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傅斯年（1896—1950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历史学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期间恰逢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高涨，他和罗家伦等同学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并在《新青年》发表许多文章，名动一时。1919年5月4日，他是北京学生游行总指挥。同年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学习历史、数学和实验心理学，后到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和历史。回国后，先后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代理文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代理北京大学校长等，他主持的安阳考古发掘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古代中国和中国文化研究都具有里程碑意义。1949年1月起任台湾大学校长。抗战期间，他出任国民参政员，因炮轰炙手可热的权势豪门孔祥熙、宋子文，被誉为“傅大炮”。
1948年的最后一天，南京长江边上，大江滚滚而去，傅斯年和胡适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两人禁不住潸然泪下。傅斯年和胡适的泪为何而洒，我曾写过一篇小文。屈万里回忆，他曾听说那时傅斯年身上经常带着安眠药，预备紧急关头可以“随时吞药自杀”，[1]我觉得这是因为他身体不好，夜难成寐，并不是为自杀而准备安眠药。此时，前方战场攻守之势已易，国民党政权已摇摇欲坠，蒋心中迁台之意早就萌生了。此前12月22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实际上这个决定11月就已作出。当月，由他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迁到了台湾杨梅镇。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他写几个字，他信笔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的短幅相赠，其中弥满了凄怆之感，更想不到是竟一语成谶。屈万里曾建议将这七个字刻在傅斯年的墓碑上。
假如没有傅斯年，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想要在短时间中迅速崛起，发扬光大，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确是难以想象的。
“大学是个教授集团，不是衙门”
台湾大学最初是日本殖民地时代建立的，所以台大将1945年光复之日算是校庆之期。到傅斯年接手时才迎来了第四次校庆。他之所以能把台大办成孤岛上的北大，这不仅取决于他的干才，取决于他大刀阔斧的勇气与锐气，更主要是他的办学理念，他完全继承了北大的传统，纯粹为办大学而办大学，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尊严，比如拒绝三民主义进学校等。
4月20日，傅斯年上任未久，就在《台湾大学校刊》发表的《国立台湾大学三十七年度第一次校务会议校长报告》中明确提出：“第一流的大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它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它的教育忽略了的。”他提议通过一年半时间，改进各种通习科目。“务使来校的学生，一进大门来，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教他们的普通课，教课之需要实习者，得到充分的实习机会，有富裕教本参考书的阅览室可用，有优良的助教改他们的卷子，国文和外国文的程度，一年之内顿然改观。”[2]同时他也表示：“不是我要把一个大学办成一个专是教书的大学。一个专是教书的大学，不会把书教得很好，因为学术水准低，自然不会把书教得深入浅出。所以在进行本校的教育建设上，也应该时时不忘学术的标准。”他说这些都是“卑之无甚高论”，“但在目前大局不定、社会动荡之下，不特‘高调’无从谈起，即此‘低调’，若努力担负起来，也是极其吃力的。……究竟大局与环境能允许我们做到几成，总在未知之数”。但以他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力量，他只会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做去。[3]
