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4-2号
岁月如歌
贾宗文
人生六十是一个值得纪念和回顾的日子。2014年5月23号，是我60岁退休的终结日，也是我要写这篇《岁月如歌》的原因。它会成为我的长篇小说《陕北人家》中的内容之一。
一 苦难的童年、少年
1954年5月23日，我出生在陕西省黄龙县城。当时这里叫石堡镇。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少年。1966年在县城西头上完了石堡小学；1970年7月在县城的东头的黄龙县中学毕业。1971年年底，招工离开。
对我来说，在黄龙的17年，中留下的记忆片段是苦难多于欢乐的岁月。
记得上学是我非常快乐的事。一是离家近，只隔一条西河就到。二是学前启蒙早，学习非常轻松。我四岁多一点就开始被家父严逼背诵那些令现在人都头疼的“药性賦”。 我现在非常清晰地记得那是竖版老体字医书，还记得“羚羊解乎心热，犀牛清乎肺肝······的句子”记得为那个“犀”字不会写，挨了打，整整三天后才写会。记得在外爷家看他摇头晃脑像念经一般的读药书的样子。高兴的事就是遇上天气好了他会把各种药拿出来晾，一样一样地教我辩认，当然我会悄悄地偷吃那些味道甜甜的甘草、党参、大枣。当然也会“吃错药”，苦的一塌糊涂。我的外爷姓乔，是方圆百里比较出名的“老中医”，常有送礼的来家。他有四个儿子，只有我妈妈一个老小女儿。妈妈有四个哥哥，家境又好，可以想象她的童年一定是在宠娇的氛围中长大的。可以看出他们是希望我成为医生的。可惜的是揠苗助长，彻底的摧残了我对学医的兴趣和爱好。
记忆中最喜欢的人是我的外婆。她总是给我留些好吃的让我吃，让我睡在她的身旁，哭诉她多么想念我的妈妈。她活到82岁。而我的妈妈只活了38岁，是在1968年5月遇意外突然去世的。那年我才14岁。正是文化大革命武斗严重的时候，当时，我和爸爸为躲避灾难都不在家。最小的妹妹才刚两岁，扔下七个孩子（老五送人抚养）就撒手人寰地去了。可以想象她短暂的一生是多么的艰辛，据外婆说她的童年是快乐幸福的，因为她有四个哥哥，有一个不愁吃穿的中医世家。她19岁嫁到贾家，直到去世前的19年里连续生育了7个孩子，可以想象她过的是什么日子。
她去世后接下来我们这群没娘的孩子们的日子又会怎么样？真是不堪回首。后来，从宿命论的观点里找到自我排解的答案是：一家中同一属相者不能超过三个，可妈妈、我、我小妹都属“马”。其实宿命论的确是无稽之谈。
在那些年里，先是我们的家被强行征迁，接下来是妈妈的去世，再接下来是我被取消了上高中的资格。理由是我的家庭成分一栏由“富农”（父亲家的成份）改为了“贫农”（母亲家的成份）。这在当时被校方定性为阶级斗争新动向，隐瞒了家庭出身，性质严重。我当时的考试成绩是全校第一名。记得老师把我的数学、物理、化学卷子用图钉摁在黑板上，对同学们说：“这就是标准答案，自己照着改卷子吧。”我的多篇作文曾经被老师拿到高中课堂上宣读。这来源于在小学二年级时我从家里搬了一只小箱子，成了班里的图书管理员。就是让同学把自己家里的书籍拿来，让大家共享。我得天独厚，比同龄的孩子读的书要多得多。记得当听说一位姓路的同学家里有一套《西游记》，我马上答应和他一起去取，那是我第一次从县城的西头跑到东头（曹店）觉得好远，好累。捧着那厚重的竖版书，在昏暗的香油油灯下我几乎每天都读到鸡叫。在我看来，这比那艰涩的医书简直太好读了。可当时的同学还没有人要借这两本书（上下册）。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还是要感谢父辈的严苛，使我养成了“爱读”的习惯。那年代的我也只有在书中才能感受快乐。为得到自己喜欢的书，我曾经省吃俭用，曾经为书打过架，受过伤，流过泪。
