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先生 《赛先生》

2014年8月20日,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一个座谈会上,《科技导报》前常务副主编蔡德诚回顾他主持该刊期间,不仅刊登赞成三峡工程的文章,还刊登非议三峡工程的文章。为此,钱学森在任职中国科协主席期间以及其后四次向他发难的经历:钱学森先是在主席办公会议上责备他在三峡问题上与中央不保持一致,然后试图解散科技导报社,后又指责该刊的办刊宗旨有问题,乃至追责该刊有宣扬马克思批判过的人的政治错误。

口述人:蔡德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35年出生,1955年参加工作,1962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文革”中,因为替彭德怀辩护,反对林彪、江青,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先后在监狱、干校11年。1986年由航空工业部调至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担任《科技导报》常务副社长、副主编,退休后仍任该刊特约副主编至2003年底。



蔡德诚先生(2015年1月5日熊卫民摄)

口述时间:2014年8月20日

口述地点: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整理:熊卫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科技导报》(以下简称《导报》)于1980年在美国创刊。创刊时,我国第一任驻美国大使柴泽民从中协助,由方毅副总理批了30万美元,由清华大学教授钱宁带到美国负责运作。然后,聂华桐、谢定裕、潘毓刚等一批华人编委组织文章,操作起来。他们把自己的家作为办刊场所,编好稿件后,送到香港去印刷。1980年出版创刊号,主要在大陆发行,也有很多美国的华人教授订阅。

李政道、杨振宁、林家翘、陈省身等老一辈科学家也支持这个刊物的创办,但其主要的操办者还是那些当时也就40岁左右的少壮派华人教授。他们办这个刊物,主要目的是给中国开放一个观察世界的窗口,推动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汇集热诚和智慧,为中国的现代化贡献一份力量”。所以,刊物以“探讨现代化的道路与方法”为宗旨。

1981年,在一共出版了3期、发行了7万多份后,《导报》因故停刊。1985年,它正式复刊,放在中国科协运作,缺一个实际操办人。当时的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原航空工业部副部长高镇宁找了我。我在航空部常感觉官场很憋屈,难以思考、探索问题,正希望脱离官场,表示愿意来。但我有一个条件,就是刊物终审必须在我这儿结束,上面的人,不管是多大的官、不管有多大的名望,都不予干预。

高镇宁答应了我的要求。于是,1986年,我以常务副社长、副主编的身份主持《科技导报》的实际工作。正式复刊建社时,由清华大学前校长刘达任社长;由沈鸿等几位副部长和柴泽民大使出任副社长。主编是学部委员、清华大学教授孟昭英。高镇宁说得很明确,请这些人出面领衔,目的是提高《导报》的规格,实际让我来操办,不管是杂志社的行政事务还是刊物的编辑工作,他们都不干涉我。

孟昭英去世后由朱光亚任主编。他和其他领导一样,从来不干预我们。但钱学森不一样,他几次严重干预我们。

第一次责难:你们《科技导报》讨论什么三峡问题?

钱学森对《导报》不满,首先是因为它对三峡工程不同意见的报道。从1986年起,我们《导报》就开始关注长江三峡工程的决策问题,连续五六年,既登赞成意见又登质疑意见。1986~1987年,我代表《导报》长驻美国开辟海外工作,期间曾在美国参与了一个关于三峡工程的两国四方(中、美、台、港)专家会议,并以《科技导报专刊》的方式出版了讨论会的专集。国内很多大专家,以及李锐同志的反对意见我们都登过(李锐. 三峡工程现在不能上马.科技导报.1992(2):33-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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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区移民是专家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三门峡工程的移民问题一直遗留至今,而三峡工程的预计移民规模还要大得多(后来的实际移民又比预计的要大得多)。还有水库的淤积问题。我访谈黄万里时,他说:与黄河三门峡水库的泥沙淤积不一样,长江三峡水库是中小卵石淤积;泥沙可以通过水库排放水形成的激流带出去,而卵石是难以被激流带出去的。黄万里说过这样的话:一百年之后,中小卵石的淤积将使长江三峡水库的库容完全失去意义。三峡大坝的蓄水量将不够发电,而航运也要出大问题。到那个时候就必须要炸坝,残块要用拖轮拖入海中。即使届时把水坝炸掉,中国的黄金水道也已大大受损。他的另一个预言是,将来要建二男一女三个铁人,跪在三峡上游的白帝城边,就像杭州西湖岳飞庙前跪二男一女三个铁人一样。他当时是指名道姓跟我说的。

1992年全国人大表决三峡工程前,外媒说,全中国几千家报刊杂志,只有《科技导报》登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但他们不知道我们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第一次压力发生在1990年春夏之交。长江水利委员会给我们编辑部打电话说:“在长江三峡工程上,你们老登不同的意见,是错误的,是不跟中央保持一致。”我当时就让编辑部主任顶回去,回答说:“长江三峡工程还没有作最后决策,中央还没有下红头文件,你们没有权力指责我们不跟中央保持一致。”长江水利委员会是与我们平级的事业单位,应该说,背后没有钱正英部长的指示,他们是不可能对我们这样专横、放肆的。

钱正英、钱学森二位钱老是好朋友,被合称为 “二钱”,交谊很深。我把上述指责顶回去后,钱正英和钱学森很不高兴。钱学森是当时的中国科协主席,几个星期后,他召开科协主席办公会,给我下正式的书面参会通知,并让科协秘书处口头告诉我必须参加。一开会,钱学森就说:“蔡德诚,三峡工程是政治工程,你们《科技导报》讨论什么?!”这是正式的会议,有记录的,他居然这样开门见山地责问我!