什么是大学？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在傅斯年心中是很清晰的，他说：“大学是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照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之前途计，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4]他深知：“一个大学必须大家要办好，才能办好，便可以办得好，决不是校长要办好的。我所谓大家这包括全校教职员、学生、工友在内。”[5]
“大学的主体当然在教授，为教育、为学术的研究，这都是当然的。假如教授受行政人的干预太多了，流弊极大，可以弄到学术研究根本难得进行。”[6]所以他原则上赞许大学的讲座制度，认为要保障教授的独立性，教学的自由，如果大学教授与中学教员一样，大学便不成其为大学。五四时代，他在北大度过了人生中重要的六年，赶上了蔡元培主政的时光，风云际会，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发表了大量鼓动新文化、新思潮的文章，终于和师长陈独秀、胡适他们一同造成时势，开创了新时代，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观念，以及“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这一套制度已经植根于他的生命深处。在他短暂的55年人生中，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几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他曾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在受命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之前，他做过西南联大校务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对办大学并不是个生手。他有着让胡适佩服得不得了的行政能力，同为“五四”时期北大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和他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是功狗。如今走进台大校园，还能找到被称为傅园的傅斯年墓。有学者说：
“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 [7]
他是“五四”之子，三十年来他的作为表明他是当年五四理想执着的捍卫者，三十年后，当他在乱哄哄的孤岛上受命主持小小的台湾大学时，他心中的模本就是三十年前的北大，教授享有学术自由、教学自由，这是不言而喻的，作为校长，他就是要保障教授的这些自由。所以他才会骄傲地对人说：“总之，台大仍是民主国家之自由传统，……既未统制思想，亦无亲美宣传(对大陆之亲苏不同)，亦无‘大课’”。[8]
“大学必须有大学的样子”
“大学必须有大学的样子，包括精神与形式”
他认为“大学的任务，本来是三项：一是教育的，二是学术研究的，三是事业建设的，三者有不可分性”，[9]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大学是学术机关，它的教育的作用，是从学术的立点出发，不是掉转过来；它的学术的作用是从教育的立点出发。换句话说，大学是以学术为中心，而用这中心发挥教育的力量，不是以教育为中心，而从这中心发挥学术的力量。”[10]“我不是把教育看作第二义，教育当然是人生第一义，但是大学的教育，是从学术的立点出发的，所以大学的教育，与中学的教育不同，并与职业教育不同，而且与专科学校的教育不同，而且应该与号称大学或独立学院的教育而以职业为目的者不同。”[11]
他强烈反对把大学当作培养工具的摇篮，坚决摈弃大学的工具主义。
同时，他倡导简朴的学风。9月28日是他到台大的第二个学期，发布了这样一个布告：
本校学风，素称俭朴，然亦偶有有钱人之子弟，习为奢侈者。兹在学年开学之始，特行告知诸生，如有娇养成性，习尚浮华者，务请不入本校之门；既入本校之门，即须改行自新，须知国家办此大学，费钱甚多，经费皆民脂民膏，岂容此辈滥竽其内，浪费本校教育之努力！以后如见有习尚浮华，衣食奢侈者，必予以纠正，或开除学籍。[12]
对有钱人子弟，以台大为跳板，一有机会就要出洋，他也深有警惕，认为这是浪费教育资源，退学固然不能禁止，但在发给证件上学校可以有自己的规矩。10月12日发布的布告就是专门防止有钱人子弟“任意来去”的。[13]