失学后，为了减轻家里的生活压力，我开始了打工挣钱。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经历了到工地提泥包，给道班打石子铺路，去药材公司捡杏仁，上山挖药，去砖瓦厂抠砖坯，去粮库翻仓晒粮，从黄龙县步行到西安给屠宰场送羊（当时交通不便，只能边放牧边送，当放羊倌），只要能挣钱，什么活都力所能及地去抢着干。最多是结伴去打柴卖给县砖瓦厂，辛苦但挣钱最多。那时一百斤柴6角钱。我最多的一次是900斤，一天挣到5块多钱已经是相当可观的收入了，足以养活全家。
人总期盼能在经历苦难后得到更大的福报。苦难提升了人的生存能力，磨练了超常人的意志，练就了特别能吃苦，耐劳，坚强，勤俭，忠诚的品格。我真正的大学就像高尔基，是在苦难中毕业的。
二 职场生涯
职场是一个人谋生的大社会，是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有人把“职场”称为江湖，说江湖险恶，多变，深不可测。我的职场历时从1971年开始到2014年退休，整整43年。
43年弹指间。可以说是平凡中有惊奇，艰苦中有痛苦也有荣耀，苦涩中有甘甜，付出中有收获，失败中有希望，机遇中的得失，遗憾中的悔恨和懊恼，机遇与挑战同在，竞争与希望并存。成功与失败，有挫折的教训，有成功的艰辛，有升迁和发财的机遇，有坐失良机的追悔和懊恼，功过得失，件件桩桩，历历在目。那么多往事里交往过的人，流水的岁月，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被遗忘的，刻骨铭心的，值得回味的，五味杂陈，构成了我平凡人生的故事，我的经历，记忆，我的歌······
1 从《把信送往加西亚》开始
20世纪后期的十多年间，凡接受过职业、岗位培训的人都不会忘记当时有这样的一本《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书非常流行。书中描绘的故事是发生在一百多年前，至今人们还在传诵它，平实的语言，质朴的文笔，没有漂亮的修饰，没有离奇的故事情节。美国作家阿尔伯特.哈伯德先生只用了短短时间，便创作了人类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图书之一。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在这些质朴无华的叙述中倡导了一种精神——忠诚、责任、创造性的执行力。虽然不同民族和国家在对该种精神的阐述和表达方式上各有不同，但在读到《把信送给加西亚》这个故事时却都会产生共鸣。这种共鸣，源于人类对美好未来的期盼和追求，源于人类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
读到这本书时我已经是一名非常出色的企业管理人员了，但我为自己曾经像小说里描写的主人翁，是一名投递员，一名信使，一只鸿雁，一名“绿衣使者”而自豪，欣慰，我终身为那段艰苦的经历而受益非浅，故事的内容虽然简单，但却是一个永不过时的故事，它向我们每一名在职场摸爬滚打的继续者，为他们的职业生涯传达了一名优秀工作者必须具备的素质——敬业、忠诚、勤奋进取、认真负责、创造性的执行力、坚持不懈的精神、自信和良好的心态。尽管我的这段经历时间长了一点，在基层整整13年，其中8年的投递员（乡邮员）生涯，风吹雨打，酷暑寒冬，历炼出“特种部队”般钢铁战士的坚强，是无与伦比的。
2 走向工作岗位
1971年是文化大革命中大范围招工就业的特殊年份。那年，参加工作的机会是非常多。从下半年开始先后有6批次陆续来黄龙县招工的。进入什么单位，好像都是命运安排好了的，由不了自己。那些从延安地区来到这个县城招工的单位都是当时纳入国家计划的“国营”大企业，有延安化肥厂、丝绸厂、电厂、钢厂、运输公司，最后一批是延安地区邮政局。我就是在最后一批被延安地区邮政局招工录取而参加工作的。看着一块长大的玩伴、同学们一个又一个在我之前都被招录取了，他们先后离开了黄龙。我一度失落、无奈、气愤，痛苦，挣扎地煎熬，度日如年。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我被无辜地划归为“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后代行列。学校不要，社会抛弃，遗忘，孤立的感觉像巨大又无形的手，像阴影，恶梦般时刻笼罩着我，无法解脱。我会时常抱怨自己为什么会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而苦闷，为命运命运多舛而困扰。常在半夜睡醒时，在一个人承受体力和心灵痛苦时，从心底呼喊“老天爷呀，求求你，让我快快离开这里吧。”努力改变命运成了我一生追求的梦和隐约的习惯性动力。
