇女铤而走险，试图偷渡多瑙河，到邻国匈牙利寻求庇护。在边境线上被视为叛国者而遭到罗马尼亚军人枪杀的孕妇不在少数。
在齐奥塞斯库和他的“月经警察”的共同努力下，罗马尼亚女人果然生出了超过一倍的新生儿。与此同时，非法的地下流产与堕胎屡禁不止，孕妇死亡率也达到一个很高的数字。正如中国的毛担心大跃进丰收的粮食无处存放，齐奥塞斯库面对迅猛的婴儿潮也措手不及，因为妇产医院的设备、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严重缺乏。仅仅一年中，罗马尼亚的婴儿死亡率就增长了145.6%。这场悲剧令全世界为之哗然，罗马尼亚被人们谴责为“现代社会的滥杀无辜”。齐奥塞斯库随即命令，只有满月的婴儿才可计入统计数字，然后再核发出生证。如此一来，大量初生即夭折或残疾的婴儿就“不存在”了，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逐渐恢复正常。
这项反人性的繁殖国策制造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人道灾难，罗马尼亚妇女不仅承受着奇耻大辱，而且被迫沦为国家的生殖机器。另一方面，孤儿院和收容所里大量被遗弃的孩子“从来没有合法存在过”，这些身体和精神上承受双重伤害的孤儿成为罗马尼亚社会一个永远的伤痛。更为匪夷所思的是，齐奥塞斯库为了增强新生儿的体质而进行输血，由此导致艾滋病通过血液大量蔓延，这些“艾滋孤儿”成为齐奥塞斯库时代最黑暗的记忆。
直到1989年，这项罪恶的人口政策才伴随着社会主义政体，和齐奥塞斯库一起在罗马尼亚结束。在此期间，大约有50万的罗马尼亚女性因为秘密堕胎的安全性而屈辱地死去。很多年后，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久用这个题材拍成一部极其压抑的影片《四月三周两天》，在2007年嘎纳电影节上一举获得金棕榈奖。
与人口倍增计划类似，齐奥塞斯库对打字机的控制同样极度变态。在极权体制下，文字也是一种对抗权力和保护人性的武器。任何独裁者都不会轻视文字可怕的力量。如果他掌控文字，他就可以用谎言征服人民；如果民众掌握文字，不仅会危及谎言的存在，甚至会消解权力和暴力的作用。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电脑尚未普及，互联网也还没有诞生。当时，罗马尼亚所有的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出版社、印刷厂，统统都是由政府垄断和控制的；作家也都被圈养在政府管理的“作协”，书籍出版需要经过层层把关和反复审查。在这种密不透风的思想禁锢下，只有个人写作还没有被完全管制。1874年，美国雷明顿公司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打字机，打字机和电话将人类社会的沟通带入机器时代；以至于离开打字机，人们已经无法写字。一个世纪之后的欧美国家中，打字机已经完全代替笔，成为使用拼音文字的欧洲人的主要写作方式。因此，齐氏政府认为只要控制了打字机，也就等于控制了所有的文字和写作，也就禁止了言论自由。
罗马尼亚女作家赫塔米勒说：“我总是警告自己不要接受政府供给人民以‘词’的意义，我也意识到语言本身不能作为抵抗的工具。语言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自身的纯洁。”作为那个极端社会里的极端因子，被体制编了号的罗马尼亚作家群体彻底成为整个社会所面临绝境的一种象征。齐奥塞斯库制定了极其严厉的书报审查制度，并设立了一个中央审查机构，罗马尼亚作家不得不“在作品中使用诈术、典故、暗码或粗糙的艺术形象，痛苦而隐晦地和读者进行沟通，同时又希望能躲开审查者”。赫塔米勒被称为“独裁统治日常生活的女编年史作者”，她长期受到安全部门的监控。其处女作《低地》在出版审查时遭到严重删改，甚至连“箱子”一词也要删去，免使读者联想到“流亡”。残酷的现实逼迫很多作家不得不走上流亡道路。赫塔米勒后来流亡西德，在《我怕故我写》中，她这样写道：
这里不是我的家
哪里有齐奥塞斯库
哪里就是异乡
1980年，齐奥塞斯库正式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根据该法，每一个罗马尼亚的公民、企业、机关、学校等单位，凡拥有打字机必须要得到警方的许可，领取使用执照；要成为打字员也必须照此办理，并且要将所打字的样品同时上报。如果打字机需要修理，其使用者及其打字机都需要更新执照。任何继承打字机的罗马尼亚人，都必须将相关证照上交政府当局，然后再申请取得使用它的资格；如果不把打字机的键盘上交警方，或者私自处理哪怕已经损坏的打字机，都将遭受严厉处罚。
文字作为思想的载体，控制了文字也就等于控制了思想。对任何统治者来说，一个思想被控制的人才是一个完美的奴隶。在一个彻底消灭自由的国家，权力就获得最大的自由。
