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冯小刚炒作中国大饥荒，涉及敏感话题能通过层层审查
2012年12/08
冯小刚新片《温故1942》，蓝本是刘震云同名短篇小说，虽然电影剧本改至第12稿，但是电影剧本的两条主线；“一条沿着灾民逃荒的路，另一条是国民党政权对这件事的态度及处理的方式”，还是离不开小说“天灾和人祸”两个焦点。在长期的和平时代，面对危机与机遇共存的中华民族前景，提醒人们居安思危，很有必要。
不过提起“人祸”方面，刘震云和冯小刚的《温故1942》不免有重大缺陷，蒋中正领导的国民政府对于河南饿死“300万人”无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不能忘记1942年是日寇侵略中国的民族危机关头，民族矛盾上升到压倒一切的顶点。当时有河南人痛斥“水、旱、蝗、汤”四大害，其中“人祸”的因素是指中国河南战区抗日主将汤恩伯，而中华民族的死敌日本侵略军居然逍遥法外。
电影编剧刘震云作为河南饥民的代言人为《温故1942》得出最后结论；那些饥民接受了日本军队发放的粮食，帮助日寇一举消灭了汤恩伯30万中国军队。这个观点背离了历史事实，汤恩伯的国军在被日寇击溃后，有一些溃兵违犯军纪，抢掠河南民众甚至灾民，受害者被迫自卫反抗，收拾溃兵；并非有心帮助日寇消灭国军。
《温故1942》批判蒋中正不相信河南大饥荒，反而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支持了抗日战争，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后面这句话是当年毛泽东作的报告。他承认“陕甘宁边区只有150万人口，农民交公粮（农业税）1940年是9万石，1941年20万石，大灾荒的1942年还要16万石。老百姓为我们运公盐和出公盐代金，还买了500万元公债，也是不小的负担。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可见中国老百姓要为抗日战争出钱出力，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政策没有两样。刘震云和冯小刚既然《温故1942》，就不能排除中共和共军的因素。
河南只是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同周边省份密切不可分。它的西北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驻有八路军120师，其北方是八路军129师常驻的山西省，东北方是八路军115师常驻的山东省，东面是新四军第4师常驻的安徽省，南部是新四军第5师常驻的湖北省；周边这些中共主力部队都管辖面积可观的根据地和游击区，各部活动地区也包括河南省，他们对河南的日寇扫荡和大灾荒不会袖手旁观。对于天灾和人祸的战争年代，毛泽东指示“每一根据地组织几万党政军的劳动力和几十万人民的劳动力，以从事生产，即使在战争情况下，都是可能和完全必要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河南救灾功不可没。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冯小刚、刘震云的《温故1942》也把中共和共军作为电影剧本的第三条主线，但是广大看官最好知道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完整历史背景。
冯小刚、刘震云两位都是1958年出生，对1942年只能是耳闻；哪怕是1959年到1962年的中华全国大饥荒，《温故1942》的编剧、导演也没有什么切身体会。我们当过“知青”的“老三届”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对那三年“天灾和人祸”的民族悲剧感同身受。这么敏感的话题能够通过北京的层层审查，难怪冯小刚感慨现在整体相对过去还是要宽松一些。
[备忘录]
所谓“死亡300万人”只是记者白修德的揣测
河南1942年大饥荒究竟饿死了多少人？最常见的数据是300万，也有说500万的。这两个数据其实都来自记者白修德灾区之行的揣测。白氏说：“我们估计有200万到300万难民从铁路线逃出了灾区，另外200万人则已经死去。我们计算了一下，从我们在这里的3月份起，如果新粮没有像往年那样正常收获，如果到5月或者6月还不能接上，那么将还会有200万到300万人被饿死。我在最后一周里集中精力匡算出了灾区预计将发生的死亡人数，最乐观的估计，有500万人已经或正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死去。”
白氏在河南采访时间并不太长，所得资料也很有限，他这些推测的数字，并无太大的参考价值。目前可见到的统计数字有两份，一份是1943年河南省政府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这份报告统计了河南82县的因灾死亡和逃荒人数，总计：死亡人数288,006，逃荒人数1,526,662。但这份数据的真实性很成问题，因为1943年重庆已经将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救灾不力者往往直接免职。各县为表明自己的救灾力度，对死亡人数和逃荒人数往往选择尽可能少报。
另一份数据，来自收录在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档案中的《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1943年9月27日)》。张光嗣此行，调查统计了河南29个重灾县的人口死亡数据，具体数据如下表：
孟县95121禹县151028长葛58802潢川37392荥阳30347尉氏29654新郑34353密县34593广武15875汜水14306许昌183472鲁山13822临颖79715襄县118433鄢陵108498临汝36446宝丰11539郏县34458郾城40835叶县103737方城38974扶沟44210西华51989商水25899项城32147沈邱12815登封23517陕县19100偃师7916总计1,484,983
相对《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张光嗣的统计数据显然要更为可信。但张氏的数据具体如何得来，目下也并不清楚。不过，在某些具体县的死亡数据上，张氏的数字似乎是各种有来源的数据中最大的。譬如许昌县，张氏的调查数据是18万余人；曾任三青团许昌分团干事长的杨却俗先生则回忆称：“灾后，政府作了人口调查，除去死亡和逃亡，加上返回故乡的，仅有28万多，也就是比灾前少了13万多的人口”；而据建国后1953年许昌县计划统计科的资料，许昌当年饿死的人数则只有4.3万。数据如此之多，相差如此之悬殊，只能说，1942年大饥荒河南的死亡人数，至今仍是一个谜。
[附录]
中国官方还把那3年的困难情况的部分原因归咎于苏联逼债。根据史料记载，1961年2月27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1961年，根据中国总理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借了20万吨粮食，“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中国还对苏联表示“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说，苏联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