黄龙县是桥山山脉的腹地，是陕北唯一的原始林区，因为有“水土病”（克山病和大骨节病），人口一直稀少。是陕西省9个地区人口最少的县。1971年我离开黄龙县，当时全县总人有口五万余人口。发展到43年后的2013年底，据资料显示人口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到了4.8万人。记得十年前县分公司的经理们来市公司开会表态，唯有黄龙县的说：“完不成上级下达的工作任务，我们连计划生育的人口出生任务都完不成，没有人，就没有消费，其他什么任务都完不成。”
当轮到最后一批招工的领导看到能提供的符合条件的人员名单时，全县城关镇户口的适龄青年只剩下我们4个人。也就是没有人了，你爱要不要。在县政府招待所的招工面试，问我：“会骑自行车吗？当投递员去送信怕不拍苦？”幸运的是我们家早年就有一辆德国生产的倒闸自行车，我早早就会骑了。记得是1968年的后半年的一天，那是我第一次挣钱的经历，就是骑车到离县城30多里地，要翻一座山就到的三岔公社供销社给来县城演戏的蒲城县剧团买两个汽灯。五元钱报酬，外加一元饭钱。那轻松快乐，骑车下山飞一样的感觉真的好爽，我顺利完成了任务。
来招工的延安地区邮政局人事科的两名干部，照单全收下了我们四个：许西良、刘向阳、贾喜恩、贾宗文。第二天，他们去了范家卓子公社、白马滩公社和圪坮公社。这三个公社是北京知青点。在哪里共招录了19名北京知青。在延安甘谷驿公社还有两名内部职工符合条件的内招子弟。完成了我们这一批共25名招工指标的任务。
一周后，他们和新招的知青一块回到县城石堡镇，准备回延安。不巧一夜大雪封山，大岭无法通过，县运输公司的客车停运，称一般要半个月以后才有可能通车，如果期间再下雪，一个月不通车也是有的。为了赶年底如期回到延安，他们决定用解放汽车运我们绕道渭南，改火车到铜川，从铜川到了延安，用了整整两天一夜。
到延安后，住在与延安地区邮政局隔壁的东关运输公司招待所。开始为期一周的学习班。开会学习，组织参观，听报告，革命传统教育，最后是写服从组织分配的《决心书》，让自己当众宣读表态后，宣布分配决定，我和比我大3岁的北京知青沈丙来被分配到延安以东120里左右的蟠龙邮电支局，当起了一名邮递员（也被称为‘乡邮员’）。是业内最辛苦的工种。当时的邮电局最辛苦一线工种有三种：机线员、话务员、乡邮员。也被称为三硬：机线员的手硬：整天手不离铁钳子和铁线，练就了手上的硬功夫。五公厘的铁丝在他们的手里就像面条一般，尤其是用钢缆做地锚拉线比赛，十分精彩好看。话务员的嘴硬：一上班就不停地在交换台上说话，抢电路，接一抢二应答三，练就了精准的快语，像机关枪，根本没有你答话的口。乡邮员的腿硬：每天骑自行车几十公里风里雨里跑，练就的的腿上的功夫和高超骑自行车的本领。有自行车比赛投递员常常有优异的表现。就日常也常常表现不凡，姬乐君就常常骑自行车担水被围观，王树贵被聘请进了国家体育队参加自行车马拉松国际比赛的教练。我骑自行车在当时当地也是一“景”。记得孙台水库正在修建，是从下坪公社回蟠龙的必经之路，我硬是没下车骑上了坝梁，引得民工停工观看。曾空前绝后地骑自行车带8人，曾经在窑洞里骑车进出定车掉头没有人超过，曾经一路撒把二十余里狂奔被喝彩叫绝，曾经的过去都是那么的激情潇洒······
