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 吴建民说了什么

吴建民

由钱其琛作序,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著的《外交案例》近日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19个经典案例的剖析、40年外交经验的总结,展示了吴建民多年来对于外交的探索和实践。

记者日前在北京外交学院专访了吴建民院长,长达近1个小时的专访中,他侃侃而谈自己外交生涯,指出自己写书的目的就是要揭开外交的神秘面纱,让老百姓“看得懂”外交。

本专题采写及图(除署名外):本报记者赵琳琳

新书:告诉百姓

“外交”不是“吃宴会”

广州日报记者:可以请您谈谈构思和写《外交案例》的初衷吗?

吴建民(以下简称吴):目的是希望为中国培养优秀的外交人才,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人跟我讲这个(案例),而像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比如哈佛大学商学院就非常重视案例教学。

所以,我感觉,中国培养外交人才就是手工作坊,师傅带徒弟,碰上一个好师傅,进步就很快,徒弟要是很有悟性,进步也快,碰上一般的师傅,进步不大。这样,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就很缓慢,而且目前根据中国的情况看,真正经历“大外交”的人少。

如果希望21世纪中国外交的分量再上去,外交进入一个黄金时期,关键就是人从什么地方培养,靠什么培养。我想是靠实践,靠学校里讲课要有案例,没有外交案例,人才培养太慢。

广州日报记者:除了强调人才的培养,还应该强调什么?

吴:其次,我觉得,要解开外交的神秘面纱。

老百姓不了解外交,认为外交太神秘了。有次我在电视台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我什么是外交,然后在街上采访了三个普通老百姓。他问第一个老百姓,你认为外交怎么样?这个老百姓回答说,外交挺神秘的;问了第二个,对方回答外交挺贵族的;再问第三个,对方说外交是吃宴会。(笑)

外交到底做什么事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外交就不能够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所以我的目的,揭开外交的神秘面纱,为老百姓服务,这个老百姓看得懂吧。(笑)

广州日报记者:这本书构思了多长时间?

吴:我从2003年7月回国之后就开始构思这本书,这19个案例是我给学生讲的课,一个一个地整理出来的。

广州日报记者:在剖析这些案例时,大概思路是怎样的?

吴:思路有四条,第一,背景;第二,中国面临着几种选择;第三,实际操作过程,怎么做;第四,体试。体试我就要学生参加讨论、面临选择。我让学生设身处地地想,如果你是部长,你是大使,你会怎么做,启发他们思考。

内幕故事:

“I'msorry”的功效

广州日报记者:听说您书中的有些内容是首次披露,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内容呢?

吴:比如,在“9·11”事件发生之后仅5个小时,江泽民主席就打电话给布什总统。

这个我当面请教过江主席,他给我讲了一番话,在这个书上发表,我认为讲得很深刻,他的核心的话就是中美两国人民是友好的,很多无辜的人死去,中国人民当然要表示同情啊,人心都是肉长的。

这是中国的文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国人是考虑自己也考虑同他人的关系的,当时一个电话打去,布什很感动。

当时我们光知道报上,打了电话,讲了什么内容,不知道江主席怎么考虑,我想现在把江主席的考虑讲出来,那也是很感动人的。

我认为,这个行动,是外交上很成功的行动,影响巨大。因为“9·11”时,布什刚上台不久,当时他正在犹豫,谁是敌人,江主席的这个行动,我那天在发布会上讲,我说某种意义上讲,胜过雄兵百万。

再比如撞机事件,撞了,怎么处理好?江泽民主席到拉丁美洲访问去了,留下一句话,“道歉放人”,这个指示非常明确,因为这个事情长期僵持中美关系会紧张,美国国内的老百姓情绪,中国老百姓的情绪全上来了。

中美关系出现一种持续的紧张,对中美关系发展是不利的。这个时候外交官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比如,我们的高级外交官、当时外交部主管美国的官员和美国大使见面,他就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说服对方,他说,在美国经常出现车祸,一个车毁人亡,一个车虽然撞坏了,但人还是安全的。现在见到车毁人亡的家属,你说个“I'msorry”,不行吗?