什么是大学精神？这是他耿耿于心，始终不曾忘怀的。“大学也必须有大学的样子，包括精神与形式”，[14]“发挥大学精神”、“促进学术空气”是他办台湾大学期间首先考虑的。他一直想写一本阐述大学精神、他对大学见解的专书，因为事务繁忙，终究没有写成。但在各种零散的演讲、文章、书信、布告等文字中，我们可以大致上看出他的基本观点。
1949年11月，在台大第四次校庆时，他发表演讲说不许把大学作为任何学术以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它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为人挤人的工具。”[15]“台湾省既然回到祖国的怀抱，则台湾大学应该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以人类尊严为人格，以扩充知识、利用天然、增厚民生为工作的目标。”[16]
寻求真理是第一位的
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大学精神就是傅斯年说的“专求真理”（或“寻求真理”）这四个字，这是第一位的，其余的都是次要的。这和竺可桢当年为浙江大学确立的“求是”校训，和哈佛大学的校训也都是相一致的。本着这一理想，傅斯年呼吁学生第一是要立信，在品行上自我修炼，一个社会品行好的人多，社会就会健全，反之就很危险。“这一个时代，真是邪说横流的时代，各种宣传每每以骗人为目的，宣传者不过是想用宣传达到他的目的，但是若果一个人养成说瞎话的习惯，可就不得了。人与人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团体与团体之间 ，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社会上这个风气厉害了，社会就不上轨道。”在大学里这一观念尤其重要，他倡导“知识的诚实”，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学问不能进步，发明更谈不上。“所以立信是做人、做学问一切的根本，也是组织社会、组织国家一切的根本。”[17]
第二是力学。“在这个苦难的时候能有这样一个环境，已经算很有福气了！这个遭遇，这个环境，是万万不可辜负的。……这些年来，大学里最坏的风气，是把拿到大学毕业证书当作第一件重要的上上，其实在大学里得到学问乃是最重要的事，得到证书乃是很次要的事。”重要的是“由学术的培养达到人格的培养”。“须知人格不是一个空的名词，乃是一个积累的东西。积累人格，需要学问和思想的成分很多。”[18]
第三是爱国。他认为这是一种本能，是对民族文化、历史的一种认同感。
第四是爱人。“爱国有时不够，还须爱人。爱国有时失于空洞，虽然并不一定如此。至于爱人，却是步步着实，天天可行的。……克服自私心，克服自己的利害心，便可走上爱人的大路。只要立志走上这个人道的大路，无论一个人的资质怎么样，每人都有做到释迦牟尼或耶稣基督或林肯或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机会，至少分到他们的精神。”[19]
“这样才可以使我们的大学成为宇宙间的一个有意义的分子。”[20]
把老北大精神带到台湾大学
为维护大学精神，傅斯年是一往无前，毫不退缩地站在前面。当时的台湾风雨飘摇，一切都没有上轨道，社会情绪激越，学生左倾严重，校园里扭秧歌、撒传单时有发生，一方面他筚路蓝缕，致力于营造大学的学术氛围。另一方面还要抵挡来自政治的风浪，以及社会上的各种攻击，他恪守的一条底线就是大学的独立与尊严。
据陈雪屏回忆当时他的健康情形已很是令人担忧，“但他一方面心忧大局，同时锐志要把台大建设成一个够世界水准的学府，殚精竭虑，竟无一刻的轻松”。[21]劳累过度成为他英年早逝的重要原因。
4月6日，傅斯年接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公文，指控14名学生“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煽惑人心，扰乱秩序，妨害治安”等，要将他们拘捕，并进校抓人。据包天笑日记，这一天台北宣布戒严，“有几处热闹区域，均断绝交通”，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的名单上又扩大到23人之多。对此，身为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无可奈何，为了保护学生，他当时的态度很明确。4月7日，台大行政会议上作出由校长本人向国民党当局接洽的决定（当时省主席为陈诚），提出四点要求。
一、凡载在名单内之被捕学生，迅即移送法院审讯；二、凡不在名单内而被捕之学生，即予释放；三、以后如不发生新事件，绝不再行拘捕学生；四、准许学校派人探视被捕学生。[22]