乡邮员工作是辛苦的。风里雨里奔波在崎岖的邮路上十多年，甚至一辈子都跑在这偏远的邮路上直到退休。我的同事孙玉显，高怀忠就是我们乡邮员典型的代表，双双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模范”的称号，光荣地到北京参加了表彰大会，退休享受全额工资待遇。当时被分配当“乡邮员”在别人眼里是很难接受不愿意去干的。可我刚开始的感觉的确是轻松快乐的。分配的第二天，我就欣然而然地和专程来接我的支局长文汉岐到了蟠龙支局。而同我一起分配到蟠龙邮电支局当乡邮员的北京知青沈丙来却迟迟不愿意下去，半个月后才无计可奈地来了。半年后他被调回延安城里当了一名分拣员，不久由于私拆邮件而获刑，断送了工作前程。
3 初恋失败
在工作不久，爱神悄悄地来到我的身边。在我的投递路线上，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北京知青。那个年代，陕北的落后是现在的年轻人所难以想象的。各个知青点基本都是不通电，通信落后，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环境，这些从大都市一下来到这样的偏僻的与世隔绝般的深山沟，巨大的反差使他们盼望家信、报刊、外界消息的期待很自然地转移到对我这个“邮递员”有着特殊的情感，期盼之情如同黑夜盼天明。恰巧我们又是同龄人“出门在外”的人。在那山大沟深，信息闭塞，与世几乎隔绝的陕北农村，我们自然而然成了非常特殊的吃喝住玩最要好的好朋友。当他们离开时送给我的羽毛球拍、两把京胡、两把小提琴书、其中有一把小提琴至今我还在拉。40年过去了，回忆往事，有一个叫方寿兰的北京女知青，她是我的初恋。还记得她给我包的“北京饺子”，忘不了和我差一点掉到深沟的惊险。想起了我为她写的那首表达爱的藏头打油诗：
小燕一年飞四方，
辛勤劳作最寿长。
人间只有兰花美，
比翼双好胜牛郎。
那是在出班从卧虎湾归来的路上，在郭家庄附近路边柳树下休息，看到一对燕子比翼飞舞，衔泥造窝，触景生情，即兴而发的。我把它写在专门为她买的笔记本的扉页上，送给了她。她后来被蟠龙煤矿招工离开了那天在她插队吃饺子的最偏僻的拐沟枣园生产队。嫁给了当时蟠龙煤矿书记的儿子。
人的初恋往往总是在失败中结束。幸运的是蟠龙街的女子多，1973年，我就有幸遇上了下街刘家的三女子，叫平桃。她们家有五个女子。那年我19岁，她17岁，两人一见钟情。恋爱6年后结为伉俪到如今。和她认识后的第二年她去了孙崖插队，为方便来往，我们定了婚。她插队劳动3年后遇上招工，因为我是送信的也选择参加了邮电局工作，当了一名话务员。三年学徒转正后，我们在青化砭公社邮电所举行了非同凡响的婚礼。很快，我们有了一儿一女。转眼间35年过去，儿大女嫁，孙子都上小学了，这是后话且不细说。
三 靠学习收获丰厚人生
我在职场的43年里，可以说是靠学习提升职位，凭知识改变命运的。起步是一名投递员。在和知青的接触和邮递员工作的便利，使我有比任何人都多的接触到书报的机会。学习养成习惯得到延续和强化，这是我日后取得全部成就的总根源。他们寄来的书几乎全都要经过我的传递，只要我开口，几乎没有不满足的。甚至只有在绝对信任要好的好朋友间才互相传看的手抄本书摘，情诗，其实大部分都是苏联歌词，这在当时都属于涉嫌不良和限制之列的，但对我也却视同知己，从不防弊。我看他们如同一群落难的苦命人，而我这个本地青年实质也是刚从苦难中逃出的幸运者。同是天涯沦落人，很自然会同病相怜。恢复高考，他们悬梁刺股，废寝忘食复习的景象我历历在目，他们的成功我高兴，他们的失败我难过又无助。曾经时有当地青年和北京知青发生纠纷，记得当时北京派来带队干部作为专职负责协调处理知青矛盾。
1 学习无线电技术使我人缘得益丰厚。当时能看到的书是十分有限的。我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以技术为主攻方向。1972年，《无线电》杂志开始发行，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从此连续订阅，研习了10年。期间自修了《电工原理》、《电路分析》、《黑白电视机原理》、《电子管电路》、《晶体管电路》、《农村广播电路维护》、《手表维修》。这在当时是比较高科技的。我边学边干，成了名符其实的技术人员，测量线路，维修交换机，排除故障给当时的机线员帮忙不少，还帮老乡维修收音机、帮生产队修扩音机，帮修电影放映机，有求必应地学雷锋做好事不计其数，自己还制作了立体声音响，组装了电视机。这那凭票购买三大件的1982年，电视机是稀罕物的年代，家里经常挤满了来看电视的老乡。备受乡亲们崇敬和爱戴，群众威信很高，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担任了邮电党支部副书记（主持工作）。