这就是外交官的智慧,他把非常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就是人们讲的常理,人之常情。美国大使一听,有道理啊,所以就在做文章了,从英文来讲他用:“apologize”,这是很重的一个词,“I'msorry”,这是美国人挂在口上的,都是可以讲的,这就是道歉,“I'msorry”就是一种道歉了。

最后美国方面给中国写信,“veryverysorry!”这个翻译成中文可以翻成“道歉”啊。问题就化解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外交官的智慧。

谈外交本质:

时代变了,不能老讲博弈,要讲共赢

广州日报记者:有人说,外交就是在国与国的博弈中间做工作,您怎么看外交的本质?

吴:外交是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那完全是博弈,最后是靠战争,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要靠革命。

可今天时代变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就不能说简单地博弈了,因为有共同的利益,外交官的智慧就是,双方有共同利益,但是人们不一定认识到,他的利益就是,看到做这件事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对方的利益,所以他就用一种娓娓道来的语言,让中方的决策者意识到,符合中国人的利益,再跟外方打交道,让外方的决策者意识到符合对方的利益,愿意做,他促成一下,就成了,这就会带来巨大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老是讲博弈,他忘记了时代的变化。像17大报告里提出来:我们始终不渝,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要小看这几句话,这开放战略,互利共赢不只是寻求自己的利益,而且也考虑对方的利益。

所以我认为,外交是内政的继续,我们在搞现代化,我们最需要的是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如何建立,如何创造,那就是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中,更多的找共同点,发展共同利益,另外一方面,如果出现分歧的时候,妥善的解决,这就是整个国际关系往前发展。

外交本质是随着时代变化,随着国家利益的变化而变化。

广州日报记者:从外交的艺术和技巧的层面来看,外交的本质是否类似在做人际关系呢?

吴:当然,人际关系也并不是花言巧语,我觉得我们有时候把人际关系看的好像是在“忽悠”人家,忽悠人家也不能持久,世界上有傻子,但傻子不居多数,特别是搞外交的,全世界没有把本民族的窝囊废派来搞外交的,总是本民族的优秀人才,来搞外交。

所以我感觉是超越了人际关系,人际后面是国家,就是国家的利益,来推动国家利益,共同利益往前发展。

广州日报记者:那您觉得如果作为外交官要想做到这样,做得很好,应该从哪些方面修养自己?

吴:我想一个外交官首先要忠于祖国;第二,他要有比较渊博的知识,就是要懂得中国政府的政策,懂得中国,懂得世界,不仅懂得政治层面,还要懂得经济,文化,也就是懂得双方;

第三,外文要比较好;第四,有比较强的交流能力,。

广州日报记者:那是不是对一个人的内在的知识结构的要求比较高?

吴建民 吴建民说了什么

吴:对,要懂,当然在整个的交流能力,内涵,衣着打扮,人家看上去觉得不错,别衣着打扮让人家一看就很怪,人家看上去反感,包括手势,有许多避讳。讲话时眼睛要看着人家,这个不是所有的人都懂。

广州日报记者:随着我们国家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现在的外交思路是不是也有所不同?

吴:那当然有所不同,过去很多事情“不关我事我不管的”,联合国投票三种形式,赞成、反对、弃权,中国到联合国后,因为很多事情不感兴趣,不参加投票。

现在不同了,所有的热点问题,中国都参与,推动他积极的解决,联合国维和部队,我1971年去联合国的时候,我们认为,不赞成,现在我们是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当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广州日报记者:我们未来外交会向哪个方向走?

吴:我想,外交总的方向,促进世界和平的方向,中国和世界连在一起。我们构建和谐世界,记者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我们中国人希望自己好也希望人家好,希望世界好,就是这个意思。和平发展世界的需要,中国需要世界需要,我们促进,有利和平的事情,比如我们积极参与朝核问题,推动和平进程,发展,中非合作论坛,推动中非合作。

包括中国跟一些大国的合作,很多数字都是惊人的。

谈自己的外交生涯:

“不会交流?你完蛋了!”

广州日报记者:您一直很强调交流,记得您在书里讲到一个例子,讲我们国家的一些人包括官员,到外国去跟外国人交流的时候,经常用“天气怎么样啊”这样的套话。那么您作为外交官,如何看待交流能力的重要性?