有人说，生活的道路就像一把锋利的刀：一边是地狱，另一边也是地狱，生活的道路从它们中间穿过。罗马尼亚人对这句话应当是深有体会。思想和身体的双重禁锢使每一个罗马尼亚人都是失去了“自我”；没有“我”，也就没有什么尊严和良心可言。“艺术家用谎言道出真相，政客用谎言掩盖真相。”极权主义的本质是一个暴力与谎言的游戏，所有人都被卷入共同的阴谋中，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罪恶的同谋。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欺骗已经成为蔓延整个罗马尼亚的瘟疫。人们虽然通过它得以生存，但罪恶感无处不在。对很多人来说，被奴役的生活意味着抵抗、团结及由此而来的折磨和希望。
三、美丽新世界
在人类历史上，曾有无数暴君把落后愚昧的国家变得非常强大，如秦始皇、恺撒大帝、奥古斯都大帝、希特勒、斯大林等。事实上，齐奥塞斯库同样做得不错。在他统治的25年当中，依靠左右逢源的国际关系，全球化经济圈给罗马尼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使罗马尼亚迅速成为欧洲的后起之秀。1965年至1980年期间，罗马尼亚工业产值持续高速发展，平均每年增长达到11.5％。在高增长高积累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罗马尼亚外贸的年平均增长率更是达到16.5％。这种持续的高速增长使70年代被誉为“齐奥塞斯库时代”。
中国古语云：“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所有建立在极权之上的帝国即使再强大，最终也会在倏忽间走向崩溃，这是它的政治结构决定的。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最怕的就是时间的摧残，一场小小的风暴就可能使其片刻倾覆。进入80年代后，齐奥塞斯库的“黄金时代”很快就走向终结。受世界经济影响，罗马尼亚经济增速从持续10多年的两位数，急剧下降到2.5％。一个漫长的下坡路开始了，而路的尽头是一个深渊。
从1980年开始，罗马尼亚农业连年歉收，粮食短缺使人们连吃面包都成问题。不仅面包店每天都排着长队，其实买什么都要排队。当时流传着这样的笑话：许多人排长队等候买面包，但能否买到还是未知数。有人骂道：“连面包都吃不上，都是齐奥塞斯库害的，我去把他干掉！”说完便走了。过了一会儿，这人又回来了。众人问他是否把齐奥塞斯库干掉了。他气呼呼地说：“那里的队排得比这儿还长！”
进入80年代后，“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几乎成为物资匮乏和短缺的代名词。生活必需的农副食品供应极其紧张，几乎快赶上艰苦的二战时期。其它如药品日用品供应也同样紧缺，煤气、暖气和电力供应严重不足，陷入生活困境的民众怨声载道。1989年10月，在未提前通知的情况下，齐奥塞斯库突然到首都布加勒斯特的几家大型副食商店视察。看到货架上空空如也，他严厉批评了负责官员。两天后，他再到这几家商店视察，果然看到那里的商品琳琅满目。齐奥塞斯库很满意，但他走后，这些样品就被从货架全部撤掉了。这就是所谓权力的道场。
为了解决供应问题，齐奥塞斯库甚至派专家组到中国取经，最后学到了限量凭证供应的办法。在中国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粮票”、“布票”和“肉票”等供应票证，在遥远的罗马尼亚竟然咸鱼翻身，再次大行其道。1988年，齐奥塞斯库访问北京，特意授予邓小平一枚罗马尼亚勋章。然而仅仅一年后，同样的故事却演出不一样的结局。
从某种程度上，罗马尼亚这种过度“短缺”完全是政治的产物，而不是经济的结果。
罗马尼亚在1981年的外债为110亿美元，齐奥塞斯库执意要在1990年之前还清全部外债。为了这个目标，当局不得不最大限度地限制进口；与此同时，又最大限度地增加出口。这种勒紧裤腰带的措施严重影响到民众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甚至连食品、煤气、供暖、供电以及日用消费品等都无法得到满足。更加疯狂的是，本来就民生艰难、经济凋敝，好大喜功的齐奥塞斯库还大兴土木，搞起“形象工程”，这无疑使罗马尼亚人的生活雪上加霜。
许多城市居民连日常饮水都发生困难，一个大而无当的多瑙河—黑海运河工程却耗资达数十亿美元。1984年动工的“人民宫”占地面积达33万平方米，建筑空间220万平方米，是仅次于美国五角大楼的世界第二大宏伟建筑。“人民宫”及其配套的“社会主义广场”和“社会主义大道”等庞大建筑群共花费20多亿美元。颇为讽刺的是，这项宏伟建筑到齐奥塞斯库死后都还没有完工。
从某种意义上，经过长期的高速发展之后，国民经济的穷途末路成为对齐奥塞斯库政权的致命打击。涸泽而渔寅吃卯粮的齐奥塞斯库沉迷在权力快感中无法自拔，他完全是在为自己修建一个巨大的坟墓，而且他绝没有想到死神会来得这么早。
四、沉默的大多数