2 学习音乐使我愉悦人生。在那文化娱乐贫乏的年代，我学会了吹口琴，拉二胡，拉小提琴，吹笛子，弹奏快乐琴。当时遇到了姚店中学的音乐老师，他家是蟠龙人，每月基本都要回来，家里有事打电话要到邮电局来，认识后教我拉二胡曲《子弟兵和老百姓》一个月后见面，我就可以演奏给他听，使他大吃一惊，说：“你的悟性太好了。”当我送信路过孙台水库团部，在时任团政委的张秉仁那里看到他房间里的二胡，说想拉一下，他马上高兴地同意了。我们两成了好朋友。我才知道了他是原来是延安市电信局的局长，下放到这里当团政委，他特别喜欢唢呐、二胡、笛子，秧歌，就是水平不高。孙台水库建成后他被调回延安任职延安地区邮电局办公室主任。1976年市邮电局组织文艺宣传队，他第一个指名道姓抽调我回局里参加了宣传队乐队，一直担任首席二胡，一直到1998年10月，邮电分营前后十几年里，我年年被抽调参加乐队，期间当过乐队队长，独奏过流行的《赛马》，负责过《邮电之春》大型活动的音响。期间结交过不少乐友，被邀参加过延安歌舞团王钢二胡独奏音乐会的乐队，在省公司机关联欢会上表演过自己编创的《新编赛马》。初学二胡时曾每每陶醉地练到鸡叫。脑子记下的曲目能连续4、5个小时不重复曲子地拉，音乐使我的生活丰富多彩，喜怒哀乐情感抒发淋漓尽致。
3 学习写作，笔杆子使我走上管理岗位。无线电技术的掌握和音乐的学习没有改变我的工作和工人身份。当我在蟠龙支局、青化砭邮电所工作13年，已经是两个孩子父亲时，才对自己的人生开始了更深层次的思考，这是我命运的大转折点。我当时暗想：不能一辈子在基层当工人，不能在农村长期呆下去，要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不能向我一样。再三思考后，我开始了重新学习，报函授，参加自学考试，练习写作，投稿。因为基础好，小豆腐块文字陆续见报。1982年春，我被调回市邮电局发行班当了“班长”。我加大了学习的力度，几乎每天都读书到半夜，每天清晨都到延河边背书，孩子们常常是晚上睡前见我在读书，早晨醒来不见我在睡觉，勤奋读书成了我生活的主旋律。1984年10月，我的一篇处女作《学海迪》在《延安文艺》上发表了，当年春节前又被《陕西日报》副刊较大版面全文转发。市邮电局一些领导看到，见面就举大拇指连声称赞，说全局这么多人，在省报发表这么一大篇的还从来没有过，一下出了名。很快，我被调到市邮电局政治处当了一名“宣传干事”。每周给省邮电管理局手写填报一次“情况交流”。延安邮电局的消息渐渐多起来了，局领导当然高兴。1985年，全局选拔出来的9名以工代干职工进行了转干考试，4个转干名额我在第二名。我成功筹备了“延安地区邮电局精神文明成果展”得到了延安市委和局领导的特别重视和赏识。我的努力也得到了省局办公室和刚成立的《陕西邮电报》、《延安日报》、省委《当代陕西》重视，当上了特约记者、特约撰稿人。
4 不断学习提升自己。学习层次提升的结果使得职务得到晋升。到政治处工作我就开始了成人自学考试。三年时间共考过了6门。和我一块参加自学考试的薛耀新私下和我交流时提醒我还可以争取脱产上大学的。我听取了他的意见。向组织提出了参加成人高考的申请。正巧全局已经连续三年没有考试合格被录取，名额都浪费了，就同意让我报名。请假一个月参加了延中的补习辅导班。很幸运我被录取了。1988年，35岁的我带薪跨进了西安邮电学院的大门。18年工龄的我和那些18岁的学妹学弟们一块读书、考试。尽管我们这个班是原邮电部经济管理系第一期“邮电审计专业”，被戏称为“黄埔一期”的管理干部班，课业安排任务很重。