吴:一个外交官,会交流和不会交流,差别极大,一个会交流的外交官,可以在他所在的国家很活跃,到处见到他的身影。

你会看到媒体上有关于他的报道,他对公众发表演说、到学校去讲话,出现什么有关中国的问题,记者就来采访他。他的活跃,可以让世界更加感觉到中国的存在,外交官会交流很重要的。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当过葡萄牙的前任部长,他说:“你不会交流,‘完蛋了’,对公众来讲,不会交流你就没有任何作用。”你说在家里谁知道你啊,所以我想外交官会交流是必备的。

广州日报记者:作为外交官,您所说的会交流与普通人之间的交往,有什么区别?

吴:外交官的行为是国家行为,他的任务是促进中国与外国之间加深了解,减少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阻力,促进中国同世界的合作。

交流的目的是,第一,了解中国现在的状况;第二,大家很关心中国向何处去,那么中国的方针是什么,要能够跟人家讲清楚;第三,他要跟人家讲清楚,必须要懂得对方,知己知彼。

我怎么讲人家听得懂,怎么讲人家听不懂,不仅是翻译成外文的问题,因为外国人和我们的思路不一样,听得懂的语言,还要是人家听得懂的逻辑,听得懂的事例来讲。

还有一点是要诚,做外交官也是这样,因为你不诚恳就交不到朋友啊。

广州日报记者:听说您任法国大使期间,跟希拉克总统夫妇的关系不错,中法关系也相当融洽。那段经历您是不是印象特别深刻?

吴:当然,我当了9年大使,从1994年到2003年,在法国干了四年零8个月,这是我最后一任在外交一线工作。而且这个时期两国的关系发展的势头很好,所以我在大使的位置上也能够对这种发展的势头予以促进,沟通双方领导人的一些想法,做了一些促进的工作。

广州日报记者:我看到您在书里讲,如何去跟希拉克夫妇接近,了解他们,这段经历对您对外交的认识有没有什么促进或者改变?

吴:当然,人对问题的认识总是不断深入的,1994年我出去当大使的第一任到荷兰去当大使,一年下来,我总结了六个字,“调研、沟通、建议”。到了驻法国之后,我又加了两个字:接待。因为这是中国特色,咱们大批的人走出国门。我在巴黎期间,每年接待光副部级别的代表团20多起。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当成包袱,我正好去向国内介绍法国,而且这些出去的人一般都有一定身份,我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可以问很多问题。对外我可以总结出八个字,“调研、沟通、建议、接待”。

广州日报记者:吴院长在您担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的时期,中国人还很少在国际组织中担任主官,在您看来,担任这个主官对中国人是一种挑战,还是可以借之做很多事情?

吴:是一种挑战,当然这和能做很多事情是结合在一起的。国际展览局1931年成立的,中国人没有当过主席,亚洲人没当过主席,发展中国家也没当过主席,我就占了许多的第一。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2005年3月23号,爱知县世博会在日本举行。我在讲话中提出世博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在非洲国家举行过,我说让我们共同努力,把世博会带到非洲,要塑造那里的环境。摩洛哥后来就申办了2012年世博会,虽然没有成功,但是那是第一次,后来,很多人说只有你们中国人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替发展中国家着想。

广州日报记者:我很好奇,您处理一个外交事件或者是突发事件的时候,信息如何收集,如何去思考,最后如何做出决定?

吴:一般遇到一个事情我不急于下结论,我听,大家怎么看,包括自己的下属。然后这个过程慢慢形成自己的想法,跟人家去交流。

有的时候我发表演说,我讲了看会场的反应,是在认真听,是在交头接耳,还是摇头、点头,有些话讲得人家觉得很有道理,有些话还需要调整,外交工作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

我这个人特点不大容易满足,生活有意思就在这里,总是能追求做得更好。

吴建民小传

1939年出生于重庆。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

1961年到1965年,常驻布达佩斯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任代表翻译。曾经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纽约)任二秘、参赞等职,任中国驻欧共体使团及比利时使馆参赞。1991年到1994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1994年到1998年,历任中国驻荷兰大使、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及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1998年到2003年,任中国驻法国大使。

现任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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