傅斯年不断地要求当局“依法处理”，也就是从法律途径上努力，他内心的痛苦旁人是无法体会的。当时国民党残余政权尚未迁台，对学生的思想钳制并没有像后来那样严密，白色恐怖还没有正式揭开帷幕，岛上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也和大陆一样此起彼伏，校园里跳起了秧歌舞，有学生还专门写下《为什么扭秧歌》的文章，一派天真烂漫。傅斯年却深知其中的复杂，他也曾协助国民党当局将一千多名左倾学生遣返大陆，功过是非，后人自可评说。有人说他的“可爱之处”是，他与国民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经常向蒋介石要经费，上一次草山（后改名阳明山）必满载而归。所以他曾开玩笑说：“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但他并不跟着国民党当局钳制学生的思想，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他始终坚持校园内必须有自由的学风。“当时有位学生受累坐牢，即赖傅斯年营救得以伸冤。中研院史语所还保留了这位学生感谢傅斯年救命之恩的一封信。其他被捕学生有的说：‘当时傅斯年自北大带来的自由学风，就算有特务进了校园，也起不了作用。’”[23]
自由学风，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令人向往。当年的台大学子都相信那是他们的校长从老北大带来的，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这种学风的可贵。一是傅斯年做校长那一年入学的台大学生可以不读三民主义，也不要升旗，在此之前和傅斯年谢世、钱思亮继任后，这都是不可想象的，算得上是空前绝后。二是台大政治系教授萨孟武一直放言无忌，批评国民党的法统，播撒民主法治的种子，很多外系的学生都去他的课堂旁听，影响越出了校园外，连他的口头禅“因此他之故”也闻名遐迩，成了大家的口头禅，对一代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萨孟武的言论自然让国民党当局头疼不已，因为有傅斯年在，他就可以在台大继续教下去，不用改变什么，一旦傅斯年不在了，国民党的党团势力渗入台大，也就一切都变了。
傅斯年挺身保护学生的故事，在台大更是一直传为美谈。难怪在他身后很多年，有人这样说，读书人应该有一种骨气。“这种骨气，已不能在傅斯年以后的历任台大校长身上找到了。”[24]
傅斯年和亦师亦友的胡适一贯主张表达意见要署真名实姓，表示负责任，因为我们要争取的不是匿名的自由。1949年5月初，在台大校园里出现了匿名的油印传单，以极丑的词句攻击训导主任，他发出布告：“须知匿名之事，即不负责任之表示；而丑言攻击，实非大学教育所能容。”“总之匿名传单，恶词攻击之风气，与良好之学校风习决不相容。”[25]
5月20日，他发布布告，台湾已宣布戒严，即进入战时状态，要学生注意，所有壁报必须由登记团体盖章才可张贴，其中文字如发生事故，由登记人负责。不得举行非学术性、游艺性、交际性的集会，即使是这类集会事先也要经训导处许可。但当国民党当局变本加厉地践踏大学独立、学术自由的制度，肆意逮捕师生时，他终于忍无可忍，挺身而出，不准军警随意入校捕人。国民党政府下令实行联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纯正”被判罪，其他人都要连坐。面对这样极端反动摧残思想和学术自由的制度，傅斯年愤慨地对国民党当局声明，台大师生由他一人担保，发生问题，他负全部责任，从而迫使这个反动制度在台大无法推行。
他在国民党统治下致力于维护大学独立的原则，可以说已经竭尽所能。早在1932年，面对国民党在大学推行党化教育或所谓三民主义教育，他就尖锐地指出：“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国家，当无过于普鲁士……当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专横，免一个大学校长的职，竟是大难……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规，行政官是不能率然变更的。”[26]
“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更不兼办特工”
7月11日，叶青在《民族报》发表公开信，攻击傅斯年主持下的台大“优待共产党”，一是台大教授李霁野突然离开，未经系主任、院长同意，只是留信一封，说是请假，传闻先到香港，后到大陆。另一副教授张则是办好了请假手续，送家眷去广州，校方仍发薪水。二是法学院院长萨孟武“参共亲共”、“台湾大学中有些院长和系主任还是共党分子或亲共分子，他们把持院系，排拒异己，正是他们把院系变成共产党细菌的温床”。