高等数学、英语、会计原理、管理会计、基建会计、统计学、计算机语言，一大堆共24门主课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我每每把作业3遍地作。大学语文、高等数学、统计学还得了90分以上的高分。其它各科都顺利过关。按时毕业回到原单位。被安排在在“审计科”搞了一年的审计工作。期间发表了《基建开工前审计》的专业论文，被陕西审计学会评了3等奖，并被国家经济文库收录，获得著作权证书。1991年我被调到延安市邮电局办公室提升为办公室副主任兼综合秘书，主管文秘档案，信息，局发文审稿，成立了延安邮电文学社，任秘书长，兼《绿圃》主编。之后，只要有机会，我就争取去学习。不断提高学历层次，不断拓宽知识面。不断参加职称考试，通过了英语、计算机操作、经济员、政工师、高级政工师的一系列考试、考核、评审。发表了几百篇的各类文章，十余本书。
四 工作简历
1学习经历：
1990年7月，西安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邮电审计专业毕业。
1992年7月，南京邮电学院高新通信技术专业培训毕业。
1994年12月，中央党校政治管理专业（本科）毕业。
2005年6月，国家行政学院高级管理人才MBA精华课程特训班毕业。
2成就：
A 高级政工师，公司首席文化官，大学客座教授，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会西南分会研究员，国家组织文化管理体系测评专家委员会委员专家委员。
B 发表专业论文60余篇，获国家、部省级奖励40余篇。发表各类文章260余篇。主编刊物《绿圃》、出版、印发书籍、资料《企业文化理念讲座》、《论文汇编》、《制度汇编》、《延安邮电》、《陕西联通企业文化手册》、《陕西联通礼仪规范》、《追梦》、《中外企业文化赏析》等20余册、本。
3 工作经历
1971.12月—1998.9月。延安市邮电局工作，历任投递员、营业员、话务员、政治处干事、办公室综合秘书、副主任、教育科长、机关党支部书记。
1998.9—2001．10月延安市邮政局工会副主席，办公室主任。
2001.10—2006.4月中国联通延安分公司综合部经理、党群部经理、监察部经理、总经理助理。
2005年12月，应邀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第15届国际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
2006.4月—2009年5月，中国联通陕西省分公司综合部、企业管理部、企业发展部工作。负责企业文化策划与宣贯。期间，建成文化长廊，公司荣誉室，主编完成：《系统化企业文化管理专题辅导》19讲，已经印发13讲。《企业文化手册》、《礼仪规范》、《陕西联通之歌》等，3年来共进行各类专题辅导、报告40场、次。
2007年1月，被西安邮电大学社科院特聘为“客座教授”。主讲《中外企业文化赏析》16讲32课时。
2007年5月，中国联通总部（北京）企业发展部工作，执笔《企业文化实施指导意见》的调研和起草工作。
2009.5月——2012年12月，被联通陕西省公司选派到陕西省通信管理局《电信志》编纂室负责联通志的编纂工作。
2013年1月，联通延安分公司资深经理。
4 社会兼职
1996年7月：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
1996年10月：延安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
2002年5月：陕西省通信协会会员。
2003年4月：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会西南分会研究员
2007年3月：西安邮电学院特聘客座教授，主讲《中外企业文化赏析》。
2009年6月：中国文化管理学会组织文化管理体系测评专家委员会委员