我知道,钱老找我来开会,很可能是为了三峡工程。他在政治上一贯紧跟中央,对于三峡问题持什么态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早有思想准备。我清楚三峡工程是个政治工程。中国科协的办公厅主任曾经告诉我,有一次他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从王震身边经过时,他亲耳听到,王震拉着华罗庚的手说:“华老,你做做工作嘛!科学界有这么多人反对我们上三峡,三峡是中央要干的大工程,你要争取科学界的人同意我们嘛!”但问题是,我们得有知识分子的良知。这个工程潜在哪些问题?到底该不该建?在还有很多问题没弄清楚,很多事情做起来还没把握的时候匆匆上马,以后出了重大工程技术问题怎么办?子孙后代怎么办?为了避免不堪设想的后果,所以我们要讨论三峡工程的利弊。

因为心理上有准备,我回答得很快,也很干脆。我说:“我赞成钱主席的话,三峡工程是个政治工程。但它首先是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问题。如果在科学上,在工程技术上出了大问题,那就会变成不得了的大政治问题。” 就这么几句话,我回答得斩钉截铁,非常直白。而且,这几句话,逻辑非常清楚,完全站得住脚。所以,钱学森没法反驳我。他接不上话,停了一下,说:“好!这个问题我们会下再说。下面讨论第二个议题……”会后,他并没有找我谈这个问题。所以,关于这个议题,两三分钟就结束了。

第二次打压:要撤销《科技导报》,解散编辑队伍

没能当面压服我,随后的发难接踵而来。我们《导报》本来被定位为中国科协的学术会刊,上述主席办公会约半年后,中国科协党组书记高镇宁和《导报》的主管领导——书记处书记李宝恒找我谈话,说,钱老指示,《科技导报》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应予撤销,解散刊物的编辑队伍,另组建一个《现代化》杂志作为中国科协的会刊。

我这个人有些个性,凡事皆要独立思考,从不盲从,也从不仰视任何人。“文革”初期,因为替彭德怀辩护,反对林彪、江青,反对发动“文革”,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我被打成“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先后在监狱、干校十一年。这个性格我一直改不了。一听说要解散我们《导报》,我就毫不客气地对这两位(中国科协书记处的一、二把手)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有什么问题应该摆在桌面上来说。我们《导报》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什么叫‘完成了历史任务’?我们在不久前得到了300余位院士的反馈意见,说我们《导报》办得非常好。正值我们进入高峰状态的时候,要把我们解散,到底是因为什么问题?” 高镇宁和李宝恒为人皆很正派,我跟他们先后谈了两三个小时,他们知道钱老的指示没有多少道理,就把这个事情拖着。一直拖到1991年5月钱老卸任中国科协主席,也没有按照钱老的指示办。

1992年底,国家科委、中宣部、新闻出版署联合举办了全国优秀科技期刊评比活动,在全国3800家科技期刊中,我们《导报》被评为综合指导类一等奖——这是最高奖,全国仅有五个。中国科协书记处新任的党组书记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这个消息,他问我:“这是我们《导报》吗?”我把奖状、奖牌拿给他看,说:“当然是!”而且,在后来举行的颁奖会上,我还作为得奖单位的代表应邀上台做了一番讲话。我们为什么会得奖?就是因为我们勇于刊登不同意见,负责地介入国家重大决策。

第三次干预:指责《科技导报》的办刊宗旨

卸任中国科协主席后,有一次,钱老在跟继任的中国科协主席和《导报》主编朱光亚谈话时,批评了我们《导报》。主要是:《导报》现在还把“探讨现代化的道路与方法”作为宗旨登在刊物上。钱老指责说,我们国家要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已经由中央定性了,还要你探讨什么现代化的道路?他的意思是,我们《导报》跟中央不保持一致,试图探讨另外一条跟中央不一样的现代化道路。他要求我们取消这个宗旨。还有,他对我写的一些评论员文章、“编者的话”也不满意,说它们没有多大意思,没有多大价值。而我们则收到了许多读者、专家的专门来信和专门来电,他们很赞赏这些评论文章。

然后,朱光亚用铅笔写了一封很工整的短信给我。这是他作为中国科协主席和《导报》主编唯一一次对《导报》表达具体的意见——还不是他本人的,只是转达钱老的意见。他只是很客观地转达,并没有表达他本人的态度。他始终没有说你们应该怎么样。没有!为此,我一直很感激,很敬重光亚老。

