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蟋蟀罐的作用是养斗蟋蟀,据宋人顾文荐所著《负暄杂录》说:“闻斗亦始于天宝间,长安富人镂*牙为笼而蓄之,以万金之资,伏之一啄,其来远矣。”但因无实物和唐人自己记载斗蟋蟀的文字可证,很难断定天宝年间就已有斗蟋蟀活动。到了宋代,我们可以看到明文记载斗蟋蟀的情况了。词人姜夔《咏蟋蟀》的序中说:“蟋蟀中都呼为促织,善斗,好事者或以二三十万枚致一投。”其中最有名的南宋蟋蟀玩家,应数“蟋蟀宰相”贾似道了。中国第一篇研究蟋蟀的文章《促织经》就是他写的。



怡养蟋蟀、斗蟋蟀都需要有相应的盛器,除了前边提到过的金丝笼、*牙笼外,宋代《西湖老人繁胜录》说:“促织盛出,都民好养,或用银丝为笼,或作楼台为笼,或黑退光笼,或瓦盆竹笼,或金漆笼,板笼甚多。”这里的“黑退光笼” 说明人们意识到作为“阴虫”蟋蟀需有避光的时候;而“瓦盆竹笼”亦已感到蟋蟀需与“地气”相接,这种下瓦上竹的盆笼,当是从笼过渡到罐的开启时期。

从南宋末期开始有瓦盆泥罐用于蟋蟀的养斗,到了明代则大盛,“京师人到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瓦盆泥罐市井皆是,不论老幼男女,皆引斗以为乐”(袁宏道《促织志》)。“斗盆筒罐,无家不贮焉”(刘侗《帝京景物略》)。可见此时斗蟋蟀活动之盛行。



清朝满族入京为都,很快就接受了斗蟋蟀这个关外本来没有的娱乐形式。清代北京戏剧界人士多好玩虫,余叔岩、谭鑫培、王瑶卿、杨小楼、陈德霖、孙菊仙、汪桂芬等人都善养蟋、斗蟋。当年慈禧太后常召戏班入宫唱戏,她听得高兴了就会赏赐给演员一些东西,其中就包括内装有蟋蟀的澄泥罐。

余叔岩尤善斗蟋,曾设蛐蛐擂台,多以胜归。一次京城名医李桐华(凤心)携蟋攻擂,一战而胜。余叔岩竟恼羞成怒,拂袖而去,可见大玩家亦会因斗而失态。当时玩虫响于北京的名家还有徐碧云、程砚秋之兄程佐臣,烧制洪宪瓷的闻世五,张学良的副官傅品三,北洋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中南银行经理郑润生等等。

玩虫者不仅花巨资购蟋蟀,购上好的名家制作的虫具,有的还要建养虫专用屋,且授以“秋声馆”、“玉音斋”、“秋雨梧桐轩”等雅号。



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说:“都人好蓄蟋蟀,秋日以精瓷盆盂,赌斗角胜,有价值数十金者,为市易之”。

为斗蟋蟀一掷万金者当然不是穷老百姓,而是那些达官贵人。一些人为此大发其财,更多的则是倾家荡产,这种以斗为赌的遗风至今未绝。据报载:北京一局“打金”上万元,南方斗局赌资更大,有一局至数十万元者,这是斗蟋蟀的邪路。斗蟋蟀应是文化娱乐生活的一种,追文求雅才是正宗。

真正的玩家不仅对怡养鸣虫、斗虫都有十分严格的讲究,对其用具亦求其尽善尽美。徐莹莆(梨园名家许姬传之舅父)曾见到一个“里边是瓦,外面是红色雕漆套匣,盖上有‘大明嘉靖年制’字款之蟋蟀罐”。他讲到罐时说:“好蛐蛐必须养在名工烧制的罐里,使它们生活舒适,斗志昂扬,北方赵子玉、‘万里张’,都是明末清初制罐高手。赵子玉有八种罐颜色深浅不同,盖里或盆底刻有‘古燕赵子玉造’、‘敬斋主人’、‘淡园主人’等阳文款识。‘万里张’的罐作马蹄形,上窄下宽,盖与罐身刻有骑缝章款,如同字画的骑缝收藏章。赵子玉的罐是硬胎,‘万里张’的罐是软胎”。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玩家们对罐多么重视。