2006年7月：被《中华世纪名人大辞典》收录。
五 退休后研究、创作方向
1 专著《文化资本论》。目前，正在与贾岗密切合作，全力进行中。贾岗负责各章节相关数模、公式的研究。并负责文字处理工作。内容已经过半，预期３年内完成全部初稿。感恩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 第二部专著《度论》。是《文化资本论》的续篇。篇目大纲已经完成。预期5年内完成全部初稿。
3 长篇小说创作《陕北人家》。正在进行中，属于研究专著的闲暇换脑休闲娱乐之作。
4 诗歌散文集《锦丝云梦》。共35万字，2013年国庆节前已经完成，送延安作家协会领导审阅，待出版。
六 遗憾的往事
人生最大的遗憾是机会的丧失。
最大的懊恼是自己主观上的不努力。
靳羽西曾经说过：“生命没有任何意义，是你自己让他精彩。”路遥在《人生》里说：“人生路口关键处只有一两步。”我的人生完全可以更精彩，可是我并没有把握好，白白失去的机会足以令人悔恨和懊恼，甚至遗憾。如果说没有遗憾，那是自欺欺人，是自我安慰的假话。
1上大学。高考恢复后，按我的基础和智力，最迟在第三次肯定可以考上。可我却迟迟到10年后的1988年才在同事的开导下，醒悟到必须脱产去读全日制的大学，才能拥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在企业开始重视知识分子，普遍提拔使用人才的时候，我的头上还没有带上“知识分子”的光环。在我拿到大学文凭成为知识分子的时候，失去的10年时光永远无法弥补，年龄已经到了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列入重点培养“第三梯队”的边缘，失去了升迁的最佳时机，失去了竞争力。尽管后来的努力得到了一定的弥补，整整迟了十年，失去的时间价值却是永远无法补回来的。
2更多升迁机会的丧失。一次是2003年底被省公司党群部抽调去工作。当时的党委书记交给我的任务是负责党群部内部工作，半个月时间内，我拿出了工会和党委2003年的工作总结和2004年的工作安排。腊月29回到延安，正月初五，我误听了家属的话，给省公司杨治国打电话，要求省公司正式发文件，有正式调动任命我才去，否则不去了。这种态度简直就是不懂事。第二次是2006年4月被借调到省公司，负责企业文化工作，当时是“五大工程”。我虽然一直在省公司为此工作了6年，但始终没有正式被调入和任命相应的职务。这有李俊义的直接原因，也有我自己努力和坚持不够的原因。第三次是2007年5月被总部企业发展部借调去工作，负责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我全力完成了全国各分公司的调查摸底工作，也执笔拿出了下一步的实施意见。但又是听了家属的话，自己主动放弃了坚持和努力。同当时在总部负责此项工作的赵沛（被免职的前企业发展部老总，山东省公司的老总。他刚任命企业发展部老总不到一年被乔建葆取代，却迁怒与我，谁叫我赶上了。）因观念的不同而不能忍受他的蛮横，闹起了来。而又不听时任总经理乔建葆（三个月后，他也离开总部，去广东省分公司任了老总）的劝说，返回了陕西省公司，铸成失去留京继续工作的机会。李宏伟说：“企业发展部的老总都是短命的，连续五年，一年一换，最快的就是赵沛，才8个月零7天。”第四次是被选派到省通信管理局《电信志》编辑部工作了两年，我没有继续坚持到最后把志写完。得失都在一念间，自己坚持努力不够是主要、关键性的。不利的客观原因什么事上都有，在我退休来到的时刻，回忆往事，为这些机会的丧失而遗憾。
3更多购房机会的丧失。年纪大了，想到北京养老，原本是有这样的机会的。女儿在2006年在北京买房是的房价是9800元平米。当时如果我不买车，用20万交首付，也还完了。而现在这里的房价涨到了5.8万元平米，靠我这辈子也是买不起了。当2004年被省公司党群部借调到省公司时，正赶上那里集资建房，主管领导征求我的意见要不要房子，当时西安的房价是2600元每平米。我们延安分公司也在集资建房是1100元每平米，我当时说：“不要，你们这贵了一半还多，结余的钱我还可以买一辆车，目光短浅地拒绝了到身边的购房机会。06年再次被省分公司借调去工作，多花了2万元从有资格但不要房的员工手里转让了一套现房。算是没有彻底丢失机会。2013年当我被资深时，这套房子市价突破了1万元每平米。