面对这些不顾事实罗织的大帽子，7月14日，傅斯年挺身而出在同一报纸发表《傅斯年校长的声明》，一一予以驳斥，并断然表示“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兼办警察，更不兼办特工”，这一声明义正词严，55年后依然有着金石般的回响，这是他对大学精神的捍卫。他与反共老手叶青的冲突主要就是因为如此，叶青信中一句话露出了马脚，“对于从共区逃出来的学者专家，应该尽量罗致”。傅斯年读出了其弦外之音，但他说：“我请教员，当然要依据标准，依据专业之精神，尤其是因台湾大学各院系之需要而定，我若把台湾大学作为‘招贤纳士’之处，那真对不起国家了。招贤纳士与办学不能合为一事，国家要如此，可以另设机关，学校若如此，必糟无疑。”他最后表示：“反共须有反共的立场，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阶级而把事情办坏了的，我不能引为同志……”[27]
在7月20日发表的《两件有关台湾大学的事》中，他继续说：“我不能一面办大学，一面‘招贤纳士’。‘招贤纳士’在国家有其必要，若是一个人去办，徒是培植自己的势力耳。这是我所绝对不取的。一个大学，兼办‘招贤纳士’，必致弄得不成样子，所以这半年以来，我对于请教授，大有来者拒之，不来者寤寐求之之势，这是我为忠于职守应尽的责任，凡资格相合，而为台大目前所需要者，则教育部长之介绍信与自我之介绍信同等效力；如其不然，同等无效。”[28]
叶青又在《民族报》上发表了一个声明，使得傅斯年于20日再次发表声明反驳：“反对共产党可以反对其目的，也可以反对其方法，苏共在斯大林时代，方法愈演愈凶，目的又截然大变。大体上我并不反对列宁之目的而反对其方法，因为他的目的还有不少人道主义，而其方法则是马嘉维利主义。至于斯大林，则目的全是帝国主义，而其方法则是越变越厉害的马嘉维利主义。自由主义的方法，绝不能毫无凭据，指人为共产党亦绝不能不重视在法律内的学术自由。”[29]
改革一个旧大学难”
他后来给远在法国的李书华信中所说：“弟到此办此一大学，真正上当，大概说来：（1）办一新大学容易，改革一个旧大学难。（2）弟在北大任内，多是老朋友，吵架固多，办事也有甚愉快处，此地是‘接受别人杂牌队伍’。（3）基于政治情形，此地请人大不易也。简直请谁谁不来。”比如他请竺可桢、陈寅恪等都没有成功。[30]这封信写于1950年10月18日，其中一段被全集删节了，他重申“总之，台大仍是民主国家之自由传统，既未统制思想，亦无亲美宣传，亦无‘大课’”。[31]
当然，小到新生入学、盖学生宿舍、学校医院、接济大陆来台学生的“救济金”、解决困难学生“申请工读”等问题，作为校长，傅斯年也无时不牵挂在心。在他手里，台湾大学成为第一流的大学，不是偶然的。在他逝世前不久，他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台湾大学时写道：“这一年半大学有惊人的进步……学校在一切环境下，尚能维持其应有之liberal tradition of universities（大学的自由传统）。虽然不是没有麻烦。”[32]在孤岛当时的朝不保夕的大环境下，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难怪有人这样评价：“傅斯年先生在台大两年的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许多不学无术的党棍子，想混进台大，许多翻云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两年来明枪暗箭，栽赃诬陷，就地打滚，集无耻之大成的各种手段，都对傅先生施用过，而傅先生英勇坚定，绝不为所动，贯彻自己的主张，且与这些丑恶势力对垒作战。” [33]与那些巴结专制统治者唯恐不及的学术官僚相比，真有云泥之别。
对苏联有自己的认识
傅斯年为什么会离开大陆，与他对共产党的认识不无关系，以往我们曾听说，因为访问延安与毛泽东有过一次长谈，临行前，毛还赠以手书“刘项原来不读书”，所以1949年选择离开之际曾有过彷徨与犹豫，但从我现在见到的资料来看，似乎没有这样的迹象。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1949年8月14日为新华社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评论中才会点名指斥傅斯年。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34]
傅斯年与共产党早在北伐时期就有过直接的接触，代表参政会访问延安，回来之后，他什么也没有说。当很多青年人成为激烈的左派，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过：“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35]