既然钱老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来直接找我,朱光亚也不来找我,只是把信写完、转达完就完了,我觉得还是应该尊重华人教授创刊时的心意和诚意,所以,在我2003年底离开《导报》前,还是一直坚持在刊物封面上刊出这个宗旨。而且,对于一些重大的现代化建设工程问题,譬如南水北调工程、高速铁路的发展、教育问题的决策,我们《导报》都作为公共平台,坚持刊登两类不同的探讨文章。有时候我还写评论员文章,表达我们的一些分析性的见解。这种办刊方针当然是有风险的,但我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

第四次发难:反对《科技导报》介绍马赫的科学思想

1995年,《导报》对五六位著名科学家的科学思想进行了系列介绍,4月号上的那篇谈的是马赫的科学思想(注:指李醒民的《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从哲人科学家马赫及其思想来看》)。突然有一天,钱老的秘书涂元季给我打电话,说:“老蔡呀,你们那个文章惹得两位钱老(指钱正英和钱学森)非常生气。两位钱老要你回答,为什么被马克思批判过的马赫,你们还要宣扬他?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大问题。”

我当时就想,马克思好像没有批过马赫啊,他俩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查阅大百科全书,我的想法得到证实。批马赫的是列宁。马赫主张社会主义,但与列宁主张暴力革命不一样,他主张通过工团主义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马赫是个很有影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所以,列宁写专著来批判他,不但批判马赫的工团主义,还批判马赫的哲学思想等。看完大百科全书,我的底气更足了。我根本就不想回信,打算跟上次一样,对他们的意见不予理睬。但是,当时的科技导报社社长、科协书记处书记刘恕很冷静,很好,她劝导我说:“老蔡,两位钱老一起发怒、发话是很少的。你要认真对待,无论如何都要给个回音。你不回话,在态度上不合适,毕竟他们是领导。作为社长,我也不同意你不理睬的办法。你必须写回信,至于你怎么写、写什么我不管。”

我就跟编辑部讨论这个事。有一两位资深老编辑主张:“既然两位钱老都来压,我们就妥协算了吧,简单承认个错误,说我们以后注意就是了。”我自觉没什么错误,不想这么屈从,就跟李醒民商量。李醒民说:“你们看着办吧,反正是让你们来处理。我本人是不赞成简单认错了事这个意见的。”我觉得李醒民的态度是对的。我就提出,既然钱学森和钱正英指名要我来回答问题,那就不要编辑部负责,我以个人名义回答他们。

于是,我就以个人名义写了个材料。首先,根据刘恕的意见,我对他们表示感谢。大意是:两位钱老对我们《导报》每期必看,而且看得比较仔细。这说明你们对《导报》很重视。我很感谢。写完这番话后,我接着说:由于在我印象中不记得马克思批判过马赫及其政治方面的观点,故而在审稿、发稿时未意识到文中内容观点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抵触。我以后接受教训,注意这类问题。也希望二位钱老继续关注《导报》,帮助《导报》把关。我并没有明确地说马克思没有批判过马赫,只说自己不记得有此事。写信前,我还跟涂秘书说:“我能不能在电话里向钱老报告一下我们的想法?我们编辑部约了好几篇文章,系列介绍几位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关于马赫的那篇只是其中之一,我想把我们的编辑思想向钱老报告一下。”涂元季说:“钱老向来不接电话。他不是耳朵不好嘛。”涂元季拒绝让我跟钱老直接谈话。收到信后,大概他们也去查对了历史,发现自己的指责实在师出无名,后来,两位钱老也再没来找我了。

这就是我跟钱学森打过的四次交道:第一次,他以科协主席的地位正面压我;第二次,他要解散我们《导报》;第三次,他只是科协名誉主席了,还试图通过时任主席朱光亚来改变我们《导报》的办刊宗旨;最后一次,他通过秘书涂元季打电话指责我违抗马克思,违背马克思主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

结语:媒体得有自己的风骨

是的,在接手《导报》之后,我仍努力使其保持了华人教授们在美国创刊时的那种风格和特点:作为综合性的公共平台,就众多重大的科技、工程、现代化发展问题进行开放的、自由的讨论。它因此得到众多知识精英的赞誉,并获得了广大读者的肯定(每期印刷发行近2万份)。但从我前面所讲的经历也可以看出,在转型期的中国,保持媒体的独立性、坚守知识分子的良知,是需要承受很大压力的。

不过,目前的《导报》跟它在美国时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了。2003年10月,中国科协派了紧握终审、定稿实权的新社长兼主编来接手《导报》。我跟他说:此前的导报我负全责。你要是改变办刊方针,放弃《导报》原来的宗旨和特点,会把它创下的声望、效应、影响及原有的读者群、作者群慢慢丢掉。那是你的责任,与我无关。但他完全听不进我的意见。

像我这种有点个性、敢为真实、真相、真道理而违拗上级意志的人,当然不会受某些领导喜欢。但我并不后悔。我认为,人不能有傲气,但不能没有骨气。而媒体也应当有自己的风骨,特别是科技刊物,要遵从事实,遵从逻辑,遵从科学道理,不能惟权力是从,枉对有独立思考、有识别能力的读者。

(本文由蔡德诚口述,熊卫民整理,后经蔡德诚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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