4发财的最佳机会的丧失。能占有较多物质财富不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唯一尺度，更不是所有人的追求。尽管在物欲横流，铜臭四溢，有人不择手段强取豪夺地想发财，千方百计抢财神，竞争激烈，钱难找的大环境里，还总是有许多可以合法经营去发财的机会的。自己并没有去积极在这方面努力，坐失良机，追悔莫及。
每个成功过的男人身后几乎都有一位精明、坚强的女人在做后盾。
当我偶尔说漏了嘴，迁怒与爱人时，她抢白我：“要是没有我保证你的生活，照料你，你身体早垮了，说不定早没命了，还有今天。”回过头想想的确如此。几十年，我连自己的工资多少都很少过问，也不知道具体是多少，从来没有取过，身上几乎从来都不装钱。吃喝穿戴全是由她操持，我才有精力专心致志地学习、写作、工作、一点点取得成就，一步步进步，一直到功成名就，全身而退休。考查延安邮电局（现在的通信行业）半个世纪来的历任办公室主任一职，几乎没有一位是好下场的。而惟我福大命大。几次关键处抓住的或失去的 “机会”都是她及时力争力挺而得，或极力阻挠，釜底抽薪，使我不得。或进或退，每每都有她的影子。其实现在看来，只有她是真爱我，是在保全我。她是我的福星。在这充满诱惑和陷阱的花花世界，在这身不由己的江湖中，职场、酒场、官场里，被权、钱、色、气迷惑，为名利地位栽下马的，为美女折腰，为争名夺利身败名裂，为贪得无厌身陷牢笼的，为争强斗狠死于非命者，不得善终者，不计其数。可惜他们命不好，没有遇上好心肠又精明能干的“悍妻强内”。谁知道这是那辈子，那个前世修来的福，没办法。
追忆遗憾的同时，又不得不为我有这些工作经历而骄傲。想想我这么一个无社会背景，最基层，最低待遇的乡邮员，传奇般地有了从乡镇、到市，到省，到京都工作过的经历。有曾经被特邀到人民大会堂开过会，曾经站在大学讲台上，曾经与乡、市、省、部各级领导共过事，见过中央、部级领导，有过将军、大校级的朋友，有过数以千计的交往，数以百计的好友，数一数二的优秀儿女，充满希望的孙子孙女······这辈子的我没有庸庸碌碌，没有白活。
七生活的新起点
60岁是退休是国家现行多年的人事规定，在这一年的五月我将准时退休。很高心地离开自己工作的岗位，而不会像有些领导干部有任何失落感。因为我在职场43年里，工作从黄龙县城到延安的蟠龙镇再到延安市，再到西安市，再到北京，眼界从最基层干到市、省、总部，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阅历丰富，早已品尝过了其中的酸甜苦辣咸，见过风卷云舒，领略了花开花落，功成名就，现在全身而退，结束战斗，开始去享受国家养老的政策待遇。尽管收入会下降，可我已经不用那么多的花费了，有房有车，儿女独立，生活无忧了。这真是要感恩上帝的恩典，感谢命运的安排。这些年的努力拼搏，已经打下了晚年生活所需的物质、精神基础。无什么负担，儿女都已经独立生活，照看孙子完全是义务劳动，可以随意选择。快乐幸福自由生活的日子里可以锻炼身体，看别人的书，写写自己的专著，出版几本自己喜欢的有一定价值书。回忆一些有趣的故事，和乐友一块演奏美妙的旋律，切磋演奏技巧，或编写几首曲子一块来演奏，和文友一道讨论文章、观点，和网友一道聊天，在淘宝网随意购物，在家就可看3D大片，欣赏交响乐，其乐融融，美哉美哉，快乐人生，不过如此。
有诗为证，曰：
如水岁月常蹉跎，
勤俭换得幸福多。
眼前浮云留不住，
往事如烟成老歌。
青山不老酒当歌，
残阳如海照山河。
未尽梦想从头做，
此番惟求快乐多。
2014-1-29 于北京西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