1月21日，蒋退李继，李马上展开了旨在保住江南半壁江山的和平攻势，希望傅也能出来帮忙，但他对和平根本不抱希望，所以给李写了一封信，全集没有收入，认为共产党“今日走上风，实无法与之获得和平”，幻想“大江以南之局势，如不投降，尚有团结之望（至少不是公开之纷争），如走张[治中]邵[力子]路线，只有全部解体而已。只要合法之政权不断气，无论天涯海角，支持到一年以上，将来未必绝无希望也。司徒大使实一糊涂人，傅泾波尤不可靠，彼等皆不足代表美国，今日希望以美国之助，与共产党取和乃绝不可能之事也”。 [36]
他的这一立场是很明确的，一贯的，也是公开的，所以毛泽东才会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名文中，点了傅斯年的名。他认为之所以“半壁万里，举棋中儿戏失之”，那是因为“不能言和而妄言和，不曾备战而云备战”。在他潸然泪下之后，等待他的是“不堪回首”。他所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台湾大学的建设，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胡适、傅斯年等自由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 11月20日问世的创刊号刊出了傅斯年的《自由与平等》一文。在这篇论文中他指出“自由”、“平等”本来都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苏联的制度“表面说是经济平等，事实上恢复了中古的阶级政权形的不平等”。
他分析苏联的情形说：“过分的组织固然妨碍‘自由’，过分的组织又何尝不妨碍‘平等’？”“再说……财富之分配不平均，固然影响‘平等’、影响‘自由’，政权之如此集中，决不给私人留点‘自由’的余地，岂不是影响‘自由’、影响‘平等’？”政权集中的危害要比金钱集中为害更大，更影响平等。他认为平等是一个法律的观念，没有平等的法律，哪里来的平等。他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的苏联是一个“独占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征是国家控制一切资本，一切人民的生命都成了国家资本，国家是谁？是斯大林和他的政治局）、“选拔式的封建主义”（虽然不是遗传的，却是一个特殊阶级在广大民众上统治，权力无限的统治）、“唯物论的东正教会”（其愚民政策完全一致）。
最后他说：“没有经济平等，固然不能达到真正的政治自由，但是没有政治自由，也决不能达到社会平等。……在‘自由’‘平等’不能理想地达到之前，与其要求绝对的‘平等’而受了骗，毋宁保持着相当大量的‘自由’，而暂时放弃一部分的经济平等。这样，将来还有奋斗的余地。”[37]
对苏联的认识是一个牵涉很多方面的复杂问题，不是几句话就能概括清楚的。傅斯年的看法未必完全客观公允，但在苏联解体40多年前，他就作出了这些引人思考的大胆论断，不能不让后人感叹。
12月5日，他作了一次《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的演讲，进一步阐述了他对苏联的认识，演讲词发表在12月20日出版的《自由中国》第三期。
但他依然恪守着论政而不从政的底线，他可以为《自由中国》撰写锋芒毕露的政论，但当胡适推荐他担负领导“自由中国运动”时，他拒绝了，雷震写给胡适的一封信里说，傅斯年不愿担任此工作。
他虽然有政治上的见解，有些见解甚至不无时代的局限，对蒋的关系，类似传统的读书人对帝王的某种心态。蒋1950年复职“总统”，他曾在“中央”日报刊登贺电。
但他终究只是一个读书人，身上有着浓厚的“中国念书人的习气”，他的见解哪怕不对，在他也是出于至诚，完全是内心真实想法的流露，丝毫也不作伪，因此才充满了一种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浩然之气。他之炮轰孔、宋如此，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办台湾大学也是如此，用他喜欢的斯宾诺莎的话说就是“我们贡献这个大学于宇宙的精神”。来到孤岛，他已抱定“归骨于田横之岛”的决心，所以才会心无旁骛地办台湾大学，将他最后的生命都投入进去。台湾大学在他手里迅速崛起，不是偶然的。
1950年12月20日，他在岛上一病不起，撒手人寰，让胡适等与他同声相应、同气相投的知识分子悲痛不已。胡适称他是“人间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有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一个力量。”“他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发挥其领袖的才干。他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