历史有一个不变的规律，这就是“变”。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齐奥塞斯库时代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后，无论经济还是政治都不可避免地走入了死胡同。这种弥漫在全国上下的死气沉沉，令许多人感到绝望，家天下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自然成为众矢之的。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在《论小丑：独裁者与艺术家》中写道：“在1985年到1986年这个期间，政界改变的惟一希望就是一个‘生物方法’，即等待得太久、拖延得太久的领袖之死。”
当时在布加勒斯特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许多申请出国的人正在排队领取护照。其中一人回头看到他身后的人不是别人，而是齐奥塞斯库。齐奥塞斯库对他说：“既然大家都要出国，那么我也走。”他无限感激地说：“如果您走的话，我们就不必出国了。”
马内阿记录了当时罗马尼亚人焦虑的心态，“怀疑主义一直是罗马尼亚人的特征，尤其表现在人们对政治和政治家的态度上，特别是听到政治斗争这种字眼时更是表示怀疑。当代大小国家许多政治领导人的平庸，以及他们言语中表现出来的愚蠢，只能增加人们的怀疑。最终，这种怀疑就会变成默然和鄙视。”
“我们都很容易愤怒，但只有很少的人能够表达出来。”这是另一位罗马尼亚作家的话。在极权体制下，大多数民众被排除在政治之外，他们屈辱地忍受着政客们对他们的利用。很多年以来，整个罗马尼亚社会都缺少公开的讨论，整个国家被简单的煽动性标语操纵着，被安全局这样的特务部门所控制。这种屈辱常常会转化为对政治冷漠的犬儒状态，但有时候，当这种焦虑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怯懦的大众会在突然之间愤怒地爆发。正如马内阿所说：“当一个人的绝望、痛苦和愤怒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时，他的勇气和尊严就会重新表现出来。”
人类社会如同一只高压锅，当所有的排气口都被彻底封死后，这只高压锅就变成一枚危险的炸弹。人作为一种言说动物，一旦失去了言论自由，就会陷入一种沉默的深渊中。在这种沉默中，恐惧逐渐转化为愤怒。各种微不足道的力量慢慢积累，最后汇集到一起，形成一场可怕的风暴。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1987年，罗马尼亚官方在布拉索夫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突然之间，这场游行失去了控制，群情激奋的游行者打出了反政府的口号，民众的领袖齐奥塞斯库瞬间就变成了罗马尼亚的国家公敌。
反乌托邦电影《V字仇杀队》中有一句经典台词：“人民不应该惧怕政府，政府应该惧怕人民。”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桥段，总统发表电视讲话，要民众不要相信谣言，要团结一心维护国家稳定，但电视机前已经无人再听他讲话，人们都已走上街头。当人民不再相信政府和领袖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很多年后再看，这场失控的游行其实根本不是一场偶然或意外，子弹挡不住思想，历史就这样已经悄然开始转弯。
1921年，罗马尼亚共产党诞生；1945年，罗马尼亚共产党执掌政权，其党员不足1000人。但到了80年代，在这个假面舞会的最后阶段，也就是在共产党当权的40多年后，已经很难在罗马尼亚找到1000个真正有理想的共产党员了。不幸的是，在这种情况下，齐奥塞斯库领导下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员人数多达400万。按人口比例算来，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政权了。但没有人否认，党员证只代表一种实现人格依附和财富分赃的证书，人们只想得到一种合法作恶的权力，然后来谋取自己的私利。
随着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整个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多米诺骨牌式的崩溃。1989年10月，匈牙利政局发生剧变，执政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建为社会党，匈开始实行多党制。1989年11月9日，数以万计的民主德国民众走上街头，将这个象征着共产主义极权专制的柏林墙推倒。柏林墙的余震很快就波及到位于中欧的罗马尼亚。东欧共产党集团的纷纷倒台，使长期以来压抑的罗马尼亚人突然之间看到了远处的光亮。在四处积薪的罗马尼亚，一个小小的火花都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