瓦罐是对泥质罐的统称,最讲究的应是澄泥罐。澄泥又称“澄浆”,老辈的北京人应还记得此说。《金瓶梅》里有此称:伯爵道:“花倒不打紧,这盆正是官窑双箍澄浆盆,又吃年代,又禁水漫,都是用绢罗打,用脚趾跐过泥才烧造这个物儿与苏州澄浆砖一个样儿做法,如今哪里寻去。”这里提到的“苏州澄浆砖”就是明清宫中御用的“金砖”,现在苏州吴县仍有此官窑遗址。



澄泥制法,按邓之诚《骨董琐记))引宋代张泊的说法是:“缝娟囊置汾水中,逾年后取出,沙泥之细者已实囊矣。”这种方法太慢,所以后人多不取。“金瓶梅》中所述的方法与现代的制法接近。

在朱琰的《陶说》中和《骨董琐记》中都提到过明代宣德年间,苏州陆墓镇有邹大秀、邹小秀姐俩善制蟋蟀罐,做工精巧,罐上还刻有人物,当时享有盛名,可惜至今未见她们的作品传世。《摊贩续谈》中还谈到与邹氏姐妹同时,尚有一位姓莫的制罐高手,但亦不见作品传世。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说邹家姐妹的作品“久藏苏州库中,正德时发出变易,家君亲见”。李诩所记,可证实邹氏作品的真实性。其后邹家又有邹显文、邹振宗、邹未帆、邹宏发、邹唯新等多名制罐高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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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存世的宣德罐有一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该罐高近15厘米,直径16厘米,淡黄色,制作精细,质感滑润,盖内有阳文篆书方印,文日:“仿宋贾氏珍玩醉茗痴人秘制”。每行三字,共四行,底有双龙护宝图形,其中间为双框长方形,隶书文日“大明宣德年制”,如同宣德炉款制风格。北京故宫博物院也存有一件宣德罐,但不是澄泥的而是石质雕刻的。

前面提到过的赵子玉,是经明末而至清康熙时的制罐名家。他是北京人,烧制的澄泥罐极受玩家欢迎。他的作品式样古雅,雕刻精湛。有记载说:几十年前北京石虎胡同蒙藏学校掘土时,出土不少蟋蟀罐,其中一些刻有“赵子玉制”、“古燕赵子玉制”,后来去向不详。

“万里张”也有写作“万礼张”的,也是明末清初北京澄泥罐制作名家。清末至民国时期,赵、万的作品一件可卖到百块大洋以上。“万里张”作品,依王世襄先生考证共九种,主要依罐盖内之款识分之:一、“万里张造”,二、“白山”,三、“秋虫大吉”,四、“永战三秋”,五、“永站三秋”,六、“怡情雅玩”,七、“永远长胜”,八、“春游秋乐”,九、净面光素无款识者。赵子玉作品素有13种之说,传为:一、“古燕赵子玉造”,二、“淡园主人”,‘三、“都人赵子玉制”,四、“恭信主人盆”,五、“恭信主人之盆”,六、“敬斋主人之盆”(大),七、“敬斋主人之盆”(小),八、“韵亭主人之盆”,九、“斋清玩”,十、“大清康熙年制”,十一、“乐在其中”,十二、“全福永胜”,十三、净面光素无款识者。

澄泥罐据传始自贾似道,当年苏州齐门外有专门为皇室制陶瓷器的御窑,有个叫宋菜官的窑主,首次烧出澄泥蟋蟀罐,呈献贾似道深得其喜爱。从此澄泥罐名满天下,连同前文所说邹氏诸人作品,形成南方以苏州陆墓镇为中心的产澄泥罐地区。南方澄泥罐壁薄,北方澄泥罐壁厚而严实,这是因南北地区气温不同所形成。

与澄泥罐配套的虫具还有:过笼、提舀、竹夹子、麻刷子、水槽、提匣、蛐蛐秤、蛐蛐罩等等多种。

宜兴杨彭年是清嘉庆年问制壶名家,与陈鸿寿合作制出的“曼生壶”至今仍为藏家苦求的珍品。他不仅制壶,亦作花盆与蟋蟀罐,周瘦鹃曾藏有杨彭年制花盆,他制的澄泥蟋蟀罐,现存一对,为上小下大之马蹄形,色暗灰黄,盖上绘海水云龙图,罐身绘相同图案三组,盖内书“黻斋制”,罐底为阳文篆书“杨彭年造”方印。

民国时北京有位被人称为“大关”的,善仿赵子玉,几可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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